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
望海
1
澳洲和中國的距離究竟有多遠？
從雪梨（Sydney）出發，無論是到上海還是北京，直航的飛行時間大約都在十小時左右。我粗略地算了一下，這十小時中，在澳洲上空、中國上空以及分隔中澳的南洋諸國上空，時間的分配幾乎是三三開。
這說明：一、中國是個大國，在中國的海域上至少要飛三小時以上；二、澳洲也是個大國，在澳洲陸地上空也要飛行三小時以上；三、中澳之間的最短距離，也就是從澳洲最北端到中國最南端，其實很近，最多只是飛越南洋諸島所需的三小時左右。
常常地，我會靠在舷窗向下看，薄薄的雲層下，湛藍的大海一望無際。從過了菲律賓群島開始，這種湛藍色就會一直陪伴左右，直到漸漸變黃。
2
這種色調的變化，曾經是中國人十分熟悉的。
十年前，澳洲最主要的英文報紙之一《雪梨晨鋒報》（Sydney Morning Herald），用三個對開整版的篇幅，轉載了《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的長篇文章，全面回顧鄭和下西洋對世界的影響。當時我已在一家金融公司主持亞洲市場工作，卻還兼任著雪梨當地一家中文報紙的編輯。我把那張鄭和「寶船」與哥倫布首次環球航行時的旗艦的對比圖，放上了頭版頭條，那高達三十多倍的巨大反差，令哥倫布的旗艦看起來就像是個澡盆中的玩具。但這個澡盆中的玩具，卻最終贏得了世界，而那偉岸的鄭和艦隊，卻成了歷史澡盆中的一個渺小的玩具。
我在那篇文章的結尾，問讀者：如果當年鄭和定居在澳洲，一切將會如何？我們的排版員說：「廢話！移民就不用靠英文了，全考中文！」我用同樣的問題問金融公司的老外同事們，他們哈哈笑道：「那我們發行債券就不用美元計價，而用人民幣了。」
我無語。因為，我的問題本身就是個「偽問題」。歷史不存在假設，而我在研究歷史的過程中，卻常常願意在心裡去假設，以致長吁短歎，拍案而起。
3
澳大利亞聯邦國防部，是我在澳洲打交道的唯一一個與我的工作、生活無關的政府部門。
那時我在收集澳大利亞殖民地軍隊參加八國聯軍的資料，就給國防部寫了封信，希望他們能給我提供些線索。
不久，我收到了厚厚的一個包裹。國防部的官員不僅給我提供了一些文獻資料的儲存地點，而且直接幫我複印了不少。其中令我極為震撼的，是一份用打字機打出來的所有出征官兵的名單，而其中的六名死難者，更是被詳細地記錄了死亡原因、過程等。
在當年的文獻中，澳大利亞人對參與八國聯軍的動機，既不認為是侵略中國，也不認為只是為了大不列顛祖國湊份子盡忠，而是為了保護澳大利亞免受俄國人的入侵：中國被他們看作是抵禦沙俄的第一道防線，而中澳之間那遼闊的海域，似乎絲毫沒有成為他們心中可以依賴的天然屏障。
我們華人的祖先通過建造長城這樣的人工障礙物，試圖阻遏外敵的鐵蹄，進而更是把大海當作隔絕陌生人的屏障。但是，依靠長城與大海這兩個千年不漏的安全套，在面對這個充滿了強暴荷爾蒙的世界時，真的就能保住中華民族的脆弱貞操嗎？
4
十多年的海外定居，至少改變了我對一個單詞的看法：殖民（colony）。
我曾經以為，這個單詞是如此的貶義，甚至充滿罪惡。即使這個單詞不被列入澳洲的必須遮罩的敏感詞行列，那些殖民者的後裔們也一定會羞於提起。沒有想到的是，這個單詞不僅理直氣壯地出現在教科書中，甚至還成為一些銀行及公司的名號，金光閃閃。
