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後歐洲六十年 卷二 繁榮與革命1953~1971

普立茲獎決選名單
亞瑟．羅斯圖書獎（Arthur Ross Book Award）
撒繆爾．強森獎決選名單（Samuel Johnson Prizes）
紐約時報、英國衛報、倫敦書評、
Foreign Affairs、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推薦
《紐約時報書評》《新政治家》《觀察家》《獨立報》《衛報》年度選書

　　卷二《繁榮與革命》涵蓋時期為1953~1971，美蘇兩國的冷戰核武競賽達到最高峰，弔詭的是，歐洲局勢卻出現恐怖平衡，史達林的過世，遠東韓戰的結束、柏林圍牆的「適時出現」，為東西對峙的壓力鍋帶來穩定，促使經濟走向繁榮之境。

　　真正令西歐各國焦頭爛額的是，海外殖民地漸次獨立，促成歐洲將眼光逐步轉回到歐洲內部的團結。荷蘭失去印尼，法國失去越南、阿爾及利亞，英國失去印度、非洲。連板球、足球運動比賽的失敗都令英國臉上無光。

　　從外部來說，西歐失去殖民地，但是內部走向消費社會，變得富裕。年輕人搭上需求正熱門的勞動市場，手頭上展現十足的消費能力；奢侈品的象徵物——女用長絲襪銷售量激增。生活形態也劇烈改變，大型超市出現；有餘裕購買房車，前往郊區超市採購；普及化的冰箱得以貯藏從超市大批購得的食物；有了房車，長程的度假成為時尚，旅遊景點逐漸被開發出來。不過，這些年輕人似乎對現實抱持不滿，1968年因為大學女生宿舍問題，引爆法國五月學運。

　　東歐諸國在史達林死後，以微妙的方式試圖擺脫蘇聯的掌控，蘇聯新上任的總書記赫魯雪夫，也嘗試在不過分批判史達林罪行的作為裡，切割與史達林的關係。1956年匈牙利革命、1968年布拉格之春、羅馬尼亞西奧塞古的轉向以及諸國內政的改革都說明了東歐與蘇聯關係的細微改變。那是東歐未來變局的遠方鼓聲。

　　《戰後歐洲六十年》全套共四卷。

　　從殘酷的種族計畫到人權價值的倡議；
　　從法西斯主義席捲全歐到赤色紅軍劃下冷戰鐵幕；
　　從二○年代的自由資本市場到二十世紀下半葉的大政府福利國家；
　　從彼此間鉤心鬥角的軍備競賽到成員國相互合作的歐盟；
　　從關稅壁壘、彼此間貨幣不得兌換到統一貨幣歐元，
　　歐洲是個人類活動的實驗室，經歷了各式政治制度、意識形態、經濟秩序、社會制度、文化思潮的洗禮和試驗，無怪乎Tony Judt說「像狐狸一樣，歐洲懂得很多。」

　　這是一部龐大的寫作計畫，耗時十多年，相對於以美國為中心的歐洲史，這部作品提供了真正「以歐洲為中心」的歐洲史。Judt從政治、外交、經濟、社會、文化、電影、音樂、服飾等等各面向，將二戰之後，歐洲複雜的歷史發展，做了深入淺出的呈現，寫作功力深厚，將如蜘蛛絲一般糾纏的歷史事件，串連一塊，煉鑄成一部有意義、有個人見解的歷史著作。

【封面圖片說明】
　　圖片來自Magnum攝影社，攝影師為Marc Rioud。一位油漆工人在巴黎鐵塔上手舞足蹈，畫面傳達樂觀的精神，烘托1953 ~ 1971這年代。

作者簡介

東尼．賈德  Tony Judt，1948~2010

　　1948年生於倫敦，在英國劍橋大學國王學院和法國巴黎高等師範學校受教育，在劍橋、牛津、伯克萊、紐約大學執過教鞭。2008年被診斷為「運動神經元疾病」（俗稱漸凍人），2010年病逝於紐約。在紐約大學時，他擔任雷馬克研究所所長。雷馬克研究所是他於1995年所創設，專門研究歐洲。

　　他常為《紐約時報書評》、《泰晤士報文學副刊》、《新共和》雜誌、《紐約時報》撰文。《戰後歐洲六十年》名列《紐約時報書評》2005年十大好書，贏得外交關係理事會亞瑟．羅斯圖書獎（Arthur Ross Book Award），入圍普立茲獎決選名單，和撒繆爾．強森獎決選名單（Samuel Johnson Prizes）。2007年，獲頒漢娜．鄂蘭獎，2009年贏得歐威爾獎（Orwell Prize）的終身成就特別獎。

