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我是蔡英文，有很多方式可以講我這個人的故事。
百般思量，我選擇用這個方式開始。
在很多年前，我還是一個走路喜歡靠著牆邊的人，我是一個學者，不喜歡引起別人的注意，也不習慣變成社會的焦點。我自認是一個安靜平凡的人，也只想成為一個安靜平凡的人。但是，人生的重大轉變完全出乎我自己的規畫和期待。我正在從事一件有時候連我自己都覺得匪夷所思的事。
我出生在台灣，成長在台灣，和台灣的呼吸及脈動緊緊地結合在一起。每當獨處靜思的時候，回過頭去看自己這一路上如何走來，我都會驀然憬悟：幾十年來的人生轉變，都和台灣的重大改變，一起相依相存。
讓我從那個叫WTO的「世界貿易組織」開始講起。我記得小時候並沒有聽過「全球化」這三個字；在我念大學的時候，這三個字也不是什麼流行的學術語言。當時的人們只是隱隱約約覺得，世界正在快速變化，國與國之間的交流越來越頻繁。那是一種尚未被清楚定義的趨勢。作為一個研究社會科學的學生，我意識到世界正在經歷巨變，我想研究它，想把它的奧秘挖掘出來，所以，我在倫敦政經學院（LSE）的博士論文就是從國際競爭法切入全球性的問題，研究一個本土市場如何在國際市場的快速變化中建立防護機制（Safeguard）。在那個時候，這是一個相當先進的國際課題，我從沒有料到，因緣際會下讓我能學以致用，也改變了我的人生。
我人生的第一個轉折，是從一個在大學裡教書的教授，變成台灣國際貿易談判的重要成員。在我學成歸國的時候，台灣正處在一個十字路口上。經濟方面，台灣已是一個出口導向的新興貿易國，有很大的貿易順差，當我們想把東西賣給更多國家，同一時間，也有很多國家看上台灣的市場，想把貨品賣到台灣；台灣面臨的是來自國際的市場開放壓力，也是一個商機與危機並存的時刻。政治方面，台灣在外交戰場上的不斷挫敗，讓很多人開始思考台灣唯有加入國際組織，才能充分保護經濟的自主權及長遠利益。加入WTO就是台灣的解答。
一九八五年至二○○○年是台灣對外貿易談判的高峰，當時台灣沒有參與多邊貿易談判的經驗，也就沒有足夠的國際法律知識與整體架構，來撐起這麼大規模的貿易談判。簡單的說，台灣正在摸索如何進入一個與全球做生意的時代，各式各樣的利益衝突必須有人做全盤的規畫與把關。
我站在那個十字路口上。十幾年的國際貿易談判經驗，我就在現場，在第一線，看著台灣加入WTO，一步一步走進全球化的時代，也守護著台灣的優勢和利益，因應全球化帶來的挑戰。
加入WTO是台灣蛻變的重要里程碑，但這個蛻變卻是和攸關台灣生存發展的中國一起發生的。在過程中，我被當時的李登輝總統延攬，進入國安會研究兩岸關係的各種問題，並提出研究結論，作為當時政府兩岸政策的重要參考。我人生的第二個轉折也已經在轉角等著我。
二○○○年五月陳水扁前總統任命我為陸委會主委。我離學者的身分又更遠了一步，變成了國家的政務官。我要領導一個部會，站在第一線面對中國，處理兩岸關係，主導台灣兩岸政策的走向與速度，我要為政策負責，我要跟人民溝通，我必須去立法院備詢，這些對我來說都是一個全新的經驗。
在我擔任陸委會主委期間，是幾十年來兩岸關係面臨重大調整的時期，所有人的目光都關注著第一次執政的民進黨會如何穩定兩岸情勢、推動兩岸關係的發展。公元二○○○年時，第一次政黨輪替讓當時對民進黨極為陌生的中國當局改變了對台政策，台海情勢變化難測；當時執政數十年的國民黨交給我們的台灣，又是一個在許多方面仍然活在「不接觸、不妥協、不談判」的三不政策下的台灣。作為民進黨第一任陸委會主委，必須面對中國的敵意與不友善態度，穩定大局，又要改變國民黨「三不政策」，讓它往開放的方向穩健地前進。那又是一個十字路口。往哪裡走？如何去走？每一步都要瞻前顧後，每一步都舉足輕重。
我在最短的時間內，規畫並完成了兩岸之間的小三通，那是台灣與中國貿易開放法制化的濫觴。緊接著，我透過「經濟發展諮詢委員會議」的召開，對兩岸經貿政策的走向，凝聚了朝野及社會的共識。二○○三年完成「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大幅修正，奠定兩岸關係長期發展的法制基礎，並讓兩岸經貿逐步與國際多邊體系接軌。在那之後，兩岸之間的經貿往來越來越頻繁，越來越直接。我們又走過了一個十字路口，我人生的轉折，再度見證了台灣走向下一個階段的歷史過程。
