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我們的時代

推薦序：寂寞的時光與靈光 陳芳明
自序：書前的話

百年冰雪身猶在 記臺靜農先生
蒼茫獨立唱輓歌 說高陽
找回失去的星光 憶子于
素樸坦然一君子 記俞大綱先生
土地的守護者 憶楊逵
依舊是鵝湖風采 懷念程兆熊先生
孤寂的旅程 追念何欣先生
他影響了那麼多人 紀念王夢鷗教授
受業初記 王老師的國文課
懷想那一段歲月 記姚一葦先生
無名氏最後的日子 記無名氏
燃燒的靈魂 懷念唐文標
悲憫的笑紋 記王禎和
寂寞的打鑼人 黃春明的鄉土歷程
理想主義者的蘋果樹 瑣記陳映真
府城的李白 懷念葉笛
獨步的狼 記詩人紀弦
詩人與同溫層 小記梅新
掉進豬籠草的飛蟲 大荒和他的詩
那個時代，那樣的生活，那些人 懷念商禽
苦行的旅者 追念楚戈
江湖寥落那漢子 懷念逯耀東
去奚淞家看畫 小記奚淞
愴然的回望 聶華苓《三生三世》的回想

附錄
知識分子的自我定位 尉天驄對談劉大任

書前的話

　　二ＯＯ七年初安民先生和季季小姐約我為《印刻文學生活誌》寫一專欄，並為之取名為《回首我們的時代》。這當然是指一九四九年以後的事，因為在那之前，我還只是個十三歲的少年，對世事即使有所認識，也一定是跡近模糊。十三歲那年，我飄泊到了台灣，沒想到一轉眼之間，時間已經超過了六十年。原來的世界，完全變了樣子。

　　記得不久之前，朋友間有一場聚會，其中有些人當年曾是左派，也有人曾是右派；有人曾是統派，也有些人曾是獨派，現在雖然好幾位已經滿頭白髮，頭開天窗，老友相會總不免「偷閒學少年」那樣唱起年輕時唱過的歌來，不過多少憑添了嘲諷的意味而已；不知是嘲諷自己，還是嘲諷已經過去的那個時代。那天，有人三杯酒下肚，就扯開嗓子大唱「東方紅，太陽昇，中國出了一個毛澤東……」，接著就有人唱「總統蔣公，您是民族的救星……」。唱來唱去，毫無當年的嚴正氣象，於是其中有人就說了：「管他們那類人物是甚麼，如果我要蓋個人民紀念碑，第一件要做的事，一定要塑一群只爭個人名位、不顧人民死活的政黨人物的群像，要他們一個一個硊在碑前懺悔。……」更有一位舉起酒杯說：「你們這批人真是不知好歹，──今天我們能夠這樣放肆，不被抓去坐牢，真是莫大的幸福……」。他連喝三杯，興猶未盡。這顯示一個時代已經進入了歷史。

　　事實也是如此。但這幾十年的日子雖然已經不再像我們童年時代那樣，幾乎每天都流徙在戰火動亂之間，然而隨著年歲的增長卻經常也會不時地向已經走過的歲月提出質問。質問甚麼，卻也不甚了了，這証明成長於我們這一環境的一代不是長於深思的人；在過往的日子裡經常被一些動人的、屬於意識形態的語言鼓動著；有時激昂慷慨，有時一片沮喪。我自己和一些朋友就是一些經過這樣遭遇的人。那一個時代過去了，但是由於自己的大半生都是過著教書匠的生活，每當碰到一些歷史的問題苦思不得其解的時候，便也往往會在前人的智慧中尋求答案，卻也經常感到惘然。其所以如此，大部份是由於面對那些前賢對近一個多世紀所作的判斷時，經常會感到他們所作的論斷過於嚴肅，而其所作的動人的揭示也距離我們太遠。像美國籍的西班牙哲人桑塔亞納（G. Santayana），一生中寫了那麼多有關生命和真理的大書，臨死的時候，只對二十世紀說了一句評定的話：「絕望」。又如德國哲人洛維特（K. Loith）身歷兩次世界大戰，卻認為自己所經歷的世紀是一個「一無所成的時代」。他們的悲憤和焦慮是那樣悲壯和崇高，絕不是我們這般活在平凡之中、苟安於世俗中的人所敢或所能望其項背的。尤其在我們這樣長時期處於殺伐、鬥爭和相互迫害的國家，一個人或一家人能夠在最低條件下不虞匱乏、能夠活在無恐懼的日子裡做點自己可以做的事，就已經是心滿意足了，哪裡還會有著像他們那樣莊嚴的憂心和思考呢？