原來，那種貶義的感覺，只來自我們作為中國人那從歷史深處繼承的恥辱。
這種恥辱，其實應該有兩層含義：我們被「殖民」了，太窩囊了，一恥；我們居然沒有去「殖民」，也太窩囊了，二恥。但是，我們總是記得「一恥」，卻忘了「二恥」。在這個弱肉強食的叢林世界中，「二恥」才是根本之恥，也幾乎就是導致「一恥」的根源。要麼成為狼，要麼成為羊，有第三種選擇嗎？
更令人悲涼的是，「受害」這種「恥辱」，卻被我們成功地轉化為一種自以為是的道德資本。在指責加害者的義正辭嚴中，徹底忘卻了更該自省自責的部分──為什麼「我會受害」？如同我們總是控訴日本之對中國施暴，卻很少自責：我為什麼總是被強暴？眼淚和控訴莫非能抹平任何創傷？能杜絕下次被再度強暴？指責豺狼凶殘，毫無意義，若不凶殘，還能算是豺狼嗎？為什麼我們自己就不能成為豺狼呢？尤其是當我們本具有豺狼的體魄、能力，卻甘心自斷爪牙，不僅披上一張羊皮，甚至將所有器官都做了移植，從裡到外都散發著羊的誘人腥膻，而那無可置換的碩大體型，則除了令這頭羊顯得更為肥碩、鮮美之外，別無用處。
當我們說自己愛好和平時，其實是在為自己的窩囊尋找藉口；當我們說自己追求正義時，其實是在告訴別人我很願意被忽悠。這個世界，和平與正義，從來連遮羞布都談不上，真正能令自己免遭宮刑的，只有兩個詞：一是實力，二是勇氣。
5
梁啟超曾作《中國殖民偉人列傳》，入傳的多是被官方所不屑的「海盜」、「海賊」。他在開篇中就感慨：「近數百年來，泰西各國競言闢地殖民，阿利安種之國旗輝映全球，以中國方之誠遠不如也。泰西之殖民皆以國力盾其後而中國無此者，所恃者我民族之天然膨脹力而已。」
梁啟超自豪地說：「我民族固有一非常之特色，為泰西所不如者。泰西豪傑若摩西之君猶太、哥倫布之開美洲、克雷飛之併印度，其人大都曠世不一遇，而中國乃時時有焉。」然後他舉出一大堆開疆拓土的先驅們，希望「我華人所應永永不忘也。」但這種表面上強撐出來的自豪，卻絲毫無法掩飾內心的痛楚：這些「殖民偉人」們，不僅最終能成大事者極少，其中不少甚至連生命的善終都不可得。因為，他們不僅要與天奮鬥、與海奮鬥，還要與人奮鬥──包括作為競爭對手的西方「殖民偉人」和「殖民凡人」，更包括那在背後死死追殺的「偉大祖國」。
一個總是被「自己人」在背後捅刀子的先驅，除了充當先烈之外，別無出路。如果要避免充當先烈，最好的辦法就是別去充當先驅。於是，蔚藍色成了中國最需遮蔽隔絕的「敏感色」，黃土高原的漫天沙塵，從海參威一直遮蔽到曾母暗沙。整個羊群集體背對大海，假裝它並不存在，卻滿嘴黃沙地哞哞高歌：「大風起兮雲飛揚，安得猛士兮……」
6
《大國海盜》最早動筆於二○○七年。那年，我從英國政府的檔案中，看到了那打遍世界的英國海軍，居然想方設法去避免招惹強大的中國「海盜」──不久，看似更為強大的中國官方卻輸掉了鴉片戰爭。
這令我幾乎失眠，整夜地思考「海盜」這個中文貶義詞的真正含義。
於是，逐漸地有了這本《大國海盜》。
當我在為香港某電視臺製作《大國海盜》的專題片時，曾提到：為什麼海外的華人，經歷了幾百年的開拓，很長時間內卻依然只能「僑居」、「客居」在那些早已可以當作家園的地方，他們其實就是土著，卻如同一個行人、如同一個房客，甚至還經常要遭受「主人」、「房東」的打罵甚至屠殺呢？
