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槍桿、筆桿和權術:蔣介石與毛澤東治國之道

槍桿、筆桿和權術:蔣介石與毛澤東治國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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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近代中國叱吒風雲的國、共領袖--蔣介石和毛澤東
憑藉槍桿、筆桿和權術打天下、治天下
兩人終其一生為敵互鬥,卻有共同目標--領導中國走向富強
但也為廣大中國人民帶來許多生難和死別

  回顧歷史,蔣與毛這兩位對近代中國發展有極大影響的人物,究竟具有何種管理廣土眾民的才能?

  面對接連不斷爆發的革命、戰爭、天災與人禍之餘,他們如何帶領中國走出內憂、外患?

  他們對今日詭譎多變的世局究竟有何影響?在兩岸關係、亞太秩序、中美交往上又扮演什麼角色?

  兩人對今日中國的興起做出那些貢獻?又犯了那些缺失過錯,可作為中國進程的殷鑑?

  戴鴻超教授扒梳史料,撰寫《槍桿、筆桿與權術:蔣介石與毛澤東治國之道》一書,將帶領讀者深入瞭解蔣、毛二人的治國之道與成敗原由

  ‧本書詳細比對蔣、毛二人人格特質和統御之術:包括「家庭背景、事業經歷,以及他們的領導作風各個領域。」

  ‧對蔣、毛的歷史論定,做出獨到見解:「毛澤東對共產黨、解放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這三者的創建有不可磨滅的貢獻,但對廣大的人民造成了極大的災難。而蔣介石正好相反,他對中國作出很大的貢獻,沒有傷害百姓;他的失敗則損害了國民黨、國民政府、國民黨軍隊以及他本人。這是作者經過深思孰慮後,對整個蔣、毛時代所作出的歷史性,綜合性的結論。」

  ‧為蔣毛二人的相關研究做出創新貢献:「以蔣介石與毛澤東為分析的對象,就他們在建立富強中國的作為上,充分對照出他們的共同點及相異處。作者研究範圍的四大部分:兩人身世及政治起程點、主要統治技術、次要統治技術、走向富強的途徑,是合宜的選擇與區分,也相互連貫。」

名人推薦 

  這本中文版書籍可能有衆多的中文讀者,因為中國人所具有的歷史觀影響他們對當代事務的看法;也因此這本書對中國今後的歷史進程具有重大意義。──哥侖比亞大學政治學教授 黎安友(Andrew J. Nathan)

  書稿用詞典雅犀利,令人讀之為快。──美國 College of William and Mary 政治學教授 鄭敦仁(T. J. Cheng)

  這樣客觀論事的態度會引起讀者興趣,也是這本著作的貢献所在。我曾讀過作者的英文稿件,覺得文筆非常流暢。──香港科技大學前人文社會科學院院長 齊錫生

  「蔣、毛二人對中國和四周環境的理解,有很大的不同,他們對自己的認知,和因此發展的自我期許,也就走了不同的方向,發展為完全不同的使命感。」--許倬雲教授  中研究院院士、匹茲堡大學歷史學系榮休講座教授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戴鴻超


  曾任美國底特律大學前政治系系主任暨榮譽退休政治學教授、臺灣大學政治系客座教授、臺灣成功大學政經研究所客座教授、全美中國研究協會會長、哈佛大學國際事務研究中心研究員、美國斯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研究員;《世界日報》專欄作家;為《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一書英譯。曾撰寫《各國土地改革與政治的分析》、《儒教與東亞經濟發展》、《現代國際政治經濟學》、《美國、中國、台灣》、《中國歷史概述》、《蔣介石戰時外交:談判策略與內外互動》、《蔣介石與毛澤東領導藝術的比較》,及七十餘篇相關學術論文。
 

目錄

前言

第一篇  身世相同
第一章 幾可互結金蘭
蔣、毛生死
南國成長
從頑童到好學之士
四位夫人
政治凋零
其他相同處

第二章  走上同樣政治道路
政治起程點
蘇聯影響
歷史使命
利用武力
博覽群籍
脫穎而出

第二篇  主要統治技術
政治人物
天有兩日
兩個桿子

第三章   運用槍桿子
用槍桿去革命
蔣:陣地戰術,火力制敵
毛:游擊戰術,機動克敵
毛何以致勝

第四章 運用筆桿子:(一)建立信心
寫法與作品
蔣:政治道德化
毛:動人心弦的詩詞

第五章 運用筆桿子:(二)正統思想與政策
樹立正統思想
以口號宣揚政策
兩人差異

第三篇 次要統治技術:政治藝術
第六章 蔣的政治藝術:(一)動之以情
同是一家人
慎終追遠
生日快樂

第七章 蔣的政治藝術:(二)恩威並濟
何謂機詐
犒賞有加
行動制裁
分而治之
民主為表,專制為實
下野的藝術

第八章 毛的政治藝術:(一)間諜戰
冷酷無情
廣大深入的間諜網
滲透國軍最高統帥中心
滲透各軍區司令部
心臟中的匕首

第九章 毛的政治藝術:(二)鬥爭運動
政治境界中的衝突現象
鬥爭運動
馴服群眾為順民
鍛鍊幹部成利劍
嚴禁以筆殺人
清除黨內最大敵人
唯一無二的革命
登峰造極

第四篇 走向富強
第十章 應對列強(一)
蔣、毛相同處
蔣:多邊的戰時外交(一九三一~一九四五年)
蔣:依賴一強的戰後外交(一九四五~一九七五年)

