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無罪：劉曉波傳

序◎余英時
引子  劉曉波人生之四幕劇

第一章  黑土地上一少年
共產黨將軍的兒子∕陽光並不燦爛的日子∕兩度下鄉，思想啟蒙∕遲來的大學生涯

第二章   京城嶄露頭角
愛上大眼睛的女孩∕大右派恩師的得意門生∕橫空出世的黑馬∕比時裝秀還要熱鬧的博士論文答辯會

第三章  天安門學運的「黑手」
赴歐美講學∕返回危城，飛蛾撲火∕從旁觀、勸退，到堅守廣場∕發動「四君子」絕食∕屠殺之夜∕落網

第四章  從零開始
階下囚與悔罪書∕婚姻破裂∕與六四亡靈對話∕在「美麗新世界」尋找定位

第五章   一個人的戰鬥
與極權體制「死磕」∕獨立中文筆會會長∕網路時代的公共空間∕突破結社限制，倡導寫作自由∕出入於「大監獄」與「小監獄」之間∕如影隨形的警察

第六章  地震前最後的預報：《零八憲章》
《零八憲章》與《七七憲章》∕民主派中的樞紐人物∕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刑十一年∕「我沒有敵人」

第七章   劉霞：從灰燼中打造的幸福
詩歌競技，飲食男女∕「我就是要嫁給那個國家的敵人！」∕人間一場危險的遊戲∕在藝術中獲得自由∕探監的路何時才是盡頭？

第八章  諾貝爾和平獎：是桂冠，更是荊冠
遲到二十一年的獎項∕為什麼頒獎給劉曉波？∕「在此我將等候你，不見不散」∕「空椅子」揭露中共真面目∕自由之心，重新啟航

附錄一  看哪，那個口吃的人──我與劉曉波交往的點點滴滴
附錄二  劉曉波年表簡編

序∕余英時

　　余杰寫劉曉波的傳記，真可以說是天作之合：一方面劉曉波不可能找到比余杰更出色當行的作傳人；另一方面，余杰也不可能找到比劉曉波更能使他全心投入的寫傳對象。關於這一點，後文還會作進一層的解釋，暫止於此。現在讓我對這部傳記作一高度概括性的介紹，以為讀者理解之一助。

　　我認為本書有三個最值得注意的特色：

　　第一，本書並非孤立地呈現劉曉波個人的生活和思想，而是將它置於整個歷史變動的大脈絡之中。正因為如此，他的精神成長和發展才段落分明地展示了出來。從十一歲到二十一歲（一九六六至一九七六年）是他在精神上啟蒙和奠基的階段，但恰好處於「文革」時期。「文革」雖是中國人的普遍災難，卻意外成為劉曉波的一種福祉，使他在一段時間之內自由自在，不受任何精神上的束縛。這一點點自由的幼苗不斷在他心靈中茁壯，終於成為今天我們所認識的劉曉波。難怪他後來要說：「我非常感謝『文化大革命』。」

　　從一九七七到一九八九年則是劉曉波生命史上第二個重要階段。在這一階段中，他一方面完成了中國文學的專業研究，取得了博士學位（一九八八年），另一方面他的自由精神已沛然莫之能禦，自八○年代初開始，便衝出了文學專業的領域，而馳騁在思想和文化這一更廣闊的世界中。但是我們同時也必須記住：這一段時期，由於胡耀邦、趙紫陽兩人主持黨和政，思想、文化界出現了一個短暫的相對寬鬆的局面。本書在敘事過程中便隱隱約約地將這一獨特的歷史背景透露了出來。例如提到劉曉波在一九八八年應邀赴挪威講學，作者寫道：