　　既然如此，現在輪到自己要回首我們的時代，一時之間便不知道應該從哪裡說起。猶疑之際，忽然想到：從小以來雖然教育給予我們的大都是一些「救國救民」或「犧牲小我，完成大我」官冕堂皇的「大話」，但一落到實際的生活，最後讓我們為之心動的卻仍然是些平常而又平凡的小事。這些小事，看來沒有甚麼大不得了，其中所孕涵的意義卻往往會成為我們思辨的基礎，幫助我們成長。譬如小學的時候老師要大家背誦〈木蘭辭〉，同學們「唧唧復唧唧，木蘭當戶織，不聞機杼聲，唯聞女嘆息」地唸著，並各自編構著一幅女英雄的形象，但是在後來的流亡途中，經常見到抓兵的殘暴，有時連個子長得高的兒童和婦女都不放過。看多了，〈木蘭辭〉早先給人的感受便隨之變了樣子。又如，少年時看戲，看到岳母在兒子背上刺上「精忠報國」，心中覺得非常氣節凜然，但在自己有了兒子以後，才感到那種母愛真是人世間最大的荒唐。至於〈趙氏孤兒〉中的那種拿自己嬰兒為主子的兒子替死效忠的作為，再怎樣解說，都無法令人看得下去。而相反的，歷經了大半個人生，倒覺得苦難中一聲從千里外傳來的安慰、口袋中保有很多年的一封舊的家書、臨終病房中親人的一聲叮嚀，卻往往成為生命中最有力的支持。這樣一想，便覺得：在整個人世、整個歷史、整個從古到今的爭爭奪奪、殺殺砍砍、富貴貧賤的幻滅生死中，到頭來最讓人念念不忘的可能並不是那些名大位高人物的訓誡，而是一些看來微不足道的人與人間相互關懷的瑣事。它們是那那樣平凡地存在於我們的現實生活之中，卻又與我們的一言一行緊密地纏在一起，讓人無法擺脫得掉，而且，日子久了，便不知不覺地融入自己的血肉中，成為生命的養份和力量。

　　由於有了這樣的涉想，我便決定在這個專欄中，與其去思考、探索那些自己無能為力的世紀大事，不如藉著自己經歷過的點點滴滴對那個即將逝去或逝去不久的時代，作一平實的重溫。這樣想著，第一個出現在我心中的人物便是臺靜農先生，他雖然生活在一個如莊子所說的「無可奈何」（甚或過之）的時代，卻依然保持著他的自在和誠懇，無論從哪一方面來說，都是一代的典範。特別在一九四九年以後，經由生活的陶鎔，他的思想和寫作都提昇到他的同輩作家所未達到的高度。古人所說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就在他的書藝的純淨境界中也讓人見得出來。就此而言，他所顯示的風格便有了時代的意義。因之，他在中國文學史、特別是魏晉、晚明等大變動之際的認識，也就有了前人未及的深刻。這些即使在他平日的點點滴滴的言談中，也會讓人有所領會。

　　在這個專欄中，我就是循著這樣的道路寫下來的。我希望，經由我的追憶，讓人不再把它們當作是出土文物，而是在那些歷史的重現中認出：不管那些過往的日子是多麼令人感到沮喪，而我們自己當年又如何衝動、幼稚、甚至盲從過；想起來讓人不勝唏噓。但追根究柢，卻可從另外某些人的有形或無形的所作所為中體認出：那並不是一段只是空白的歲月。不管這世界上的事多麼令人失望，令人難堪，在艱困之中，總依然有著無數向上的力量在運作著；「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這些文章在當初書寫時，有的稍嫌簡略，現在一一校定，予以增刪，除了這些篇外，也把這些年在別處發表的同類作品一併收了進去，使得原來的專欄成了目前這樣的樣子。

