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在這片土地上孕育關於生命的故事
去年過生日前，我在英國的宿舍中收到一個頗厚實的包裹，打開一看，裡面有一張巴勒斯坦紅、綠、黑、白四色的國旗，一塊巴勒斯坦人用來當頭巾或領巾、充滿巴國民族風情的克菲葉巾（Kufiyeh），上面也是巴勒斯坦國旗色的中東圖案與刺繡。我不是工藝品專家，但那塊克菲葉巾的手工，比我在中東見過的都要精細。我把紙盒翻過來，才倒出了一張紙片，上面用英文寫著：「我們終於回家了，謝謝妳的文字，期待能跟妳再見面，希望那時候巴勒斯坦已經和平。生日快樂。」
署名的是二〇一四年夏天，在以色列「護刃行動」發生，對加沙地帶狂轟猛炸時，我訪問過的一對在加沙出生、成長的夫婦。「護刃行動」（或「二〇一四以巴戰爭」）總共維持了接近兩個月，最終造成二千多名巴勒斯坦人死亡。每天的死傷報告從活生生的面孔，逐漸模糊成一堆數字，偶爾有以軍在加沙海灘射殺踢足球的孩子的新聞，或許能夠得到和平時的人們的一點憤慨與眼淚，然而世界領袖似乎多在隔岸觀火，把令人類蒙羞的暴行，說成以色列的自衛權。記得那位巴勒斯坦女孩對我說，她自小就常常聽到炮火聲，雖然不知道戰爭就在家門前，但在懵懂的年紀，她已經在學習和炮火聲共處。及後她經歷了二〇〇九和二〇一二兩次加沙戰爭，並且坦言「未來」對於巴勒斯坦人而言，是一個難以觸踫、虛無飄渺的話題，但又是他們還能活下去的唯一原因：「當你已經習慣要逃跑，當家園在下一秒可能頓成廢墟，當在西岸生活也一樣不能指望，除了遠走高飛離開巴勒斯坦，你就只有頑抗。」
因為有人在侵略，有人在頑抗，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似乎每一天都有事情在發生。
執筆之時，即二〇一五年四月，巴勒斯坦剛剛以國家身分加入了國際刑事法庭。三年前巴勒斯坦成為了聯合國觀察員國，終於獲得了聯合國承認的國家法人地位，可以將以色列在過去多次加沙戰爭中的戰爭罪行搬上國際司法系統。然而國際法，在真正的現實政治權力關係面前，不過是寫在紙上好看的所謂法律：早在二〇〇四年，國際法庭就在一份諮詢意見中裁定以色列的隔離牆（Separation Wall）違反國際法及侵害人權。巴勒斯坦西岸是一個被（屬於以色列人的）基礎建設、屯墾區與隔離牆切成一塊又一塊的土地，巴勒斯坦農夫如果被隔離牆擋在他世代耕作的土地之外，他每天可能要用上數小時排隊，穿過重重關卡，而且只能走巴人能走的路，才能踏上屬於他的田埔之上；巴勒斯坦的孩子要上學，也會在關卡被以色列士兵隨意攔下，搜身、搜書包，毫無自由可言。這些「不合法」的隔離牆製造了許多的不公義，高牆卻沒有一磚一瓦被推倒。
另一邊廂，以色列大選也在二〇一五年三月完成，納坦雅胡（Benjamin Netanyahu）領導的利庫德集團（Likud）連續第三次當選。納坦雅胡在選前再一次提出右翼路線的巴勒斯坦政策，表明不會容許巴勒斯坦組成政府，結果成功擊敗了中間偏左的猶太復國主義聯盟，並且將與走極右路線，曾經提出殺光巴人婦女以防她們生出更多「小蛇」的「以色列我們的家園黨」（Jewish Home）組成聯合政府。選舉之前不少人對猶太復國主義聯盟寄予厚望，因為若他們勝出，代表以巴或許可以重新啟動和談。然而以色列再一次選擇了右翼路線。當然，不是所有以色列人都對此覺得安心。我的以色列朋友就不止一次跟我說過：「令以色列最不安全的不是哈馬斯，也不是巴解組織，而是納坦雅胡。」諷刺的是，以色列立國時，矢言建立一個會忠於自由、平等等基本價值的國家，然而從以色列於巴勒斯坦立國，將巴人村落連根拔起，將巴人家庭趕出這個新國家，建立起比柏林圍牆更高的隔離牆的一刻起，它就注定無法緊守這些白紙黑字書寫在建國宣言上的價值。
