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馬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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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龍馬勇於改革的奮鬥精神

　　明治以後的日本文學史上，有三個人被推崇為國民作家，分別是夏目漱石、吉川英治與司馬遼太郎。夏目漱石一連串的作品都非常出色，其中《心》一書表達明治時代的終末，明治的精神衰亡，同時個人的生命也要結束，換句話說，這部以時代的精神為中心的作品，象徵明治時代國民的生活心得、感情和思想，正是國民文學的代表。

　　吉川英治在二次大戰前，於《朝日新聞》上連載的《宮本武藏》，則是描寫以野性之劍為社會、國家奮鬥的人物，成為引起國民關心、促進軍國思想的最有人氣小說；戰敗後，吉川又寫了《新．平家物語》抒發敗戰國民的無常觀念。這兩部作品奠定了吉川英治國民作家的地位。

　　國民作家第三人就是司馬遼太郎。他不像吉川英治經歷戰爭，寫出「軍國日本的精神是軍人的靈魂」這樣的作品，他面對戰後的日本，反省戰爭，促進經濟發展，追尋國家復活的時代精神。這就是一九六二年開始連載的《龍馬行》，該小說的主人翁(土反)本龍馬是近代日本的先驅者，明治維新的開創者，司馬認為龍馬的革命熱情與追求理想的精神，鞭策出明治時代的進步性。

　　其後，司馬另寫《(土反)上之雲》，以日露（俄）戰爭為背景，表現當時日本國民的國家意識，在經濟高度成長的一九六○年代也應有存在。鼓勵「每一位國民都有其任務，必流血流汗，創造歷史」的時代精神，這是司馬被稱為國民作家的原因。

　　遠流出版公司把司馬遼太郎著的《龍馬行》翻為中文出版，我認為有相當的時代意義。這部小說內容除了許多有趣的故事，最重要的是(土反)本龍馬追求理想的精神與開拓的性格，完全展露在故事裡面，我本人仰望這一偉大人物，總認為真可用「天降奇才」來形容他，龍馬可說是揭開日本近代發展序幕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在德川幕府時代末期，日本處於反對、支持幕府兩派的紛爭，及各藩國分據中。當時，在倒幕派與開國、鎖國等事件，薩摩、長州兩大藩國分裂等紛亂中，居間調停並拯救日本免受戰火之擾的奇人就是(土反)本龍馬。

　　龍馬的精神不朽地存在於思考著現今日本課題的人們心中，歸功於司馬在《龍馬行》中，描寫從離開土佐藩，成為勝海舟的門生到被暗殺的五年之間，龍馬歷經有如環遊世界一般，走過海洋與陸地的旅行。他非常地忙碌，為了締造新的國家而將全部心力貫注其中。

　　在此期間，他從事的政治活動不勝枚舉。其在政治上所留下最重要的功績是使薩摩藩和長州藩達成同盟、促進政權奉還，而且在從長崎上京的船上，早就想好以「國是七條」作為藍圖，重新塑造國家新樣貌，就是有名的「船中八策」。其目的是要讓幕府將軍了解這個建國策略後，願意將政權還給天皇，那麼日本將因此避去內戰的發生，國家也才有改革與現代化的希望。

　　龍馬只活了三十三歲，實在令人惋惜；但在他短暫的生命中，卻將生命的意義發揮到最高點，影響日本國家發展至深且鉅。我和龍馬沒有絲毫交集，但是在十二年間的總統任期中，龍馬的「船中八策」這個想法對我確實有很大助益。

　　讀《龍馬行》一書對龍馬一生固然會有一定的了解，然而個人認為紀念龍馬先生最重要的是學習龍馬勇於改革的奮鬥精神，尤其是當前亟須改革的台灣，特別需要一位具有龍馬精神的領導者，台灣才不會失去前進方向。

台灣龍馬會名譽會長 李登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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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反)本龍馬的造型與變形

　　(土反)本龍馬被害時，日本明治維新時期才正要展開。他來不及參與日本社會的現代化改造，如果他活得長一點，歷史地位與評價是否能夠如此崇高，似乎令人懷疑。千古艱難惟一死，如果(土反)本龍馬壽命短一點，也許來不及介入幕末時期的政治風雲；如果長壽一點，也很有可能捲入明治時期的政治鬥爭。他被暗殺時，尊王攘夷的思考已經成熟，但是明治天皇的前景，似乎還是陰晴未定。他在今天被尊崇被膜拜，甚至演變成為近乎神話的故事，或許是因為他死得其時。他的死是那樣悲慘，而他的理想與懷抱也來不及實現，但是他的志業卻被後人繼承並發揚光大，這正是(土反)本龍馬的生命最迷人之處。

