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
從中國尋路美國
來自密蘇里的彼得˙海斯勒有個中國名字叫何偉。他因為參加美國和平工作團，1996年到1998年在四川涪凌教英文，從此留居中國十多年，期間擔任《紐約客》雜誌特派員，撰寫一系列的中國觀察文章。他的《甲骨文》、《尋路中國》等書使他聲名大噪，成為當今美國採訪寫作中國第一人。
中國在二十一世紀躍為顯學，不僅在美國，全世界都想要理解中國。何偉的寫作適時提供了一扇窗子。比較起其他趕熱潮寫中國的美國記者，何偉顯得突出用功。關於中國，他沒有試圖發明什麼大理論並努力證明之，除了吃鼠肉、買奇石，很少會像寫動物奇觀似地誇張描述中國怪象，他尤其花費極大篇幅在中國底層老百姓，使讀者近距離目睹中國社會生活，不先入為主夾帶一堆人云亦云的陳腔濫調。而且，他說中文──我要強調這一點，因為西方很多所謂的東亞專家、亞洲特派員寫出一本又一本的專書、學術著作，出了書之後還讓亞洲人翻譯回來，視為權威，但他們的東亞語言程度卻往往不如三歲孩童，號稱中國通卻只會說謝謝，寫書分析現代日本卻只住過日本三個月。
我第一次閱讀何偉的文章，就在《紐約客》雜誌。及至我自己也住進北京，每回有機會買到《紐約客》雜誌，讀到何偉寫他開車出北京、三岔村度週末、買奇石，有點像現在閱讀朋友分享的臉書。漸漸，我發現自己在做反向閱讀。讀何偉的文章時，我並不是在讀中國，而是在讀美國。因為他在腦海裡建構他對中國的認識，而那些他選取的議題以及評論觀點反應了美國人的文化關注與價值判斷。自從搬到紐約之後，我更覺得何偉寫的中國，讓中文讀者的我更深入了解美國。
長江涪凌是中國鄉下，密蘇里是美國鄉下，雖然富裕程度不一。一個密蘇里孩子跑到長江沿岸小鎮教英文，這故事本身已是英國小說家葛林（Graham Greene）筆下的世界。和平工作團原是冷戰時代的產物，美國甘迺迪總統在六零年代設立，旨在鼓勵美國年輕人志願海外教英文，趁機宣揚美國價值信念，以軟性力量對抗共產黨。這些美國年輕人宛如當年天主教廷派遣的傳教士，由美國政府送到世界各地，以慈善角色進行潛移默化的文化工作。試想，涪凌是中國鄉下，不先學中文，卻學英文？因此冷戰結束之後，許多外國政府（包括中國）依然對和平工作團抱持謹慎的態度。
然而，我之所以說這像葛林筆下的小說世界，因為政府總會有其戰略目標或政治動機，通常志願去偏遠地方服務（尤其是未知的國外）的年輕人往往有真摯熱誠，天真不知險。大時代背景之下，何偉這批九零年代才出去的美國年輕人更有紛雜理由，極其個人主義，有人純粹為了躲避一段戀情，而何偉自己不喜歡固定工作，想擁有寫作時間，順道學一個新語言。到了陌生國度，這些美國人與周遭環境便起了化學作用，改變了自己，也改變了當地。
《奇石》裡，何偉描寫了兩位他在和平工作團認識的朋友。拉吉夫便活脫脫是葛林筆下的「沉靜的美國人」。和平工作團派拉吉夫去尼泊爾東部，一個人口不到六百的山區村落，他得了嚴重疥瘡，手臂甚至留下疤痕，他明白這是因為村子缺水的緣故，因為山勢陡峭，河流遙遠，難以取水，無法天天適當清洗。拉吉夫決意幫村子建抽水系統。一個毫無私心的崇高理想，使這個年輕人捲入了當地政治，逐漸淌進了華盛頓池塘。為了使政治遊說工作順利，他的積極手段當然也惹人非議。抽水系統建立了，財團也來了，觀光開發，村子變了様。
另一個朋友艾德斯坦留在東京，變成專跑日本黑道新聞的唯一外國記者。 我住在東京時曾聽說過這號爭議人物，一般流言描繪他想要活出傳奇色彩，許多事蹟雷聲往往大過雨點。何偉與他同樣出身密蘇里，因此對他非常熟稔，寫出第一手觀察。
