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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臺灣:作家、媒介與文學史的連結

聚焦臺灣:作家、媒介與文學史的連結

Focusing on Taiwan: Authorship, Media, and Literary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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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本書從歐美、日本、中國、東南亞對於臺灣文學史的激盪與啟發出發,
  聚焦臺灣,對臺灣文學特有的體質與風貌做出深入而獨到的詮釋。

  本書以「聚焦臺灣」為出發點,透過語文現象、社會意識、刊物發行、作家書寫等各種主題研究,和臺灣文學史的脈絡做連結,藉此開拓臺灣文學暨文學史研究的面向。

  近年來,各地的臺灣文學系所、研究中心相繼成立,臺灣文學研究已形成重要的學科,並為國際學界所重視。無論是文學史料的整理、作家作品的爬梳以及理論的應用與建構,均已累積相當多的研究成果,既提升臺灣文學的能見度,也強化了相關研究的縱深與廣度。

  本書收錄論文九篇,由九位現任或曾任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的教授撰寫,各篇論點精采透闢,為臺灣文學研究提出深刻而獨特的見解,展現本土學者集體的學術成果。
 

作者介紹

主編簡介

洪淑苓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現任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及中國文學系合聘教授,兼任臺灣文學研究所所長。曾任國語日報社《古今文選》特約主編、臺大藝文中心創制主任、美國聖塔芭芭拉加州大學訪問教授。

  研究專長為民俗學、臺灣民間文學、臺灣文學、現代詩。曾獲臺大現代詩獎、教育部青年研究著作獎、教育部文藝創作獎、臺北文學獎、優秀青年詩人獎、詩歌藝術創作獎等。著有學術專書《思想的裙角――臺灣現代女詩人的自我銘刻與時空書寫》、《臺灣民間文學女性視角論》、《現代詩新版圖》、《二十世紀文學名家大賞:徐志摩》、《民間文學的女性研究》、《關公民間造型之研究:以關公傳說為重心的考察》、《牛郎織女研究》等;並有詩集、散文集多種。

作者簡介(依篇幅序排列)

楊秀芳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現任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及中國文學系特聘教授。

蘇碩斌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博士,現任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

黃美娥

  輔仁大學中文博士,現任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教授。

張文薰

  日本東京大學人文社會系研究科博士,現任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

柯慶明

  國立臺灣大學「新百家學堂」執行長兼臺灣文學研究所教授。

梅家玲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現任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及中國文學系特聘教授,兼臺灣大學文學院臺灣研究中心主任。

郭玉雯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現任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兼任教授。

何寄澎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現為考試院考試委員、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洪淑苓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現任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及中國文學系合聘教授,兼任臺灣文學研究所所長。
 

目錄

導言
洪淑苓

《三六九小報.新聲律啟蒙》語言美學初探
楊秀芳

活字印刷與臺灣意識:日治時期臺灣民族主義想像的社會機制
蘇碩斌

久保天隨與臺灣漢詩壇
黃美娥

一九四○年代臺灣日語小說之成立與臺北帝國大學
張文薰

臺靜農先生詩作中的兩岸經驗
柯慶明

夏濟安、《文學雜誌》與臺灣大學:臺灣「學院派」文學雜誌及其與「文化場域」 和「教育空間」的互涉
梅家玲

《現代文學小說選集》的現代主義特色
郭玉雯

試論林文月、蔡珠兒的「飲食散文」──兼述臺灣當代散文體式與格調的轉變
何寄澎

越南、臺灣、法國──尹玲的人生行旅、文學創作與主體追尋
洪淑苓
 

導言(摘錄)

洪淑苓(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所長)


  臺灣歷史發展逾四百年,臺灣文學的內容更包含民間文學、原住民文學、古典文學、現代文學等類型,而由於文藝思潮、社會文化的流動與交涉,又可觸及與歐美、日本、中國、東南亞的關聯,從而刺激、啟發了臺灣文學特有的體質與風貌。因此,本書以「聚焦臺灣」為出發點,透過語文現象、社會意識、刊物發行、作家書寫等各種主題研究,和臺灣文學史的脈絡做連結,藉此開拓臺灣文學暨文學史研究的面向。

  一、日治時期臺灣文學的語文、主體性與文學史的連結

  本書共九篇,以二次大戰為時間的潮間帶,既有戰前也有戰後的臺灣文學研究,而有的論文更跨越戰爭時期到戰後的研究,恰恰顯現文學史脈絡不可斷然切割的意義。

  就語文、報刊等媒介的使用而言,臺灣因為移民、殖民的歷史因素,自明清以至日治時期以來,閩南話、客家話、日語、漢文、中國白話文、臺灣話文等問題盤根錯節,形成重要的研究議題。有關日治時期語文的論爭,實際在報刊媒體上的呈現,以及背後所醞釀的主體意識,可藉由本書第一、二篇論文來觀察。

