芭樂人生

推薦序一：荒謬的青春，迷失在物語　郭強生
推薦序二：逃逸與自由──吳億偉《芭樂人生》　郝譽翔

芭樂人生 
他 
借貸家庭   
蒼蠅 
一九九九的最後一天 
名字 
跳舞機 
蜻蜓隊伍
網路失火事件 
後記：許正平V.S.吳億偉 對談

推薦序１

荒謬的青春，迷失在物語

　　初識億偉是因為報社請他來為我作一篇專訪，那一次我拉拉雜雜說了很多，等到看見稿子登出來我很吃驚，整理得非常好。他的文字很準確，很能夠抓到說話的人更深一層的情緒，卻又能很有節制地再還原於文字中。後來又讀到他得獎的散文〈軟磚頭〉，也是非常喜歡，更加深了我對他文字特色的印象：真實、精準、含蓄而動人。

　　這本《芭樂人生》看似文風一轉，走向荒謬超現實的實驗，但我看見的不是文字風格或形式多變，反是億偉最真的那部份：一個思緒細密的觀察者，從現實的小細節中企圖捕捉被壓抑的人性。與其說他的風格改變了，不如說他觀察的對象改變了。我彷彿看到的是一個林野間長大的孩子，好奇又困惑地走進了城市，對自己的青春消逝於商品消費網路虛擬水泥叢林感到哀傷，我會將他的小說處女作結集看成是一部青春「物」語，是物化時代的青春輓歌。

　　全書中除了〈芭樂人生〉與〈蜻蜓隊伍〉兩篇有著濃厚的懷舊情感外，其他都是對物化時代的觀察。值得注意的是，就如同〈名字〉中的主角叫「吳名字」一樣，億偉筆下的許多角色都是喪失了自我的主體性，甚至在〈他〉這一篇的結局裡，他巧妙地設計了一個環節，乾脆把「我」如何在現代社會處處都是冷漠的「他」之狀態下已不存在直接點明。其他諸篇也都看到一個個年輕人或藉跳舞機、或在網路遊戲中找尋認同，或在資本主義消費運作法則中漸漸消耗迷失。讓我驚訝的反倒不是自主性危機這個主題，而是作者如何花了這麼多時間去瞭解蒐集了這許多的現象，對事物的細節鉅細靡遺，這在「蒼蠅」一篇中最可見其極致。

　　在這個文學評論關鍵字標籤貼紙充斥的時代，我可想見讀者（或作者本人）都會急於想為這樣一本小說集找出一個定位。如果序文必須執行一下這個任務的話，我想億偉作品的底蘊是屬於後現代的。很多人誤解後現代一詞，以為只是形式上的拼貼解構、打破傳統敘事、甚至是反寫實，卻沒有去瞭解它是從極度的寫實中生出來的。它的重要主題之一就是人在科技掛帥、消費至上的社會中，生存狀態也進入一種虛擬的敘述，因此其技法之一就是，將寫實觀點推到一個極致便會出現主體性建構的破綻（最近後現代小說鼻祖唐德里羅的《白噪音》中譯本終於問世，建議不妨去看看所謂後現代小說的精神究竟為何）。《芭樂人生》何以「芭樂」也是在於揭露了類似的主題。

　　臺灣在還未進入後現代社會時，後現代論述已經如火如荼；而到了真正在每日生活中可感受到後現代荒謬的今日，卻又忙著去追尋下一波議題。說億偉的小說是「後現代」，是在肯定他作為一個誠懇的社會觀察者的成績。優秀的小說家，一直在尋找及反覆書寫的是屬於他個人的主題。億偉的小說技法已經純熟，日後如何運用在書寫人生的主題上，值得我們繼續期待與觀察。