相較於後來成熟的採訪報導之作《甲骨文》或《尋路中國》，《奇石》收錄了何偉早期採訪之作，他當時仍未完全斂去美國人的氣質，對中國的觀察方式反應了美式思維。生活在美國，無車不行，汽車之於美國社會就像筷子之於中國飲食，不是不能刀叉吃飯，但吃中餐時頭號反應都是先找雙筷子。美國人何偉想盡辦法租了車，時常記述他的租車經驗，開車讓他見識中國公路文化，他和他朋友得以探索中國不為外人所知之處，終讓他寫出了後來的《尋路中國》。同樣地，我看見了美國人對汽車所帶來的移動自由的依戀，他沒寫鐵路夜車的臥鋪，也沒寫民工擠爆的火車站，他寫了一整章奇瑞汽車與底特律汽車既競爭又合作的關係，象徵了美國與中國兩個國家現在的處竟。
《甲骨文》、《尋路中國》寫的是中國，《奇石》裡那個隱約影顯的國家卻是美國。十幾年後，何偉終於離開中國，回去美國，重新變成彼得˙海斯勒，回到美國鄉間，住在屋子而不是公寓，擁有屬於自己的車子，他卻發覺「中國變成我的參照標準，當我想到美國，我往往拿它和我在亞洲所認識的一切作比較。我對美國生活的想法變得越來越天馬行空，以致於我很難想像自己住在某個地方。但是，這也意味著我可以住在任何地方。」可能是因為這層體認，彼得˙海斯勒舉家遷居開羅，可能新取了一個埃及名字，不叫彼得也不叫何偉了。
人生無非一趟漫遊之旅。何偉在他旅途中所隨手撿拾的奇石，有的粗糙刮人，有的光滑潤手，有的圖案繁密，有的簡單純色，他不斷逼促自己向前踏往未知，鼓脹的口袋裝滿了他沿途收來的石頭。當我們在海灘升起篝火圍成圈圈時，他將這些石頭放在我們掌中，供我們把玩賞味直到夜深，甚或天明。
胡晴舫 【作家】
前言
在我成長的過程中，偶爾我父親會帶著孩子們一起到各處進行訪談。他是密蘇里大學的醫療社會學家,因為工作的緣故,他必須去到一些我和我的姐妹覺得十分不尋常的地方,例如監獄、精神病院，以及鄉村衛生所。有一回，他遇見一位住在馬克吐溫國家森林的大家族的後代。這座森林位於歐扎克斯高原深處，眾所周知，過去在這個地區，這個家族以粗暴的手腕控制著周圍的村莊。這位老頭子叫以利亞，訪談期間，他坐在一扇敞開的窗戶旁，並且將一把0.22口徑來福槍擱在膝上，防著松鼠闖入他們的談話。他老人家高齡八十，當我父親問他，當地是否有毒品問題，他一臉嚴肅地點頭說：「沒錯，我們確實有這個問題。這裡沒有藥房，如果我們需要什麼，就得大老遠開車去到沙冷。」（譯注：以利亞不明白作者父親所說的drug是指「毒品」，而不是「藥物。」）
以利亞提到不久前，他的喉嚨痛得連當地生產的西瓜都難以下嚥。最後，他去鄰近城鎮看一位獸醫，後者迅速將他檢查一遍，然後診斷出他長了息肉。以利亞要求這位獸醫把息肉割掉。
「抱歉，我不是醫生，」獸醫說：「我不能這麼做。」
「哼，也許你不能，也許你能，」以利亞說。
而事情就是這個樣子。以利亞沒有說明接下來發生的事，也許他並沒有直截了當地威脅那位獸醫，也許他一直等到動了手術才離開獸醫診所。
我父親總是深深被他的訪談對象所吸引。當然，他喜歡和怪人及瘋子交談，但是對於沉默寡言者，對於按部就班、規規矩矩地過著日常生活的人，他也有著莫大的興趣。在他和我母親看來，密蘇里就像個異國，因為他們兩人都在洛杉磯長大，從來沒有料到會在美國中西部度過大半輩子。但是，他們把密蘇里當成家；多年來，我父親一直在研究鄉間社區的保健問題，而我母親是一位歷史學家，曾寫過一篇有關密蘇里州猶太移民的論文。
我父親和任何人都談得來。如果一個工人來到我家，到了工作結束時，我父親對他一生的遭遇已經摸得一清二楚。有一回，一位水管工人來修理我們家的浴室，他和我父親相處得十分融洽，所以直至今日，他們仍然常常一起前往北密蘇里獵鹿。在我小時候，如果我和我父親碰巧坐在公車站或旅館大廳，而且無事可做，他會挑出一個人，然後問我是否注意到他有哪些特質。他會問我，這個人的衣著和舉止有什麼有趣的地方？他是做什麼的？以及他為什麼在這兒？
