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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碩傑傳:奠基台灣奇蹟的自由經濟導師

蔣碩傑傳:奠基台灣奇蹟的自由經濟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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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蔣碩傑先生堪稱華人中成就最高的經濟學家,我們現今所熟知的「自由經濟」、「尊重市場」等名詞和主張,在台灣,就是由蔣碩傑先生所提出、播種並奠定的。

  在親和的外表下,蔣碩傑擁有堅實的學術素養和堅定的信念,不迷信、不阿諛權威,他針砭時事、為國擘劃,不作牆頭草、對批評之事從不妥協,他是據理力爭的勇者。

  本書回顧蔣碩傑的一生和他所提出的經濟理念:從他求學時期、挑戰經濟權威,到發表「可貸資金理論」奠定他在經濟學界的權威地位,以及日後他為台灣經濟發展效勞、在「蔣王論戰」中為學界立下了就事論事的榜樣。本書讓讀者除了深入認識這位傳奇的經濟大師,也了解台灣曾經擁有過這一位經濟導師,為我們規劃經濟發展藍圖,使我們能夠享受目前經濟發展的成果。

  致力倡導經濟自由化,
  少數在國際占有一席之地的華人經濟學家蔣碩傑

  倫敦政經學院博士,曾任北京大學、台灣大學、羅徹斯特大學經濟系教授,康乃爾大學經濟系教授及洛克菲勒講座教授。曾於國際貨幣基金擔任研究工作長達十年,中華經濟研究院首任院長,以及倫敦政經學院榮譽院士,亦是首位獲諾貝爾經濟學獎提名的華人經濟學家(1982年)。他的學術成就主要在貨幣理論和國際金融方面,對台灣財經政策貢獻良多,可說是一位能夠改變歷史的經濟學家。

作者簡介

吳惠林
 
  國立臺灣大學經濟系博士,美國芝加哥大學經濟系訪問研究。現任中華經濟研究院第三研究所(台灣經濟所)研究員、《經濟前瞻》雜誌主編。世新大學及台北科技大學兼任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勞動經濟、經濟發展、產業經濟。代表性著作:《經濟學的天空》、《人生經濟學》、《自由經濟大師神髓錄》、《飛越黑板經濟學》、《台灣自由經濟之路》、《生活中的經濟學》、《中國經濟改革的表象與真相》、《從凡人到大師》等二十多本專書,另有學術文章專論一百多種,時事評論散見各大報章雜誌。

彭慧明
 
  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畢業,現就讀世新大學傳播博士學位學程。目前擔任聯合報科技生活組撰述委員。歷任科技、傳產、服務業等電信路線。

 

目錄

出版緣起∕吳中書
序文 「不怕虎」的學者風範∕于宗先
導讀 路遙知馬力──停滯膨脹氛圍下緬懷蔣碩傑院士∕吳惠林

第一章 成長歷程
第二章 負笈英國
第三章 關懷政策的北大學者
第四章 十年國際貨幣基金歲月
第五章 美國教學歲月與梨山論壇
第六章 成立中華經濟研究院
第七章 蔣王論戰
第八章 台灣經濟自由化的推手

跋 歷史的教訓是「從沒有從歷史得到教訓」∕吳惠林
蔣碩傑先生大事年表

 

前言

  就目前台灣而言,認識蔣碩傑教授並與其相處最久的,就屬我這個後輩了,也許是這個原因,高希均要我為吳惠林教授和彭慧明女士撰寫的《蔣碩傑傳:奠基台灣奇蹟的自由經濟導師》寫序,我義不容辭。況吳教授是中華經濟研究院的同仁,我對他所撰寫的文章及書籍十分熟悉,而且也瞭解到他是研究蔣教授著作、闡揚蔣教授貨幣理論最有心得的人;彭慧明女士無論採訪和編輯都有豐富的經驗,由他們合著蔣碩傑傳會更加完整與精彩。
  
  吳、彭兩人在蔣碩傑傳中所強調的是蔣教授求學、治學,然後為國效勞的一生,對於蔣教授私人生活描述的不多,這是與一般「傳」的不同地方,這也是它最有價值之處。根據他們倆人所述,我將蔣教授的一生分成五個階段:

