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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中國近代歷史與政治中的個體生命

傅斯年:中國近代歷史與政治中的個體生命

Fu Ssu-nien: A Lif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Poli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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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傅斯年是民國時期學界最有影響力、色彩最豐富的人物之一
他最重要的學術主張是「夷夏東西說」
《傅斯年:中國近代歷史與政治中的個體生命》
重構了他從疑古走向重建古史的過程

  傅斯年(1896-1950),民國時期學界最活躍、最有影響、色彩最豐富的人物之一,一個「譽滿天下、謗滿天下」的人。

  他組織並領導了二十年以史語所為核心的學術群體,促成了如考古學、甲骨文、金文研究和清宮檔案的收集與研究等很多領域的進步;他強調中國歷史學的專業化和收集第一手材料的重要性,對形成學術研究的新風範有卓越的貢獻。

  傅斯年生活在後傳統、後科學、後古史辨的時代,本書作者王汎森針對他最重要的學術主張「夷夏東西說」,重構其從疑古走向重建古史的過程。並藉傅斯年看他這一代知識人如何陷入種種的「兩難」,進而將其個案帶到中國現代思想史兩個更廣泛的主題上來:一是五四青年的文化反傳統主義之產生和發展,二是在中國建設一個學術社會進程中的成功與挫折。

  第一章〈傅斯年的早年生活〉
  介紹傅斯年的成長歷程,包括在北京大學的學習,及其與新潮社、五四運動的關係,這些為他日後學術思想的發展、人格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第二章〈新歷史學派的形塑〉
  介紹傅斯年在倫敦和柏林的學習,實證主義、自然科學、心理分析及比較語言學都對他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回國後,傅斯年建立了史語所,集中了一批中國學術的精英,如陳寅恪、趙元任、李濟等,展開學術研究工作,史語所成為傅斯年們的舞臺??

  第三章〈走向中國文明多元起源論:中國古史的學說〉
  作者向人們展示了上個世紀史學家們對中國古代文明起源的探討,傅斯年打破了中國古代歷史研究的單一體系,形成新的多元文明起源論,代表著作是〈夷夏東西說〉(1935年),並重新描繪出古代歷史的畫卷。王先生檢討了傅斯年的理論的價值、影響及值得商榷之處。

  第四章〈反內省的道德哲學〉
  作者結合了當時的時代思潮,精闢地分析了知識份子群體的矛盾心態,指出傅斯年在反對傳統的道德內省哲學時與清代考據派學者在精神上一脈相承,另一方面,他又以西方思想、方法為參照系和武器,對中國的內省的道德傳統進行駁斥。傅斯年集中地對「性」、「命」、「令」、「心」這幾個關鍵概念作了詳細的辨證,寫成〈性命古訓辨證〉(1940年)。

  第五章〈五四精神的負擔〉
  在這一章中,作者認為中日戰爭爆發後民族主義興起、專制政治下民主與獨裁辯論的高漲、以及本位文化的鼓吹,都使五四的個人主義、反傳統、宣導純學術等成為一種負擔,並闡述這種轉變的錯綜複雜的社會、歷史背景以及傅及其同時代人所受的影響。

  第六章〈一個五四青年的晚年〉
  傅斯年曾將蔣介石看作最有能力的中國領導人,但是蔣介  石的獨裁使他感到失望、不滿,因此他對蔣的態度是複雜的。作者指出傅斯年晚年積極參與政治活動,已經漸漸緩解了傳統價值與現代價值之間的張力。此外,另有〈引言:1895年後的思潮與傅斯年〉、〈結語:一個五四青年的失敗〉。書後另附六篇專文。

作者簡介

王汎森

  臺灣雲林人,1958年生。臺灣大學歷史系學士,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博士。任職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先後擔任助理研究員、副研究員、研究員、特聘研究員,其間曾任歷史語言研究所副所長、所長,並於2004年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主要研究領域為明清到中國近代的思想史、學術史等領域。

  著有《章太炎的思想》(臺北:時報出版公司,1985)、《古史辨運動的興起》(臺北:允晨文化出版公司,1987)、Fu Ssu-nien: A Lif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Politic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3)、《晚明清初思想十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近代中國的史家與史學》(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08)、《權力的毛細管作用》(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2);主編《中國近代思想的轉型時代:張灝院士七秩祝壽論文集》(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7)等書。

