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兒政治與台灣現代「性」

　　本書以文化研究為路徑，在同性戀、公權力風化管制、女性主義政治這三塊論述場域中，刻畫「性」在這些不同但卻互相交疊的面向上是如何鑲嵌在台灣國族打造的現代化進程中，並深究這  之中的權力布局效應和抵禦政略。作者的歷史研究顯示，公權力藉賣淫禁制所建立起的一套性秩序，是冷戰時期國家懲戒男同性戀、管制女性情慾以及建構正規國族主體的主要規訓力道。白先勇著名小說《孽子》是這個歷史脈絡的產物，但其所描述的男妓文化卻始終被同志運動所忽略，而與賣淫連結的性汙名更被晚近的反娼主流婦運所高舉的單偶理想所強化。作者因而提出了一個性異議的酷兒政治來批判國家與女性主義所豎立的新道德秩序。

作者簡介

黃道明

　　中央大學英文系副教授，英國Sussex University媒體研究博士，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成員。

自1949年以來，台灣的男同性戀是如何形構於國族／國家文化的空間之中？男同性戀的身體在什麼樣的正典情境裡以及性別和性相的規範體制（regulatory regimes of gender and sexuality）中被物質化？被召喚為男同性戀的個體，又是透過哪種論述方式，將自己接合成為一個慾望主體，並且從這個文化形勢裡作出反抗形式的政治？最後，在台灣做為一個酷兒意謂著什麼？《酷兒政治與台灣現代「性」》藉由著眼於酷兒性（queerness）和國族／國家文化的交織區塊，企圖建構一個台灣性相的文化史與政治。
藉由導論，我首先將思考一段來自當代台灣的特殊敘述，本書所要檢視的重要議題與這段敘述所衍生出來的討論有關。這段敘述出自知名作家白先勇的小說《孽子》的開頭（出版於1983年，並於1990年翻成英文版的Crystal Boy）。除了它眾所周知被推舉為第一本關於男同志主題的現代中文小說之外，這本文學作品的重要性還顯現於作者的一段話裡。因為白先勇以其人道主義關懷著稱，所以他試圖在以下這段訪談裡，把小說定位為主要是關心同性戀壓迫的問題：「《孽子》所寫的是同性戀的人，而不是同性戀，書中並沒有什麼同性戀的描寫，其中的人物是一群被壓迫的人。」 在接下來的訪談裡，他強調這個有問題的壓迫有其文化特殊性：「（關於同性戀的再現）中國文學裡沒有可供參考的作品。然而，我堅持要從中國人的角度去看同性戀的問題，去寫一個中國人的世界。」

《孽子》設定在1970年，由一名做為「被拋棄的」青少年以敘事者身分揭開序幕，從以下這段關於新公園的描述展開（新公園在1996年更名為「二二八紀念公園」，是中華民國在台灣的首都台北一處同志釣人的場所）：

在我們的王國裡，只有黑夜，沒有白天。天一亮，我們的王國便隱形起來了，因為這是一個極不合法的國度：我們沒有政府，沒有憲法，不被承認，不受尊重，我們有的只是一群烏合之眾的國民……

白先勇所喚起的「白天／黑夜」意像──此二元的象徵對立是透過諸如「正當／不正當」、「揭露／祕密」、與「像樣／見不得人」等意義所展現出來的 ──立即清楚顯示台灣同性戀的社會困境。更進一步來說，相對於當時主流的同性戀論述裡，男同志總是被對象化（objectified），而且總是被再現為他者的奇觀（spectacle of the Other），這個段落的獨特性與重要性在於，台灣同性戀壓迫的問題以史無前例的方式被提出來而且引起了注意。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受壓迫者的處境以集體的方式發聲；它接合自一個第一人稱-複數-言說的主體位置，一個主體性認同的位址，一個被驅逐的敘事者所認同的「我們」。的確，就是這個毫不曖昧模糊的同性戀認同接合位置（articulatory position），使得《孽子》成為當代台灣男同性戀最重要的再現。也因為如此重要，小說的名字到了1980年代末，成了公共論述裡男同性戀的新意符（signifi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