我人生的第三個轉折是在二○○八年的五月，在那一個對本土支持者來說徬徨無助的春天裡，我的身分又從一個退下來的政務官變成民進黨的黨主席。我為什麼會想在那個時刻接下民進黨主席的重責大任？最簡單的答案大概是兩個字：「民主」。我認為，在成熟的民主社會中，如果沒有一個強而有力的反對黨存在，民主政治極有可能會倒退。當然，如果我本身沒有能力，社會對我也沒有期待，也許我還可以置身事外。可是，當我明明可以有所作為卻選擇不作為時，我一輩子都不會原諒自己。
就這樣，我又來到了十字路口上。我很清楚地知道，自己必須一肩挑起民進黨走出谷底的重責大任，讓它繼續在台灣民主路上扮演重要角色。這三年多來，我每天的座右銘都一樣：絕對不能讓民進黨倒下去。我做到了，我很驕傲可以領導民進黨浴火重生。現在我可以很大聲地說，我沒有缺席台灣民主化的關鍵試煉，非但沒有缺席，我比任何人都更戰戰兢兢。
這就是我人生的故事。一個由多次轉折所構成的人生故事。
當台灣走在全球化的路上時，我在那裡。當台灣意識到兩岸關係必須改變的關鍵歲月時，我在那裡。當台灣的民主面臨重大考驗時，我也在那裡。
台灣，我一直都在；我和她一起改變。
我人生的歷練伴隨著國家的重要轉折，讓我跟這個社會、這塊土地緊密連結。我很榮幸能親身參與台灣的關鍵時刻，它讓我看了很多，想了很多，也做了很多。
我是蔡英文，我現在走路有時候還會靠牆邊，不過，我知道，現在的我跟以前已經不一樣了。
前言
三個人的眼淚
有一次，民進黨台北市黨部邀我到「民主沙龍講座」演講，題目是〈意外的人生〉。看到這題目，我不由得笑起來。
人生本就是意外的組合，「意外」可以說是人生的常態。不過，我的人生變化，還是超越了我的想像。小時候，我未曾想過自己會讀到博士；沒有想過，在我生活當中，幾乎每天都要見很多人，和他們寒暄、握手，站在台上對許多人講很多話。我更沒有想要立志當總統。
我從沒有想過，有一天，這會是我的真實人生。
我生命中最大的一個意外轉折，緣自於三個人的眼淚。
二○○八年三月二十二日是總統大選投票的日子。這次總統大選，民進黨的長昌配—謝長廷、蘇貞昌，對上了國民黨的馬蕭配—馬英九、蕭萬長。這時我已經卸任行政院副院長的職務，離開政壇已經半年多了。我打定了主意要過自己的生活，不再插手政治，除了幾次受邀站台、參加投票前的大遊行，我並沒有特別投入這場選戰。
大選期間，我的確注意到選情並不樂觀，但當票開出來，看到民進黨居然大輸兩百多萬票時，我還是被嚇到，因為和預期實在差太多了。心情很不好，關了電視，窩在家裡，不想出門。
想不到，剛從美國返台的朋友來敲門，劈頭就問：「妳怎麼還在家裡？」因為心情盪到谷底，我沒好氣地回答：「在家裡有什麼不對？」
「輸成這樣，妳總該去競選總部看看吧！」雖然心裡想著：「去了好像也幫不了什麼忙．．」但嘴裡卻已經不由自主地回答：「好啦！我們去看看。」
沒有心情開車，我們坐了計程車，趕往競選總部，也就是開票晚會的地點。計程車只到了長安東路高架橋就無法往前走了，太多的人潮趕往競選總部，警察把附近道路都封鎖了。我們只好下車。
一下車，我就看到路旁有一個阿伯哭得好傷心。他約莫六、七十歲，個頭矮小，面目黝黑。一看到我，他就衝上來，拉住了我的手，對著我，像溺水的人抓到救生圈一樣，無助地問我：「怎麼辦？怎麼辦啊？」然後他哀號：「沒望了啊！」淚水漫過他臉上如阡陌般的皺紋。
我忘了自己是如何安慰他的，他讓我想起許多南部家鄉的親戚。對於他毫不掩飾的難過，我的心裡很震驚：「怎麼一個六、七十歲的男人哭成這樣！」
進入晚會的現場，雖然人很多，但氣氛卻很沉重，大家三三兩兩坐在地上，頭跟頭靠在一起，像在相互扶持、安慰。晚會還沒開始，空落落的舞台上沒有人，布幕上掛著「珍惜民主，疼惜台灣」八個大字，喇叭播放著〈伊是咱的寶貝〉，有人扛著「天佑台灣」的大旗在人群中走來走去。台下的民眾，有的人仰著臉朝向舞台的方向，皺著眉頭、沉著臉，臉上寫滿著沮喪、委屈、哀傷與不甘。