  第一階段:蔣教授的少年時期
  
  蔣教授出生在一個官宦之家,兄弟姊妹很多,從小他們都受到很紮實的基礎教育,沒有一個有紈褲子弟的浮華作風;長大後,都有一技之長,獨立生活,而各有成就。蔣教授在15歲以前已讀過四書,奠定他的國學基礎,他也讀過簡易的經濟學,對經濟學感到很有興趣。於15歲那年出國去日本慶應大學預科讀經濟,認為念經濟可幫助國家富強,改善國計民生。雖然東到日本後才開始學日語,由於領悟力強,很快就能聽懂教授的課。他也修了一門理則學,教人如何判斷一種理論的正確,對辯論很有用。三年後,「七七事變」發生,日寇大舉侵略中國,蔣教授返國後,又轉去英國入倫敦大學政經學院本科大學,繼續修習經濟學。1941年他完成大學學業,因財源不繼,乃休學一年轉去工作。次年才回到政經學院,攻讀博士學位。

  第二階段:開始挑戰經濟權威

  在攻讀博士學位期間,他讀了經濟大師的書,也聽了大師們的課,他不像一般學生,全部接受大師的講話,而是找出大師們理論的缺點,而著文批評,像凱因斯、庇古教授都是當代最具權威的經濟學家,他以一個研究生的身份,敢有這種「不怕虎」的勇氣與動作,在研究生中罕見。這就是蔣教授與生俱來的勇氣和精神。他所完成的博士論文,獲得當年最佳博士論文獎。

  第三階段:發表「可貸資金理論」,奠定他在經濟學界的權威地位。

  蔣教授於二戰結束後回到中國,先去東北參加經濟復員工作,並結識他的賢內助─馬熙靜女士。1946年回北京,任教北京大學經濟系,從而認識在清華大學教書的劉大中教授,並結為好友。在大陸北方變色前,他來到台灣,在台大教書半年,便去美國國際貨幣基金(IMF)工作,劉大中已在那裡任職。兩人性格雖不同,卻惺惺相惜。有人形容他們的關係是「秤」與「坨」的關係,凡事合作無間,不分彼此。就在1956年蔣教授在美國最權威的經濟雜誌(AER),發表「可貸資金理論」(Liquidity Preference and Loanable Fund Theories, Multiplier and Velocity Analysis A Synthesis),奠定了他在經濟學界的權威地位。在IMF服務十年之後,他與劉教授離開IMF,劉教授去康乃爾大學,他去洛徹斯特大學執教,最初他受到最高的尊敬,從而也各為台灣學生爭取了很多獎學金,後來因拙於言、與人無爭的個性,便失了年薪多年不增的虧。劉大中教授乃請他到康乃爾大學經濟系任教,以迄屆齡退休。

  第四階段:經常返國,為台灣經濟發展效勞。

  1952年,蔣教授利用休假回到台灣,當時台灣物價飛漲,而經濟發展剛剛開始,李榦先生帶他去見時任中信局長尹仲容,由於尹仲容相信計劃經濟可以使經濟發展,蔣教授相信自由經濟可使經濟活絡起來。兩人話不投機,不歡而散;不過,蔣教授離開時,贈送尹仲容一本米德(J. E. Mead)所著的《計畫與價格機能》,尹仲容讀過之後,便改變了他原有的想法,及對蔣教授的態度。1954年,尹仲容親自寫信向IMF借將,請IMF同意蔣教授和劉教授回國,就經濟政策提出建言。

  當一般開發中國家都嚮往「先發展重工業,再發展輕工業」的策略,蔣教授所重視的則是「重輕輕重」的經濟發展模式;對於通貨膨脹問題的解決,則是減少管制,提高利率,鼓勵儲蓄。尹仲容贊成他的意見,乃改變了傳統的作法,而台灣的經濟發展也有了顯著成果。

  1967年在召開經濟發展會議時,出席的國際經濟學者建議成立經濟學博士班,培植經濟人才,解決台灣人才不足問題。蔣教授和劉教授是核心人物。每年暑假蔣教授都回國講授他的經濟理論。1968年,政府成立賦稅改革委員會,由劉教授主持,蔣教授是有力的委員。他提出採用加值稅的構想,認為可以收縮貨幣供給,減少預算赤字,鼓勵多生產,少消費,加值稅要比所得稅更合理。但劉教授在美國麻斯格雷教授支持下,且國內的委員對加值稅都十分陌生,也表示反對,致沒有採納。由於蔣、劉友誼甚篤,不會因此放棄賦改會的建言工作。

  第五階段:「蔣王論戰」所引起的反響。

  「蔣」是指蔣碩傑教授,他是剛成立的中華經濟研究院長,也是康乃爾大學經濟系教授;「王」是指王作榮教授,他是中國時報的總主筆,也是台大經濟系教授。兩人國學基礎均深厚,筆鋒健而犀利。一位屬內歛,一位屬外向;一位重理性分析,一位說理時帶點情緒。在爭辯時,各不相讓,兩人均有不服輸的傾向。他們所辯論的重點是貨幣供給問題,一位重在說理,成為經濟學者所思考的問題;一位強調對企業的利害,為不少業者所喜愛。蔣教授認為濫發鈔票,點燃通貨膨脹,就是「五鬼搬運法」,最為讀者所欣賞。他們倆人各有各的支持者,難說誰是贏家。