 

目錄

導論 1895年後的思潮與傅斯年
傅斯年在中國現代知識界的地位

第一章 傅斯年的早年
家鄉:瀕於崩潰邊緣的舊社會
傅斯年的成長歷程
北大歲月
傅斯年和《新潮》
作為五四遊行示威主將的傅斯年
年輕的叛逆者
作為文化批判者的傅斯年
對中國國民性的批判
傳統學術的再評估
創造一個「社會」
「一團矛盾」

第二章 新歷史學派的形塑
在倫敦和柏林的學習
傅斯年與史語所
史語所的眼界和目標
史語所的工作

第三章 走向中國文明多元起源論:中國古史的學說
中國古史起源多元論
重建中國古代史
傅斯年學說的影響

第四章 反內省的道德哲學
反內省傳統的出現
古代道德哲學的去倫理化
終結內省的道德傳統

第五章 五四精神的負擔
歷史與政治
《東北史綱》
文化認同的需求
愛國主義與反傳統
政治選擇

第六章 一個五四青年的晚年
政府不端行為的批判者
對民族往昔的兩難心理
平抑昆明學生運動
懲治漢奸
「清流」
動蕩年代的知識分子:在臺灣和台大
尋找道德之源
「歸骨於田橫之島」

結語 一個五四青年的失敗
附錄一 攻擊顧頡剛的小說片段
附錄二 傅斯年與陳佈雷筆談記錄
參考書目

附論六篇
傅斯年對胡適文史觀點的影響
胡適與傅斯年
伯希和與傅斯年
傅斯年與陳寅恪——介紹史語所收藏的一批書信
什麼可以成為歷史證據——近代中國新舊史料觀點的衝突
一個新學術觀點的形成——從王國維的《殷周制度論》到傅斯年的《夷夏東西說》
《傅斯年全集》總目錄

 

前言

  這是廿幾年前寫的一本書稿,正式由英國康橋大學出版也是十年前的事。

  廿幾年前,我到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做余英時先生的研究生。我在申請學校時的研究計劃一個是戰國到秦的思想轉折,一個是明末的思想。余先生當時甫自耶魯轉來,見面之後便說,他認為我應該用傅斯年為題寫博士論文,原因之一是如此重要的人物,西文及中文皆從未有專書。
為了寫這篇序,我查了初到美國念書的舊筆記,居然發現我於1987年9月10日在普林斯頓帕瑪堂與余英時老師的一段談話記錄:

  下午與余老師談,老師見面便建議我以傅斯年作為論文題目,他說能以檔案作為論文題目是千載難逢的機會。我回答說這些檔案資料太過零碎,余老師說無論如何總能夠整理出一個脈絡來,而且可以與我先前寫過的兩本書(案:1985年出版的《章太炎的思想》,及1987年出版的《古史辨運動的興起》)相聯。

  就這樣,我放棄了原先準備研究的題目,改作傅斯年。

  在寫這部論文的過程中,余先生提醒我,不必大幅轉述傅斯年學術論文中的觀點,如果想瞭解其學術觀點的人,自然會去讀他的原書,要緊的是把它放在整個時代思想、學術的脈絡下來看。我基本上遵守了這一個指導原則。所以雖然傅斯年文集中有許多見解深刻的文字值得注意,但是在這本書中我並未大量復述他的文章。

  這不是一本傅斯年一生的傳記。傳記必然要包括許多有趣的事件與交往情形,但此書對這方面的細節都盡可能地割捨了,除非它們能彰顯歷史的意義。生活傳記方面的工作應該留給對傅氏的生平有興趣的朋友來做,或是用一部年譜長編來表達。再者,此書是以英文撰寫的,而英文著述有一定的體例,它必須圍繞一個或幾個themes來進行。所以此書是在一定的脈絡之下開展,逸出這個脈絡,或安排進去顯得太臃腫的部分,都只好略去。在完成此書之後,我又陸續寫過幾篇補充性的文章,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參看(前三篇已收入本書的附論)——
  一、《傅斯年對胡適文史觀點的影響》
  二、《什麼可以成為歷史證據》
  三、《殷周制度論與夷夏東西說》
  四、《民國的新史學及其批評者》

