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1993年起中國大陸結束了石油出口長期大於進口的時代，成為淨進口國；此後，進口石油的數量及對進口石油的依存度不斷攀高。2003年中國取代日本，成為僅次於美國、世界第二大的石油消費國和進口國；2007年石油進口量已達1.97億噸，進口依存度提高到50%，2009年進一步提高到2.04億噸，依存度升抵51.8%，然而其中高達90%的原油都是經由海路輸入，包括穿越荷木茲海峽和馬六甲海峽等高風險的運輸通道，使得保障海上運輸安全和持續遞增的外部石油供應，成為制約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兩大隱患。為了降低通路風險、確保油源、預防斷流，大陸決策部門除推動能源體制改革，從需求面追求「節能、降耗、減排」，自上世紀九Ｏ年代中期便積極開展能源外交，鼓勵企業走出國門，赴海外收購上游能礦資產，同時著手佈建「泛亞能源大陸橋」，以便經由較為安全的陸上管道，從資源豐富的週邊國家進口原油和天然氣，填補國內的供需缺口。2005年12月第一條聯外運輸大動脈「中哈油管」正式落成營運，這一成果不僅拓展了大陸的能源版圖，打通了能源運輸的西大門，也為外向型能源戰略樹立了新的里程碑。
大陸發展管道工業已有近五十年的歷史，至2009年底國內油氣管道總長度達六萬六千公里，未來十年將續建五萬公里，進而跨入「管網時代」。回溯冷戰時期，因受到國際和區域政治經濟大環境的限制，興修跨國陸上管道不啻是一種奢想，「中哈油管」面世體現了零的突破，為絲路復興添加了新的動力，而在此同時，環大陸三大扇面的聯外油氣管道項目－從地廣人稀但資源豐厚的西伯利亞、中亞裡海到緬甸乃至中東地區－都已建成、在建或磋商規劃之中！但由於上述三大區塊的合作對象與競爭對手不盡相同，地緣形勢、資源與市場條件互異，因此，中國在開發境外資源、闢建聯外油氣通路的工作上進度各有不同，其中東北向的中俄油管由於日本攪局，與北京爭奪西伯利亞原油，致使中俄雙方早已敲定以中國為唯一客戶的「安大線」輸油管道胎死腹中。
2004年底俄聯邦中央宣佈興建起點改在泰謝特（Taishet），全長4,750公里的「東西伯利亞－太平洋」（ESPO）幹線，並從中俄邊境阿穆爾州的斯科沃羅基諾（Skovorodino）修建通往大慶的支線（SD線），後經反覆磋商，雙方於2009年3月與俄羅斯簽定《中俄石油領域合作備忘錄》，《備忘錄》載明中方向俄羅斯提供250億美元的石油預付款，作為賣方的俄石油公司（Rosneft）與俄管道運輸工業公司（Transneft）分獲60%和40%，俄方於2011~30年間每年對華供油1,500萬噸（不含傳統經由鐵道和油輪運輸的石油），這就是媒體所稱「貸款換石油」（Loan for Oil）的由來。2010年8月底，俄總統普亭親赴斯科沃羅基諾，啟動通油閥，為中俄油管俄境內管道注油，其中首批原油採陸海聯運的方式，於2009年12月28日從產地起運至斯科沃羅基諾，ESPO二期工程「斯科沃羅基諾-Kozmino」段使用鐵路，之後裝船交付中國客戶。SD線全長1,030公里，中國境內長965公里（漠河至大慶），油源位於東西伯利亞克拉斯諾亞斯克邊疆州北部，次年元旦正式通油。
相較於長達十餘年，一波三折的中俄管道談判，無論是西南向的中緬油氣雙線或西北向的中哈油管與中土天然氣管，從構想的提出到開始施工及至成果驗收，為時僅三、五年光景。以中緬管道為例，兩國政府先於2006年簽署《諒解備忘錄》，2010年開始動工興建，預計兩年後完工。長1,100公里的中緬雙線管道工程實現通油通氣後，將為中國大西南石化煉製業的發展和清潔能源提供新的資源動力。同此，伴隨中國從中亞進口油氣數量的提升，依托國內外兩個市場的新疆作為初級能源供應基地的身份也將相應調整；從中亞進口的油氣資源結合新疆三大油氣田－準噶爾、塔里木和吐哈－可望為獨山子、烏魯木齊、克拉瑪依和庫車各千萬噸的煉化目標產能奠定基礎，將當地的資源優勢轉化為經濟優勢，新疆將不再是進口資源轉運的通道而已。