  這場先後為期兩年的論戰,為學界立下了一個就事論事的榜樣,也為政府雇員上了一課,即政府的政策是希望經濟穩定,還是在不安定中找平衡。當時,我是中華經濟研究院的副院長,蔣教授是我的上司,我沒有出來參與蔣教授這一邊,完全為了保護剛萌芽的中華經濟研究院,怕它經不起風浪襲擊而夭折,但是仍然無法避免它的「池魚之殃」。在一次兩方相對的座談會上,參與蔣教授一方的費景漢教授(耶魯大學),他說台灣的企業家大都是「白手起家」,這句話並無惡意,這時有一位業者起來發言:「我們不是白手起家,而是帶著機器設備從上海來的。」。從此之後,有數位原答應捐款給中華經濟研究院成立基金的業者,乃停止了他們的捐款。

  蔣教授過世快廿年,我自中華經濟研究院退休也已16年,回憶與蔣教授相處的日子也有15年之久,在我印象中,蔣教授是謙謙君子。在學術上,他不迷信權威,肯堅持自己的看法;對當政者,他不阿諛,一向保持學者的風範;對社會,從不作倚牆草,討好某些人;對所批評的事,從不妥協;對朋友,誠信相待,為後輩所敬仰。

于宗先
中央研究院院士

 

詳細資料

  • ISBN:9789863200482
  • 叢書系列:財經企管
  • 規格:平裝 / 352頁 / 16k菊 / 14.8 x 21 cm / 普通級 / 單色印刷 / 初版
  • 出版地:台灣
 

內容連載

在產業發展上,台灣選擇了一條不同於全球慣性模式的路線。經過多年戰事,台灣經濟不振,國民黨遷台後將台灣作為復興基地,力圖振衰起敝,此時開始有不同的聲音。一派是傳統路線,許多工程師都認為,戰後的建設要從重工業開始,因為重工業是工業的根本,從根本做重工業開始,未來工業一定成長茁壯。

對這項說法當時最有力的支持者之一,就是印度一位名叫P. C. Mahalanobis的計畫經濟學家,他認為重工業就好比是生產機器的工業,只要這種工業先發展,就可以生產許多新機器,不斷生產,工業成長自然飛速成長;反之如果發展輕工業(也就是消費品工業),雖然對人民的生活消費可以快速提高,但新機器的生產量沒有快速增加,未來的成長也就比選擇重工業開始的國家來得慢。這是所謂的「重重輕輕」概念,也就是先重視重工業,較輕忽發展輕工業。

不同的道路:重輕輕重
對這項說法,蔣碩傑深表反對。早在任教於北京大學時,蔣碩傑便開始探討開發中國家的產業發展問題。他認為這套說法是忽視了一項事實:戰後世界已經是一個自由貿易的世界,無論是輕工業或是重工業,所生產的產品都可以在世界市場上經過貿易交換,成為各國民眾所需要的商品,因此各國只需要生產自己最適合的產品,不需要特別在意是否為重工業或輕工業。

蔣碩傑主張以「重輕輕重」的經濟發展模式,反對過去「重重輕輕」的經濟發展策略,讓台灣不走國際間計畫經濟路線、強調以重工業帶動其他產業的政策,採行以輕工業為基礎,配合推動貿易自由化、鼓勵出口、推進國內外工業合理分工的自由經濟政策。他覺得,經濟落後國家應該「先辦輕工業、再辦重工業」。輕工業可以很快地取得回報,提升所得,從而擴張有效需求。再配合政府正確的儲蓄政策和利率政策,人民的儲蓄也會和有效需求同步成長。等儲蓄提高、投資資金來源穩定之後,新的投資自然會選擇資本密集度較高的產業。如此循環下去,重工業也會逐步發展起來。

巧合的是,尹仲容也強調重視民生工業(輕工業)的發展。認為落後國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如果特別偏重重工業,往往引起經濟的不平衡與脫節、通貨膨脹、過度降低人民生活水準等紊亂現象,即令成功也是得不償失。這種觀念與蔣碩傑主張的重輕輕重,正互相對應。

1953年(民國42年),尹仲容改任行政院經濟安定委員會工業委員會召集人,運用美援資源,發展國內化工、食品、交通、電訊,以及一般工業。之後先後出任財政部長的李國鼎與費驊,此時都在工業委員會服務,經濟安定委員會擬定出第一期四年經濟建設計劃,據此向美方申請美援,並且協助國內企業申請融資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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