　　那時「反自由化」運動經趙紫陽的抵制逐漸淡化，北師大的「小氣候」相對寬鬆，他得以順利出國講學。

　　從一九八九年天安門運動到二○一○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則是曉波生命史上的第三階段，本書敘事主要聚焦於此。全書共八章，自第三章以下都是屬於第三階段，因此記錄十分詳盡。在這六章的長篇敘述中，曉波個人在這二十年中的一切遭遇更是和歷史脈絡緊密相連的。所以近二十年來中國的政治、社會動態也隨著曉波的一言一行清晰地呈現了出來。自一九八九年以來，由於東歐和前蘇聯先後發生了驚天動地的變化，「亡黨」的恐懼成為中共一黨專政的主旋律。我們只要稍稍回顧一下中共在過去二十年中怎樣時輕時重地懲罰曉波，這一點便顯露無遺了。無論是短期監禁、在家軟禁、或「勞動教養」，都和他的言行對於政權所構成的威脅一一相應。換句話說，對政權的威脅越大，懲罰也越重。毫無疑問，曉波在二○○八年底所推出的《零八憲章》構成了對「一黨專政」的最大威脅，因為這可以引發初稍後在中東進行得如火如荼的「茉莉花革命」。明乎此，則曉波為什麼在《憲章》發表前夕（二○○八年十二月八日）被祕密拘禁，並在一年之後（二○○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刑十一年，便完全可以理解了。

　　第二，本書記述曉波的思想和價值觀念，相當詳盡，我們稍加推導，便能看到他的心靈發展的整體過程。這是本書一個很重要的貢獻。前面提到曉波精神進程的三個階段，現在我要進一步指出：這三個階段是一種內在理路的展開，由低而高，逐層拓廣。他在第一階段所獲得高度自由為他在第二、第三階段的思想發展提供了基本動力。徐友漁曾以「思想徹底」作為曉波的主要「特徵」，我完全同意。但是我要下一轉語，這一特色正是他的自由精神的呈露。他的少年和青年時期是在「停課鬧革命」、「上山下鄉」中度過的，所以他沒有受到長期而有系統的意識形態的束縛，而且很早便形成了向權威挑戰的心態。此外他和同時少年一輩相比，還有一個很獨特的人生經驗，即一九六九至一九七三這幾年，他隨父親到內蒙古科爾沁右翼前旗插隊。在這個草原、荒漠與森林的廣闊邊境，他可能有機會和當地農民、牧民摔跤、喝酒，打成一片。也許由於這一背景，他的思想和寫作之中往往貫注著一股浪漫奔放的精神，和他所體現與嚮往的自由相得益彰。自由加上浪漫奔放便造成了曉波的「思想徹底」。

　　曉波思想的「徹底性」表現在很多方面，這裡姑且舉一二事例為證。首先，從消極方面說，他對於共產黨的否定是徹底的，從意識形態到統治都持完全反對的態度。以意識形態而論，他對八○年代具有廣泛影響的思想啟蒙者提出鋒銳的批判，並不是抹煞他們的重大貢獻，而是因為他們在思想突破方面不夠徹底，「本身還拖著一條長長的舊意識形態的尾巴」。再就現實政治來說，一九八八年他在香港便公開發表了〈混世魔王毛澤東〉的評論，這更是徹底拒斥中共政權的一種明確表示。

　　其次，再從積極方面看，曉波對於普世價值的追求也同樣地勇往直前，百折不撓。前面曾指出，曉波在思想成長最初階段已完全認同自由的價值。但在第二、第三兩個階段中，他則不斷地致力於自由的深化和擴張。從他最早（一九八四年）發表的〈論藝術直覺〉和〈論莊子〉兩文來看，他是在文學和藝術的領域中尋求自由。這正是為什麼他特別注意到莊子的緣由。因為，一方面，《莊子》這部書恰好體現了最純淨的自由精神。自嚴復至蕭公權，凡是深入西方思想的現代學人，都對《莊子》有這樣的理解，如〈逍遙遊〉可以看作是自由的至境，而〈在宥〉則是「最徹底之自由思想」。另一方面，如所周知，《莊子》也是中國藝術精神的一個最重要的源頭。但是曉波很快地便將自由推向文化和思想的廣大世界，一九八六年轟動一時的〈危機！新時期文學面臨危機〉即其明證。不但如此，他在字面上斥責的雖是中國傳統文化和專制制度，但事實上卻「項莊舞劍，意在沛公」，劍鋒遙指「黨天下」的統治。這可以說，在擴充的過程中已將自由深化了。