第十一章 應對列強(二)
毛的一、二、三基本策略
從中美和解到戰略三角
蔣、毛外交作為的比較

第十二章 致富之道
致富的基本觀念
經濟政策之制定
政策效果
差異之處:兩項原則
走向致富之道

第十三章 結論:試論蔣、毛功過
蔣、毛領袖特點
蔣、毛領導風格
蔣、毛的成就與失敗
總體評價
實現中國富強的同志

附錄 蔣介石的缺點與修身工夫
 

推薦序
  
許倬雲 教授 中央研究院院士、匹茲堡大學歷史學系榮休講座教授
  

  老友戴鴻超兄最近完成對於蔣介石和毛澤東的比較一書,在二人的各方面:家庭背景、事業經歷,以及他們的領導作風各個領域,都有詳細的對比。這兩位是對中國近代發展有極大影響的人物,對抗一輩子。現在二人都已故去,但是,他們的一生實在非常複雜,蓋棺了,卻還不易論定。真要對他們做全面的評價,我覺得還要等待若干年。可是今天,至少塵埃大半已經落定,我們也可以作一些初步的論述。歷史上這一類的人物,是褒、是貶,都經常會改變。學歷史的人,常常會以拿破崙作為話柄:每隔六十年,歷史家會發現一個新的拿破崙。
  
  蔣、毛二人,從他們事業顛峰到現在,也已經有三個世代了。有關他們生平的史料:蔣氏部分,由於他的日記公開了,我們看見了一些以前沒看見的蔣介石。然而,也有人認為,日記本來就是給別人看的,記日記的時候,這個「自己」就難免有著意經營之處。雖然日記是第一手材料,卻也是最難處理的材料,因為沒有另外一本日記,作為核對的另說。
  
  毛氏部分,更是麻煩,他的語錄發行量之大,據說超過聖經。然而其中有多少真假?他的其他著作,幾乎都是政策性的宣示,不能作為研究個人的史料。他的詩詞,雖然數量不多,卻是在相當程度上,可以反映其性格。二人同時代的其他人物,至今罕見完整的敘述,足以幫助我們了解這兩個複雜的人物。
  
  鴻超的大著,據我所知,大約是第一部將這兩位人物作比較研究的作品。如上所說,如此複雜的傳主,不可能在一次的研究中,就得到定論。可是,在這複雜的課題上,鴻超起了先驅的作用,將來不斷地修正,至少有個起點。
  
  鴻超吩咐我作序,我雖然是個史學工作者,然而我的專業,不在近代史。我現在能做之處,只是彷彿一個武俠小說中,朋友「過招」練習的人物。此處,我想提出的,則是根據鴻超的敘述,討論這兩位人物,自我期許的使命,以及從這一個角度,反射出他們所作所為的理由和後果。
  
  先說蔣介石的部分,蔣介石是浙江小城鎮上,一個小商店店主的孩子。這一個地方,江浙地區的一部分,接近上海,對於近代中國的發展,有近距離的資訊。蔣氏自己,又曾經在上海有過一段股票經營的經驗,對於近代的商業都市文化,有直接的經驗。蔣氏留學日本,時間不長,也未必深入日本的社會。可這一段在國外的經驗,對於蔣氏的心態,還是會有一定的影響。蔣氏幼時讀書,是傳統私塾的教育,對傳統的儒家經書,也至少有相當基本的了解。
  
  另一方面,毛氏個人背景是在湖南一個小鎮上,可說「中農」背景的家庭;這個內地的城鎮,對於近代的資訊,並不如浙江奉化能夠接觸的程度。但是湖南在中國近代史上,有特殊的地位。湘軍的背景,使許多湖南人,對近代史上的人物,曾、左、胡、彭等人,有一定的崇拜。辛亥革命前後,宋教仁、蔡鄂、黃興等人,都有功業未垂的遺憾,對湖南人也有一定的影響。毛氏終生只有在後期離開過中國二次,都是前往蘇聯。除此之外,毛氏沒有出過國門。他在北京大學的經歷,是一個小小圖書館員,據他自述,想見胡適、傅斯年等人,有如天上人物,難以接近。據說,毛氏從此對學術界人物,畢生介意不忘。
  
