隱形邏輯：香港式建築極限

自序
前言

第1章  在消費社會中突顯自我
1.1  平面廣告牌的張狂
1.2  樓梯廣告的導引
1.3  品牌的標識技法

第2章  高密度的生存之道：混雜與共生
2.1  混雜文化
2.2  商店的多型共生

第3章  垂直延伸的都市主義

第4章  曖昧不明的公共空間

第5章  非正式建築：被忽略卻無處不在的元素

第6章  最高效率：地下與空中的延展術

第7章  或隱或現的邊界狀態

第8章  附文：密度相關三則
8.1  隱形邏輯的效力──遠離思維的陳舊積習
8.2  解析「低密度之夢」──給歐洲都市潑點冷水
8.3  地獄的出路──面對桎梏，妥協還是突圍？

後記

前言

　　香港之所以不同於世界上任何其他大都會，是因為同時兼備了兩個條件：超高密度和亞洲性。這是一部關於高密度狀態下都市狀況的研究文本，以香港為研究對象。這不是常見的、關於城市的人文式個人情懷吟詠，亦非政府或者規劃部門對於城市建設的官方總結，而是以開放建築學的專業視點，對於以香港為代表的「亞洲式擁擠文化」的詳細解讀。

　　「擁擠文化」（Culture of Congestion）概念來自於1978年，由荷蘭建築理論家庫哈斯（Rem Koolhaas）於紐約寫就的、關於美國曼克頓擁擠文化的回溯式宣言《癲狂的紐約》（Delirious New York），一本關於美國式高密度的闡釋之作，以其預見性與深刻性成為理解當代都會文化的經典。曼克頓主義至今一直持續影響着全球新城模式。而香港的高密度文化，因為亞洲的東方式傳統、政體上的特異以及與其金融資本之港的本質連接，都導致其城市在實體和精神方面與曼克頓模式呈現出迥異的局面。這也是需要對其單獨進行討論的原因所在。

超密度的香港

　　荷蘭被稱為「歐洲的高密度城市」，那麼，並比荷蘭的密度還要高數十倍的香港，則只有用「超密度」（hyper density）來進行定義了。不知於何時開始，無論是主流媒體、建築學者或是普通大眾，一旦提及「高密度」，則立刻將其與「問題」或者「都市的困境」相聯繫。高密度意味着擁擠、制約、緊張、壓力；高密度等同於土地的超負荷利用、資源的窮盡式開採、公共及私人空間的無止境爭奪；在心理層面，高密度僅僅指向壓抑與不快。加之多年以來媒體對於理想生活的設定一直是歐洲式的「陽光、空氣、綠地、低密度」，對於「舒適度」形式過度而一成不變的渲染，使「高密度」彷彿已經成為生存的夢魘。

　　然而一個一直被人們忽略卻不爭的事實是：在輿論界對於高密度異口同聲的、清一色的聲討之下，城市化進程卻悄無聲息、無可阻擋地一直進行，並且越演越烈，呈現出加速的狀態。城市化的一個集中體現即是密度的激增。過去20年內，土耳其伊斯坦布爾（Istanbul）的人口從600萬增至1,300萬，尼日利亞拉各斯（Lagos）從200萬人口增至1,600萬，而中國的珠三角的人口在20年內增至3,600萬。就連一向以低密度為傲的歐洲，近年來也在中心城市出現了密度的加速增長。預期與現實的巨大差異，使我們對於這個議題的任何簡單判斷與結論都顯得陳舊、武斷而缺乏洞見。

習見下的謬誤

　　人們固守了百年的對於密度的認識，其實是一直沉溺於某種「思維的積習」，使我們對於現實的真相視而不見。「習見」是容易墮入而不易爬出的泥沼，它將思維導向謬誤而難以察覺，它成為某種障礙，使任何創意的意圖都成為不可能。

　　香港就是淹沒於各式各樣的習見之中，時常被誤讀並被誤解。因其過高密度引起的「非舒適度」遮蔽了所有其尚且隱藏的、有趣的都市性。一個易被忽略卻極其重要的推論是：當密度達到一種超常的狀態時，城市締造者所應對的問題亦是超常的問題，而相應的，其解決手段也必然是「非常規的」。香港的每一次建造，都是各種都市力量於無意識狀態中對於「都市可能」的又一次試驗，它不是單一的促成，而更可能是建築師意志、開發商野心、政府的權益和民眾自發等多重因素的混合結果：它已經提供了豐富的經驗及啟示。