對於巴勒斯坦的未來，身為猶太人的著名學者杭姆斯基（Noam Chomsky）就說：巴勒斯坦只有兩條路可以走。第一當然是美國和以色列放棄他們拒絕談判的態度，第二是繼續現行的政策，而這種政策最終的結果，必然是令耶路撒冷、約旦河谷以及在隔離牆內的所有土地都落入以色列手中。而剩下的土地就會被無止盡的關卡、道路和其他以色列的建設切割得體無完膚，而巴勒斯坦人會繼續「活得像狗一樣」。許多人認為巴勒斯坦應該暫時放棄抵抗，且待成為以色列國家的一部分，再進行公民起義；而杭姆斯基則把這種想法打為「妄想」，因為以色列有美國撐腰，根本不需要接納巴勒斯坦方的漫天殺價，給自一九四八年起流放在外的巴勒斯坦人返回母土的權利。
前年我在黎巴嫩探訪過一家巴勒斯坦人，那位年近九十的老婆婆至今仍然留著她希伯侖老家的鑰匙，雖然她口中的「老家」，現在可能已經成為一個以色列四口之家的安樂窩。巴勒斯坦問題之所以成為一代又一代記者、作家、知識份子最關心的問題，不止是因為當中的不義，也是因為以巴問題不止是中東問題，也是世界的問題──阿拉伯世界曾經以解放巴勒斯坦為己任，然而在兩次中東戰爭後，許多所謂阿拉伯「兄弟」都採取了親美政策，巴勒斯坦失去了在阿拉伯世界的地位，更加孤立無援。現時學術界和許多反錫安主義組織，都提倡仿效八十年代推翻南非種族隔離政權的杯葛政策（BDS行動），罷買以色列產品，學者和藝術家等亦拒絕出席為錫安主義塗脂抹粉的活動。近日在美國人權組織的多番抗議下，以色列的飲料公司「SodaStream」終於將他們的產品標籤改為「（巴勒斯坦）西岸製造」，以示其廠房建於強占而來的巴勒斯坦人土地上，算是BDS的一個小勝利。
當然巴勒斯坦這片土地還是孕育了許多故事，關於生命的故事，包括《耶路撒冷的移居者》作者利皮卡．佩拉漢寫的這一個。經常缺水缺電的加沙地帶，是世上其中一個生育率最高的地方，三百六十五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住了近一百七十萬人，在斷水斷糧的狀態下還依然高踞世界人口增長率第七位。無論生活如何艱難，未來如何難以確定，巴勒斯坦人仍然相信，活著就是最好的抵抗。所以我相信，每一個在這片土地上發生的，關於生命的故事，都值得說，也值得聽。
陳婉容（本文作者為香港作家、評論員、獨立記者）
《耶路撒冷的移居者》臺灣版序
記得那一年我來臺北參加臺灣國際民族誌影展，才第三天我便已看了十三部以先祖故事為主軸的影片。
我是在二〇一三年十月為了宣傳我的紀錄片抵達臺北，該片是以住在耶路撒冷附近的猶甸沙漠裡的一個貝都因人部落─賈哈林部落為主題。我在市中心的影城與觀眾一同欣賞此片，等著放映結束後與觀眾見面，觀影時我不禁想著此片背景與我此刻造訪的這個繁榮小國實在是天差地遠。
然而到了觀眾提問時間，他們顯然對我影片中所談論的中東衝突並不陌生。問題如潮水般湧來，甚至有人問我認為交戰的以色列與巴勒斯坦雙方人民是否有可能和平同住於一個國家之下？
我很開心我的書《耶路撒冷的移居者》於臺灣出版發行之際，書中所探討的主題對臺灣讀者而言已非全然陌生。中東世界對我們每個人的生活都很重要，因為我們活在一個任何地域衝突皆會全球化的世界，世人皆會感受到它所帶來的衝擊。
《耶路撒冷的移居者》書中所傳達的訊息極度政治但也同樣私密。本書不只深度剖析以巴政治衝突，同時也將作者與這座流動之城居民的的私生活赤裸裸地攤在陽光下。自有歷史記載以來，耶路撒冷始終收留著世世代代的飄浪民族。這座城市張開懷抱迎接因戰爭或宗教而被迫離鄉之人，同樣也歡迎各方旅人、國際和平工作者，以及許多因個人因素而前來的人，好比說我正是如此。我在二〇〇五年舉家遷往耶路撒冷，接下來的八年裡，看似格格不入的我卻也在這座城裡安頓下來。
我在書中重新細數了那些年活在這座分隔之城的種種，在那座城裡幾乎不可能將政治從生活中抽離。我年幼的孩子們每日上學的路程從不單純，一路上我們會在公車上聽見激烈的政治討論，會有武裝男子搜查我們的包包，幾乎隨時都能在咖啡店看見坐在裡頭的青少年隨意把槍放在大腿上。孩子們會在遊樂場討論過去曾經有自殺炸彈客的頭顱飛過高牆落在籃球場上。