在角逐大中亞地緣能源的長程賽局中，中國不屬先發的隊伍，但終能脫盈而出，在運用地緣、開發能源的工作上取得顯著的成果，自有其獨到之處。然而對比東北亞的俄、中、日三邊角力標的物僅油管及原油兩項，中亞的棋局卻要複雜難解得多。首先，中亞環裡海地區已有、在建、及規劃中的油氣管道，形如蛛網自產地向外輻射，而非剪刀狀的ESPO+SD；其二，參與對弈的棋手在地緣政治和國際關係中分屬不同陣營卻往往相互滲透，彼此既合作又競爭，並視棋局的開展經常變換方位（例：從支持到反對特定管道建設方案），致使多邊競合的「介面集」呈現不穩定狀態，其中不乏「棋中有棋」、虛實難辨的博弈命題；其三，需求市場由多組主力－簡以中、俄、美、歐盟「四端點」表示，搭配非主力集團土耳其、伊朗、日本、印度、南韓、馬來西亞、越南等國政府和企業形成四端點為主的壟斷性競爭，對應於多個彼此不完全合作的地主國；其四，加入賽局各主體的戰略目標及其優先次序不盡相同。作為單極霸權的美國，重視中亞地緣政治形勢的控制（A）勝於能源（B），關切中亞油氣管道的走向（C），及加大對當地資源的占有（D）。高度仰賴進口油氣、搭北約（武力）便車的歐盟積極追求B, C, D；擁有相對地緣優勢的俄中兩國同樣看重A，不過動機是被動因應美國對中亞的地緣政治攻勢；但兩國追求B, C, D的動機強烈不亞於歐盟。
中、俄、美、歐盟面對大中亞多邊博弈的戰略思考雖不盡相同，但均試圖在能力所及的範圍內爭取「地緣與能源」、「資源與管道」的雙控制。相對於另三個競爭對手，中國內有能源短缺的壓力，外有敵對勢力的襲擾；為確保國安與國民經濟永續發展自須講求戰略，建構符合中國國情的對策。
本書提出「中國模式」的概念，從中國開發新市場的基本訴求出發，分循政治、經濟與能源三大面向解析北京的戰略與行為準則，其中遵行行之有年的「和平共存五原則」，以睦鄰為本、讓利為手段，爭取邦誼，已廣為人知，但另一項對「中國－中亞」關係發展影響深遠的因素，至今卻匿而不宣，那就是中國與哈薩克、吉爾吉斯、塔吉克三國及前此與俄羅斯國界的勘劃（簡稱「1加4邊界談判」）。中俄雙邊劃界談判始於前蘇聯時期（1964），最終在2005年完約，前後近40年。本書對劃界問題多所探究，其主要緣由出於作者根據相關事件的推進順序，認為國界的確立與「上合組織」的成立及中國與中亞諸國的關係發展同步，在這一基礎上各方合作建設油氣管道不過是順水推舟，唯其間的因果關係並不明確。雖然如此，鑑於劃界涉及國家的領土主權完整與民族生存發展的根本利益，全案仍不乏值得重思推敲之處。
首先，由於欠缺一手訊息，作者無從研判在國界未定的假設下，「中國－中亞」管道建設會否一帆風順。其次，本書述及蘇聯解體後引發裡海劃界的法律爭議前後已有20年，由於環裡海五國的主張互有出入，裡海劃界問題至今無解，足見領土、領海主權爭議，國際間鮮少能以和平方式收場；有關南海與東海海域及島礁，中國一向堅持「主權在我、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原則，但何以面對前蘇聯立場上就鬆動，令人費解。其三，從領土爭議的源頭說起，九十年代以後中國與中亞三個接壤國的談判不過是此前中俄談判的延伸，模式相同，其中關鍵性的變化在於中方從1983年起不再堅持早先的主張－即邊界談判應基於沙俄強加於大清的「不平等條約」，導致中國國土淪喪多達354萬方公里（概估，不含外蒙古），並依據這一共同認知重新議定兩國國界－而改以「現狀」為準，僅針對「爭議地」而非「失土」勘劃國界。這一立場的轉變所產生的後果用「屈讓」兩字已不能形容。新疆社科院中亞所王沛教授函稱：「從1858年到1884年不到三十年的時間，沙俄通過〈中俄璦琿條約〉、〈中俄北京條約〉以及〈中俄勘分西北界約記〉、〈中俄伊犁條約〉、〈中俄探勘喀什葛爾界約〉等不平等條約，就侵吞了中國一百五十多萬平方公里的領土。如果從沙俄與中國發生聯繫的整個歷史時期來看，被沙俄侵占去的中國領土，還不止此。」同樣令人扼腕的是：1949年國民政府遷台帶走了清季所有的外交檔案與圖籍，致使北京在處理「爭議地」時陷於被動，兩岸長期的分立分治，信息中斷，各遭邦交國勒索，嚴重損害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反觀強占中國土地最廣，傷害中華民族最久的俄羅斯，面對相同的問題，反應卻截然不同。俄前總統普廷在被詢及有關領土糾紛時，祇冷言回諷：「不錯，俄羅斯的國土遼闊，但沒有一吋是多餘的」！