  楊秀芳教授〈《三六九小報.新聲律啟蒙》語言美學初探〉以日治時期在臺南創刊的《三六九小報》「新聲律啟蒙」專欄的文章為材料,發現該專欄文章每每利用傳統《聲律啟蒙》的框架,用閩南語寫作人間百態。《聲律啟蒙》引經據典的典雅風格,被「新聲律啟蒙」專欄替換為不避俚俗、白話的諧謔風格,顯現奇異的美學特質。楊教授的結論是,「新聲律啟蒙」以《聲律啟蒙》的框架寫作,用閩南語發抒胸臆,批判世情百態,其亦雅亦俗的語言特點營造了特殊的文學效果,可謂「講話媠氣」。而在日人統治的時代背景下,「新聲律啟蒙」用漢字書寫口語,使許多今日已經式微的用法仍然保存在「新聲律啟蒙」中,在語言學研究上相當具有價值。此外,從臺灣文學發展史的角度來看,「新聲律啟蒙」亦創造出日治時期臺灣話文的寫作典範,此一貢獻,亦不容忽視。

  蘇碩斌教授〈活字印刷與臺灣意識:日治時期臺灣民族主義想像的社會機制〉除廣泛介紹日治時期臺灣流通的報刊、書籍外,並以1923年4月創刊的《臺灣民報》半月刊為主要分析材料,詳細探究代表臺灣人言論的主要園地《臺灣民報》系統作為傳播媒介的意義。蘇教授主要參考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提出的論點而加以修正,認為一九二○年代的印刷物不只是一種資本主義的擴張,更是媒介的作者藉以發動其臺灣意識的想像,並據此召喚讀者,形成「民族主義的想像共同體」。這兩篇論文分別挖掘語言文字和聲律美學、社會意識的關聯,也讓我們看到日治時期臺灣社會的表層與深層問題。

  日治時期的臺灣文學尚有兩個重要現象,一是漢詩的承繼與變異,另一個是日語文學的開展。在日本殖民統治下,漢文成為「同文」政策的工具,漢詩寫作和詩社活動因此別具意義。黃美娥教授〈久保天隨與臺灣漢詩壇〉藉由日籍漢詩人久保天隨(クボ,テンズイ, 1875-1934)來探討日治後期東亞漢詩文的糾葛、交錯之情形。黃教授指出,久保天隨1929年來任臺北帝國大學教授,1930年創設「南雅詩社」,1934年病逝於臺灣。久保天隨的人生和文學成就與臺灣文學史有所交會,但他不具「和臭」的詩藝,卻也同時隱藏著日本本位意識,乃至化身成為帝國主義「話語」的實踐,因而產生「同文關係」的尷尬性。透過久保天隨的案例,我們得以窺探日治時期日籍漢詩人的跨界流動以及其中可能蘊含的文學史意義。

  在日語文學方面,張文薰教授〈一九四○年代臺灣日語小說之成立與臺北帝國大學〉針對一九四○年代文學史常見的「內地人」與「本島人」之爭,展開新的論證。張教授以1936年1月創刊的《臺大文學》及臺北帝國大學的師生,如島田謹二、神田一郎、黃得時等人的創作活動為例證,說明一九四○年代的臺灣文壇不只是「內地人」與「本島人」的二元對立,學院勢力的崛起,在文壇形成的過程中,也具有介入與挹注能量的作用,譬如日人西川滿、臺灣人黃得時,都曾藉由與學院體制、知識領域相互連結,因而得以維持其文化資本,並獲得轉化的可能。而帝國、大學知識社群的介入,也為臺灣小說的創作帶來轉變的契機。

  二、戰後臺灣文學的兩岸經驗、學院體制與文學史的連結

  戰後的臺灣文學面貌更為多元,既有兩岸跨界的文學經驗,也有接受西方現代主義文化啟蒙而產生的現代文學作品。而八○年代以後,臺灣文學自身的演進、創發,以及對華文文學產生的影響也不容忽視。