他讀研究所時，從一位老師那兒耳濡目染學到了這種嗜好。這位老師是一名社會學家，名叫彼得．鈕，在上海長大，然後到美國讀大學。在共產黨於一九四九年取得中國政權後，他留在美國。他是我父親在匹茲堡大學的老師，之後有幾年，他們一起在波士頓的塔夫斯工作。彼得相信我的名字取自他的名字，這不完全正確，因為我父母也有其他叫彼得的親戚和朋友。然而，這也並非完全不是事實,所以我父母並沒有叫他不要自鳴得意。在我小時候，他是一個令人難忘的人物。他身高超過六英尺，有寬闊的肩膀和一個大肚皮，而他的頭大而禿，臉則和月餅一樣圓。除了喜歡觀察別人，他也培養出一種技巧，一種被他稱為「創造性笨手笨腳」的技巧。如果彼得想要達成某種目標，例如安撫一位交通警察，或在擁擠的餐廳占到一張桌子，他會突然變成外國人，而別人總是想盡辦法為這位不知所措、結結巴巴的中國人解決問題，免得麻煩擴大。彼得有一個低沉、宏亮的嗓門，也喜歡說故事。和我父親一樣，他十分健談，也善於觀察，這兩種特色的結合是十分罕見的。此外，他也擁有一種流亡者的本事，一種不論身在何處，都能夠隨遇而安的本事。那就是我小時候對中國人的最初印象，我以為他們個個都是人高馬大，散發魅力。每當我聽見「上海」二字，我就想到一座巨人城。
多年後，当我住在中國，我才明白彼得．孔明．鈕是多麼不尋常。這不是單單指他的身量，也指他的言談及觀察別人的方式。對於陌生人或外來者，中國人多半抱持謹慎的態度，因為他們沒有一種關心其他社會的強烈社會學或人類學傳統。在我的經驗中，中國人並非天生的說故事高手，而且他們往往十分謙虛，不喜歡成為注意焦點。在我展開記者生涯後，我學會耐心，因為讓一個中國人傾心吐意往往需要幾個月或幾年的工夫。我記得我父親的方式：如果你想要真正瞭解一個人，你不能覺得厭煩，或失去耐心，而日常瑣事和不尋常的事一樣重要。在中國，有許多時候，外國人確實需要某種「創造性的笨手笨腳」。
儘管早期受到這些影響，我並沒有打算成為住在中國的作家，因為除了彼得．鈕，我和中國沒有任何關聯，而在大學時期，我也沒有修過任何有關亞洲的課。我的父母不會去引導孩子的生涯規劃，而我父親之所以帶我和我的姐妹出去進行訪談，並不是因為他希望我們追隨他的腳步，而是因為他相信一件事：如果你偶爾走出自己的世界，生命會更加充滿趣味。我父母鼓勵我的每一位姐妹追求自己的興趣，我兩個都嫁給警察的姐姐，其中一位是老師，和我母親一樣，另一位則在書店工作，而我的妹妹則是一位沉積地質學家。
有許多年，我盼望成為小說家。對我而言，小說家似乎比記者更加崇高。我喜歡偉大小說使用的語言，也喜歡說故事者的語調。大學時期，我主修文學創作，專攻短篇小說，但是大三結束時，我上了約翰．麥菲（John McPhee）所教導的非虛構寫作研討班。在我的老師當中，就屬他最嚴苛。他以左撇子的緊密筆跡，在我的作業邊緣密密麻麻寫滿了評語。在一個差勁的句子旁，他寫道：「朽木不可雕也！沒救了!」當我在一個短句裡堆滿形容詞和子句，他的回應是：「從嘴裡拿掉幾顆石子，說得乾淨俐落些。」在一篇描述人物的作品裡，我在短短兩個句子裡，四次使用描述對象的名字，所以麥菲寫道：「聽聽這個人的名字砰砰作響，像馬蹄鐵。做些變化！間或使用代名詞。」他也可能直言不諱：「反覆講這東西令人厭煩。」或者他會寫道：「想耍聰明，但耍得很蹩腳。」
但他也在我的作業邊緣寫下許多讚美：「好」，「噢」，「這部分很不錯」。所以，我明白我有時寫得好，有時寫得糟，而最優秀的作家不一定最有天賦，而是能夠看出自己的缺點，並努力改善。研討班結束時，我明白非小說寫作可能和寫小說一樣勞心費力。隨著時間的流逝，我感覺到對我而言，小說家的寫法過於著重內心世界，而我又生性害羞。我想要那種將我逼出去的工作，我認為我必須和其他人、其他世界接觸。這種直覺激發了我報名參加和平工作團，而這個組織差遣我到中國。但是，去中國幾乎是一件偶然的事。我只知道如果我想成為作家，我就應該離鄉背井。