郭強生

推薦序２

逃逸與自由---吳億偉《芭樂人生》

　　我和億偉認識得極早。

　　十一年前我離開台北，初到花蓮的東華大學任教。那時，學校才剛成立不久，學生還很少，上課大多是小班教學，不到十個學生，師生之間的關係自然相當的親密。回想起來，那應是我教書生涯中最快樂的一段時光，充滿了理想與朝氣，而且很幸運地，來到了一個新鮮又活潑的環境裡，和一群充滿光彩的年輕學子們聚在一起。我在系上開了小說創作課，選課的只有七位同學，我給他們讀羅蘭巴特《明室．攝影札記》、李維史陀《憂鬱的熱帶》、卡爾維諾《看不見的城市》，也給他們看極前衛大膽的電影：亞倫雷奈《去年在馬倫巴》、高達《中國女人》，甚至大島渚《感官世界》……。其實很多作品連自己也都似懂非懂，但不知從哪兒來的莫名熱情，就是一股腦兒的，想要把我曾經因此而受到的一些撞擊與震驚，也全都傳播到這群年輕人的身上去。直到今天，我還不確定當年的自己究竟作對了沒有？然而，在那時的課堂上卻出現了一個大男孩，就是億偉，他總是安靜地坐在靠牆的後排，穿著一件深藍色的大外套。他不是東華的學生，但卻每星期從花蓮市風塵僕僕地騎著摩托車，沿著一條花東縱谷的綠色公路，趕來壽豐旁聽，而下課後，他也不多說什麼，便又騎著車，風塵僕僕地趕回去了，帶著一身迴盪在太平洋與中央山脈之間的、山與海的氣息。

　　就這樣過了幾年，我知道億偉開始創作，得了些文學獎，很為他高興。他大學畢業後，決定賠了師範的公費，不去小學教書，我也支持他的決定。本來嚜，年紀輕輕的他，不應該早早就被一個工作困住。然後他到了台北，在報紙副刊當編輯，原本以為穩定下來了，但沒多久卻又辭掉，去完成台北藝術大學的碩士，寫論文時，他又獨自一人跑去上海，蒐集研究資料，一路走南闖北的，對於大陸的現況竟似乎比我還更熟悉，接下來，他竟又去德國海德堡大學攻讀跨文化研究的博士……。他人生中的每一步，總是給我出乎意料的驚奇，更訝異於他似乎寧可選擇一條迂迴、波折而辛苦的道路，也不要輕易的就安於現況。於是，我才漸漸地知道了，在億偉的心目中自有一番沒有說出口的理想，而他雖然一直默默，但其實早已有了定見。在人生的旅途上，他更像是一個不安的探險家，比許多同輩之人走得更大膽、更遙遠，而且不會輕易地就被現實中的小名小利所羈絆。

　　就在今年，遠在德國的億偉，終於交出了人生中的第一本小說，而其中有些篇章我早就讀過了，有些則沒有。在一口氣讀完後，我覺得彷彿認識他已經十年，但卻又從此有了一種全新的認識和體會，我恍然大悟，這一個出身台灣西部鄉下的、樸實無華的大男孩，他的內在絕非如同外表一般的乖順，他從來不服收編，也不想要投降繳械，他一直在以文字和實際的行動，找尋從人生軌道上逃逸的縫隙，以之抵抗甚而瓦解、碎裂這一座資本主義現代世界的成規。

　　也因此，億偉的小說有一種出奇的輕快、冷靜與荒謬感，就像是拿起一把發亮的小刀，一下子便切入了人生血肉的深處。得獎之作〈芭樂人生〉自是其中最完整的一篇，乾淨的文字，冷冷的諧謔，皆使得全文彷彿是一幅線條簡約、但卻力透紙背的超現實畫作，而展現出超齡的成熟度。這種孤冷卻又不流於艱澀的黑色幽默，也是億偉的獨到之處，在這本小說集中，我們很難讀出時下的書寫潮流，為他歸納在某一個門派之下，也不見到旁人明顯的影響，相反的，我們反而讀到了作者個人慧眼獨具的想像力，使得全書洋溢著一股新鮮的創意。他讓我不禁想起了花蓮，那一片在王禎和筆下充滿了荒謬喜感的狹長土地，因為落在島嶼的邊緣而遠離了主流中心，故反倒顯得特別的自在、輕盈，當述及人生之中種種難以逃脫的侷限和宿命時，也才能夠悲而不傷，哀而不悽。就像王禎和一樣，億偉也同樣喜歡以小說來描摹一種荒謬的情境，而不是在說故事，所以情節淪為次要的角色了，而令人難忘的總是主人翁所不知不覺中陷入的生命僵局---〈芭樂人生〉中在家族集體宿命之下，註定要變成一棵芭樂樹的男人；〈他〉中回到自己公寓，卻發現已被陌生人佔據，而忽然興起「這裡究竟是哪裡」的地方認同之曖昧位移；或是公寓牆壁上的霉不斷爬到主角身上，產生的主客顛倒之錯置；〈借貸家庭〉中靠信用卡紅利點數和現金卡借貸度日的家庭，莫名過起奢華生活，卻沒有現金去吃一碗街頭的刨冰；〈蒼蠅〉中流浪台灣各地去賣筆的年輕人，希哩糊塗踏上一趟環島的旅途；〈跳舞機〉中不斷隨機器跳舞的人；〈網路失火事件〉中把所有人全陷入其中的、真假難分的網路虛擬世界，這些小說就像是一幅又一幅充滿想像的驚人畫面，又像一幕幕變形扭曲的荒謬劇場，而每個人都居住在符象的世界之中，身不由己地被推入社會這一只巨大的滾輪，但越是賣力的搏命演出，卻越像是這一齣舞台上左支右絀的滑稽小丑。

