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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的空間:批判地理學芻論

資本的空間:批判地理學芻論

Spaces of Capital: Towards a Critical Ge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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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大衛.哈維無疑是他那一代人裡,最具影響力、最廣受徵引的地理學家。他的聲望遠遠超越了地理學,延伸到社會學、都市規劃、建築、人類學、文學研究和政治科學。這本書首度將過去三十年來的原創性文章彙整在一起,關注地理知識和政治權力之間的張力,以及資本主義的空間生產。

  大衛.哈維對於科學及地理學倫理中立宣稱的堅定質疑,像是一條線索貫穿了全書。他嘗試解釋資本主義的地緣政治,並將空間理論奠基於社會正義中。在這個過程裡,他處理了地理學史上遭受忽視或誤解的人物,將他們安置在知識史的脈絡之中。本書出現的人物有康德、凡邱念、洪堡德和拉提摩爾,伴隨了馬克思、黑格爾、海德格、達爾文、馬爾薩斯、傅柯和許多其他人,顯示了地理思想的深遠根源和意蘊。同時,哈維針對當前社會、環境與政治趨勢的生動觀察,顯示了這種思想對於認識世界的現況和可能未來,有多麼重要。

本書特色

  《資本的空間:批判地理學芻論》是群學出版的第四本大衛.哈維作品。如果曾因閱讀《巴黎,現代性之都》而拍案叫絕、從《新帝國主義》深獲啟發、讀完《新自由主義化的空間》仍覺意猶未盡,那麼,絕對不能錯過這本重量級的著作!

  「我熱切希望自己著作中的灼亮餘燼,能獲得年輕一代利用,在批判地理學中燃起一場火,持續燃燒,直到我們建立一個比起我們迄今所經驗到的,還更為正義、平等、生態健全且開放的社會。」哈維的這番自我期許,無疑是本書的最佳註腳。哈維的淵博學識、著作等身自是毋庸置疑,但真正撼動人心的是,他對社會正義的堅持及其公共知識份子的身影風範。細細閱讀本書,將窺見這位當代學術巨擘橫跨30年的學思歷程,以及他一路走來、始終如一的堅定執著。

作者簡介

大衛.哈維(David Harvey)

  紐約城市大學(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研究院人類學講座教授。曾任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地理系教授,以及牛津大學霍福德麥金德(Halford Mackinder)講座地理學教授。他於1980年獲美國地理學家學會頒贈卓越貢獻獎;1989年獲瑞典人類學暨地理學社頒贈安德斯瑞特祖斯(Anders Retzius)獎章;1995年同時獲頒皇家地理學會的派特榮(Patron)獎章,以及法國的法崔盧德(Vautrin Lud)獎。重要著作包括《地理學解釋》(Explanation in Geography, 1969)、《社會正義與城市》(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 1973)、《資本的限制》(The Limits to Capital, 1982)、《意識與都市經驗》(Consciousness and the Urban Experience, 1985a)、《資本的都市化》(The Urbanization of Capital, 1985b)、《都市經驗》(The Urban Experience, 1989)、《後現代性狀況》(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1989)、《正義、自然與差異地理學》(Justice, Nature, and the Geography of Difference, 1996)、《希望的空間》(Spaces of Hope, 2000)、《資本的空間》(Spaces of Capital, 2001),以及近期的《巴黎,現代性之都》(Paris, Capital of Modernity, 2003)、《新帝國主義》(The New Imperialism, 2003)、《新自由主義簡史》(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2005)和《新自由主義化的空間》(Spaces of Neoliberalization, 2005)等。

譯者簡介

王志弘

  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博士,台大城鄉所副教授,世新大學社發所兼任教授。

王玥民

  美國南加州大學歷史碩士,現專事翻譯。

 