　　在寫作和整理這些作品時，我已經年過七十；回想舊事，便不時出現事件散亂、引証重複一類錯誤，在這方面，我的兒子任之（可可）替我幫了大忙。他擔心老爸年紀大了，語言瑣碎、敘事顛倒，經常在我初稿後，提出意見。有時我也執著自己的筆法，依老賣老，兩個人有時就會爭吵起來。當時也許會心有不豫，到了後來卻使我在再次檢訂中學會謹慎小心，而不至於早點走上老人痴呆的道路，因此不對他說聲謝謝，也就真的不夠意思。

二O一一年三月五日於台北木柵

寂寞的時光與靈光
陳芳明

　　記憶總是靈光一閃，迸發出來的色澤與情調，漫漶在無法確定的泛黃時間裡。那絕對是無與倫比的真切，也絕對是難以捕捉的光影；但可以感知它黏附在流動的血液，緊密與心臟一起跳動。

　　發生過於久遠的台灣文壇舊事，即使出現在一九六○與七○年代，只要化成文字留存下來，必然較諸肉體還要生動，還要持久。跨過七十歲以後，尉天驄老師完成的這部《回首我們的時代》，重新描繪消失已久的風景，容許年輕世代窺見曾經浮現的盛況與蕭瑟。落寞的學者，孤寂的作家，又從蒼茫的歷史迷霧中走出。不為人知的感情，不易察覺的思考，再次湧動。那種力道，在回首時，產生一種重量。來回行走在他的文字之間，簡直是穿越一部戰後台灣的人文精神史。

　　在二十一世紀全球化浪潮席捲之際，人文精神似乎是過時的一個名詞。在舉世滔滔的資本主義化過程中，或許更需要注意到人的價值與氣質。所謂人文，絕對不可能屬於魅惑的神學，更不能屬於精確的科學，而應歸諸於與生俱來的情感與思想。它永遠充滿彈性，也是一種難以定義的心靈狀態。生而為人，自然會帶有貪念，而且也充滿私慾。人文精神在於講求人格的鍛鍊與改造，為的是更勇敢強悍地面對不斷變動的世界。它不可能是僵化頑固的態度，而是在不同社會條件，不同歷史階段，表達深切而溫暖的關懷。尉老師的這冊人物誌，對台灣文壇的重要學者與作家投以深情回眸，也是戰後人文精神的一個雄辯。在生命中浮現的前輩與朋輩，所表現出來的藝術追求與社會關懷，都歷歷在目，完整保留在這本很精采的散文作品。

　　在他溫潤的文字裡，釋放出一種慈悲，截然不同於他年少時期的脾性。曾經批判過現代主義文學的尉老師，經過長期思考的辯證轉化，慢慢培養更為從容的審美觀念。當他轉身回看歷史的成長與成熟，似乎也變得慈眉善目。如果時光回流到一九七○年代，當他還在主編《文季》的時期，可以發現他抱持著對峙與對抗的態度，毫不留情，嚴厲剖析現代主義作家的小說。那時他還未到達四十歲，曾經發表過一篇〈幔幕掩飾不了汙垢──對現代主義的考察兼評歐陽子的「秋葉」〉，充分流露他強烈的批判態度。曾經站在現代詩與現代小說的對立面，他不能接受文學揭開人性的黑暗與墮落，即使到今天為止，他的評價還是有所保留。但是當他訴諸文字時，許多憤懣之氣逐漸收束起來。

　　一九七七年鄉土文學論戰爆發，他是重要的旗手。但是比起朋友陳映真與王拓，他出手的力道，還是相當節制。三十餘年過去了，曾經飄揚的論戰硝煙，完全歸於平靜。尉老師從未表示有任何意見的改變，不過他與現代小說家、現代詩人又重修舊好。那種情誼，無需任何文字來解釋。在平日言談中，他仍然尊重五四以降的文學傳統，對自由主義與民主精神，從未偏離他的理想。二○○六年出版的《棗與石榴》，恰如其分可以解釋那種開放、平等、寬容的思維方式。他的文字，經過時間的淘洗，讓許多雜質沉澱下來，浮現一種前所未有的澄明清澈。沒有遭遇思想上的風暴，沒有經過情感上的過濾，就不可能使狂飆的語法與句式獲得昇華。