在電視臺列印好的場記上，這段話後面用括弧加了四個字──「（情緒激動）」。其實，面對著攝影機，我已經淚流滿面、哽咽無語。當時，攝影棚內十分安靜，只有機器運行的細微電流聲，我看到，攝影師的眼中，也是濕潤的。
什麼時候，我們的後人們提起「中華民族的大海」，能夠不再落淚呢？
7
我寫的歷史小書，是不能稱為論著的。
我的書和報刊專欄，本來完全隔絕。書的處女作《大東亞的沉沒》，按照相當嚴格的論文標準寫作，幾乎可稱「無一字無出處」，引文密密麻麻。但是，無論大陸的還是臺灣的媒體及出版商，最後都建議我改寫，刪除了那些引文出處，令讀者能更輕鬆閱讀，居然受到了讀者的熱捧。自此，我的書也就與我在報刊上的讀史專欄一樣，成了「歷史現場報導」，細節第一、史料第一，徹底摒棄學術八股，有媒體將其總結為所謂「新聞史學」。
這本書也不例外，就是我作為「記者」深入到歷史現場給您發回的報導。如果學術圈內的朋友責怪我行文不列出處，我承認並抱歉，但如果要因此責怪我信口開河，可就請三思了：書中細節，依然可說是「無一字無出處」，您如果不知道出處，那就再多讀點書吧──這點自信，就是我的小書與時下流行的歷史說書的區別之一。
當然，還要感謝：
好友戴旭、程亞文，為本書寫出了激情四溢、精彩紛呈的序言，新一代中國軍人握起筆桿子來，絲毫不亞於槍桿子；
「漢唐陽光」尚紅科先生，作為這家著名民營出版公司的掌門人，他長久地關注著我的寫作，並耐心地等待著我的鈍筆；
《中國經營報》的兄弟們，作為我最為持久的報刊合作夥伴，他們一如既往地在這本書的寫作過程中，就提供了大版面作為舞臺，令我能夠與他們的百萬讀者提前分享歷史心得……
在這本書付印的時候，我正在澳洲「中部海岸」（Central Coast）起勁地尋覓新家。我告訴房產仲介，房子無所謂大、無所謂豪華，只要能讓我坐著看海、躺著聽潮、出門踏浪，就知足了。據說，實現這個夢想的代價，只相當於北京的一個廁所加上海的一個廚房。難題在於，我該為澳洲的價廉物美而竊喜，還是該為祖國的資產增值而自豪呢？我相信，這種對大海的極度嚮往，一定會有更多的同胞感同身受，但究竟是什麼令我們與大海的親近變得如此艱難？
秋風已起，白浪滔天，一片汪洋都不見……
雪珥＠南洲雪梨北石齋，二○一一年四月二十二日，由山望海途中
序１
沉默的海嘯∕戴旭
關於海，當代中國人中，我似乎是說得最多的一個，已經「說」累了。但沒想到，「讀」關於海的文章，也讓我感到無法釋懷的沉重。看到雪珥先生發來的《大國海盜》，忍不住一聲長歎！
我是軍人，雪珥先生是商人；我在大陸，他在海外。不同職業，不同視角，但對於海，雪珥先生竟和我有著同樣刻骨銘心的觀感：中華民族不懂海。它遊戲海、輕蔑海、疏遠海、畏懼海，最終遭受海的吞噬與捲擊；而同一時期，西方卻親近海、征服海，最終大海給他們奉獻了整個世界。
因為與海隔絕，與世隔絕，中國錯過人類社會發展進程中整整一個階段，一個從近代到現代的階段，直到今天，中國的整體戰略目標還是「現代化」。中國由此付出的進化代價磬竹難書──時至今日，每一個中國人的心底，都有一塊屈辱近代史的傷疤，我八歲的女兒春遊圓明園，看到柳綠花紅之下的殘垣斷壁，竟然也「思緒萬千」！那是中國人的「哭牆」。
沒有海洋就沒有未來──當中國「意識」到這個問題的時候已經晚了：不僅屬於公海的部分已全部被別人占有和控制，天經地義屬於中國自己的海域，也被街坊四鄰掠奪得面目全非。當代中國最多的外交煩惱，幾乎全部與海有關。這是一種報應，是我們在為歷史上的短見，繼續支付著的現實代價。
