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主義的年代：我的政治軌跡

凡走過的，必留下痕跡。

　　這些年來，隨著中國的逐漸強大，民主和理想主義逐漸成了被人淡忘的概念，犬儒主義和經濟決定論正在形成中國新的主流價值。在這樣的背景下，從事反對運動面臨著很大的挑戰。 我把自己這幾年從事反對運動的過程中，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文章與聲明整理出來，也算是對各種問題的一個總的回應。

　　雖然是「我的政治軌跡」，但是這條軌跡並非我個人的一條道路，它實際上也是與中國問題，中國的發展，中國的未來，也包括兩岸關系，緊密聯繫在一起的。這些年來，我比較注重去思考的問題包括：回顧歷史，極權主義的基礎是什麼？如何才能走出極權主義的陰霾？作為反對派，如何才能提出具有建設性的批評意見，讓人民多一中政策上的選擇？臺灣的民主發展，將要如何影響中國的變化？或者反過來，中國的變化，又將要如何影響臺灣？而我們，又要從臺灣的民主化道路中學習到什麼樣的經驗教訓？最近幾年，一個新的問題也在引起我的注意，那就是所謂「中國模式」的問題。挾著龐大的經濟實力，中共正在向全世界，也包括臺灣，傾銷這樣的價值觀，就是「為了經濟發展可以犧牲一切」，或者說「經濟發展的價值高於一切」。這就是所謂的「中國模式」的基本特點。這這樣的模式建立在經濟決定論的基礎上，抹殺了人的存在意義，降低了社會的道德標準，是一種邪惡的價值觀。不幸的是，這樣的模式，價值觀，正在慢慢彌漫，不要說臺灣，就連西方國家一些政要也逐漸接受。這是對人類文明的重大挑戰，但是，今天又有多少人看到其危機所在呢？

　　這條路，我還是要義無反顧地走下去。我將繼續堅持做一個溫和，堅定，有建設性的反對派的立場，立足於理想主義的精神基礎，用更多的精力去研究中國面臨的具體的民生問題和制度轉型問題，把批判的激情轉移到制度設計和規劃上，爭取為未來的中國建立新的政治秩序和生活秩序。

　　我相信多年以後，當自由的火種照亮中國的那一天，我們回過頭來看當年為了追求民主曾經付出的艱辛與代價，會清清楚地看到今天的堅持的意義。

-----王丹

作者簡介

王丹

　　男，1969年2月26日生於北京，祖籍山東。1987年9月考入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系，1988年9月轉入該校歷史系。在校期間，主持「民主沙龍」，組織「當代社會問題研究社」，編輯《新五四》，《燕園風》等民辦刊物，從事校園民主運動。

　　1989年參與組織八九民運，任「北大學生籌委會」常委，「北京市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常委」，「首都各界愛國維憲聯席會議」召集人，為絕食發起人之一，並曾經擔任「保衛天安門廣場指揮部」副總指揮，六四後在當局全國通緝21名學生領袖名單上名列第一，同年7月2日在北京被捕，關押於秦城監獄。1991年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被判4年徒刑。

　　1993年2月獲釋後繼續在大陸從事政治反對派運動，籌集「互助捐款」資助政治犯家屬，發起公民上書運動，並擔任總部設於紐約的「中國人權」 組織的理事。1995年5月21日再次被捕，並於1996年10月30日以「陰謀顛覆政府罪」被中共當局判刑11年，先後關押於北京半步橋看守所和遼寧錦州監獄。1998年4月19日在國際輿論壓力下提前釋放，被從監獄直接流放到美國。曾三次獲提名諾貝爾和平獎。並獲美國民主基金會人權獎，民主教育基金會「傑出民主人士」獎，萬人傑新聞獎等多項獎項。

　　1998年7月進入哈佛大學，2001年6月10日獲哈佛大學東亞系碩士學位。2008年6月5日獲得哈佛大學歷史系博士學位。2004年8月－2005年4月在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訪問研究，2005年4月-2006年4月起為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中國研究中心訪問學者，2008年11月-2009年9月為英國牛津大學聖安東尼學院客座研究員，2009年8月至2010年2月為臺灣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客座助理教授。同時擔任中國憲政協進會主席，《北京之春》雜誌社社長， 中華學人聯誼會會長，國際組織「亞洲改革與民主聯盟」（ARDA）執委會委員，《新聞自由導報》理事會理事，自由亞洲電臺特約評論員，臺灣澄社社員，海外華文作家協會會員，獨立中文作家筆會會員。為北美，港臺多家媒體撰寫專欄。出版有《王丹獄中回憶錄》，《王丹觀點》，《聽風隨筆》，《在梵谷的星空下沉思》，《我異鄉人的身分逐漸清晰》，《我與深夜一起清醒》，《我在寒冷中獨行》，《我們在寫歷史》，《眾弦寂靜時的喧嘩》，《王丹獄中家書》，《不確定的時代》，《穿行在潮濕的記憶中》，《丹程路》，《Chine Le Defi》（法文），《我的青春歲月》，《我在哈佛的日子》，《王丹訪談錄》，《我聽見雨聲》，《王丹看美國的人文與自由》，《在夜雨中素描》等政治及文學等著作二十餘種，曾為臺北市駐市作家，並獲首屆世界華文文學獎詩歌首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