　　在《芭樂人生》中，正常的理性只是被規範的瘋狂，而億偉彷彿是在後現代的喧譁噪音之中，發出了一股與時人不彈同調的、冷冷的輕笑。我喜歡他的不煽情、不耽溺，對於現實有一種直覺的哲學穿透力。也或許，這些年來他在人生道路上老是做出一些出人意表的選擇，也正是源於他早就意識到，所有人皆已身陷抽象牢籠，或是借用他小說中所說的，變成一棵芭樂樹的「芭樂人生」的宿命。就像他所喜愛的馬格利特（Rene Magritte）的畫作一樣：漂浮在半空中的黑衣男人，從藍色天幕中破開來的一隻眼睛，或是自廢墟中伸出來的巨大手指，不成比例而塞滿了房間的綠色蘋果，而這本《芭樂人生》不也是一直在拆解人生中無所不在的刻度與量尺，讓人得以釋放逃脫，從而展開了一條屬於新世代青年的二十一世紀的自由旅程。

郝譽翔

後記

越balled越寫實---吳億偉．許正平對談《芭樂人生》

　　許：這是你的第一本小說。所以，不免俗，第一個問題，就請你談談你的小說教養吧。怎麼會想寫小說？怎麼發現自己能寫小說？又想藉著小說表達什麼？這一路上，哪些人給過你重要的關鍵影響嗎？

　　吳：小時候上說話課的時候，我常常自告奮勇上台說故事。記得曾說過一系列的冒險故事，連續好幾個禮拜，帶領全班同學一同前往幻想國度，面對重重考驗。這或許是我最開始的小說寫作。我喜歡編織故事，喜歡幫許多奇奇怪怪的想法找出敘事的可能。不怕害羞地，我必須說，不知為何，儘管開始寫作之後，讀了一些小說作品，小時候閱讀的水牛出版社「五小冒險」系列，李潼一系列的兒童小說仍在心中占有極大份量，那些書啟航了我的想像力，開拓故事，乘風破浪；如今我發現我的故事似乎都帶著一點童話元素，或許正是源自這樣的啟蒙。

　　許：這似乎讓我得以窺知吳億偉小說中重要特色的原因，也就是那種和現實邏輯截然不同的，或者說逸離線實軌道的，天馬行空的想像力，把故事傳奇化、童話化的魔魅色彩。其實，這樣的寫作風格和技巧，在六年級小說家已被突出的新鄉土潮流裡並不少見，大膽一點，甚至可以就將這一批小說作品歸類到那樣一個流派中去，但我以為，這些篇章和新鄉土重塑歷史，或者以偏僻甚或帶點異國情調的土地傳奇意圖挑戰資本主義都市核心的根本分別之處在於，它們在將經驗魔幻化、荒謬化的同時，卻讓人感受到一種現實的迫近，彷彿有一種處於暗中卻近身的砲彈隨時伺機向人射擊，也就是，你所試圖處理的，似乎並非那些上一代、上上一代的歷史記憶，或翻山越嶺遠之又遠已如他鄉異國的地理空間，而就是此在的、吾等一代正在經歷或才發生過不久的所謂現實。這樣在外在看似遠離現實，內裡又分明貼近，幻想和寫實，幾乎是同卵雙生，這和你的經驗有關嗎？或者，又是什麼影響了你？

