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街樹屋

推薦序

眺望似水的記憶──何致和和他的小說

　　「當你回想，就會覺得我們人選擇去記住哪些事是個挺奇怪的問題。說選擇，當然是一定有，不管你是否意識到。……其中有些事甚至可能在當時對你根本沒多大意義。當然，不知怎地，這些記憶卻很持久，在之後的那些年裡一直跟著你。」──阿嘉莎．克莉絲蒂《未完成的肖像》

　　何致和寫了一本幽默兼悲傷，寧靜卻澎湃的小說。故事的底牌已經先翻了，答案是清楚的，但他明白牌背面的那些紋路藏有更多細節，儘管每一張牌看似一模一樣，但老千就是在那裡刻了密碼，以供辨識。

　　當初他說要寫在華西街拯救一隻猩猩的故事時，我並沒多想，真沒多想，為什麼是猩猩？拯救一朵雲，拯救一隻羊都容易些，現在哪裡去找一隻紅毛猩猩來？牠們不是被列為保育類，瀕臨絕種的動物了嗎？他這個人就是這樣，不會單單只告訴你一個信息，或說很多事包括他的小說，已經講得相當清楚，但因為他總是輕描淡寫（他不會把日常或寫作時苦得要命的經過，在言語或文字裡露出半點痕跡），這種美德（特別是寫小說時），很容易讓對方就聽過去看過去，以為就是猩猩了，而的確也是，不過何止於此。

　　談「猩猩」容易踩進這部小說的雷區，解消閱讀的多面性，在此還是不要說太多，只說牠是猿類，我們的近親，物傷其類，猴子都愛爬樹。爬樹做什麼？望遠。一個像致和這樣冷靜的小說家，心思百般縝密，多麼美好的想像啊，望遠，把耽在樹上玩耍的死小孩拉升了起來，不致墜地。這樹當然又是個信息，要兜個大圈從徐四金談起也可以，《夏先生的故事》裡小孩也爬樹，而我們都喜歡夏先生的故事，寂寞到不得了的小說。

　　就不提猩猩還是猴子了，我有興趣的是小說家如何拯救？拯救什麼？

　　何致和給了我們三個跟記憶相關聯的角色線索。其一是小說敘述者方博鈞的朋友姜翊亞自殺身亡，這是完全截斷的記憶；其二是方博鈞稚幼的女兒，她正在「學習」記憶；三是方博鈞密碼學的指導教授罹患老年癡呆症，他逐漸喪失記憶。小說開頭甚至就是方博鈞回憶起小時候的第一個記憶：偷竊。很顯然這是個記憶變形、更改、逆向互相串連的故事，而這些指向的是，想對已死去的朋友做一番理解──姜翊亞為什麼要自殺？更大的涉入則是每個記憶本身，它除了轉形重生或斷裂消失，能有中間值嗎？有所謂正確無誤的記憶嗎？每個活著的人，面臨死亡空無一物的背後，其記憶有什麼可供依據辯證的？

　　大部分人面對死亡如此重大事件，往往傾向以遺忘來處置。弔詭的是，你必須先記得什麼，才能遺忘，不然那只是逃避，傷痕暫時被隱藏了，陰影卻永遠被困在記憶中。小說家解決的方法是把場景拉大拉深，放回原點，從頭談起。

　　「人不能跳出他的生活，但小說也許有更多的自由。假設我們匆匆地、悄悄地拆除我們的瞭望台，把它移到別處，至少暫時移開怎麼樣呢？也許我們可以把它移一段很長，很長的路，遠於雅羅米爾的死！也許一直移到這裡，移到今天，已經幾乎沒有人還記得雅羅米爾。」──米蘭．昆德拉《生活在他方》

　　小說家讓姜翊亞回到童年，搭建起一座樹屋，瞭望未來；而讓此時此刻的方博鈞回眸過去，對曾經的記憶展開解碼的過程，或說他必須解出一個自己能信服（至少能搪塞過去）的記憶，來做為遺忘釋懷的基礎。小說家所做的，就是小心翼翼把死者安置好在記憶中恰當的位置，以便活著的人過得去。至於他找到那個安然的隱密的場所了嗎？藉著華西街賣藥戲班裡的一隻表演用的紅毛猩猩「毛毛」，何致和給出了漂亮答案。

　　把毛毛偷出來，帶牠逃離，不要讓牠繼續被關在籠子裡，不要被囚禁，讓記憶釋放吧！

　　然而就在三個小男孩好不容易打開毛毛身上的枷鎖，帶著牠沿著河岸逆流而上前往動物園，那天卻下起大雨，雨水漫漫漫上了河岸。這段逃亡兼遊戲的旅程，應該會成為經典場面，是近年來我看過的小說裡，最引人入勝的調度。不必花言雕鑿，無需矯情刻意，自然成就的一幕，展現當代台灣小說所難得的純粹性，很難讓人忘記。即使寫這篇文章已經過了三個月，那夜他們四個「人」，蹲縮在堤岸菜圃工具小屋的狼狽景況，仍歷歷在目。他們能活下來嗎？記憶要停止了嗎？老教授的生命密碼潰散成生活亂碼，小女兒若在三歲時被壞人擄走她長大後還記得曾經一口一口餵她吃蔬菜泥的老爸嗎？遺忘又如何？每個人是因為記憶還是遺忘才能走到此時此地？要反抗嗎？反抗體制反抗大人反抗約定成俗反抗小說的套式？拉長時間，哪種反抗不會變成笑話？不，何致和沒那麼濫情，與虛偽，他只是確確實實以小說的技藝把這些種種辯證安落在適當的位置，他不想讓它們歧異出不該有的情感渲染。要浪漫要激動誰都會，寫小說太容易以技術以言詞來模糊代替該有的真實情感，而何致和從《白色城市的憂鬱》，《外島書》，以至《花街樹屋》，就是實在，短時間來看，他或許是吃虧的。

　　何致和的小說，跟整個我們同輩不同。甚至可以這樣說，也沒有前輩小說家或後來的寫者同他的調。這很糟糕，沒有人去辨識他，卻是因他不從時代的調。最簡單的例子，我們這輩的書寫還有人帶著幽默嗎？不說談死亡這特殊的主題，即使寫別的，愛情，家國，個人，似乎寫下來的都同這個時代一起沉重下去。我想是因為何致和翻譯過許多小說，經典的，高度娛樂刺激的，從《白噪音》到《人骨拼圖》，你說他會怎麼出手？那些翻譯是創作的根基，他看得清透了。每次我跟他談到怎麼辦人家寫小說都寫成那樣，真不知如何下手，他會輕鬆地說，你還想超越，我都是在模擬罷了。這標準他的調。

　　在《花街樹屋》中，小說家並不想改變什麼。這方面他是宿命論者，基因論者。因為人在其中，安慰或抒情的感傷，狂烈或不捨的激情，都太表面，也太自大。人不能說他拯救得了死亡，如果在記憶盡頭處有那麼一絲絲悲憫和懺悔，那才有思索的可能。否則，不管你把「瞭望台」往前移後，你的眼睛看向未來或回眸顧盼，最多你只是能多看一眼，最多，然後你也就成了別人眼中的風景，或手指下的一個讚。

◎蔡逸君（《印刻文學生活誌》副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