　　歷史往往是被解釋出來的，像是一粒種籽埋進土裡，卻因為接受陽光與空氣的召喚，慢慢蜿蜒延伸出錯綜複雜的枝葉。被埋在日本土壤的(土反)本龍馬，在明治維新成功之後，開始接受後代歷史家的召喚。不同的筆鋒，鏤刻出不同的(土反)本龍馬形象。他的歷史地位遠遠超過參與明治維新的西鄉隆盛，原因無他，完全是拜賜於歷史家的追憶、形塑、改寫、詮釋。他被暗殺，來不及涉入日後連綿不斷的權力鬥爭，從而使他生前的形象相當潔淨而完整保存下來。但是歷史家的筆，永遠及不上小說家的豐富想像。(土反)本龍馬能夠在二十世紀，甚至跨越到二十一世紀，不斷被日本人懷念，必須歸功於司馬遼太郎撰寫的歷史大河小說《龍馬行》。

　　這部歷史小說撰寫於一九六○年代，那段時期日本漸漸從戰敗的廢墟復甦過來。從明治維新以降的帝國榮光，完全是依賴一次又一次殘酷戰爭的勝利累積起來。一九四五年被迫投降時，日本人的士氣可謂降到最低點。他們需要尋找一位可以效法的歷史人物，重新點燃暗藏在內心的希望。司馬遼太郎撰寫的歷史小說，使傳說中的(土反)本龍馬又起死回生。妙筆生花的技法，歷史知識的純熟，彷彿賦予抽象人物生動的容貌與豐富的情感。小說中充滿青春氣息的(土反)本龍馬，躍然紙上，幾乎打動每一位國民的心。他的狡黠，他的機智，他的抱負，帶給挫折中的民心士氣一股非凡衝擊。當時所捲起的閱讀熱潮，不能不使人相信，如果沒有司馬遼太郎，日本國民記憶中就沒有(土反)本龍馬。

　　司馬遼太郎最成功之處，就在於他非常尊重歷史事實的先後發展次序。對於已經發生的事件，在小說裡絕對不會輕易挑戰。但他從來不會被史料所綁架，在事件與事件的縫隙之間，注入極其生動的想像，虛構出場人物的情緒流動。但是最為關鍵的秘訣，就在於他行雲流水的文字，使段落與段落之間膨脹著飽滿的戲劇效果。凡是(土反)本龍馬登場的地方，就一定出現引人入勝的畫面。最有趣的是，司馬遼太郎在敘述時，突然停筆，以現身說法的姿態交代史實；彷彿電影在進行時，驟然停格，導演會出來解說歷史事實。文字是平面的，故事發展的速度或快或慢，可以由作者隻手操縱。讀者閱讀之際，或啞然失笑，或會心微笑，不能不佩服作者出神入化的巧妙技藝。

　　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能夠完整閱讀這部歷史小說，不能不使人感嘆台灣作家的歷史想像還猶待開發。(土反)本龍馬在生前所嚮往的現代國家圖像，與日後的歷史發展可能有所落差。但是他有關日本國家的想像，包括尊王攘夷、國家統一、君主立憲，都在他的「船中八策」釀造了雛形。後來的歷史走向，似乎與他的船中八策銜接千絲萬縷的關係。歷史家便是根據這樣的因緣關係，重新建立(土反)本龍馬的形象。由於經過再三解釋，他的人格就越來越龐大。司馬遼太郎在他的作品裡，使這條歷史主軸維持不變，卻依賴想像描繪出開枝散葉的故事。

　　台灣歷史從甲午戰爭以降，歷經殖民時期與戒嚴時期，必然也埋藏著相當豐富的人物傳說。自一九七○年代以降，台灣歷史小說撰寫蔚為風氣，卻無法造成閱讀風潮。由於受到僵硬史料的綁架，作家往往困頓於歷史事實的重建，使小說人物無法掙脫時間空間的框架，因此就很難到達司馬遼太郎那種揮灑自如的境界。掩卷之餘，對台灣歷史小說的期待就更熾熱了。

政治大學講座教授 陳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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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藩士、劍客格局的一代國士

　　江戶幕府末年動亂期是一個英雄輩出的時代。在眾多尊王倒幕豪傑中，像彗星般在剎那間綻放光芒，而又影響後世深遠的當屬(土反)本龍馬。這也是龍馬能成為日本影劇、小說寵兒的原因。

　　龍馬雖出身土佐藩下級武士，但他卻能跳脫藩士須為藩主效死的窠臼，而是以整個日本國家為念，投身將日本轉型為近代化國家的大業。他促成薩摩兩藩結成同盟關係，在倒幕激烈鬥爭中，奠定成功的武力基礎。

　　龍馬投身尊王倒幕運動並非是為政權更替的權力鬥爭，而是想終結落後的幕藩封建體制，讓日本成為一個中央集權的近代國家。

　　一八六七年龍馬提出其有名的「船中八策」，內容包含還政朝廷，設兩院制的議政局，建立內閣制度、廢除治外法權、擴張海軍、創建近衛師團、恢復關稅自主。而這些無一不成為後來明治維新施政的張本。

　　龍馬雖具有小栗流劍術最高段資格，但他卻能體認到手槍比武士刀厲害，而「萬國公法」更比手槍能振興日本，可謂不墨守成規，侷限一格，而能走在時代尖端的劃時代人物。

政治大學外國語文學院院長  于乃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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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新獵奇的(土反)本龍馬