目錄


出處

序幕
1. 重新發明地理學:與《新左評論》編輯對談

第一篇 地理知識?政治權力
2. 哪一種地理學對應哪一種公共政策?
3. 人口、資源與科學的意識形態
4. 對抗馬克思主義的迷思——芝加哥風格
5. 歐文.拉提摩爾:追憶錄
6. 地理學的歷史與現況:歷史唯物論宣言
7. 資本主義:片斷化的工廠
8. 聯邦丘觀點
9. 戰鬥性的地方主義與全球雄心:雷蒙.威廉斯著作中的地方、空間與環境之概念政治
10. 城市與正義:城市裡的社會運動
11. 製圖學認同:全球化下的地理知識

第二篇 資本主義的空間生產
12. 資本主義積累的地理:馬克思理論重構
13. 馬克思的國家理論
14. 空間修補:黑格爾、邱念與馬克思
15. 資本主義的地緣政治
16. 從管理主義到企業主義:晚期資本主義都市治理的轉變
17. 階級力量的地理
18. 地租的藝術:全球化與文化的商品化

參考文獻
索引

 

  任何嚮往改變我們思考和理解世界的方式的人,都不是在自己選擇的環境下這麼做。每個人都必須利用手邊的知識素材;每個人也必得嘗試與每個時代限制人們思想的預設、成見和政治偏向搏鬥,它們限制思想的方式,最好狀況下可謂是壓制性的寬容,最糟糕則是純然的壓迫。收錄在這裡的論文,寫作時間橫跨了30年,記錄了我企圖改變地理學科(這是直到最近,我在逐漸無法發揮功能、學界特有的學科知識劃分裡的位置)、相關領域(像是都市研究),以及一般公眾的思考方式的嘗試。這些論文也反映了這些年來,英語世界知識生產環境的變化。

  冷戰的展開,以及1950年代麥卡錫主義(McCarthyism)對思想自由的蹂躪,加上對於蘇聯史達林主義極端行徑的令人不安揭露,使得1950年代和1960年代初期,將馬克思的著述當成塑造新的理解和政治行動模式的嚴肅材料,成為極度困難的事情。事實上,誠如歐文.拉提摩爾(Owen Lattimore)的例子(參見第五章)清楚揭示的,在美國發出任何無法準確吻合美國外交政策要求模式的異議聲音(無論是否奠基於馬克思主義),都很危險。這項政策的主宰教條是圍堵蘇聯的勢力,並吸收或公然鎮壓一切試圖追求社會主義而非資本主義經濟改善路線的政治運動。然而,到了1960年代中期,許多人都知道主流知識系統對於理解非洲、拉丁美洲和亞洲大部分地區的眾多反殖民革命攻勢和鬥爭(經常是受到馬克思主義啟發),成效極為有限。

  隨著越戰的演變,美國也逐漸不被認為是在捍衛自由和解放,而是建立新型帝國主義來支援以美國為根據地的資本主義系統,儘管該系統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的災難性事件裡,已證明是脆弱不堪。美國的民權鬥爭和都市暴動(麥爾孔X〔Malcolm X〕、馬丁.路德.金恩〔Martin Luther King〕的謀殺,還有對黑豹黨的正面攻擊,以佛瑞德.漢普頓〔Fred Hampton〕在芝加哥遭國家刺殺告終),也要求在思想和政治實踐上認真重新評價。

  與馬克思交手很重要,這有兩個令人信服的理由:首先,這是為了理解在英語世界的官方圈子裡遭到嚴重詆毀和鄙視的學說,為何竟能廣泛吸引那些在其他地方為解放而積極鬥爭的人;其次,為了知道閱讀馬克思能否有助於提出一種社會批判理論,以便涵蓋和詮釋以1967-73年轉折期間的高度政治戲劇(瀕臨文化和政治革命)為顛峰的社會衝突。