　　吳：的確，使我提筆的，常常是現實。在成長過程中，緊緊迫身的「當下」，往往讓人沒有餘裕在時間上，回首與眺望。整理這些小說時，我自己也驚訝到，我的文字，似乎不約而同反映某種生命情境，感動的瞬間，甚至是糾纏不止的困境。人物沖刷在現實中，逐漸失去個別性；我一直在尋找一種時間面貌，一種在一代人身上才有時間感，可以很個人；可以是無所謂、沒有意義的，我相信經過時間沖刷，其中閃亮的元素必定會被淘選出。因此，我享受擷取自己及他人的生命片段，去看去想，在那個怎麼躲不躲掉的時候，處在「當下」的人要怎麼去處理。荒謬與魔幻，或許是一種迂迴但卻能深入問題的方法，因為多少事情若是直接面對，最後只是陷入百里霧中。現實，可以比我們自以為的魔幻荒謬還要誇張好幾倍，以日日的速度逼近我們。因此，寫實有時其實是一種幻想。

　　許：除了那種迫近的現實感，在你的小說之中，我還讀到了一種很不一樣的面向，使得這些作品在新世代的鄉土寫作中顯得很不一樣，那就是，時空的不確定感，或者說，漂流感。我的觀察是，新世代即使寫一種無以無繼的不定著的人生，其時間和空間的指涉卻往往是很具體、很確定的，例如，童偉格寫北台灣的礦區、王聰威寫高雄哈瑪星、甘耀明寫白色恐怖和日據時代等等，但是你的小說裡時地卻往往顯得模糊，譬如〈芭樂人生〉、〈他〉，甚至更早的〈1999的最後一天〉、〈跳舞機〉，我們只知道他們的場景在樹林裡、在山區、在便利商店、在車站，但具體的年代、地點，則完全沒有提及，彷彿它們可以發生在此島嶼上的任何地方。通常，現實的企圖越強，對情節發生的時空背景應該也就越求精細，以求讀者之信服，但你卻似乎模糊了這些具體時空的指涉，是刻意的嗎？還是你的經驗本身帶給你什麼影響？你認為這樣的模糊帶給你的小說什麼不一樣的氛圍嗎？

　　吳：鄉土對我來說，或許不是特定的地點，而是一種感覺，地理上定點正如你說，在我的小說中並不重要。或許這跟自己小時候流動的經驗有關，從台北輾轉到嘉義到高雄，我念了四間國小，三間國中，有段時間，他人問我家在哪，我都得再確認一次，是指出生地？老家？現在居住的地方？還是戶籍所在地？因為這些答案分別是不同的縣市。在這些流轉中，我似乎習得了「遙遙相望」的技能，懷著那種一半是過客，一半又是家鄉的矛盾情感。身為永遠的新成員，你總是那個被觀察，也是觀察別人的對象，因為同樣的事情不停反覆，地方的獨特性慢慢在經驗中稀釋，人、情境、發生的事情，反倒成為一雙陌生的眼，所念茲在茲的。其實，每當聽到有人談起自己的家鄉，顯露一種從小到大成長的濃郁情感，我都十分羨慕，但我同時也相當疑惑與惶恐，如何能夠忍受一直待在同一個地方，如此黏稠的土地情感對我來說有時成了窒息羈絆。我不覺自己刻意寫出這樣的感覺，只是如此情緒，自然轉化入小說中，成為你所說的「模糊性」。但我認為這種模糊也許更是清楚，在我們看待事物的時候，抽離其它的元素，那關懷的核心，便藏不住。

　　許：接下來，我想談談幾個具體的篇章。首先，當然是書名的〈芭樂人生〉，它的確很適合做為「題名」，畫龍點睛了吳億偉小說的基本底蘊---關懷那些卑微到快要失去意義的底層悲哀人生，卻又出之以一種諧謔荒謬搞笑的調調。我以為，芭樂被放在這裡，至少有三層禁得起討論的意思，第一，它具有一種本土、在地的況味，其次，它暗指、反諷一種肥皂劇式的、balled流行歌般的現代人生，最後，它非常無厘頭而kuso，此三者的結合，正好構成了吳式小說的特色。但這些都未免是後見之明，我還是想請你談談，為什麼會選上芭樂？而不是香蕉或蓮霧？當初那個發想的點是什麼？