　　對於後現代的新世代而言，他或許被視為一個保守主義的據點，或是一個懷舊思想的剩餘。凡是親近他的人，當可理解他的心靈向整個社會、整個家國敞開。若是要定位他的思想光譜，七十歲的他，應該還是相當激進。當資本主義的生活成為一種風尚，他對於權力在握者，有頗多微詞。對於台灣這小小海島，他懷有無比的信心，永遠堅持民主改革的立場，不會因為早年閱讀過社會主義書籍，而幻想著烏托邦式的革命。台灣漸進式的民主過程，使他看見潛藏在社會底層的文化能量不斷釋放出來。自私的政客耽溺於權力爭奪，卻無法善用民氣，使台灣走向更為理想的境界。痛心於意識形態的對決，扼腕於藍綠鬥爭的內耗，他總是擔心台灣社會可能失去翻轉的可貴機會。歷史改造的契機一旦錯失，極有可能使這小小海島萬劫不復。常懷憂心的他，總是感嘆最好的時代遲遲不能降臨。

　　他比任何一位知識份子，還更具有深沉的台灣感情。對岸中國的不斷崛起，並不會使他感到恐懼。他非常清楚社會主義並不等於中國，而真正背叛理想的反而是中國共產黨。他總是密切觀察，慘絕人寰的文化大革命與天安門事件何時能夠獲得平反。對他來說，念茲在茲，無非是從基本人權的觀念出發。一個有力的當權者，竟然沒有勇氣面對歷史的錯誤。在拒絕面對歷史真相之餘，還繼續干涉知識份子的思想，檢查作家的文字，阻擋資訊的開放。強悍的黨，表現出來的竟是一個弱者。表面上看起來是巨人，實際上的行動是侏儒。他總是相信，知識份子不能因為意識型態而捨棄真理。所有的理想都是必須經過真正的實踐，也經過落實的追求，如果只是蹈空地迷信政治信仰或立場，最後都無可避免走向悲劇。像他這樣與時俱進，不僅不是保守主義者，而是在這時代瀕臨絕種的進步份子。

　　必須理解他的思想狀態，才能夠清楚看見這本作品的用心良苦。生命中的每一個時期，他從未虛擲。台灣戰後史上的重要時刻，他也沒有輕易放過。從五○年代末期創辦《筆匯》開始，就比任何一位朋輩還更早熟地涉入現代主義運動。在那段時期，他並不只是參與，而是率先領導。他未嘗虛矯地燃燒熱情，做為一個理想主義者，絕對不容許自己沉溺於幻想或夢境，而是訴諸實踐與行動，真正勇敢去追求。台灣現代主義運動的先驅者，如紀弦、何欣、姚一葦、劉國松、陳映真，都是與他一起出發的重要作家。他們橫跨現代詩、現代畫、現代小說、現代批評，預告了一個更為成熟的時代就要到來。沒有經過實踐，他不可能當做信仰。必須看見，而且介入，他才有可能建立信心。一場文學運動的展開，形成於思想條件與歷史環境未能配合的階段，但他還是堅持走出來，甚至還造成無可抵禦的風潮。

　　如果從輩分來看，他應該是與創辦《現代文學》的白先勇、王文興屬於同一世代。從起步的時間來看，他竟是提早三年出發。發展出來的路數，也與外文系出身的現代主義者截然不同。《現代文學》因為有夏濟安的引導，很早就有系統地汲取西方文學的養分，《筆匯》則是以中國文學傳統為基礎，慢慢建立起與西洋文學的對話。他們的老師是王夢鷗，頗具古典文學的修養，同時暗藏強烈的民族主義立場。書中他所懷念的前輩，如臺靜農、高陽、子于、俞大綱、楊逵、程兆熊、何欣、王夢鷗、姚一葦、無名氏，幾乎是一個時代的重要人格。這是尉老師平生最幸運，也最幸福的時期。他們的地位與學養，代表那蒼涼年代的精神象徵。整個社會還未脫離蕭條而殘酷的階段，卻已經釀造後代無盡追索的思想指標。  從年少歲月開始，他就已經與如此珍貴的人文風景相遇。很少有人能像他那樣，能夠與一代的最佳心靈對話，交談，請益。那種文化洗禮，可遇而不可求。