  我自己針對這些題目的研究,屬於1970年代早期,試圖處理這些問題的普遍努力的一環。當然,發現馬克思主義學術研究的餘燼,在某些角落依然灼熱(保羅.巴蘭〔Paul Baran〕和保羅.史威吉〔Paul Sweezy〕的著作在美國發散光芒,杜伯〔Maurice Dobb〕、湯普森〔E . P. Thompson〕和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則在英國閃現光采),以及馬克思思想的各種流派在歐洲依然強勁有力,當然很有幫助。一開始,注意力必須放在恢復這些成果,同時對古典馬克思主義文獻發展出適應時代的新洞識。隨後,馬克思的著作變得廣受研讀和接納,但更晚些,卻逐漸被視為壓迫性的教條或不合時宜且反動落伍;因此,說明他的觀念有其生命,能夠調適和延伸來處理陌生的情勢是重要的。

  不過,我自己的具體研究角度不太尋常,因為就像地理學家很少把馬克思主義理論當成可能的思想基礎,馬克思主義傳統也極少關注地理問題(或是都市化問題,除非視為一種歷史現象)。如果有的話,就是基進地理學傳統(從來就不強大)重新探訪了無政府主義者,尤其是19世紀末期的彼得.克魯泡特金(Peter Kropotkin)和伊利希.瑞克勒斯(Elis?e Reclus)等地理學家兼無政府主義者,他們是當時的重要思想家和運動者。這個傳統深具價值。

  例如,它對於環境和都市組織議題(儘管有所批判),通常比馬克思主義還要敏銳。但是這些思想家的影響不是受到嚴格限制,就是經由像派崔克.蓋第斯(Patrick Geddes)等城鎮規劃師的影響,轉化為一種社群主義(communitarianism),並框限成為一種溫和而可以接受的對抗,以反抗像路易士.孟福(Lewis Mumford)所認為的、資本主義下技術變遷的反面烏托邦軌跡。1960年代晚期,基進地理運動有部分致力於振興無政府主義傳統,至於對譬如國族解放和反帝國主義革命運動有強烈同情的地理學者,則是以較為直接的歷史唯物論和經驗性模式來寫作,避開了馬克思主義的抽象化。這類地理學家(我想到的是拉提摩爾和凱斯.布坎南〔Keith Buchanan〕在他們的學科裡被擠到邊緣,經常被視同賤民。即使如此,基進地理學家依然試圖高舉這個傳統(面臨激烈反對),但也在基進地理學期刊《對蹠》(Antipode)(創辦於1968年裡,訴諸馬克思與恩格斯、列寧、盧森堡、盧卡奇等人的著作來支持它。

  本書第二篇起頭的幾篇論文都發表於《對蹠》,算是這項集體努力的一部分。當時很少人從馬克思主義視角,書寫資本積累的地理學、空間的生產,以及不均地理發展。馬克思雖然承諾一卷《資本論》用於討論國家和世界市場的形成,卻從來沒完成計畫。因此,我著手詳盡閱讀他的所有著作,看看他如果能活到完成他的論證的話,會對這些議題說些什麼。從事這樣的閱讀有兩種方式。一種方式是把馬克思當成「大師思想家」,他的陳述無論如何都配戴著絕對真理的認證標章。第二種我偏愛的方式,是把他的陳述當成暫時性建議和初步想法,必須強化才能形成比較連貫的理論性論證,尊重辯證法精神,而非像他大多數未曾出版的研究、劄記和信件般雕琢辭藻。以這第二種方式來閱讀,我發現馬克思提供了肥沃的基礎,讓我開展出一系列後續研究(部分收錄於本書),以及後來的幾本書,像是《資本的限制》(The Limits to Capital, 1982)、《後現代性狀況》(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1989)和《希望的空間》(Spaces of Hope, 2000)。