　　吳：老家尚未改建前，門口有一顆芭樂樹，大人們將遮蓋的鐵棚挖了一個洞，為了給它往上成長的空間，我們小孩子，則藉著那個洞爬上爬下的，尤其在芭樂結實纍纍的時候，常常爬上樹，上頭的人大力踩著枝枒晃動，讓一顆顆芭樂掉落，給底下的小孩子撿拾，準備大快朵頤。其實，那棵樹結的芭樂又小又硬，並不好吃，但我們總覺得那是家裡的芭樂樹，只有我們家的人才可以吃，特別珍惜。也許是這個經驗，對於芭樂，我有一股特別的情感，即便它在社會的解讀中，包涵了許多隱喻與意涵。這篇小說原想著墨人們生活裡的抽象芭樂元素，但書寫過程中，芭樂的形象卻越來越具體，似乎我想說的甚至我無能說的，都已結為纍纍芭樂，穿過那個長大後我們再也鑽不過去的洞，垂掛枝頭。不過其實在那之前，我們早已不再撿拾芭樂，直到砍掉前，那芭樂樹不知兀自生長多久，果實一年一年結果又掉落；幽幽地我只覺得，或許它也早將種籽偷偷埋在我們身體裡，等著哪一天再冒出芽來。

　　許：說到無厘頭，整本小說把這個特點發揮到極致的，應屬〈他〉這篇。我以為，很多讀者看完〈他〉後，甚至會有編輯、印製時是不是發生漏頁的狀況了，幾個看似毫不相干的情節片段怎麼會被集合在一起，成為一篇小說，然而這也正是〈他〉挑戰傳統小說敘述模式之所在，完全打破了線性時空的說故事方法，雖然，這種對線性敘述的破壞從波赫士、卡爾維諾以來，甚至本地的張大春、駱以軍等小說前輩早已在讀者面前操練多次，見怪不怪了，但〈他〉卻顯然更加「怪異」、「詭譎」，前輩們再怎麼打亂時空後重新拼貼、組合，總仍看似有一條隱形的線在串接這些片段的因果，或說，突顯因果論的荒謬，〈他〉卻徹底拋棄因果，不追求一種「意義的形成」。我好奇的是，為什麼你會認為這樣「幾個」的片段可以被放在一起成為「一篇」小說？你怎麼想小說這回事，或者，人生這回事？

　　吳：這問題使我想到一部喜歡日本影集，《世界奇妙物語》(世��奇妙�物語)，一九九○年開播，如今已近二十年，節目形式是由身穿黑西裝的男主持人帶領下，開始講述四個荒謬的人生故事。我特別喜歡這些統合在某個主題或氛圍之下，一齣齣短劇，一個個片段，所組合而成的奇妙世界。逸出。脫軌。雖然創作〈他〉之前，我並沒有看過這影集，但是那樣互不關聯，卻隱隱呼應的生活場景，在我眼中，確是人生風景，我常幻想，走在街上的每個人，都帶著一個結界，人人都被球狀的膜包覆著，膜裡，是屬於自我的故事。由於種種因緣際會，膜與膜開始滲透彼此，結界相遇，故事於是交織，也許是兩個人，三個人，甚至是一群人，完全無法預料與猜測。我覺得，這個世界的線，不是纏繞在時間之上，也不是纏繞在空間之中，世界本身就是糾纏的線，球狀的，長方型的，任意的，斷裂的片段並不威脅生命的連貫性，書寫小說，可以凸顯如此特色，將「完整」擺在一旁，直接讓故事走進來，就算沒了連結，也是故事本身。

　　許：〈借貸家庭〉應該算是你這本小說集中的集大成之作，它也獲得了○七年的聯合報文學獎小說獎，其中，現實的迫近和想像的狂放都到達極致，讓人同時感到現實的殘忍和可笑，原是雙面刃。整篇小說敘述的雖是一個家庭的借貸始末 ，卻又在形式上採取了了片段割裂再拼貼的手法，論者會說這是一種後現代小說的典型特色，但我想把它形容成一種逃離手法，從苦無出路的線性時空中逃離到破碎而非連續的時空中，當悲哀或絕望不再是一洩到底的完整墜落過程，痛苦就顯得不那麼沈重，無望的人生彷彿也可以好過一點點。同時，逃離也似乎構成你筆下這些小說人物和情節的內在精神，〈借貸家庭〉中的一家人藉著借貸的手法逃離貧窮的現實，〈芭樂人生〉裡的爸爸想用離家出走逃離家族宿命，逃離成為你小說形式 和內在精神的重大特色，也展現了你所關懷的底層人生無出路的悲哀和鴕鳥式的樂觀，所以，我特別喜歡你的這幾篇非線性敘事小說。你會繼續用這個方式寫作嗎？關心的主題也會延續？而你關心世俗的小說面向是否源於自身什麼樣的內在或形而上的關懷？

