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哲言錄：給覺醒的中國

作者序

　　梁啟超(一八七三年一九二九年)的壽命即使在百年前的中國，也不算長，未能越過那個時代可以稱為高齡了的一個甲子的坎，只有五十七歲。他這一在今天可以認為是早逝的生命所建立的成就，即使百歲之人也難能做到，可說是古今一人而已。

　　從大的主要方面來說，梁啟超是政治家、言論家、學術家。從康梁維新到推動中國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國主要的政治運動和大事件，幾乎無不有梁啟超活躍的身影，或者是最主要的政治領袖，或者是主要的政治領袖之一，即使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之後，儘管他努力專注於學術和教學，實際也仍然是中國一股重要政治力量的靈魂。作為言論家，梁啟超是中國新聞事業興起時代最卓越的代表，而在言論本身，形式上他是個偉大的文章家，內容上他是個偉大的意見領袖。在學術方面，梁啟超是中國經學演變史中一個卓越的代表人物，又是中國新學最重要的奠基人，所涉足學科範圍之廣，囊括了哲學社會科學及人文領域的所有主要學科，今天中國諸多學科的學術倘求完整、完美，就根本無法繞過作為奠基人的梁啟超。不僅如此，其他比如梁啟超是中國現代教育的開創者，是一個卓越的教育家；他是中國古典文學向新文學過渡時期的重要作家，是新文學文學理論的奠基人，還是初期白話運動的重要推動者；他是個書法理論家和書法家；他甚至是中國新音樂的主要倡導者；等等。

　　跨度如此之大、成就如此之豐的人物，今天已經難有人可以一人之力對其進行全面、詳細的研究。梁啟超去世後，關於他的研究，主要是翻印、整理他的著作，進行回憶和為他作傳記、年譜，但即使是對他著述的整理，也是遠不能達到完善，連一部真正可以稱為全集的善本還不能做到。梁啟超生前特別託付、由其好友林志鈞編審定稿的《飲冰室合集》，至今還是梁啟超最好的著述集。北京出版社於一九九九年出版過一套《梁啟超全集》，不僅並不完整，且十分粗疏，編審者連斷句、標點的漢語言功課也沒有過關。中國內地一九四九年後，對梁啟超思想進行了涉足，這是因為當局需要用自己的意識形態全面取代人類及以往中國的精神成就，自然不能少了對梁啟超的批判，但這種批判不過就是粗暴地冠以改良主義、資產階級乃至封建地主階級的帽子而已，僅只十分有限的史料價值，根本談不上是嚴肅的研究。當然，在臺灣戒嚴時期，由於梁啟超與孫中山革命黨之間複雜的歷史性關係，對梁啟超的研究也很難深入。海內外對梁啟超的研究，嚴格說來，是得益於中國內地意識形態鬆動和臺灣告別戒嚴，也即近三十年左右。一當人們以比較公正的態度回過頭來看熟悉而陌生的百年前的梁啟超，有如發現了一個充滿了寶藏的新大陸，從而形成了一股正方興未艾的梁啟超熱。我以為無論從梁啟超本身的資源豐富性來說，還是從目前梁啟超研究的勢頭而言，都可以稱之為了「梁學」。

　　「梁學」最重要的價值在兩個層面：一在義理層面，一在歷史層面。所謂義理，核心就是哲學精神。梁啟超一生的學術和思想，實際是試圖做成兩件事情，一是將中國以經學為主幹的義理及諸子學說、佛學精神，與西方哲學思想進行融合，二是試圖完成以中國史為主材料、兼以世界史的歷史哲學框架。這兩件事梁啟超都沒有完成，但已經做了大量鋪墊，並有了很多節點上的突破。中學、西學，終究是各有源流，可見的將來也不可能歸為一學，但無論中學、西學或其他學，終究要完成內核上的嵌合，以豐滿普世之人類精神，也即內在精神歸一，而源流枝節旁生。所謂歷史，不是指歷史學，而是中國社會如何完成歷史的轉型問題。百年前中國社會進行了轉型，今天中國社會再次處於轉型過程當中，即使臺灣已經轉型，也還有著如何深化、鞏固、前趨的問題，今天的中國實在要從百年前的轉型中吸取太多的東西，以免有再次輪迴的悲劇。

　　梁啟超人生活動極其複雜，其思想又非常龐雜，很難用一本書搞清楚他的人生活動，也很難用一本書搞清楚他的思想學術。梁啟超的言論、思想，很重要的一個內容是庸言。所謂庸言，就是中等程度的人能夠理解的言論，中等程度在清末、民初屬於相當於秀才、中學程度知識層次的人，甚至可以低到有了基本閱讀能力的人，也即大多數受過教育的人口，當然，如果讀梁啟超的原文，今天受過大學教育的很多人也已經不能夠流暢閱讀。但是，瞭解梁啟超的思想，畢竟從其庸言入手是比較容易的。梁啟超的庸言極多，只能選粹部分，編選成集，稱為「哲言錄」，再加以注釋、解說，以便今人理解、受用。

　　所謂「哲言錄」，也即語錄，以「哲言」稱之，是突出其切合一般社會經驗、人生經驗和理性思維的哲理性。語錄是中國文體和書籍體例的一種古老形式，孔子的《論語》就是中國最早的一冊語錄，由他的弟子甚至可能還有弟子的弟子，記錄其言論(包括一些行為、活動)彙輯而成。由於語錄簡潔易讀，且通常富有哲理性，所以自《論語》後即大受歡迎，清末以後更是濫觴。梁啟超的弟子蔡鍔一九一一年所編撰的《曾胡治兵語錄》，是中國清末以來最重要的軍事學著作之一，在他病逝後被一再翻印，有點文化的軍人幾乎可說無不要習讀。中國內地「文革」時代，毛澤東的語錄稱為紅寶書，連文盲也要準備，要裝模作樣閱讀，手揮《毛主席語錄》，胸佩毛澤東的像章，就像滿清時候中國人甩馬蹄袖和辮子一樣，成了識別中國內地人的形象符號。中國內地「文革」時代紅寶書現象誠然荒唐，但也確實印證了語錄的大眾性，印證了其庸言性。所以，選粹梁啟超之哲言，編輯而為語錄，實在是令今人有所瞭解他思想、有利一己人生的便捷法門。

滬上顧則徐於二○一二年十月二十二日自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