大約是出於和我一樣的焦慮和不甘，在繁忙的商務之外，在幽遠的海天之間，雪珥先生向他的同胞捧獻出了《大國海盜》。
我的理解，這是一本說海的書，海盜只不過是雪珥先生旁敲側擊的噱頭。和其他鉤沉歷史的著作一樣，雪珥先生一如既往，春秋筆法微言大義。在第一章的第一段，當他素描般地寫完朱棣斬殺鄭和獻上的華人海盜之後，筆鋒輕輕一轉：「在一片彈冠相慶之中，包括在後世的普遍稱頌聲中，大多數人都不曾注意到：劊子手的鬼頭刀，不僅斬下了陳祖義的腦袋，而且也斬斷了海洋中華的命根。」
說到海就有說不完的話題。中國輝煌的古代史是從海上突然結束，近代史又從海上一頁頁展開的──那是中華民族從未有過的漫長血淚史，它一直延伸到今天，並將繼續向未來展去。一步落後步步落後，當鄭和從海上空空歸來，世界第一的海上雄師疲憊地蜷縮在陸地上的時候，西方下海了；當我們被西方由海到陸一步步擠壓在本土，像老鼠一樣找食、挖煤的時候，他們又從海上起飛了。
中國落後西方，當年是從陸地到海上的一步；今天則是從陸地到海洋到天空的兩步。
海之上，國有殤。二○○五年，有感於全球華人都在紀念和歌頌鄭和下西洋六百周年，我寫下這樣的感慨。在鄭和夢遊一般虛幻的光榮之後，中國與世界的關係史簡直不忍卒讀。
由於遠離海洋蝸居黃土，中國的政治、經濟和軍事，中國人的文化和思維，無一不帶著黃黃的土色。僅以軍事論，中國漫長的戰史幾乎就是一部徹底的陸戰史，只有現代一星半點的空戰點綴。海戰的篇章單調而悲愴，除鄭成功的「成功」之外，僅有的一次對外敵的大海戰，竟以全部海軍覆滅載入史冊。這一次失敗也直接導致中國最後一個封建王朝的崩潰。但是，五十年後民國海軍自沉長江，又第二次全軍覆沒。這樣的軍事遺產，讓今天中國軍隊無法擁有現代化的基因，也是十三億人數十年來魂牽夢縈呼喚航空母艦的前世情由。
自一八四○年至今，中國軍隊從來沒有與列強軍隊進行過裝備對等的戰爭，總是處在「以劣勝優」的狀態。接力賽進行到今天，歐美已經在籌備太空戰網路戰，我們還在學習陸海空聯合作戰，理念上落後了六十年；歐美是飛行化的軍隊，我們是爬行化的軍隊，空間上的差距更無法計算。他們軍衣的主基調是藍色的，我們軍衣的主基調是黃色的；這種情況和鴉片戰爭時期中西軍隊形態的對比大同小異。只是因為有著核武器的威懾，雙方軍隊未有全面對撞，常備軍的本質性差別才無法形象地體現出來。但如果打開世界地圖，仍然會一目瞭然：中國軍隊以大陸劃分的七大戰區都是在陸地上；美國以全球劃分的六大戰區，囊括了世界所有的陸地和海洋。
軍事是政治的繼續，經濟是政治的核心。由軍事的視角，稍微踮一下腳跟便可窺出當今中國與西方本質的差別。我相信，往來於中國與澳洲的雪珥先生，在從澳大利亞回國的途中一定無意識地感受到了今天中國與世界在外觀上的「天壤之別」：飛在天上的客機不是歐洲的空中巴士就是美國的波音；而在中國大陸，到處卻是忙碌的工地。歐美仍在□翔，中國還在刨地。
建國初期的大躍進也好，改革開放年代的房地產也好，本質上都是中國試圖在自己的那一小片黃土裡（去除藏疆等很不適合大規模居住的部分，中國的有效國土面積其實特別小）試圖尋找「現代化的奇蹟」。