1991年作者初訪當時還是前蘇聯加盟共和國－哈薩克的首府阿拉木圖，親炙這個與新疆接壤的資源大國的風土人情。接下來的十年，整個中亞乃至蘇聯、東歐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蘇聯的解體衝垮了沙俄及布爾什維克近四百年用武力所建立的帝國基業。這一期間筆者出入俄疆及塔吉克以外的中亞四個新興主權國，但主要的關切並非能源，而是九十年代初蘇東浪潮掀起自由化、經濟安定、與制度變遷等中亞版的改革與開放課題。1994年起作者應日本「□川和平基金會」（SPF）之邀，參與該會協助中亞及南高加索國家推動體制轉軌與市場化經濟改革諮詢，前後十二年。SPF的專家團定期舉行會議，針對地主國政經社會等各個領域時興的問題進行會診，從而得以較完整的掌握新世紀前夕中亞各國追求再現代化的曲折歷程；之後，環裡海三個能源大國－阿塞拜疆、哈薩克與土庫曼－快速崛起，其原因很多，但嚴格說來並不能歸功於主政者推動經濟改革，而主要得利於國際原材料和原油價格大漲，大舉推升各油氣出口國的景氣所致。在國際能源市場極度動盪的大背景下，中國也加入買方的行列角逐全球能礦資源與多國管道博弈的白熱化競爭。911之後大中亞接續中東，成為中、俄、美三國爭奪戰略攻防制高點的新興熱區。
在時空環境劇變的大背景下，長期閉鎖的中亞內陸能源資源開發和運輸通路的掌握，隨之成為新世紀國際經濟活動的主要面向，並增添了管道經濟學的內涵。為確保能源安全，循供給面建立儲、產、銷一體的綜合油氣管道，包括地緣政治、能源外交、區域經濟、跨國運輸、乃至民族、宗教、人文傳統等不同領域的知識的重要性都大為提高，致使管道研究跳脫了傳統的格局，並體現以「博弈」為核心的綜合性地緣能源戰略研究。
為執行本項研究計畫，作者於2008年5月前往北京、烏魯木齊、喀什三市，就教於大陸能源、區域經濟及中亞研究專家、政府官員，時距作者初訪新疆及中亞諸國，垂二十年。承新疆社科院經濟所前所長王沛教授導引，進窺中亞民族問題，及作者於九十年代客居絲路古道大小城市的切身感受－從烏魯木齊、伊竿、吐魯番、喀什、到境外的阿拉木圖、江布爾、比什凱克、伊塞克湖、塔什干、薩馬爾罕、阿什哈巴德－細數馬背上的政權此起彼落，在千年突厥故地烙下蹄印，更深刻體會到著名的文化史學者季羨林盛讚新疆匯聚世界四大文化體系，獨樹一格的特殊風貌。世紀交替之際，大陸〈十、五〉計畫首倡西部大開發，但中國開發西部非始於今日，而有其久遠的歷史！迄今，每翻閱舊籍回眸中亞史，遙想二千多年前的漢使張騫出入絲路，首開先河，武帝「鑿空西域」，開拓民族生存空間及為此後的東西文化交流奠定基礎，千秋壯觀，較之沙俄染指中亞早一千七百年。十二世紀初契丹貴冑耶律大石率部徙中亞，建西遼帝國，進據花剌子模，大敗歐洲人的心腹大患突厥蘇丹聯軍，聲威遠播，中國的俄語稱謂：Kitai一字實指大石統御的「契丹」民族，唯是時俄人尚未進入中亞史。目前中俄兩國均尋求重返中亞，域外強權虎視眈眈，伺機奪占地緣、控制能源，唯論及文化歷史淵源，關係親疏，誰是主人，誰是來客，一清二楚，明乎此，在與莫斯科或他方交涉有關中國利益（土地與資源）的事務時，底氣自然充沛！
本書取材來源廣泛，除國際和中國大陸的各類出版品、官方文獻、專書、論文、傳媒等原始和次級資料外，同時收錄專家訪談與實地考察報告，唯由於取材來源不同，內文所錄的統計數據不乏相互出入或有所偏誤之處，特別是清季中國因不平等條約造成的失土究竟有多大？至今人言言殊，並無定論，當然更不能擱置不論。本書從定稿到送印時隔年餘，主因在於校稿、補正、更新耗時不少；內文若干章節，除以「裡海劃界爭議」及「哈薩克油氣資源開發與外人投資」為題分別在院辦《經濟前瞻》131期和136期刊載，另案與俄學者合著論文：「中亞細亞的資源爭奪」一文，直擊本書主題，在德國外交期刊Zeitschrift fur internationale Politik（2011），No.79出版，「中哈油管：雙邊合作模式評估」於杭州「海峽兩岸能源經濟研討會」發表（2011年10月），餘均屬首次發表。承黑龍江大學姜振軍教授、新疆社科院王沛教授、國務院王慧炯先生等多位學者函勉與指正，於此謹致謝忱；又中經院研究助理何思賢、簡浩羽、蔡依靜和編輯部提供文書協助、校勘、圖檔與數據整理，並此申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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