住在這裡，隨時隨地都會意識到我們正活在一個充滿衝突的區域。
但即便如此我還是要說，若以日常人身安全而言，我依然認為耶路撒冷是最安全的育兒城市之一。根據我短暫造訪臺北的經驗以及當地人的說法，我想臺北的居民也能在日常生活裡獲得同樣的安全感。深夜走在耶路撒冷與臺北的街道上，我從不擔憂人身安全，這是我在倫敦、紐約、達卡或德里都無法獲得的體驗。
《耶路撒冷的移居者》之所以能吸引臺灣讀者，我想是因為在一個全球化的時代，地域政治的影響範圍絕非侷限於當地。當我們討論以色列與巴勒斯坦的衝突，我們討論的是一場土地之爭——因第二次世界大戰流離失所的猶太難民湧進這片土地，而當地的巴勒斯坦居民因此成了難民。這場衝突不但影響了全球政治與人口統計的平衡，也嚴重撕裂了歷史上早已互信共存的兩個民族之間的情感。《耶路撒冷的移居者》一書探討的便是這些議題。
既然這場衝突起因於失根的人們流落異鄉後亟欲尋根的渴望，因此本書也談到如何從國家認同的束縛中解脫，如何擁抱異己，如何以欣賞包容的眼光分享並讚揚彼此的差異。書中描繪了兩方人民如何克服這場衝突所帶來的種種障礙相互結盟；過去分處政治光譜兩端的宿敵搭起友誼的橋樑，跨越這道鴻溝。
然而在這篇序文裡，我也想分享一段我造訪臺灣的經驗。我在中東世界住了十年後又再度遷回倫敦，而就在我父親過世三個月後，我從倫敦來到了臺北。
有天晚上我前去參觀位於臺北市中心某知名夜市附近的龍山寺。
我繞著寺廟外圍漫步，沿路有各個販售紀念品與供品的商家。四處都有人焚香，人們購買一捆一捆的紙錢獻給另外一個世界的居民。我沒有買紙錢，只買了一些香燭。我還買了一些火龍果當作供品。火龍果怪異斑駁的外皮令我想起童年在孟加拉常吃的Ata，那是一種果肉豐厚乳白的水果，也就是俗稱的釋迦。在隔開神像與訪客的鐵欄後方，人們爭先恐後地擺放各種供品。看著眼前這麼多水果供品，我忍不住想著天上的列祖列宗們恐怕會吃得太飽。
我當時還未走出父喪之痛，而既然我父親下葬的孟加拉小鎮離臺北近得多，我想道教眾神應能替我向父親在天之靈傳遞訊息。
我看見一位老婦人手裡把玩著四顆黑色骰子。她把骰子往路障旁的石頭底座扔，嘴裡快速念著某種禱詞，接著才將骰子收回重複同樣的動作。我站在那裡看了她二十分鐘，她不斷重複扔擲、收回骰子的動作看得我出神，或許這便是這個遊戲的意義。
站在道教眾神前，我問道，究竟哪一種現實更具威力？是我們天生所處的環境，抑或是我們離開原生地之後藉由旅行與個人經驗所累積的體悟？
在龍山寺，我將耶路撒冷的墮落以及無法還原的過去，還有未能實現的種種可能隨著香炷全放在祭壇上。眼前這些來自另外一個世界與文化的眾神，將會根據我過去每個決定的是非曲直來判定要輕拍我的背給予安慰，或是狠狠訓斥我的不是。臺北的燈火是如此鮮明，要是能從這座城市上空飛嘯而過，必然會是一種超現實的體驗。走在臺北街頭宛如走在一顆燈泡裡，從衛星照片看來，這座城市簡直像是一顆帶著多色火焰的火球。臺灣人對燈光有種偏執的迷戀。我下榻飯店浴室的水龍頭會在我開水時亮起。捷運月臺上也有一排紅色警示燈以警告乘客切勿跨越黃線，而列車進站時又有另外一組燈會跟著閃爍。整個城市從售票亭到販賣機到計程車的方向盤，全都裝上了各色小燈泡。過去龍山寺還曾開放信眾捐獻油燈以紀念先人，如今油燈已改為迷你電子閃燈。廟裡的柱子上已無多餘空間能擺放新燈以紀念近來的逝者。
我朝著路邊攤走去，想看一些「世俗的」玩意兒。臭豆腐與碳烤章魚的香氣指引我隨著行色匆匆的臺北夜生活行家走入狹窄巷弄內。我走在一條裝滿彩色小燈泡的小徑內。我覺得自己好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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