　　不少人或許聽過以下這則與龍馬有關的逸話：

　　龍馬某次和同屬土佐勤王黨的志士檜垣清治碰面，檜垣腰上插的是當時大多數武士配戴的長刀（太刀），龍馬卻反其道而行配戴短刀（□差）。檜垣清治問其理由，龍馬回答：「實戰時短刀較占上風。」一陣子後，兩人又見面了，檜垣清治將新配戴的短刀拿給龍馬看，龍馬卻說道：「刀已經是過時的東西了，從今以後需要的是這個。」說完從懷裡拿出一把短槍。又過了一陣子，兩人再度碰頭，檜垣清治很得意的將費盡心力才到手的短槍拿給龍馬看，這次龍馬卻從懷裡拿出一本名為《萬國公法》（The Law of Nations，Henry Wheaton著，也叫做《國際法》）說道：「從今以後必須認識這個世界，因此需要這個。」

　　開頭已有提過，這是一則與龍馬有關的逸話，正確說來，應該是一則與龍馬有關的虛構逸話──儘管有部分的日本人認為這是事實，甚至認為是神話──這則虛構逸話想要表達的內容無非是：龍馬是個對新奇事物具有極高接受度的人。

　　以上這則逸話也許會有人說，在幕末拿手槍防身的又不只龍馬一人，只以此則逸話便說龍馬對新奇事物有高接受度似乎欠缺說服力。這種說法當然言之有理，龍馬的手槍是在他促成「薩長同盟」之後，為保護其人身安全，長州藩的領導人高杉晉作特贈一把短槍給龍馬作為自衛的防身武器。雖然龍馬並非出於對新奇事物的好奇心而主動擁有短槍，卻不能因此否認他對新奇事物的接受度。

　　例如這則逸話有提到《萬國公法》，龍馬接觸《萬國公法》的時間比許多幕末洋學者要來得晚，但龍馬卻是最早將《萬國公法》活用在實際生活上。一八六七年四月發生的「伊呂波丸事件」（請參照《龍馬行》第七冊），若依幕府的法律，脫藩浪人組成的海援隊絕對不敵幕府御三家之一的紀州藩，但是龍馬卻搬出《萬國公法》硬是從紀州藩身上取得多達八萬三千兩的賠償金（在龍馬遭暗殺前一個月，龍馬與紀州藩交涉確定最後的賠償金為七萬兩）。試看幕末時期有多少蘭學者、洋學者捧著《萬國公法》苦讀，但唯有龍馬將其應用到真實的生活中，龍馬以《萬國公法》擊敗幕府御三家之一的紀州藩（附帶一提，在此事件的前一年剛去世的十四代將軍家茂便是出自此藩），迫使其妥協賠償船隻、物資的損失費用，這遠比今日小蝦米擊敗大鯨魚更令人動容！「伊呂波丸事件」不僅讓龍馬在歷史上留名，最後的判決也成為此後日本船隻意外相撞時責任釐清的典範。

　　龍馬現存的獨照大概有四到六張左右，當中最有名的一張是龍馬於寺田屋遇襲後，在長崎養傷期間在該地上野彥馬開設的照相館留影（附帶一提，《仁醫二》也有提到這張照片，只是旁邊多了個南方仁）。這張照片可能很多人忽略了龍馬腳底下穿的其實是雙皮鞋，穿皮鞋拍照在二十一世紀的現代，對男性而言與其說是新奇不如說是禮節，然而在龍馬生存的年代這可是不得了的大事。二○一○年ＮＨＫ大河連續劇《龍馬傳》的片頭有三個鏡頭針對龍馬腳上的皮鞋特寫，會特別將鏡頭特寫在皮鞋上，適足以說明穿皮鞋在那個時代是鳳毛麟角，而龍馬正是那鳳毛麟角的人物！

　　幕末時期的日本人（活到明治時代的不算在內）終其一生大概只有一到兩張照片，龍馬的照片就筆者見過的至少有四張，另外還有三到四張左右是與海援隊成員的合照。換言之，光筆者見過的龍馬照片至少有七張，這個數字遠遠超過同時代的人，這個數字說明，龍馬要不是醉心於拍照，要不就是認為這種新奇事物會是未來時代的潮流，顯而易見，龍馬應當屬於後者。

　　綜合以上所述，我們不難建構龍馬的形象：能夠分析、整合並活用從別人處聽來的新知識（這點和桂小五郎、高杉晉作相同，但龍馬更勝於這兩人），追求時代的流行並走在最前端。如果龍馬活在當下，他很有可能是個充滿點子的ＣＥＯ或是引導潮流的時尚大師。不過可千萬別以為龍馬只有這樣的能耐，不同人從不同角度透過深層的分析就可以得出不同的龍馬形象，日本史上像龍馬這樣的人物大概是絕無僅有，透過遠流出版公司的翻譯出版，能夠將這麼一位出眾的日本歷史人物介紹到台灣來，我認為這是很有意義的事！誠摯的期望有更多台灣人可以認識這一位目前台日政壇都甚為欠缺的英雄豪傑！

日本歷史作家 洪維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