  大概是在普林斯頓讀書的第二年,我注意到普大的羅倫斯.史東(Lawrence Stone)的《歷史序述的複返》(The Revival of Narratives)一文,後來我也聽過他有關16世紀歐洲的課。史東這一篇文章被認為是現代西方史學發展史中的一份重要文件,他在文中指責現代歷史書大多不堪卒讀,忘記了歷史家本來的身份便是故事講述者。他批判了年鑑學派史學,批判了新經濟史,對馬克思主義史學也有微詞,提倡一種以問題為主幹,但又不失敘事味道的歷史寫作。

  此書的寫作方式多少受到史東的感染,故希望它是問題取向的,但同時也是可讀的。不管我成功地做到幾分,但我在下筆時比較含蓄,對當時心中所思考的一些問題並未盡情地敘出,希望讀者在閱讀的過程中對此能有理解。

  時間過得真快,離本書初稿寫成已有二十幾年。在我著手寫這本書時,中外文世界似乎還沒有一本以傅斯年為主題的專書。在此之前,已經出現幾篇學位論文,但最後都沒有出版,西方世界在提到傅氏時僅有一部參考文獻是Alan Moller一本題為“Bellicose Nationalist of Republican China: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 of Fu Ssu-nien”(《中國好戰的民族主義者》)的博士論文。此書寫到一半時,聊城師大歷史系教授合寫的《傅斯年:大氣磅□的一代學人》才出現。現在,有關傅斯年的中文書已經很多。這都是這十幾年來的新榮景。

  除了交代撰寫本書的因緣外,我也想趁這個機會,記下一些零星的看法。我認為,傅斯年處於「後傳統」、「後科舉」、「後古史辨」的時代,關於他的討論就不能不與這三者有關。首先,我是想藉傅斯年看他這一代知識人的思想、心態的起伏變化。我的書出版之後,《美國歷史評論》中有一篇書評,作者相當明快地指出這本書最大的貢獻之一,是它在講這一代知識份子所陷入的種種「兩難」(Edmund S.K. Fung,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February 2002),這種「兩難」的主要來源是因為傅斯年這一代人正處在一個傳統秩序全面崩潰的時代,這樣一個時代,舊的規範已失去約束力,舊的道德倫理被全面質疑,但新的規範、新的倫理尚未建立。它是一個解放的時代,但是被解放的同時也可能是無所適從。人們失去人類學家紀爾茲(Clifford Geertz)所說的「藍圖」(blueprint),這種困境反映在許多青年人迷惘、自殺的事例上。沒有找到生命方向的人們,正如瑞典的斯特林堡在1888年出版的劇本《裘莉小姐》的序言中所說的:「由於他們是現代的角色,生活在過渡的時代裡,因此我把他們寫成是分裂的、動搖的。他們是過去和現在的結合,書本和報紙的點滴,人性的殘片,上等服裝的破爛,拼湊在一起,就像在人的靈魂中一樣。」

  但後傳統時代也是一個無限可能的時代,所有的可能性都存在,因此那是一個各種論述相互角逐,並試圖成為「領導性論述」(leading discourse)的時候。從1911年起,各種新舊思潮都在競逐,而新文化運動脫穎而出,傅斯年在其間扮演著一個相當關鍵性的角色。

  他們當時奮戰的物件主要是保守派人士,清季的保守派似乎還不大能熟練地掌握新型傳播媒體及橫向組織,但是到了民初,保守派也開始組團體、辦報刊,推展各種活動來與新派相抗。這時候誰的論點說服人,誰的立論堅決(有時候是武斷),誰的觀念與社會的脈動相照應,便在各種「論述」的爭衡中逐漸勝出,一旦它獲得「群聚效應」,這個「領導性論述」便逐漸上升到全國舞臺的中央。

  「領導性論述」在形成「群聚效應」之後,它便開始吸引一大批信仰者,同時也吸引一大批靠著向「領導性論述」靠攏而獲得利益的人,許多在各地回應這種領導性思想論述的人,逐步以之成為身份上升甚至謀食之階。新思想一旦獲得「群聚效應」,即逐漸成為一種新的、類似科舉道路的作用,一如晚清考策論時,大量清季的經世致用之書成為敏感讀書人科場得意的上升之階一樣,不管動機如何,它們都幫助新思潮的迅速傳播。