　　如果「都市化」和「密集化」成為未來不可避免的趨勢，那麼，我們至少應該懂得一點處理「高密度」的藝術。而香港，就是這種理論的原初提供者。

亞洲式擁擠

　　香港是超高密度城市的終極形式，並且，它仍然在增長。建築高密度與人口高密度的疊加，再加上24小時全天候運轉──永不止息的喧鬧。如果紐約是「擁擠文化」的原型，是高密度摩天大樓現代都會的最集中範例，那麼香港絕不是另一個紐約的再版。儘管在發展之初直至今日，她一直有意識地以紐約作為範本試圖向其接近，卻始終在各種無意識的力量作用下，使其不斷偏離原型。悖謬的是，這種接近的企圖越強烈，就越無奈地發現兩者之間的差異越明顯。這種無意識力量，是亞洲多年的本土風俗積澱、文化積澱使然。東方傳統實際上一直並未離去，它以靈魂附體的方式，一直依存於「現代性」的城市軀殼之中。

　　如果我們繼續追問亞洲的可識別性到底意味着甚麼？是克里爾（Leon Krier）兄弟的古典復興（Neo Classicalism），還是弗蘭普頓（Kenneth Frampton）的批判性地域主義（Critical Regionalism）？西方學界對於中國城市的批判熱點之一，一直是所謂「中國性」的缺失。但是如果深度交流後則會發現，無論是建築批評家還是旅遊者，對於所謂「中國性」的理解基本是一種對於傳統的、圖像的懷舊式臆想和主觀眷戀。

　　實際上，無論是「現代」或「後現代」，還是全球化的「廣普城市」，都無法準確描述這個城市。香港與任何其他美洲或者歐洲的大都會相比，都是完全不同的都市概念。

　　這已經構成了足夠強烈的「東方性」──用常識難以描述，而具有自身現代化的特質。而極限條件與傳統意識形態、生活方式的聯姻，是導致這種「特異現代性」的原因。

邏輯的都市，都市的邏輯

　　城市並非如通常意義上所認定的，只是客觀的物質實體，它是活的。

　　城市可以以自己的邏輯思考、行動以及進化。它可能局部機體受損，卻有自我修復功能；它可以調動各方資源，平衡各種利益，以達到自身的正常運轉。儘管表面上具有隨機性和不可預見性，城市卻自生命開始起就不斷自我完善，從不成熟走向世故。

　　都市的邏輯通常是隱匿的，因為所有城市中發生的事似乎都是出自人為。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其自身的邏輯往往被忽略了。本研究將香港作為一個具有自我思索、調節和演進能力的類生命體，以全新視角揭示其掩蓋於表像背後的深層邏輯。

極限都市主義

　　從來沒有一個城市如同香港，如此悖論地將城市的多義性與建築的貧乏性統一於一身，它是有趣與無趣的混合物。如果從純粹建築學的角度來檢視香港的建築，實際上大量充斥後現代的意識、商業化的審美與功能主義的拼貼，以及過度被地產所主導的設計，很少有學術意義上的建築精品。而若論城市發展，近年來也難以有相當說服力的重大突破，例如啟德機場的再利用問題荒廢了十多年，以及西九文化區的遲遲未果等等。

　　但是我仍然認為香港是有趣的，它的有趣之處在於其長年以來一直在極限條件下發展，衍生出一系列應對困境的都市策略：建造上、邏輯上以及政治上。香港的都市啟示存在於為匱乏的建築理論界提供一種處理極限的、從未被認真總結和研討過的「香港都市主義」的理論構架，而非具體的建造成果。

　　如今建築學學科處於一種困境之中，一方面，建築師依然希求依仗某種實際早已失去的對於都市的特權、一種早已大面積失效的傳統設計方法進行建築設計；或者一種對於建築學本無力解的社會道德的越界式承擔，來繼續控制城市，這種臆想與現實之間存在着巨大的差異。另一方面，在建築理論表面上層出不窮的背後，卻因為援引依據之間的彼此互借，而存在着重複的關係。因而，從建築師自身定位，至建築理論的建立，都迫切需要一種基於現實分析的、更加鮮活卻犀利的方式。

　　本研究對於廣受詬病的高密度進行重新解讀，試圖通過分析處於「超高密度」狀態下的香港，揭示其在多年應對各種「極限條件」的挑戰下，所激發出的各種非常規都市狀態，以及具有啟示性的、非顯性的造城邏輯與智慧，並進一步探討其於無意識狀態中構建一種「極限都市主義」的可能。或許我們可以將「香港都市主義」定義為「亞洲式擁擠文化」的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