　　尉老師表現出來的風範若是值得學習，應該是一個世代學術與藝術的價值，直接間接灌注到他的生命。他以如此龐大的文字，去描摩前人的智慧結晶與行事風格，似乎是在定位前輩文人的歷史座標，同時也是在定義他所接受的歷史意識。回到前面所說的人文精神，那不僅僅是抽象的存在，而是可以觸摸、可以感覺的生動魂魄。它並不會因為社會變遷或政治改造，就永遠一去不復返。尉老師企圖要證明的是，人的學術，人的文學，從來就是可以傳承，甚至可以用精緻的文字去追索。當他寫到俞大綱的喪禮，那是由俞大維主持，拒收任何輓聯。尉老師的這篇散文做了相當漂亮的結尾：「期間有人報告：『經國先生送來了喪幛！』大維先生坐在那裡，嚴肅地揮揮手，說：『收起，不掛！』於是在寧靜中，大綱先生走完了他的人生。」這是非常乾淨俐落的回憶，也是不拖泥帶水的行文。不這樣寫，就不足以彰顯俞氏家族的情操風格。

　　對於朋輩，他精確掌握彼此過從的情誼。幾乎傳說中的作家，都在他的文字裡又重新回到青春歲月。他所寫的唐文標、王禎和、黃春明、陳映真、葉笛、紀弦、梅新、大荒、商禽、楚戈、逯耀東、奚淞、聶華苓，幾乎構成一個世代的感覺；而這樣的感覺，又構成尉老師人格的重要部分。沒有這些作家，六○、七○年代的批判精神，恐怕會出現缺口。他們被記錄下來，是因為在曲折的命運中，倒影著蒼白時期的飛揚與挫折。當他寫到葉笛，簡直就是寫到骨髓深處。其中的哭與笑，只有真性情的男人才會表露無遺。他容許我們看到一個沉默日文翻譯者的內心世界，也看到一位芥川龍之介崇拜者的藝術奧秘。挺著一支靈動的筆，他寫活了台灣文壇感到陌生的燃燒靈魂。這種處理友誼的方式，顯然也是尉老師人格的一種延伸。有幸與他相遇，有幸與他交往，也有幸受到他這樣的追念，使那些遠逝的人，從此不再遠逝。

　　其中最令人感傷的一篇文章，莫過於〈理想主義者的蘋果樹──瑣記陳映真〉。他不憚其煩，細膩地追憶一位左翼知識分子是如何誕生。在他筆下，陳映真可能不是一位社會主義者，而是有血有肉的浪漫主義者。他們之間如今已是音信全無，但是長年建立起來的感情，無論如何是不能切斷。寫到最後一次見面，他委婉暗示，兩人之間的思想取向已經背道而馳。當陳映真說：「這些年來，大家都把文化大革命批評得體無完膚，這是不公平的。──文革是有它莊嚴的意義的。」他刻意插入這一段話，等於是表明一條路已經走向兩頭。他與黃春明面面相覷，簡直不知如何回應。這是思想的分歧點，也是情感的斷裂點。在時間的無情沖刷之下，這篇文字還是勾起了無盡的懷念。這當然是一場令人無法忘懷的離別，也是一個永遠回不去的記憶。在字裡行間，沒有絲毫的譴責，更沒有細微的感嘆，然而一字一句，彰顯了他們之間的友情是何等親密，何等相知，又何等疏離。讀完之後，不免使人欲淚。

　　七十歲後的尉老師，仍然還是性情中人。他的回首，其實是不堪回首。當他轉身回望，恐怕不是驚鴻一瞥，而是投以深情的凝視。二十年如一夢，此身雖在堪驚。經歷過那麼多的生生死死，那麼複雜的分分合合，他還是勇敢寫下靈魂深處無可磨滅的身影。寂寞的時光，竟是充滿奇異的靈光。一個時代的人文精神，是這樣那樣分散在各種不同的人格特質身上，他耗費心神，重新拼圖思想的斷片，藝術的碎片，使一個時代的風貌又再度降臨。浩浩蕩蕩二十萬字，為台灣歷史築起一塊豐碑。舊時代欲逝未逝，新時代欲至未至，其中的微言大義，帶來無窮的意志，以及無盡的悲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