　　一九八八年曉波完成了博士論文的撰寫，這也是對自由進行深化的一大努力。他的論文題目是《審美與人的自由》，其中一個核心觀點便是「因審美得自由」。當時美學討論很熱烈，而康德（Immanuel Kant）的哲學也相當流行；在這一時代背景之下，曉波所選擇的論題可以說是順理成章的。但是他特別強調「美」與「自由」之間的關係，顯然由於受到了康德的啟發。康德在他的第三《批判》（The Critique of Judgment，中譯《判斷力批判》）中對這一問題有深入的論斷：我們對於純粹的「美」的判斷必須超出一切利害（disinterested）之上，也不能在「美」的物件（如自然界的花）之外，賦予它以任何外在的目的。康德稱這樣一種精神狀態是「自由的」（free）。換句話說，人只有處在這樣一種「自由」狀態之下才能成就美感的判斷。（他稱此為「自由的美」，free beauty）。這裡毋須追究曉波和康德之間的異同，但曉波論文的主旨是要使我們對於自由的理解深入到哲學的層次，則是十分明顯的。所以，《審美與人的自由》這部專論必須看作是曉波在深化自由方面所取得的重大成績。但曉波關於自由的最後、同時也是最圓熟的理解，則見於《零八憲章》。《憲章》第二節〈我們的基本理念〉劈頭便說：

　　自由：自由是普世價值的核心之所在。言論、出版、信仰、集會、結社、遷徙、罷工和遊行示威等權利都是自由的具體體現。自由不昌，則無現代文明可言。

　　《憲章》當然代表著所有起草人和簽署人的共同理念，並不是曉波一人之見。然而，由於曉波是兩位主要起草人之一，我深信「自由是普世價值的核心之所在」這一特別提法也同時折射出他個人長期探索自由真諦的終極體悟。

　　最後，我要指出本書的第三個特色：曉波的精神品格的成長歷程在敘事中逐步呈現了出來。余杰寫的是一個有血有肉的真實的人，而不是什麼「橫空出世」的「天縱之聖」。因此他並不諱言曉波早年所遭受的種種批評，如廖亦武說他「好鬥」、「霸道」等等。而且余杰也指出：「年輕的劉曉波有著強烈的表現欲望，也知道如何製造話題，吸引人們的眼光。」但是通讀全書，最使我感動的則是曉波的精神境界隨著他的苦難經歷而一層一層地向上攀升。一九八九年「六四」前夕他從美國趕回天安門廣場是這一精神旅程的始點。從「六二絕食」到說服戒嚴部隊讓幾千學生從廣場撤離，曉波的心態顯然已從早年的激進轉向和平漸進。這當然是一次精神的大提升。此下一再入獄和出獄後的監視、軟禁、傳喚、暴力毆打、「勞動教養」……種種數不清的迫害都只能使他的精神境界越來越高。所以二○○九年十二月，他在法庭上最後陳述道：

　　我堅守著二十年前我在〈「六二」絕食宣言〉中所表達的信念——我沒有敵人，也沒有仇恨。

　　這是印度甘地最後所達到的精神境界，不經過千錘百煉，是不可能「堅守」下來的。中國人的精神修練自來有兩條途徑：一條是「靜坐涵養」（如二程、朱熹），另一條是「事上磨煉」（王陽明），曉波的精神旅程是循著「事上磨煉」的方式完成的。這一旅程在本書中有極其生動的記述，讀者必須熟讀深思而自得之。

　　這裡我願意用我和曉波的兩次短暫的直接接觸，為他精神升進的實況作見證。我第一次和曉波會面是在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當時有一場討論中國大陸情勢的聚會在紐約舉行，來自大陸的與會者包括劉賓雁、王若水、阮銘等人，曉波也在應邀之列，因為他恰好在哥倫比亞大學訪問。我至今還清楚地記得他和我的談話。我事先已聽說他是大陸文壇最具反叛性的青年作家，因此我問他是否已習慣於美國的學院生活？紐約和北京對比在他心理上引起了怎樣的反應？他相當激動地說，他完全不能適應紐約生活的孤寂和淡而無味。他告訴我：他在北京差不多天天都有講演，聽眾不計其數。每次講完，必得到無數的「鮮花」和震天的「掌聲」。「鮮花」和「掌聲」是他的原話，他一再強調，因此牢牢地留在我的記憶中。但那一天（四月十五日）恰好聽到胡耀邦的死訊和北京大批學生遊行悼念的報導，與會者的注意力完全被這一新聞所轉移，我和曉波的對話也就此中斷了。我當時雖然很欣賞他的坦率，但終覺得他過於受當時大陸上浮躁風氣的感染，虛榮心未免稍重。但不久之後聽說他毅然不顧個人安危，回到北京，積極參加了天安門的民主運動，我對他的印象立即發生了很大的改變。但遺憾的是，此後我一直沒有和他再見面的機會。