  在兩岸文學經驗上,柯慶明教授〈臺靜農先生詩作中的兩岸經驗〉以臺靜農先生(1902-1990)為研究對象,勾勒出時代裂變之際,身為學者、創作者的人生經歷與文學內涵。臺先生早歲即有文名,是魯迅的嫡傳弟子,亦可說是「五四人物」之一。臺先生於1946年來臺,在臺大中文系任教,中晚年以後以書法、繪畫、篆刻、散文與古典詩馳名。柯教授認為臺先生渡海來臺,係為光復後,臺灣的文化重建之使命感而來,然因兩岸時局的裂變,使其終老於臺灣。柯教授並指出,臺先生的新詩充滿年少的豪情與哀愁,古典詩則寄寓渡海來臺後的心境,兩者都使我們同時看到他對國內與國際政情的諷諭,也看到流貫其間,深厚的傳統文化涵養與貞定的力量。

  從前述黃美娥、張文薰到柯慶明教授的論文,我們已可看到臺北帝大、以及戰後改制的臺灣大學,每每和臺灣的文學界產生密切的關聯。戰後初期,當反共文學、戰鬥文藝的聲浪高漲,現代主義卻在此時再度被引進臺灣文壇(前一波為日治時期),並且透過學院的體制、師生的文藝社群活動,逐漸帶動創作的風潮。這個文學史上重要的發展階段,我們可透過下面兩篇論文了解詳情與成果。

  據梅家玲教授〈夏濟安、《文學雜誌》與臺灣大學:臺灣「學院派」文學雜誌及其與「文化場域」和「教育空間」的互涉〉的研究,夏濟安先生(1916-1965)及其創辦的《文學雜誌》確實具有「以文學理論誘導創作」、「歡迎翻譯作品」的理念與實踐成果;夏濟安的另一個期許:「真正有現代的眼光,能融合中西,論評中國舊文學的人」,也獲得臺靜農、鄭騫(1906-1991)、陳世驤(1921-1971)、葉慶炳(1927-1993)、夏志清(1921-2013)等人的支持,以相關的文章,具體的現代批評方法來重探中國傳統文學。在創作方面,則啟發了白先勇(1937-)、陳若曦(1938-)等人的小說創作。梅教授並指出,《文學雜誌》上承三○年代的同名雜誌《文學雜誌》,下啟六○年代的《現代文學》,以及七○年代的《中外文學》;在知識生產與文學場域的關聯上,《文學雜誌》將學院師生的教學成果轉化為文化出版品,讓教育空間位移至文化場域,實具有深刻的意義。

  承上所述,白先勇、陳若曦受到夏濟安教授的啟發,不僅開始創作現代小說,也和其他十位同學聚集在一起創辦《現代文學》,引進存在主義、意識流等重要觀念與作品,深深影響了臺灣的現代主義文學。《現代文學》創刊始末與刊物性質,前述梅家玲教授的論文也已有所評述。而白先勇等這一批作家的作品特色,郭玉雯教授〈《現代文學小說選集》的現代主義特色〉一文可提供我們深入了解的機會。

  郭教授以歐陽子(1939-)主編的《現代文學小說選集》為討論材料,指出入選的三十三篇作品,具有三個共同之處:一是多篇「呼應存在主義的課題」,二是相當「重視人物的心理描寫」,三則為「鍛鍊語言講究表現方式」。郭教授以白先勇、七等生(1939-)、王文興(1939-)、王禎和(1940-1990)等人的小說為例,認為這些小說表現了對人生具體存在的感受之關切,同時質疑一般人習以為常的所謂人生意義,思考著生與死、罪與罰、瘋狂與理性的問題,揭露人的基本困境——有限與孤獨;而因為受到佛洛伊德的潛意識之說,這些小說也特別偏重人物深層的心理描寫,這使作品意義變得複雜,充滿歧異與矛盾,意識流、內心獨白等手法,在在顯示小說家努力追求文字與思想同時鍊於一爐的境界。

  現代主義文學是戰後臺灣文學的重心,《現代文學》作家群的表現,如白先勇《臺北人》、七等生《我愛黑眼珠》、王文興《家變》等的藝術成就,有目共睹,而這些作品亦已成為經典作品,在臺灣文學史上發光發熱。

  三、戰後臺灣文學的女性創作、文化流動與文學史的連結

  進入八○年代,臺灣文學有更大的擴展與創新。值得注意的是,女作家輩出,在小說、散文與現代詩方面,都有傲人的成果。尤其是1987年,臺灣社會由戒嚴進入解嚴,在解嚴前後的特殊氛圍下,女性小說家如李昂、平路、施叔青等,對於性別議題、國族認同,都有創新的作品。以上的相關研究頗多,例如臺大外文系劉亮雅教授的《遲來的後殖民:再論解嚴以來臺灣小說》(臺大出版中心,2014年出版)即是相當深入的論著。