  這兩個人的自我認知,由於他們對中國和四周環境的理解,有很大的不同,他們對自己的認知,和因此發展的自我期許,也就走了不同的方向,發展為完全不同的使命感。
  
  蔣氏的使命感,正如前後兩個時代的其他中國人一樣,深深感受到:在東、西帝國主義國家的侵犯和壓迫下,中國失去了幾千年為東亞中心的地位,屢經屈辱,喪失了對自己文化的信心,喪失了民族的自尊。正如他前後時代的其他人物一樣,自我期許,中國的復興,不僅是國家的事,也是自己的事。他在上海所見所聞,西方人和日本人對中國人的欺凌和壓迫,毋寧更是切膚之痛。他自以為能夠得到的解決方案,也就是將中國徹底地「現代化」,其中包括模仿西方發展產業,發展現代軍備,建設現代國家。同時,也正如他同時代許多人的想法一樣,他在全盤西化與恢復中國文化傳統二者之間,必須有所選擇,因為他私塾教育的背景,他選擇了第二條途徑。他提倡的「新生活運動」,即是期望結合中國傳統與西方現代,培育新文化。
  
  蔣氏在日記中,反映的心態,時時自我警惕,要在儒家傳統中,自我提升品格。他自己所作的克己復禮功夫,使他對人際關係,既要顧全中國傳統的倫理,又不能躲開自己的權術,這就使他的作為,常為明眼人一眼看穿。譏評為矯揉做作,甚至於「偽善」。蔣氏確實一輩子沒有將自己的政敵置之死地,可是,無論他表面上如何與人相處,無論是友是敵,難得有人相信他的真誠。他的日記中,對於一些人,有很坦白的厭惡,可是,在面子上,他仍舊尊重和信任這些人。於是,終其一生,他只能以利與人相結合,而無法真正得到關鍵上的彼此相信。
  
  任何人無法否認,蔣氏愛中國和中國文化之心,這一番民族主義,給予蔣氏力量,也因此,能吸引廣大的中國人民,在抗戰前,以及抗戰期間,全心全意接受他的領導。蔣氏建設新中國的大策略,乃是爭取社會中上層人士的合作,在沿海都市地區,啟動發展與建設,盼望有了成就後,拉動內地和基層,達到全面的現代化。這是一個從上而下的發展策略。
  
  他對中國畫下的遠景,以建設中國為主題,他能夠了解現代知識的重要性,因此,他重用各方面專家,在南京十年,短短期間,奠定了一些基本的建設基礎。在臺灣的工作,顛沛流離之餘,他也能夠相信專家,運用這些專家的特長,將臺灣從貧窮中,建設為將近現代的社會,使蔣經國可以進行第二步,將臺灣建設成現代的工業國家。
  
  毛氏走了另外一個方向,他的最初理想,也是為了復興中國。在他接受馬列主義以後,雖然他對馬列的理解深度不足,對近代國際情形,也幾乎是全無所知,馬列主義承諾的大同世界,使他終生憧憬嚮往。他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理解的程度,別出歧徑,他大量閱讀傳統小說,吸取其中謀略,以致用兵政爭,常見水滸三國的痕跡。在廣州,他接受了馬列主義的訊息;在他而言,這毋寧是得到新的天命:唯物史觀演化論下,歷史必然走向的方向。在他自己心目當中,中國的復興,不是為了中國而已,也是為了可以在中國領導下,實現世界革命。將人間改造為一個共產主義的新天新地。這個使命感,誠如上述,是一種「天命」,而他是「天命」的承受者。愈到晚年,他對「天命」的相信,愈是影響他的作為。
  
  正由於他對世界的歷史並不清楚;據馬列學者意見,毛氏對於馬列主義也沒有深刻的研究,對於馬列主義在蘇聯領導下,曾經嘗試的「世界革命(共產國際的革命)」,其經歷的過程,也未必有清楚的了解。他能理解的,只是上述的歷史使命。這一個革命的使命感,導向一個所謂「革命倫理」;於是,「道德」、「正義」的解釋,是有自己的尺度,不能遵從傳統中國文化的價值觀界定,也不能靠現代文明的價值觀界定。「革命正義」之所在,他可以超越一切的人間行為標準。若以「誅心之論」,毛氏的無知,使他能夠有極度的信心,以至於極度的狂妄。
  
  毛氏一生,只要達到共產主義理想世界的目標,而且是在他領導之下的革命,他可以無所不為。他採取的策略,則是運用基層大眾的龐大潛力,摧毀社會的中上層;他的策略與上述蔣氏採取的途徑,可說完全相反。
  