　　我第二次和他接觸是通過長途電話，事在二○○七年夏天，距初晤已十八年了。不知為什麼他忽然心血來潮，從北京家中打電話向我致意。他當時非常忙碌，除了爭取人權的許多活動外，他又接辦了蘇曉康「民主中國」的網站，同時還擔任著獨立中文筆會的會長。我對他當然十分關切，電話上大約談了十幾分鐘。最使我感覺深刻的不是別的，而是他的態度和語氣與十八年前判若兩人。他變得心平氣和，富於溫情而全無激情；涉及中國前景之類的大問題，他既能從大處著眼，又能從小處著手。余杰對曉波曾有以下一段描寫：

　　九○年代以來，曉波如同一塊被時間和苦難淘洗得晶瑩剔透的碧玉，早已去除了當年個人英雄主義和自我中心主義的污垢，他變得越來越溫和、越來越寬容、越來越謙卑，用劉霞的話來說，就是越來越讓人感到「舒服」。

　　我和曉波的兩次談話恰好可以和余杰的觀察互相印證。

　　我在序文的開頭說，由余杰執筆為曉波寫傳，是「天作之合」。現在我可以交代一下這句話的根據何在。我的根據便是上引余杰那篇〈看哪，這個口吃的人〉(見本書附錄一)。以年齡而言，曉波和余杰是兩代的人，但他們卻生活和思想在同一精神世界之中。更重要的，他們之間的「氣類」相近也達到了最大的限度。讀者只要能細細體味余杰這篇回憶的文字，必能得之。陳寅恪形容他和王國維之間的關係，寫下了「許我忘年為氣類」之句；他們也是「氣類」相近的兩代人。陳寅恪寫〈王觀堂先生挽詞〉和〈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都傳誦一時，流播後世，正是由於「氣類」相近，惟英雄才能識英雄。現在余杰寫曉波生平，不但有過去，還有長遠的未來，攜手開拓共同的精神世界。這將是歷史上一個最美的故事。

二○一二年五月十五日於普林斯頓

引子∕劉曉波人生之四幕劇

　　二○一○年十月九日，也是劉曉波榮獲諾貝爾和平獎的次日，中共當局安排劉霞與劉曉波會面。

　　劉曉波告訴劉霞，之前他已經由監獄方面得知自己獲獎的消息。面對劉霞，劉曉波激動地流下眼淚，並說：「這個獎，是頒給『六四』亡靈的。」

　　劉曉波被中共關押在監獄之中，成為諾貝爾和平獎一百多的歷史上第二位在獄中的獲獎者。由於劉曉波無法出席頒獎典禮，在頒獎典禮上，諾貝爾委員會罕見地設置了一把具有象徵意義的空椅子。

　　最支持劉曉波的捷克作家哈維爾（Vaclav Havel），在天鵝絨革命後當選捷克總統，但他仍然不喜歡穿著正式的服裝。他拒絕了朋友奧地利王子施瓦森伯格（Karel Schwarzenberg）買給他的西裝，「這些衣服我一件也穿不出去！」哈維爾說，「這會讓我看起來像個小白臉。」他通常就穿一件套頭衫和牛仔褲，踩一輛踏板車在城堡的走廊裡穿梭。

　　與哈維爾相似，劉曉波在穿著上也是隨意而簡樸。他不習慣穿西服打領帶，有一次，朋友請他去一家高級的俱樂部吃飯，他穿著牛仔褲就去了，結果侍者非得讓他換一條西褲才能入內，讓他很不高興，勉勉強強地才換了褲子。八○年代，劉曉波風頭正勁的時候，他在北師大的講台上隨隨便便地穿著舊牛仔褲和拖鞋。劉曉波博士班的同學孫津說，那時，我行我素的劉曉波經常「背一個破書包，穿個短褲、拖鞋，上身是一件T恤」。當有人非議劉曉波的打扮時，劉曉波得意地回答說：「我這一身衣服，還不到十塊錢！」

　　如果將來有一天，劉曉波獲得了自由，也就意味著中國的民主化進程已經啟動。那時，劉曉波會不會被邀請到奧斯陸市政大廳，諾委會為他補上一場頒獎典禮？那麼，在頒獎典禮的現場，劉曉波會不會身穿一身筆挺的黑色燕尾西服呢？西裝革履的劉曉波，不知該是怎樣的模樣？