本書收錄的文章寫於二０００年至二０一二年。第一篇文章是我在三十歲那年寫成的，而接下來的十年，我的生命經歷種種變化。有幾年，我單身，然後我結婚了，最後（而且是忽然之間），我的妻子生了一對雙胞胎女兒，而我也成為兩個孩子的父親。我住在三個國家的十二個住處裡。此外，有一些作品是在旅館房間完成的。
但是，這段時間讓我明白一件事：寫作可能是一種精神支柱。不管去到哪裡，我都有這種感覺，而我從小就認識報導的基本要素——好奇心、耐心，以及樂意和不一樣的人建立關係。在國外住了許久，並且花許多時間學習另一種語言後，我嘗試結合本地人和外人的觀點。這些文章中，有許多來自我居住了十多年的中國，有些則來自美國，以及日本和尼泊爾。〈去西方〉探索當半個外國人的感覺，但其實這是一篇有關回到美國的文章。
我經常描寫同樣不斷遷移的人物，我發現自己深深被那些不斷在尋求和逃避的移民及移居者所吸引，我喜歡那些覺得自己和環境有點格格不入的人物。有些人不斷在改變，有些人夢想著返鄉，還有一些人以各種方式展現「創造性的笨手笨腳」。然而，和這些人交談都很有趣，因為他們學會了以外人眼光來看自己的環境。
這些文章並非按照發生的次序編排，此外，只有幾篇文章涉及歷史事件，例如三峽大壩開始蓄水、北京舉行奧運，以及共產中國第一次有一位國家領導人和平退休。我依照個人理由編排文章的順序，因為我喜歡將石彬倫（David Spindler）放在拉吉夫．哥亞（Rajeev Goyal）旁邊，而且我認為巫山居民可能想對矛盾鎮（Paradox）的居民說几句話。這些文章幾乎都先在《紐約客》發表，但是收錄在本書時，往往已經過大量修改。這段期間，《紐約客》是我的另一個精神支柱。我很幸運能夠得到優秀的編輯及事實查證者的協助，但我尤其感激《紐約客》願意接納各種主題和敍述方式。在外面的大世界，外國報導的範疇十分狹隘，令人喪氣，在九一一恐怖攻擊事件後的氛圍中尤其是如此。有時候，報導主題似乎只有兩種：我們應該畏懼的人，以及我們應該憐憫的人。但是當我住在國外，我遇到的人都不屬於這些類型。
《紐約客》容許我以自己的敘訴方式描述這些人物，這一點幫了我一個大忙。駐外記者的一個挑戰，就是明白在什麼程度上，將自己納入報導中。如果一篇報導過度圍繞著自己打轉，那就變成一種旅遊日記，而近來，一般趨勢是降低作者的存在，甚至讓作者變成隱形。這是報紙的標準態度，且被視為維持焦點和公正的唯一方式。然而，這種方式可能讓主題顯得更加遙遠和陌生。當我描寫人物，我想要描寫我們之間如何互動，我想要描寫哪些事物是我們可以分享的，以及哪些事物讓我們分道揚鑣。有時候，中國人因為我是外國人，而以某種方式回應我，而讓讀者明白這一點似乎很重要。然而最主要的是，我想要傳達住在北京胡同時，或者在中國的道路開車時，或者搬到科羅拉多州一座小鎮時，我的真實感覺是什麼。非小說的樂趣就是搜索說故事和報導之間的平衡點，找出一個能夠兼顧暢所欲言和觀察入微的方式。
但是，該說的都說了，就到此為止吧！因為如今，中國和科羅拉多對我而言一樣遙遠。我已經搬到另一個國家，必須學習一種新語言。有時候，我覺得難以招架，但有時候，我卻覺得十分熟悉。
二０一二年九月於埃及開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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