對海的態度，決定了中國和西方的興衰；而對海的態度，主要又具體地體現在對於航海人和海外人的態度上：西班牙對第一個完成環球航行的麥哲倫（Fernando de Magallanes, 1480-1521，其實也是個海盜）舉國敬仰；英國授予海盜梟雄德雷克（Francis Drake, 約1540-1596）以「上將」軍銜，讓他領軍贏得海上霸權；美國把海權理論的創始者馬漢（Alfred Thayer Mahan, 1840-1914，其實是國家海盜理論的創始者）奉為先師；中國的第一位世界航海者則在出海時是一位肩負追剿前朝政敵的使命，歸航時則卻只成了外交使節，在今天則被宣傳為偉大的航海家和和平使者。
歐美航海英雄的背後，是成群結隊的商船，洶湧澎湃的海盜，浩浩蕩蕩的海外開疆的征伐大軍，廣闊富饒的海外殖民地。
中國航海先驅的背後，則是大艦隊被付之一炬後冰冷的灰燼；是片帆不許下海的嚴令，是對海外同胞被殺的冷漠無視；是對敢於違抗海禁之人的痛剿絕殺；是洶湧波濤撞擊在灘頭上絕望的歎息。
雪珥先生的《大國海盜》，寫的是「正史」大多不屑的故事。
中國歷朝歷代的所謂正史，寫的都是皇帝如何聖明，功績如何偉烈。到了世界地理大發現的近代，東西方對撞在即，中國政治內耗自戕依然如故。大英帝國馬戛爾尼勳爵（George Lord Macartney, 1737-1806）在率領龐大使團覲見乾隆後，以驚奇的語氣寫下「停滯的帝國」（法國作家阿蘭．佩雷菲特﹝Alain Peyrefitte, 1925-1999﹞據此寫下《停滯的帝國》﹝L'Empire Immobile﹞一書），而天朝面臨天崩地裂竟渾然不覺。中國在近代之被西方肢解，其實包含著歷史注定的政治必然，甚至地理和物理性的必然：擁有無限進取衝動的海浪波濤，當然要不斷吞噬靜態的岸線。可惜，中國官家的《資治通鑒》和坊間評書裡，樂此不疲的永遠都是宮廷內鬥，權謀詐術，刀光劍影，血雨腥風；最多不過是陸戰場上的格鬥拚殺。即如今天，舉世推崇的仍是孔子，滿口治世名言而絕無興國大略。中國之重內治、尚空談，根深蒂固，千秋萬代。歷史上的中國沒有真正的世界戰略；今天的中國也沒有幾個真正的戰略思想家。
但大陸之外，居然、幸好有一個雪珥先生，這個自謙為「歷史拾荒者」的華人，在海外默默地收集、整理、加工中國歷史的碎片。正是這些正史不屑的故事，包含著國運興衰的真正秘密。《絕版甲午》如此，《國運一九○九》如此，眼前的這部《大國海盜》亦如此。
在第一章說完「鄭和艦隊大閹割」後，雪珥先生發出了他的第一聲質問：「他有選擇嗎？中國有選擇嗎？」隨後的「東海之殤」和「逼下南洋」，我幾乎聽到雪珥先生急促的喘息：「這是挺進東南亞並落地生根的第一個華人武裝團體，但在林道乾的背後，卻是一個政治極度腐敗的祖國，『舉世顛倒，故使豪傑抱不平之恨，英雄懷罔措之戚，直驅之使為盜也』。而政府卻不惜聯合外人，對他進行越洋追殺……」在「林鳳挑戰西班牙」的那一章，雪珥先生說：「在這大航海和殖民地拓展的跑馬圈地競賽中，憑藉數百年來積累的航海技術、海商網路及毫不遜色的軍事能力，中國人本可以超越、或至少同步於西歐的海洋國家，而獲得在海洋上的更大空間……」
雪珥先生曾經也想振作一下，給他的同胞一個歷史的驚喜，所以在寫到第五章「飛龍在天：官盜一家鎮大洋」時，他忍不住激動：「這是中華民族海權史上空前絕後的一頁。在國家公權力的支持下，『海盜』鄭芝龍終於成為中華帝國伸向海洋的矯健臂膀，兩百年來，中國人第一次重新奪回了海洋的發言權。已經與大海隔絕太久的黃土中國，終於迎來了一絲藍色的希望……」