  傅斯年是「後科舉時代」的人。對於讀書人而言,科舉的廢除是危機,但同時也代表著各種新的可能性,至少讀書人不必再局限於讀書做官這一條窄路,他可以選擇各式各樣的職業。家裡門口的一條河,可能成為與外界隔絕的天險,但也可以是航向天涯的機會。

  科舉廢除,仕學合一的傳統中斷,出現了一個新問題,用什麼來決定什麼樣的人可以成為社會的菁英?過去在科舉傳統中,答案相當簡單明確——考場上的文章是一個清楚的「傳訊」媒介,可以決定誰是菁英。現在「菁英」的範圍顯然變得多元了,但還有一層更重要,現在人們正在摸索什為可以成為新的「傳訊」媒介?擁有外國學位的人,身上握有強大物理力量的人,在公共領域中(包括新型的報刊雜誌)成為領袖的人,或者是在社會空間中進行橫向聯繫,成為社團、政團的領袖,或者在地方上成為豪霸,或者是成為新學術、思想的領袖等,不一而足。

  而傅斯年與胡適等一批新知識份子,很快地成為學術文化的領導菁英。問題是新思想、新學術的領袖所鼓吹的東西五花八門,為什為以胡適、傅斯年為主體的這一派會取得優勢,何以胡、傅所領導的帶有實證論色彩的歷史考證學派會成為一代之主流?這當然可以進行多方面的解釋。我在這本書中也曾談到這一點。

  書中提到,他們都熟悉並深受清代考證學的影響,比較能欣賞清代考證學所展現的某種與西方現代學術能夠接榫的重證據、推論嚴謹的「科學」精神,所以相當自然地以「新漢學」為津梁去接引現代西方學術。此外,他們大都不滿於中國近世思想傳統中過度重視心性及內省論的傾向,以及太過含糊籠統的思想方式,所以傾向以謹嚴而確定的知識系統來醫治中國思想學術上的痼疾。當時西方流行的實證主義、語言考證學派成了相當順當的選擇。

  不過,如果擺在「後傳統時代」來看,在那樣一個失去規範的時代,人們心中是急切地想要掌握一些客觀而確定的東西,而拒絕充滿問題和緊張的(諸如Weber)思想體系,以重新穩住崩解的秩序。這種心理也部分地解釋了傅斯年、陳寅恪、俞大維、毛子水這些人雖然在德國念書,卻與當時德國學術界爭論得相當熱烈的主流不相契合。傅斯年等人留德的年代,當時德國思想界有一場大辯論,重「理論」的風氣已經占據主流地位(參見Lawrence A.Scaff, Fleeing the Iron Cage),但是傅斯年他們身上完全看不到這方面的痕為,反倒是選擇了輕理論重實證的語言考證學派。

  不過他們並不是清代學者簡單的重復,雖然與清學有延承之處,但他們的「學術心態」並不一樣。他們對「學術」是什為,「史料」是什為,「證據」是什為,乃至於史家的社會角色、政治功能,以及「價值」與「事實」之間的關係,都有不同的看法,形成一種「心態叢聚」,在這些「心態叢聚」方面他們與清代學者或是傳統「文人」之間已經決裂了。我們已經相當熟悉傅氏在新文化運動時期,作為一種新思潮的倡導者所扮演的角色,但是極少留意他對現代學術的看法其實也反映了他對中國傳統文化與社會制度的看法,並且有意識且有系統地想加以改造。他有力地批判、改造舊文人的歷史文化。

  傅斯年是「後古史辨時代」的史家,他提倡重建古史,其中有一些相當細緻的看法。我在這本書中提到他把古史辨運動中所撕裂的碎片,用一種新的方式重新拼湊起來。這個態度,如果唯讀傅斯年的全集,其實不大能夠清楚地看出,我雖然早已從他字為行間看出這一點,但不大有自信,一直要到在他的一本題為「答閒散記」的筆記本中發現他用極為潦草的字體所寫的一篇譏刺顧頡剛的小說(見本書之「附錄一」),才確定下來。在本書的第三章中,我花了相當多的篇幅寫從疑古到重建之過程,而且也提到,這是後來學界脫離古史辨派影響的里程碑。