  但是學習馬克思的方法,也開啟了通往各種其他知識工作和政治評論的大道,涉及像是地理知識的政治爭議性質、環境議題、地方政治—經濟發展,以及地理知識和社會與政治理論的一般關係等多樣的課題;浮現出一整個探討場域,致力於掌握政治權力如何利用(無論如何界定的)地理知識。同時,這也指出了有界定出一門批判地理學(以及批判的都市理論)的急切需要,以便「解構」(採用當前的術語)某種看似「中立」或「自然」、甚至是「顯而易見」的知識,實際上如何成為維持政治權力的工具性手段。收錄於第一篇裡的論文,皆環繞這個問題盤旋。這裡匯集了足夠的局部證據,顯示這種關聯遠非只是有可能而已,即使令人滿意的、針對該想法的系統性呈現尚未誕生。我認為這些論文是為了更廣大計劃而準備的研究,該計劃值得賦予最深切關注,亦即地理知識在政治經濟—權力結構的延續,以及對抗政治—經濟秩序而尋求轉變上的角色。

  寫作這些主題的30年來,我很幸運能與許多學者和行動人士交遊,他們甘冒巨險,發展出主宰地理學的標準技術官僚遁辭(幾近於資本主義的護教學)以外的替代觀點。我虧欠這許多人士甚鉅,但因人數眾多,實在無法一一提及(我相信他們自己知道)。但是,由於吉姆.布勞特(Jim Blaut)這位長期同志的早逝,我要將本書呈獻給他,以資紀念。他近期出版的《八位歐洲中心論史家》(Eight Eurocentric Historians),正是我心目中強健的批判著作的英勇範例。我熱切希望,吉姆和(我期待)我自己著作中的灼亮餘燼,能獲得年輕一代利用,在批判地理學中燃起一場火,持續燃燒,直到我們建立一個比起我們迄今所經驗到的,還更為正義、平等、生態健全且開放的社會。

  大衛.哈維
  紐約,2001年4月

 

詳細資料

  • ISBN:9789866525278
  • 叢書系列:SCS空間與都市研究譯叢
  • 規格:平裝 / 640頁 / 15 x 21 cm / 普通級 / 單色印刷 / 初版
  • 出版地:台灣
 

內容連載

第2章 哪一種地理學對應哪一種公共政策?

地理學者對公共政治形成能否提供成功、重大且有效的貢獻?

皮諾契將軍(General Pinochet)是一位受過正規訓練的地理學家,他也成功的將地理學應用於公共政策。皮諾契以軍人集團首腦身分,於1973年9月11日推翻阿葉德(Salvador Allende)領導的智利民選政府,成立軍事政府。他反對類似社會學、政治學,甚至哲學等具「顛覆性」的學科思想,要求所有智利學校和大學都必須教授「愛國思想課程」,而他大力提倡地理課程,也是眾所周知的——據他說,這種科目最適合用於教導智利人民愛國思想,向人民傳達他們真正的歷史命運感。由於軍隊完全控制了大學,並嚴密監督學校教學,地理學必將成為智利教育系統中的重要學科。

皮諾契將軍也積極改變智利的人文地理。這裡有個恰當的範例。智利的健康照護系統有段時間曾包含三個不同部分:富人依據「自由市場」準則來支付醫療服務;中產階級利用民營保險計畫資助的醫院系統;低階層及窮人(約佔人口的60%)則透過國家健康服務(National Health Service)體系支持的社區健康中心,接受免費醫療照護(Navarro 1974)。前述三個部門中,第三個部門向來資金不足,備受忽略,但是在阿葉德執政期間,資源逐漸由前兩個部門移轉至社區健康服務。健康照護體系的地理,開始從一種迎合中上階級需求,由供應者掌控、以醫院為中心的集中式系統,轉化為由社區掌控的分散式免費健康照護系統,以符合下層階級與窮人的需求。這種轉型並非全無抗拒——醫院系統供應者發動示威,力求保持舊有的健康照護的社會地理,反對新地理的興起。然而,社區健康中心在阿葉德在位期間蓬勃發展。此外,透過成立社區健康委員會來達成社區控制,對政治影響甚鉅,生活的諸多面向也開始環繞著社區健康中心組織起來。健康照護的重心也由治療醫學(擁有令人目眩神移的昂貴裝備)轉變為預防醫學,將醫療照護視為整體環境議題(供水、汙水處理等等)不可或缺的一環。社會接觸、政治權力及分配的人文地理,因而產生前所未有的變化,下層階級和窮人開始了解他們控制自身所處社會狀況的潛力。