　　吳：我的想法常是跳躍的，思考的路徑控制不住，有時嘴巴突然冒出一句話，腦子蹦出一個想法，連自己也嚇到，這些跳躍的過程，也許都化身成了這些非線性的小說作品，但我從不自覺。不過，你所說的這些角色，我倒不覺得他們是逃離，他們同我一樣，用一種跳躍的姿態，面對不可敵或不可說的現實，他們跳了過去，追求自己的現實。如果可以的話，誰說不能一直借貸下去；如果芭樂家族中的父親沒有離開這片樹林，那才是真正逃避了他的人生。當然書寫的時候，我並沒有想那麼多。然而，也不能說角色自己發展劇情，我想是我們有了一些協議，我幫助他們解開束縛──那個我似乎逃不開的現實，而他們給了我一次乘風破浪的機會，去看看不同的世界。的確，我較為關心底層世俗的議題，這也許會一直出現在我的創作中，我認為文學最有意義的，就是可以寫下這些看似沒什麼，卻發生在每日的事情，越是流水帳越是瑣事，越是需要文字注入力量。小人物的故事往往最感動人，因為那是生活書寫的小說，我們有幸拿了筆，記錄那些片刻，也記錄了最容易被人遺忘的沒什麼。

　　許：最後，據了解，目前，你人「逃離」到德國海德攻讀博士，從一個師範學院公費生，轉念戲劇碩士，最後竟又出國念跨文化研究，認識你的人應該都會驚訝又佩服你的人生會轉彎。但，這是否也意謂著你也將逃離小說，逃離創作？談談你當下的生活，以及，下一步的創作計畫有譜了嗎？

　　吳：海德堡今年的冬天沒有去年冷，去年早早有了雪，今年到十二月初還攝氏八度。有時望向窗外，想到這本小說集其實離我很遠，不僅僅是空間，連時間也是。第一篇完成的是〈名字〉，一九九九年，那時我還是師院的學生，為了幫助九二一災區賑災，跟著學校團隊，抵達災情最嚴重的台中東勢。那時東勢國小有一半的校舍都是危樓，小朋友為了上課，得不停更換地方。我還記得那個畫面，許多龐然怪手，發出巨大聲響，將三四層樓的校舍挖成廢墟，一群小一的學生搬著椅子穿過操場，對比之下，那身影顯得相當渺小，似乎有某一個巨大的什麼壓著他們。當天我回到宿舍，翻到《聯合副刊》，發現這篇小說竟入圍了聯合報文學獎的決審，甚至還得到兩票支持。有股衝動想跟大家分享，但看看每個人風塵僕僕剛從各處災區國小回來，突然讓我覺得這件事、那樣的興奮，實在渺小，只是當時的我沒想到，這件渺小的事竟然讓我決定不去教書，一路跌跌撞撞，走到現在。如今我在異地等著初雪到來，站在海德堡內喀爾河(Neckar)旁，望向對岸一幢幢典雅豪華的歐式建築，環繞在不能全然理解的語言環境中，頹斷的城堡就在身後。靜靜地，河上貨輪駛過老橋下，橋上遊客們一群一群拿著相機拍照。

　　這些年，彷彿就是快門一瞬。

　　書寫是一定的，既然走了那麼遠。回頭看到自己的小說，又想起那些幼小的身影，現今都是十八歲成年人了，不知道他們心裡，有沒有惦記過那一段慌亂的日子。博士班的課業確實繁忙，提筆寫作常覺奢侈，但埋首理論與史料中，卻特別感覺到創作的實在。接下來，將會出版一本散文集，以家族勞動史為主題，書寫父母一輩的工作與生活，其中種種累積的生命記憶，底層人生對自己小小生命意義的追求，總是縈繞我心的主題，相關主題第二本小說集也會開始籌備。不過，我並不設限自己接下來寫什麼，我不太相信計畫的，因為人生自己會轉彎，隨著它走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