可是，接著我又聽到了他近乎悲傷的惋惜：「幾乎控制了整個太平洋的鄭氏海上王國，再度因中國大陸的政治動蕩而失去了堅實的根基。與清政府隔海對峙，銷蝕鄭成功的實力、也銷蝕了中華海權那燦爛而短暫的輝煌……」
雪珥先生看似在寫海盜，實際是在舒展一種精神──我稱之為海盜精神，即進取精神和冒險精神。這種精神加諸個人，則充滿進攻和戰鬥性，極致則殺人越貨橫行霸道；化身國家，則開疆闢土，威震八荒，乃至稱王稱霸。不幸的是，雪珥先生是在寫中國海盜，寫他們被閹割、被砍頭、被徹底剿滅的故事。一部近代史，已經足夠中國的男兒把酒凌虛，而這杯苦酒，現在又被添進血腥的鹹味。
像一部悲情的交響樂，在歷史的悲聲沉落到谷底的時候，雪珥先生連續以「亮劍越戰」、「中葡海盜戰寧波」等激越的章節，試圖在絕望中點亮某種激勵的火苗。在本書的最後一章，他以文史大家的點悟功力，緩緩抖出「包袱」底下珍藏的條幅：
「大國海盜：骷髏旗下建強國」！
雪珥先生意味深長地寫道：擁有強大的「海盜」力量是大國崛起的前提條件之一，「海盜」不僅是拓殖擴張的先驅，也成為引領海軍以「反海盜」名義而進一步拓殖擴張的藉口。中國錯過了「當海盜」和「打海盜」的兩次歷史機遇……
圖窮匕首見，書盡真意出！
雪珥先生順著那些海盜的血跡，不動聲色地揭開那些龍袍蟒帶裹蓋著的思想的僵屍，用他那看似漫不經心的評論，一下接一下地鞭笞著。
而他最後抖出的那七個字「骷髏旗下建強國」，在我看來既如歷史深處傳來的暮鼓晨鐘，又如響徹今世的霹靂絕響。雪珥先生說，「英國人並不用Pirate（海盜）來形容德雷克，而是另用一個與Pirate很相似的單詞──Privateer（私掠）。Pirate（海盜）與Privateer（私掠）的區別，在於後者持有國家頒發的劫掠許可證……私掠船，實際上就是海上民兵，是一國海上武裝力量的重要組成部分……私掠船制度，是英國人的一大發明。這一發明的重要性，完全可以與蒸汽機的誕生相媲美。這臺『海權』蒸汽機，第一次以國家的名義為『海盜』進行了正名，『海盜』行為不再是邪惡的，而是愛國的、高尚的……從此，『海盜』被制度性地納入了英國海權的拓展之中，海盜、海商、海軍的『三位一體』，令曾經羸弱、貧困得無法供養一支正規海軍的大英帝國，迅速成為世界超級大國。」
這是多麼深刻的揭示！大宋只知道「送」，最後「惶恐灘頭說惶恐」；大明昏昧不「明」，路過全球大帝國的桂冠而不取；大清方向不「清」，在演繹了遊牧民族最後的輝煌之後，僧格林沁的蒙古騎兵，在北京八里橋被英法排槍獵殺……一部萬馬奔騰的歷史，到此萬籟俱寂！中國在明朝失去成為世界大國的機會之後，事實上已永無可能再次成為世界大國──原因很簡單：地球上已經再沒有了無阻力擴張的基本空間。非僅如此，時至今日，中國在逃過歷史上的海嘯吞噬的驚險之後，依然面臨著再次被海嘯撲擊的危機。
但是，時下的中國，正瀰漫著和雪珥先生的歷史感覺完全不同的情緒，海軍的一位將軍級歌唱家，以一曲《好日子》，把幻想唱成了現實。當雪珥先生寫完這本書，我在二○一一年初春寫著以上文字的時候，中國的海軍護航編隊，正在當年鄭和船隊曾經遠航的地方打擊一群在海上搶劫的農民和漁民；中國的航空母艦正在建造。
雪珥先生的書會讓那些自命不凡的人們感到慚愧，假如他們看到這部書，他們就會忽然發現，現今的中國還沒有人能夠創造出和本書中那些海盜相比的「殖民」業績。只要我們還在將「殖民」視為貶義詞而口誅筆伐，我們的見識其實就和本書中那些可笑的、自斷民族命根的劊子手半斤八兩。