  在散文研究方面,本書收錄何寄澎教授的〈試論林文月、蔡珠兒的「飲食散文」――兼述臺灣當代散文體式與格調的轉變〉提供了獨到的觀照。何教授指出,自九○年代以降,「飲食文學」已成為臺灣當代散文中重要之一脈,因此何教授以林文月(1933-)《飲膳札記》、蔡珠兒(1961-)《紅燜廚娘》二本散文集加以探討。透過這二位女性作家,可看到兩種不同的「飲食文學」書寫風格,一是用語典雅、懷舊抒情,一是筆觸活潑、充滿感官之美。而在「飲食文學」方興未艾之際,女性作家以其自身的生活經驗,表現對飲食文化的洞見,也提升了「飲食文學」的境界。藉由這兩位女作家的創作,何教授亦推及當代臺灣散文體式與格調的轉變,並認為林文月代表在「五四」以來現代散文的傳統與軌範中既繼承復求變,而蔡珠兒則以誇飾、尖銳、躍動的文字風格,符合九○年代的散文風格趨向。

  在現代詩方面,洪淑苓教授〈越南、臺灣、法國——尹玲的人生行旅、文學創作與主體追尋〉一文提供我們觀察文化流動與女性創作之關聯的機會。論文藉由尹玲(1945-)的跨界流動,探究其詩作中的主體追尋與漂泊意識。據洪教授研究,尹玲的詩作恆常充滿不安定的飄泊感,她懷想生長之地的越南、書寫越戰,也不斷追憶在巴黎那鏡花水月般的歲月。尹玲現定居臺灣,她自承現代詩創作是受到「創世紀」詩社詩人的啟發,而自幼接觸的廣東話、客家話、越南話,以及中學時接受法國文化的薰陶,都沉澱在她的內裡,成為創作的養分。洪教授認為透過尹玲,可看到臺灣現代詩對東南亞華文文學的影響,而歷經戰爭洗禮以及文化流動的經驗,也使得尹玲的詩作突破自我,開創女性詩歌書寫的新面貌。
 

詳細資料

  • ISBN:9789863500209
  • 叢書系列:現代主義文學論叢
  • 規格:精裝 / 424頁 / 15 x 21 x 5.94 cm / 普通級 / 單色印刷 / 初版
  • 出版地:台灣
 

內容連載

活字印刷與臺灣意識:日治時期臺灣民族主義想像的社會機制(摘錄)
蘇碩斌


日治時期的臺灣出現過民族主義嗎?

日本殖民時代臺灣人爭取自主的臺灣意識運動,是一種民族主義嗎?方孝謙、荊子馨(Leo T. S. Ching)等學者基本上否定這種日治臺灣出現過民族主義的看法。方孝謙強調殖民體制下臺灣社會的高度異質,論斷當時「人民」論述游移不定,因此他不相信閱讀《臺灣民報》的讀者可得到清晰的民族認同信息,也不接受臺灣人在幾代之間忽然對臺灣詮釋出是「具備首尾一貫民族的意識形態力量,足以鼓舞當下的『臺灣民族主義』」。荊子馨研究一九三○年代日本殖民者在臺灣實施同化與皇民化的矛盾,也指出日本想讓臺灣「成為『日本人』」的作法雖然失敗,但臺灣內部階級混雜的「糾結對立」,其實也造成臺灣人雖然堅持臺灣意識、但卻將自主性置放於在日本帝國的架構中。事實上,安德森本人也曾就臺灣的民族主義發表看法。他認為日本殖民時期的強權,屬於民族主義四個類型中的官方民族主義、而臺灣屬於克里奧民族主義(Creole Nationalism)。因此在臺灣發展的二元式抵抗,只是類似歐裔殖民後裔脫離母國的反抗獨立,並不構成特殊的類型。

不過,政治學者吳叡人則以建構論的精神掌握了民族主義是「政治認同與文化認同之合而為一」,指出臺灣知識分子早在1914至1915年那個失敗的「同化會運動」中,就在政治上確立了民族自決的攻勢原則,而在文化上,則經過十餘年的守勢與摸索才確立認同的基準。吳叡人認為,日治後期的臺灣社會,因為日本的帝國和民族國家氣勢轉趨強硬,因而在臺灣社會強化了二元對立的「差異」架構,連帶催生了臺灣人的「認同」架構,此即福爾摩沙意識形態(Formosan Ideology)。吳叡人認為日本的東方殖民主義(Oriental Nationalism)既具有排他性格、又強將被殖民者納入國家分工系統,以此論證臺灣人先萌發反日本同化論述的「政治民族主義」,而後一九二○至一九三○年代湧現「臺灣文化民族主義」,成為政治與文化的「雙重邊緣性」(double marginality)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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