譯者簡介

黃中憲

　　1964年生，政治大學外交系畢業。專職翻譯。譯作包括《歷史上的大暖化》、《成吉思汗》、《貿易打造的世界》、《破解古埃及》、《蒙娜麗莎五百年》、《大探險家》、《帖木兒之後》、《非典型法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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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六○年代革命，革了什麼命？——讀《戰後歐洲六十年》
文 / 張鐵志
前年過世的當代著名歷史學者東尼•賈德（Tony Judt）在《戰後歐洲六十年》一書中說，六○年代的青春衝動不是為了了解世界，而是為了改變世界。在另一篇文章中，他說六○年代是作為青年人的黃金時代。所有事情都似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改變，而且世界似乎被年輕人所支配。的確，雖然他對於六○年代到底改變了什麼是懷疑的。

東尼•賈德並不只是一個客觀的歷史研究者，而就是這段歷史的見證者。（霍布斯邦說，我們兩人都知道，二十世紀歷史只能被經歷過這個時代所以想成為歷史學者的人充分理解。）生於一九四八年的他，其實是六○年代反抗文化的一分子。他於《紐約書評》（New York Review of Books）網站回憶說他在十四歲時，披頭四發行Love Me Do；三年後，迷你裙誕生，而「我的年紀大到可以欣賞她們，又足夠年輕可以佔她們便宜。」而他二十歲時，正好是那個魔幻的一九六八年，於是，「我起來反叛」。

那一年，他在倫敦參加反越戰遊行，春天他到了巴黎去呼吸真正的「革命」空氣。但即使五月的巴黎作為一個革命劇場，有石頭和暴力作為豐富的道具和劇碼，但賈德覺得抗議青年們仍有些不嚴肅性──因為他們在抗議中也談著夏日旅行計畫。他說，最讓思想家雷蒙•阿宏生氣的事情就是抗議青年們都在享受樂趣（having fun）。

他又去了德國，並且發現那裡的革命者都很嚴肅──對「性」很嚴肅。他的觀察是：英國學生對性想得很多，但是做得很少，法國學生做了很多，但是把性與政治分開，但在德國，政治就是關於性，而性大部分是關於政治。「隨性的性交是讓一個人解除對美國帝國主義幻想的最好方式，而且代表一種對他們父母輩的納粹餘毒的精神治療式的清除。」

的確，六○年代歐洲青年的反叛，更多是一種文化反叛，而不是政治革命。在《戰後歐洲六十年》一書中，他分析隨著史達林的殘酷被揭露，和匈牙利的反抗被鎮壓，共產主義在西歐逐漸破產。不過，新左派發現了另一個馬克思，一個非列寧、非史達林，存在於《一八四四經濟哲學手稿》中的青年馬克思：「年輕馬克思似乎一心一意要解決特別現代的難題：如何改變『異化』意識，使人類不再無知於自己的真實處境和能力；如何扭轉資本主義社會裡的輕重緩急順序，把人類擺在他們自身存在的中心；簡而言之，就是如何改變世界。」

人們開始閱讀葛蘭西、羅莎•盧森堡，而馬庫色成為新的青年導師。新馬克思主義者相信資本主義中仍然存在著壓迫，但「如果壓迫沒有使得人們上街，那麼必定是進入了人們的靈魂，以及他們的身體。」因此身體和情慾解放與革命是不可分割的。

雖然賈德是六○年代西歐的反抗青年，但是，他對於他的西歐同輩人是評價不高的。他認為，當時真正的革命在東歐，「對革命有興趣嗎？為何不去布拉格，那個時代歐洲最令人興奮的地方；或者華沙，在那裡我們年輕的同代人冒著驅逐和囚禁風險去追求他們的理念和理想。」他們這些西歐人談著反叛，但到底是為了什麼，又付出了代價？「我們之中某些勇敢的靈魂可能會去坐牢，但很快就可以回家吃中飯。」

然而，巴黎牆上的口號和塗鴉、倫敦和利物浦的搖滾樂、德國青年的性政治，難道真的沒有改變世界？我深信是有的。西歐抗議青年讓我們看到自由主義民主與資本主義的困境與矛盾，東歐更勇敢的革命者則讓我們認識共產主義極權體制的本質。他們的同伴，美國六○年代的反抗青年們在一九六二年的「修倫港宣言」解釋了他們的共同精神：

「如果人們認為我們看似在尋求一個不可能達到的世界，那麼就讓他們知道，我們的行動是為了避免一個缺乏想像可能性的世界。」
於是，我們走過一九六八年，走過一九八九年，走過二○一一年從埃及到華爾街的抗議，我們繼續尋求那個看似不可能的彼岸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