但軍事力量和皮諾契將軍改變了這一切。社區健康委員會解散了,許多參與者也遭囚禁或處決。社區健康中心的運作受到嚴重限制。醫療體系的管理大權重回醫藥供應者手中,回復至一種以醫院為中心、符合中上階級需求的集中式系統。治療醫學又成為常規,少數人的開心手術取代多數人的衛生環境改善,成為醫療保健的主要目標。舊地理捲土重來,新地理則遭廢棄。因此,地理學家(皮諾契將軍)的介入,成為智利健康照護體系之人文地理的決定性力量。

智利似乎與英國相去甚遠。然而,我之所以引用這個例子,並非要同英國比較,尋求相似之處(儘管這裡不得不指出,一個在1939至1945年間堅決反抗法西斯主義的國家,卻在皮諾契將軍當權後急切地伸出友誼之手。不但如此,1973年夏天,英國國家健康服務重組,移除所有社區控制的痕跡,將健康照護的提供牢牢交在偏好集中式醫院健康照護系統的供應者手中)。我的關切是要利用這個地理學成功介入公共政策的範例,指出將地理學應用於任何公共政策之前,必須提出的兩個非常基本的問題:「哪一種地理學?」及「用於哪一種公共政策?」

這些是很難回答的問題。也許比較好的方式是先探問:我們一開始為什麼會覺得有必要將任何類型的地理學應用於任何類型的公共政策。如果我們認真思考我們的動機,會發現這種急迫感源於個人抱負、學科帝國主義、社會需求和道德義務形成的奇特混合。某些人受各種因素影響(或自認為受影響)的程度可能不一,但毫無疑問的,沒有人能聲稱自己完全不受任何影響。

個人抱負是個重要因素,因為我們都成長於一個內蘊了個人主義和競爭性的經濟和社會體系。由於社會裡的權力(包括經濟和政治)大致集中於公共領域,學者便自然而然被吸引到權力之所在。個人野心大概是解釋個人行為的動機因素中,最重要的一項,卻無法充分解釋地理學者的行為不同於其他學科人士之處,而且至少在英國,一個野心勃勃的學者是否會在學科階序分明的學術界中,選擇一個明顯劣勢的基地〔譯按,指地理學〕為出發點,恐怕不無疑問。

就某種程度而言,學科的聲譽和地位是一種以群體意識為仲介的個人抱負。學門無可避免地將個人予以社會化,使個人以「地理學」、「經濟學」、「生物學」等詞彙來定位自己的認同。我們常在他人問起「你是誰?」時,回答「我是地理學家(或經濟學家、生物學家等)。」學科的重要性在於它能讓我們了解自己的角色,進而提供安全感。然而,地理學是諸多學科的一支,必須與其他學科爭取公眾眼中的地位和特權。各學科也會競爭公共經費。因此,那些自稱「地理學家」者的保障,大致取決於地理學相對於其他學科的地位。於是,我們就認為「對地理學有利者必對我有利」,進而認知到「對地理學的威脅就是對我的威脅」。發揚地理學就是彰顯自己,我們也藉由保衛地理學來保護自己。

個人抱負和學科帝國主義,大致上可以用來理解個人和專業行為,但我認為這種說明仍過於簡化。因此,接下來我打算將個人抱負暫時擺在一邊,集中焦點討論其他兩項更深刻的問題:社會需求(經由學科帝國主義的仲介)和道德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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