我跟朋友循路往後台走去。一家電視媒體忽然攔住我想要訪問。他們問了一些話，我也回答了。詳細的內容，我已不復記憶，不過，我記得其中一句：「我們很快會回來的！」
過不久，晚會開始。前台激情的講話聲和群眾的回應，傳到後台依然十分清楚。我在後台四處看看，和認識的人打打招呼。等到謝長廷前院長和競選團隊站上台，發表敗選感言時，我也停下來看著電視轉播的畫面。
那篇感言寫得很真摯，看得出來，謝前院長在講話的時候極力壓抑自己的情緒，臉上看不出有什麼表情。不過，在他右後方的蕭美琴，卻吸引了我的注意。不知道蕭美琴已經哭過了幾回，一雙深邃而美麗的大眼睛已經略顯浮腫。在謝前院長講話時，她一下抿嘴，一下低頭，不時又抬頭往上看，似乎是在強忍住自己快要溢出眼眶的淚水，當謝前院長講到「愛我們台灣，愛我們的土地，愛我們的國家」時，她的眼淚就撲簌簌地流下來。
這樣強烈的情緒似乎感染了所有人。
晚會結束，我才剛從後台走出來，就在路上看到一個像大男孩一樣的年輕人一面走一面哭，哭得好傷心。我認得這個人，是在清大教書的姚人多，他曾經邀請我去清大社會學研究所演講。平常嘻嘻哈哈的一個大男生，此刻卻哭得如此肆無忌憚，完全不在乎旁人的眼光，像一個小男孩失去心愛玩具般地傷心、無助。
我從來沒有看過一個大男生哭成這個樣子，我很震撼。我一直認為，選舉總有成敗，就算碰到失敗，也還有成功回來的時候。為什麼要哭成這樣呢？是不是他們在這場選戰中付出了太多？還是，失去太多？
這三個人的眼淚，讓我開始想：「民進黨究竟做了什麼？讓這些人這麼傷心難過？是不是我們做得不夠好？還是我們做錯了什麼？」
對於他們的傷心，我覺得自己好像也有一份責任。
於是，我做了一件我平常很少會做的事：我走上前，對正哭得淚眼迷茫的姚人多說：「你不要哭了，我答應你去清華演講啦。」他抬起頭，看看我，點點頭。
過了幾天，姚人多出現在我辦公室。那天有點涼，他穿了一件咖啡色的外套，我以為他要來談安排去清大演講的事，不料他一開口，卻是：「副院長，我覺得妳應該來當民進黨主席。」
對於這個戲劇性的建議，我的第一個念頭是：你在跟我開玩笑嗎？
跋
繼續向前
我很慶幸自己在充滿愛的環境下長大，所以我自認是個有自信的人，有能力處理風險，又有足夠的勇氣，乘風破浪。
在成為領導人後，我的自信來自基層人民的支持，他們陪著我走過一關又一關。這一路，我心裡有著滿滿的感動。
我曾在許多場合都說過一個洗碗歐巴桑的故事，但我樂意再說一遍。
二○○八年，在外界都不看好的時候，我接任黨主席。我決定發動小額募款，小額募款就像是剛學步的孩子，要小心翼翼一步一步走，重拾人民的信任。
隔沒多久，黨部收到一封來自台中的信件，裡頭夾有兩萬元現金和寫得滿滿的兩張信紙。端正的字跡寫著：「看妳要出來募款，令人感動，不須向企業家、財團低聲下氣，拿人手短，反而阻礙改革。」
我本來想親自向她表示感謝，但在新聞曝光之後，歐巴桑來電叮嚀，說這兩萬塊是她自己在餐廳洗碗所賺的整整一個月工資，她不想曝光，把這筆養家錢捐給民進黨是希望蔡英文加油。
後來，我在很多公開場合感謝她，她讓我更加相信，小額募款不是小錢，而是來自土地，代表正義。所有這些「小錢」，都比任何一筆大錢更有價值、更有意義。
我永遠記得，她說不求我們有什麼回報，只希望民進黨替她保住台灣的主權：她要繼續當台灣人。
我知道，一個人民的聲音，背後是無數無聲的吶喊。更不用說我親眼見到的。
這三年多來，我奔波在台灣的大街小巷，在菜市場、路邊攤、小吃店，常常會看見幫忙家裡做生意的小朋友。他們放學回來，在油膩的桌上、在昏黃的燈光下，寫著功課。客人多的時候，必須把桌子讓出來，還要幫忙招呼。我看著他們，看著台灣未來的希望在昏暗中閃閃發光。
這些安安靜靜、堅持信念的人們，就是我要繼續為台灣人民努力付出的響亮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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