美國著名歷史學家、《全球通史》（A Global History : From Prehistory to the 21st Century）一書的作者斯塔夫里阿諾斯（Leften Stavros Stavrianos, 1913-2004）在寫到中國與海洋這一頁時仍然忍不住說：「如果當時的中國也像歐洲一樣對外開拓的話，今天中國人占世界人口的比例就不是六分之一，而是二分之一。」在這個世界級的歷史學家的筆下，「殖民」一詞的含義是「對外開拓」。
可惜的是，中國是一個從心底裡蔑視、在言語上譴責擴張的國家和民族，儘管它在歷史上許多次被擴張者掠奪和征服，現實中仍然被擴張者欺凌和壓迫。中國仍然只是滿足於做反對者，永遠不去學習征服者的優點和長處。這從現在中國經濟的內向性可以看出來：中國的經濟就是內部爭奪，房地產是沒有外部掠奪性的，既賺不了日本的錢、也賺不了美國的錢，而美國的飛機和日本的汽車卻可以賺全世界的錢。這背後，根本上說就是「海基因」的缺失。中國的戰爭史中內戰占了絕大部分，以漢族為正統的中國古代王朝，漢代以外幾乎沒有多少「對外開拓」的貢獻，一個文武雙全的孔子，被後人取掉寶劍，悄悄地進行了文化閹割。天安門廣場東邊的那尊雕像雙手作揖，慈眉善目低眉唱和，正是某些中國精英的自我寫照。
中國沒有人去真正思考民族未來問題，只滿足眼前和腳下。中國已經重新鑽進歷史的黃土堆裡，在遮天蔽日的煙塵中迷失了現代化的方向。
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 1907-1991）先生在〈中國景觀〉（《美國與中國》﹝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的第一章）中的第一句話就說：「中國人民生活的根本問題，常常可以從空中一眼看出：受到侵蝕的棕黃色丘陵、混濁江河氾濫的平原、小塊小塊的綠色田地，以及攢聚在一起形成村落的簡陋茅屋、錯綜如網狀的銀白色水稻梯田和水路，是無數世代折斷腰背苦力勞動的見證──這一切都是由於太多的人，過分密集在太少的土地上，從而使人們為了維護生命，耗竭了土地資源以及人的智慧和耐力。」
中國從來如此，至今如此。中國已經在那片過於擁擠的土地上累斷了無數個世代的人的腰，但是，現在的中國人還在房地產上競折腰。而此時的世界，正向著太空世代、奈米世代和雲端世代風馳電掣。中國周邊，一個綿延數萬公里的C字型海陸包圍圈已經形成；美國在當年甲午戰爭的戰場上演練針對中國的「空海一體戰」，日本站在一百多年前併吞的球球群島上，躍躍欲試準備西進；南海那些蕞爾小邦，曾經的西方和中國海盜們的進貢者，今天也嘯聚哄搶中國的島礁海域。
可是，中國本來可以不如此！上天給中國安排了海陸大國的天然地理，將統治全球的使命交給中國，而中國也的確曾經無意中在世界兩千多年的歷史中領先了一千八百多年，但是，最近兩百年卻突然跌到了谷底。至於其中的原因，中國的有識之士已漸漸揭開真相，如近代梁啟超、周恩來，現代的倪樂雄等。站在他們的肩膀上，我也看到了那一片流滿中華民族鮮血的深藍。