　　◆◆◆

　　每個人的人生都充滿了「如果」，劉曉波也不例外。

　　如果劉曉波的父親不是文學教授，如果劉曉波沒有當過知青，如果劉曉波沒有考上吉林大學中文系並加入「赤子心」詩社，在那個「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時代，他會成為一名笨拙的工程師嗎？

　　如果劉曉波沒有考入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並留校任教，如果劉曉波沒有發表那篇新時期文學充滿危機的發言，如果劉曉波沒有挑戰思想界前輩李澤厚，他會是一名謹言慎行的美學教授，並一生默默無聞嗎？

　　在天地玄黃的一九八九年，如果劉曉波老老實實地在國外當訪問學者，而不是如飛蛾撲火般回國；如果劉曉波只是學運的旁觀者，而沒有發起「四君子」絕食；如果劉曉波沒有在廣場上堅守到最後一刻並勸說學生撤離，他會免於牢獄之災嗎？

　　在全民「下海」的九○年代，如果劉曉波轉而經商弄潮，如果劉曉波重新走入象牙塔做考據式的學問，如果劉曉波在寫作暢銷書方面動用一丁點才華，他會成為一名腰纏萬貫的、惺惺作態的「儒商」嗎？

　　在進入二十一世紀以後，如果劉曉波不曾當選獨立中文筆會會長並為言論自由奮戰，如果劉曉波沒有在海外媒體和網站上發表數百萬字的政治評論，如果劉曉波沒有參與起草和組織《零八憲章》，他會第四度入獄並榮獲諾貝爾和平獎嗎？

　　每一個「如果」，都有可能是人生的一個岔口。在過去的三十年裡，如果中國沒有劉曉波，或者如果劉曉波的責任感──也可以稱之為責任感和企圖心等的種種混合物──不夠強，那麼情況將會如何呢？

　　劉曉波的存在，劉曉波的受苦，對所有人都是一個提醒：我們並不單獨存在於這個世界，我們必須考慮到周遭的世界，並負擔起共同的責任。劉曉波依據自己的良心，以負責任的態度行事，也因而立下一個典範，讓我們知道如何自處於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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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七七年，當時二十二歲、當過多年知青的劉曉波考入大學，是其成為一名獨立知識分子的起點。此後的三十多年，劉曉波的成長歷程和公共活動，大致可以分為四個階段，或者說四個劇幕。

　　第一個階段，從一九七七年至一九八九年，是劉曉波的學習時期、發軔時期和成名時期。

　　廣義的八○年代，包括七○年代末期，是當代中國少有的一段蓬勃向上、充滿希望的時期。儘管其間也有過「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等政治運動，但在胡耀邦和趙紫陽的約束和控制之下，此類「回潮」的政治運動並沒有對文化思想界造成致命之傷害。八○年代的思想解放運動，一直持續到一九八九年才告中斷。

　　劉曉波得益於那個時代的精神氛圍，自己也成為其中的推波助瀾者。他從文學批評和美學領域，進入到對中國傳統文化、中國知識分子及政治制度的批判。他的著述洛陽紙貴，他的演講風靡校園。

　　一九八九年春，學運潮起，劉曉波毅然返回國內，全身心地投入其中，由「黑馬」而為「黑手」，由「書齋中人」而為「行動中人」，由「青年導師」而為「國家公敵」。槍聲響起的那一刻，他的青年時代亦告終結。

　　是為劉曉波人生之「第一幕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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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個階段，從一九八九年至一九九九年，是劉曉波的入獄時期、受難時期和沉潛時期。

　　此十年是中國社會政治停滯、經濟騰飛的十年，是知識分子集體潰敗、基本價值懸置的十年。在鄧小平提出的「奔小康」的口號之下，中國民眾不得不接受自由被剝奪、人權被侵犯的現實，一門心思賺錢去，錢成為中國人唯一的信仰。在知識界內部，民族主義、民粹主義、後現代主義、傳統文化熱和新左派等思潮，在官方默許和鼓勵下，相繼興起。與之對應的是，自由主義日漸邊緣化。