  傅斯年也是「後經學時代」的學者。他是從「經學時代」到「史學時代」的轉折性人物,自漢代以來,所有的經學觀點所建立的靜止的中國世界觀被以史料為中心建立的變動與發展的概念的古代世界(從而也是現代世界)取代了。同時因為他倡導「價值」與「事實」的分離,使現代專業化史學得以生根,但因此引來傳統派史家與左派史家猛烈的攻擊,同時造成歷史知識之社會功能與史學之社會角色的變化。

  在涉及道德方面的問題時,傅斯年刻意揚棄內省論式的思維傳統,主張「國民訓練」,主張「約律主義」,反對以內省式的道德哲學作為社會倫理的基礎。我不敢確定傅斯年是否讀過康得在1795年所寫的有關歷史目的論的論文,但是他的論點卻有與康得的《論永久和平——一項指導性規劃》非常神似的地方,即不認為未來社會的進步是靠著使人人成為聖人,或是宋明理學中的「人欲淨盡,天理流行」,或毛澤東《送瘟神》中所說的「六億神州盡舜堯」,他與陳獨秀都認為人類歷史是一個反諷——當人們生活在野蠻社會時,需要發展一套規則體系來限制和規範自己的行為,這種限制和規範又有助於創造一個文明的社會。因為人人都有力量,而又不能無休止地鬥下去,所以必須要坐下來制定各種規範,社會因而往前推進一步。這與中國內省的思想傳統正好相異。

  這本英文書的書稿早在1992年底已經完成,英國康橋大學出版社於1993年接受出版。但是因為我的研究興趣已經不在這為,所以直到2000年才將手邊放了多年的校樣寄回。我常對朋友開玩笑,我有「心理障礙」。對我而言,校稿比寫稿還難,原因可能是因為在剛剛寫定那一為那,我已經對寫出的東西感到不滿意了。也因為這個「校稿症候群」,此書中譯稿在2001年左右完成,但我竟一擱將近十年,對原譯者及安排此事的友人,深感歉疚。

  最後我要感謝以下諸位:譯者王曉冰女士、清華大學國學院的劉東先生、三聯書店的孫曉林女士,他(她)們促成了這個譯本的出現。此外,我的好友羅志田教授及其學生、陳正國教授、潘光哲教授在我因「心理障礙」未能看譯稿時,代我校訂譯文。志田兄、劉東兄和山東的馬亮寬教授多年來一再催促,使我不能再原地踏步。沒有他們的幫忙,這個譯本絕不可能完成。

 

詳細資料

  • ISBN:9789570841718
  • 叢書系列:聯經學術
  • 規格:平裝 / 464頁 / 16k菊 / 14.8 x 21 cm / 普通級 / 單色印刷 / 初版
  • 出版地:台灣
 

內容連載

導論:1895年後的思潮與傅斯年

傅斯年出生的1896年,中國尚處於剛剛過去的中日甲午戰爭(1894-1895)餘波之中。那場戰爭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戰敗於日本人手下實在令人震驚,給傅斯年及其同時代人的生活造成了巨大影響。

年輕的梁超(1873-1929)已親身體驗到這次震驚帶來的衝擊,他認為這場戰爭的後果是「粉碎了中國兩千年之大夢」,儘管鴉片戰爭之後中國屢遭失敗,但敗在日本手裡卻是創巨痛深的。畢竟日本是個亞洲國家,在中國人眼中長期處於中華文化影響之下,且其開始按照西方模式進行改革還在中國之後呢。

甲午之後,巨變接踵而至,各類中國知識分子也都發生了很大的轉變。1895年,革命派領袖孫中山(1866-1925)認為日本的勝利是中國歷史上難以預料之事。1894年冬,在中國剛剛遭受一系列軍事失敗之後,他即決定組織他的第一個反滿團體──興中會。後來成為改革派領袖的康有為(1858-1927)則召集在北京的一千三百多名舉人促使皇帝進行改革。知識分子領袖嚴復(1854-1921)發表了四篇劃時代的文章:《論世變之亟》、《原強》、《救亡決論》和《辟韓》。嚴氏後來以向中國譯介歐洲功利主義政治、經濟、哲學著稱,他在1895年著手從事赫胥黎的《進化論與倫理學》的漢譯工作,這本譯名為《天演論》的書成為近代中國最有影響的出版物。後來成為戊戌變法犧牲者的譚嗣同(1865-1898)則在1894-1895年間決心放棄傳統文士的生活方式。