我經常絕望地想：為什麼鴉片戰爭的炮聲、甲午戰爭的炮聲都喚不醒中國人？這難道就是中國人的本性和中國的宿命？也許我們真的不是一個可以擔當全人類使命的民族，至少歷史上是這樣。我們甚至也對歷史賦予的其他使命視而不見。我們只知道軍隊是用來保家衛國的；到了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中國人已經足夠聰明，也不過知道了做生意可以賺錢，GDP第一，就是第一強國，為此我們要不顧一切地韜光養晦……等等似是而非的概念。
在從事軍事理論研究的二十年中，我從空中俯瞰最多的是大海；在給我招致驚濤駭浪的一次軍校演講中，我疾呼「中國海軍正處於囚徒困境」，中國六百年來沒有人懂海軍；隨後更出版《海圖騰》，大聲呼喊「開天闢海，再造一個藍中國」。這種呼喊的高分貝，激起日本的點名批判和激烈攻擊。之後我的處境變得惡劣而微妙，不得不處於被封閉的狀態，一如中國多年來的閉關鎖國。
恰於此時，看到《大國海盜》。思想的援軍來得正是時候。所以，當雪珥先生囑咐我寫序言的時候，我雖明知冒昧難當，還是一口應承。
粗略掃過《大國海盜》，心中猶如山呼海嘯。在地理大發現、世界大融合的趨勢之下，沒有一個大國，可以安然地固步自封坐守危城。那種希圖以貿易實現強國的夢想，不過是幼稚的幻想，一部世界貿易史，只是附在那部世界擴張史上騙人的美麗封面。那種試圖不想經過血火拚殺而贏得強國地位的幻想，更是可笑的癡人說夢……美國今天的地位和它在歷史上的作為之間的必然聯繫已經說明了問題。
英國軍事家富勒（John Frederick Charles Fuller, 1878-1966）在評述一五八八年英西海戰時，動情地說：「西班牙艦隊的失敗就好像一個耳語一樣，把帝國的秘密送進了英國人的耳朵，那就是在一個商業的時代，贏得海洋要比贏得陸地更為有利……」
之後，大英帝國以兩百多年持之以恆的海上進擊戰略，連續控制加拿大以及美國、澳大利亞、紐西蘭、印度、巴基斯坦、緬甸、馬來西亞、新加坡、巴布亞新幾內亞、葉門、安曼、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卡達，以及非洲的埃及、蘇丹、黃金海岸（迦納）、烏干達、索馬利亞、肯亞、尼亞薩蘭（馬拉威）、羅得西亞（尚比亞、辛巴威）、貝專納（波札那）、南非、巴蘇陀蘭（賴索托）、史瓦濟蘭，拉丁美洲一些小國，還有遍布各大洋的島嶼等。
到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英國殖民地面積已達三千三百五十萬平方公里，占全球陸地面積的四分之一，相當於英國本土面積（三十萬平方公里）的一百多倍，殖民地人口達三萬九千三百五十萬，相當於英國人口（四千六百五十萬）的九倍，成為地跨五大洲的「日不落帝國」。英國經濟學家傑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 1835-1882）無比自豪地說：「北美和俄羅斯平原是我們的玉米地；芝加哥和奧德薩是我們的糧倉；加拿大和波羅的海是我們的林場；澳大利亞和西亞是我們的牧羊地，阿根廷和北美的西部草原有我們的牛群；秘魯運來它的白銀，南非和澳大利亞的黃金流到倫敦；印度人和中國人為我們種植茶葉，而我們的咖啡、甘蔗和香料種植園遍及西印度群島；西班牙和法國就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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