　　這十年間，劉曉波因為積極介入人權活動，先後三度、有近六年的時間失去自由。即便在獄外，他也常年遭到國保警察（國內安全保衛警察之簡稱）的嚴密監控、跟蹤，甚至被非法軟禁，生存狀況極為惡劣。但是，劉曉波沒有放棄、沒有氣餒、沒有因為被大眾遺忘而焦慮不安，而是繼續閱讀文獻、觀察社會、聯絡同道，尋求新的發力點。

　　在此期間，劉曉波多次起草、組織和發表呼籲當局實行民主、保障人權和為「六四」平反等主題的公開信。不過，他只能在一個很小的異議人士的圈子內活動，基本上是「孤獨的先行者」的角色。

　　此為劉曉波人生之「第二幕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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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個階段，從一九九九年至二○○八年，是劉曉波的政論寫作時期、公共知識分子時期和人權活動家時期。

　　這一期間，中國的經濟快速發展，政治體制改革嚴重滯後，腐敗問題變本加厲，社會矛盾日漸尖銳。在江澤民和胡錦濤的任期內，中共對外宣示「大國崛起」，輸出「中國模式」；對內宣揚「和諧社會」，實則暴力「維穩」，祕密警察日漸猖獗。

　　另一方面，公民社會逐漸萌芽和壯大，NGO組織如雨後春筍般出現，網路的普及帶來前所未有的資訊自由。而知識界也出現了更大的分化，被招安和主動繳納投名狀者如過江之鯽。

　　中國式極權主義在通往現代社會的過程中不斷變異。大部分人都向這副忽而齜牙咧嘴忽而口蜜腹劍的醜惡面目低頭臣服，並自我辯解說：「既然不能打敗他們，就加入他們吧。」於是，犬儒主義盛行，各階層一起潰敗，中國社會失去了變革的動力。

　　這一時期，劉曉波仍然處於警方的嚴密監控之下。不過，除了在每年特定的「敏感時期」遭到短期軟禁和傳喚之外，並沒有再度入獄，他的生活相對比較穩定。在早年的知識儲備和學術訓練的基礎上，加上對社會轉型進程中知識分子角色變化的自覺，他保持了敏銳的問題意識和批判熱情，「他不懈地思考著轉型的方案，乃至轉型後的方向，為『後改革』的軟著陸提供了一個打通知識界與民間社會的、彌足珍貴的獨特視角」。

　　其中，在二○○三年至二○○七年間，劉曉波連任兩屆獨立中文筆會會長，使筆會的重心由海外轉移到國內。在一幫同仁的配合與支持之下，將筆會打造成中國大陸第一個突破當局結社限制、捍衛言論自由、推動中文文學的獨立社團。二○○八年，劉曉波卸任筆會會長，又投入《零八憲章》的修訂和組織工作，直至當年十二月八日被捕。領導獨立中文筆會和《零八憲章》運動，凸顯出他的一個新身分：民間社會的組織者和協調者。

　　此為劉曉波人生之「第三場幕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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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個階段，從二○○九年至今。

　　從二○○八年十二月八日深夜警察破門而入那一刻起，劉曉波即失去自由。二○○九年十二月，劉曉波被判處十一年重刑。二○一○年十月，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

　　儘管囚禁了劉曉波的身體，但中共當局已經無法讓劉曉波這個名字從公共生活中徹底消失。劉曉波的存在就如同一面照妖鏡，照出了中共獨裁政權的本質。只要劉曉波仍然被關押在獄中，無論戴上什麼樣的面具，中共都無法掩飾其猙獰面目。

　　而諾貝爾獎的榮譽，也將劉曉波推到一個新的位置。儘管劉曉波的價值並不單單由諾貝爾獎來定義，但諾貝爾獎讓劉曉波在未來中國的社會轉型中有了更強大的著力點。劉曉波的好友陳軍指出：「我深信曉波在這方面是有自我期許和準備的。他如果能繼續他的堅持，繼續他多年的閱讀和寫作，他也會像哈維爾這樣的傑出人物一樣，對中國有更深遠和持久的影響力，這有可能比在具體環境中推進中國民主化來說更加重要，我有信心他能勝任這個角色。」在不久的將來，劉曉波有沒有可能舉起那根撬動中國社會變革的槓桿呢？

　　關於劉曉波未來的「第四幕劇」，讓所有關心中國的前途與命運的人拭目以待，並充滿無限想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