中國知識界的新發展形塑了傅斯年的知識體系結構。首先是思想觀念的激進化。一些人促成了這種現象的出現。嚴復在中國和西方傳統之間劃下了黑白分明的界線,他極力主張中國已遠不如西方,尤其是在文化領域。這種責難使此前對自身文化特別自豪的中國人甚感驚訝。譚嗣同批評傳統的三綱──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康有為幾乎將過去兩千年的學術通通貶為「偽學。章炳麟(1869-1936)無情地批判了儒家的人格。梁超的「新民說」認為中國的傳統道德價值觀已經過時,因為它們全都與現代公民所需的公德無關。

但是,許多社會和政治體系仍支撐著傳統的價值體系。其中最重要的是君主制、儒家禮儀、經典教育、科舉制和法律制度。雖然晚清時激進思想已初露端倪,但只有在上述五個支柱全都崩潰之後,知識界的革命才真正開始:1905年廢除科舉考試;1911年君主制崩潰;1912年,教育總長蔡元培宣布學生不必祭孔,經學不再是必修課程;同年,大清律例也被廢除。

1895年後被大肆詆毀的傳統價值體系,曾經是個相當和諧統一的體系。這一價值體系崩潰後,原來相互關聯的各個部分,彼此之間走向直接對抗或相互競爭。

知識界的第二個主要變化是新知識群體的形成,他們由效忠于滿清朝廷逐漸轉向效忠於整個國家。1894-1895年中國敗於日本之後,許多年輕知識分子漸漸放棄為進入官場而進行的科舉考試的學習,他們成為韋伯(Max Weber)所描述的「自由流動的資源」,後來極大地影響了國家的轉型。人們認為這些新知識分子將自己從中華帝國的成功階梯──考試制度中分離出來。他們失去了官方的職位,也不再受官方意識型態的制約,成為政治和知識轉型的行為主體。然而,1905年科舉制被政府廢除,似乎是政府自己切斷了士人和主要由儒家教義構成的官方意識型態之間的紐帶。這一決策開創了多元化發展的可能性,同時也成為思想解放的主要推動力。科舉制的廢除是一次激變,將許多知識分子從昏睡狀態中喚醒。沒有了前程和收入,一些士人努力變成了新式知識分子,而另一些人則陷入絕境。他們不能過傳統知識分子那種以治國「平天下」為己任的生活。在這個新的中國裡,讀書人的地位成了問題:他們是否應該適應社會轉變而成為專業人員,繼而形成職業階層來組成新社會的核心呢?

1895年之後,中國並存著政治和文化兩個軸心。前者由求權力的意志驅動,後者由求真理的意志驅動。兩者同時被知識分子看作是救國於危難的方法。雖然政治並不總是與文化背道而馳,但在近代中國,它們兩者常劍拔弩張,關係緊張。政治軸心的目標是將民族從危機中拯救出來、追求富強;而在文化領域,一些旨在建立自主學術社會的知識分子脫穎而出,他們要使學術擺脫功利心態和政治力量的干預,其最終目標則是以更根本的方式與西方國家競爭。他們認為,舊傳統的缺陷恰在於缺少有現代意味的學術社會。

對於那些呼籲建立學術社會的人來說,學術必須與現實關懷分離。學術自立──亦即為學術而學術──是一個越來越強烈的信念。嚴復是這一信念的始作俑者。他宣稱西方國家的力量源自於思想和觀念領域,為了追求這種「真正」的力量,中國必須去偽存真,即放棄被實用目的所腐蝕的偽學問,而獲取真學問。他斷言,中國落後的根本原因是缺乏真正的學問;雖然真學問一時看起來似乎沒有用處,但是從長遠來看,它是最有價值的。

與此相應,他主張治學與治世的分離。「愈愚」是嚴復書齋的名字,這表明他堅信克服愚昧十分重要。「凡可以愈愚者,將竭力盡氣皸手繭足以求之。」只有克服愚昧,方能療貧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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