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漢•揚雄《法言•吾子》:「或問:『吾子少而好賦?』曰:『然。童子雕蟲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為也。』」「篆」亦通「瑑」,本義為雕玉,引申為一切雕刻。以「雕蟲篆刻」喻詞章小技,則似意謂「篆刻藝術」猶不及辭賦文學,實則揚雄當時並無民間治印之風,官印私璽,或銅或玉,均有專業,非童子所能玩,故其語意當指小孩拿刀隨意作木雕、刻鳥蟲紋飾,非明清以後始興之「篆刻藝術」。
王壯為先生(一九○九—九八年),本名沅禮,是自河北易縣燕趙故地輾轉來臺的知名書法篆刻家,因為喜好篆刻,又以生活所困,必須掛牌鬻印,就曾反用揚雄語說:「揚氏稱壯夫不為,我則身為壯夫,偏要為之。」故自號「壯為」。
鄙夫如我,既非壯夫,也不擅辭賦,童年又不喜雕蟲,但因自幼接觸書法、入大學初習篆刻,碩士研究戰國古璽、博士以西周金文為題,復嘗擔任臺灣第一本篆刻專屬雜誌《印林》雙月刊的主編。進入故宮博物院近二十年,日日與銅器、銘文、璽印、篆刻、漢字、書法為伍,久而久之,已然成為生活的一部分,暇時讀書有得,便欣然奏刀。出差旅遊,也習慣攜印自隨,以刀筆作札記,留下印跡鴻爪。
回顧前塵,自大學時代(一九八二—八五)以迄近日之零星治印,約五百餘方。
遊蹤印輯有〈神州印跡〉(二○○六年十月,二十六方)、〈三韓印跡〉(二○○七年二月,十一方)、〈東京印跡〉(二○一○年十二月,十一方)、〈豫港澳京印跡〉(二○一二年四—六月,二十方)、〈知北遊印跡〉(二○一二年十一月—二○一三年四月赴北京故宮博物院學術交流半年,二百八十三方)、〈南京印跡〉(二○一三年十一月,十八方)、〈辛莊印跡〉(二○一四年七月,二十八方)、〈倫敦巴黎印跡〉(二○一四年十二月,四十二方)等近四百五十方。
近十年始刻治套印:〈任運印蛻〉(二○○五年,十三方)、〈逍遙游印蛻〉(二○○六年一月,十七方)、〈知足印蛻〉(二○○六年二月,十五方)、〈詩經擷英——新婚頌印譜〉(二○○七年一月,二十四方)、〈詩經擷英——有德頌印譜〉(二○○七年二月,三十二方)、〈愛蓮說印蛻〉(二○○七年三月,十四方)、〈陋室銘印蛻〉(二○○七年四月,十四方)、〈詩文佳句印蛻〉(二○○八—九年,二十七方)、〈吉語印蛻〉(二○○八—九年,二十二方)、〈赤壁賦名句印留〉(二○一○年十月,五十方)、〈楚簡老子名句印留〉(二○一○年十二月,五十方)、〈東坡詩文印跡〉(二○一二年十月,二十方)、〈李白詩句印痕〉(二○一三年七月,五十方)、〈杜甫詩句印痕〉(二○一三年八月,五十方)、〈書譜擷英印痕〉(二○一四年九月,一百方)等近五百方。
綜上所治,平生篆刻尚不足二千方,與前賢之動輒萬印者,實遠遠瞠乎其後。唯古今篆刻家之精品印集不過數百方、得為人稱頌者亦不過數十方,乃至僅數方,藝術貴精不貴多,亦猶詩人創作比量,前以南宋陸放翁為夥,八十年間詩萬首,佳句甚多,確屬名手;後有清乾隆,作詩尤多,一生四萬多首,然能為人稱誦者幾句耶?
以詩喻印,聊作作印量少之託辭。唯近年創作益多,風格漸顯,甲金籀篆、古文奇字、秦漢簡帛、隸分草行,襍然入印,或亦略有可觀者焉。
承大塊出版公司青睞,去年出版了拙刻〈李杜詩句印譜〉百方(編按:收錄在《杜甫夢李白》一書),今年又擬出版〈詩經擷英——新婚頌印譜〉、〈詩經擷英——有德頌印譜〉、〈詩文佳句印蛻〉、〈吉語印蛻〉、〈愛蓮說印蛻〉、〈陋室銘印蛻〉,催促加寫說明,以廣流傳。
因此,譜中各印均加附印說,或記敘漢字源流,或陳述選字、布局之創作歷程,但為使行外讀者,藉此一窺篆刻方寸之間的經營苦詣,並進而能真正登堂、入室,得悉此「必有可觀者焉」的篆刻「小道」之美,故不避「老王賣瓜」之嫌,娓娓申說,方家一粲、置之可也。
任安 游國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