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讀者
六十餘年來,海峽兩岸的紀年時間彼此相通,可是雙方的歷史時間卻很難相提並論。兩岸同齡人見面往往語塞:說來是生活在同一個年代,所經歷的歷史情境卻截然不同。在台灣,八十年代是黨外民主運動與各種社會力陸續覺醒的年代。受益於七十年代的思想醞釀與經濟發展,八十年代的台灣在頻繁的鎮壓與反抗後,終於成立反對黨,解除了戒嚴,掃除了黨禁、報禁等等威權的殘餘,為日後的民主化積累了充沛的社會能量,並且觸發了體制本土化的先聲。
在大陸,八十年代則是文革之後痛定思痛、著手於改革與開放的年代。前三十年社會主義的激情實驗已經不堪收拾,從生產與分配方式、黨國體制、人們的生活形態、到個體的精神面貌與社會的價值觀,都在尋覓、嘗試之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這場前後十幾年的摸索與追尋,到1989年陡然中止;不過這個時期另尋出路的思考與嚮往也積累成豐富的資源,至今仍然供中國知識分子汲取。
同一個八十年代歷史階段,在兩岸的結局有巨大差異,已經提醒我們不要在其間太作比附。然而,拋開差異不論,兩岸在這前後十餘年間發生的事情仍帶有一些奇特的契合之處,那便是都具有擺脫過去、開啟未來的效應,深刻地改變了兩個社會的體質與走向。
本期《思想》「走過八十年代」專輯邀集到的台灣作者,多數親歷過當年的反叛、興奮、衝撞的歷史;他們的經歷無需一一介紹。那段歷史影響了台灣社會,也塑造了這些人的個人生命軌跡。這幾篇文章,當然不足以涵蓋整個八十年代;但是這些文章的「個人」特質,多少傳達了當年的社會氛圍與年輕一代的掙扎、追尋。
本期專輯原本僅以台灣為著眼點,並無意圖議論彼岸的同一時代。幸運的是,陳宜中先生對朱嘉明先生的專訪適時成篇,在本期發表。讀者或許知道,朱先生正是1980年代大陸改革開放過程最重要的參與者之一,列名「改革四君子」;他也因為1989年的悲劇而流亡海外多年,面對昔日的成敗種種而不斷苦思讀寫。他的命運具體而微地反映著大陸八十年代的來路、過程與結束;他的視野灰黯,卻堅持著不怠不熄的希望,也正說明了環境與時間對一整代人的沖刷考驗,如何淬煉著強者敗而不潰的精神。
八十年代已經在二十餘年前結束,它的歷史位置有待史家分析與確認,但是它對於今天、今人意味著什麼,已經顯得曖昧模糊。在訪談中,朱嘉明重申八十年代的「共識」可以成為今天中國再出發的張本;但是當年的共識,連1989年的矛盾之撕裂都經受不起,遑論面對今天分化嚴重的中國?極端的權力壟斷與財富差距,豈能容得下當年在一窮二白之中求出路時所形成的「共識」?但無論如何,朱先生以及他的同輩人,不改其志地指出八十年代對今天中國改革的具體意義,多少說明了他們仍然承擔著未竟之業。這些人念茲在茲的是,讓中國不要墜入硬化或者潰散這兩條死路。
對比之下,讀著台灣作者們的回憶、感慨、以及反思,我們似乎察覺出文字之間搖曳著某種垂眉低頭的身影,寧可多談自己與友人的「私」經歷,而不想再把過去聯繫到今天,再高論時代任務的轉移與承接,再思考歷史變化中的進步與退步。台灣的八十年代記憶,為什麼竟像是停格的膠片,在無聲消逝的時光中逐漸泛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