  在這一個革命途徑上,一切擋路者,都必須排除,一切障礙,都必須克服。所以,他終生的事業,每一階段都以「兩分法」,將世界分成兩塊,一部分是他所借重以為助力的群眾,另一部分,是他要消滅的敵人。所以,他沒有永久的朋友和同志。對他有用的時候,是親密的同志,威脅到他領導權的時候,就是必須剷除的人民公敵。
  
  對於「群眾」,毛氏有其運用之道。例如,一九四九年以後,前面十年,他剷除反革命,剷除右派,剷除階級敵人:這些常常是以百分之五,作為比數,以百分之九十五的群眾,毀滅百分之五,其假設的的敵人。第二個階段,他的「大躍進」以成立公社為主要目標,希望實現那個共產社會的理想世界。那時,他的權威已經定於一尊;可是,身在高峰,他也已經與真實的世界隔絕。居住中南海,與群僚沒有平等的關係,他已沒有回饋的資訊。不了解全貌的情況下,毛氏以為可以憑意志力,改造人類社會。這個階段的中國,乃是煉獄,所謂三年「自然災害」,遍地餓殍,犧牲了數千萬人的生命,浪費了無窮的資源,後果卻是長期的飢餓,和人性的扭曲。彭德懷直諫,遭逢忌諱,竟以身殉。劉少奇為他補救巨大的失敗,他卻以劉少奇是挑戰的敵手,除之而後快。
  
  這場大禍以後,毛氏發動全面性的文化大革命。他大規模的驅使十餘億群眾,剷除了代表中國文化的讀書人,也剷除了代表現代知識的菁英;變本加厲,他以群眾鏟除了黨內的老同志,勳舊功臣,幾乎一掃而空。他其實久已不直接處理國家事務,竟閉門造車,肆意他的改造社會的政策。這位「神化」的人物,假借群眾的名義,一波又一波,摧殘中國的上、中精英,求取完成由基層群眾主宰一切。毛氏從下而上的改造大業,其實並沒有培育有能力的社會基層,無非引進全無知無能的四人幫和他們的盲從者而已。可在他的心目當中,他可以完全不在乎,因為他身揹著巨大的使命,一切的犧牲,都是有理由的。
  
  以上蔣、毛二人的對比,乃是兩種世界觀、兩種文化背景,加上兩個不同的使命感,造成了兩個人的作風完全不一樣。弔詭之處,在大動盪的時代,在價值已經經常變動的時代,不遵守任何尺度的毛澤東,用他自己的話是「無法無天」,他可以無所顧忌。相對而言,蔣介石被自己的文化背景約束,也被自己知識領域的限度約束,舉動都縛手縛腳,既想作聖賢,又常常不免權謀,兩頭不著落。在北伐以後,他的民族主義,可以號召都市社會中上層,共同建設國家。抗戰期間,中國精華地區的城市,幾乎全部淪陷。都市社會中上層也已殘敗凋零,蔣氏失去了憑藉。八年苦撐,民窮財盡,兵老師疲;他已無法在內戰中,與毛澤東作公平的競爭了。    
  
  歷史的弔詭:鄧小平反戈一擊,消除四人幫,啟動改革;其施政方向,卻是回歸蔣氏南京十年,重新進行實質的建設。如果不以成敗論英雄,蔣氏豈非贏回了生死棋局?
  
  史學工作者是事後的諸葛亮,只能以旁觀者的立場,來評斷已經發生的事情,對於那些歷史人物,史學的評斷也許是嚴厲的,也許是殘酷的。我終生希望能做到的史學工作,乃是在社會和文化的層次。對於個人的評斷,一向避之不遑。這一篇序文,在我是第一次有此嘗試。也正因為自己曾經身歷狂風暴雨,體會驚濤駭浪;此刻,置身事外,對於這一個時代兩個重要的人物,大膽提出我的評斷。至於,真正要對國共鬥爭成敗的比較研究,還是必須將當時的文化、社會、經濟各方面的情況,有通盤的整理,才能得到比較說得過去的假設。
  
  為了老友吩咐,這次破例作人物評斷。口述之時,回想當時代的悲劇,不免悲惻。至於是非曲直,都付予讀者判斷了。
  
  
 

詳細資料

  • ISBN:9789571363240
  • 叢書系列:BC 歷史與現場
  • 規格:平裝 / 432頁 / 15 x 21 cm / 普通級 / 單色印刷 / 初版
  • 出版地:台灣
 

內容連載

寫法與作品
 
蔣、毛平生都用毛筆,寫出的東西千千萬萬。蔣臨過歐陽詢及柳公權,這兩位大書法家的字體,講究筆畫工整、對稱與平穩。他經常用心寫字,不但一筆不勾,而且排列整齊。年青時還能寫蠅頭小楷;後來在事務繁忙時,寫的字體比較潦草。
 
毛在年青時,也能寫工筆字。筆者曾看到他一幅字,與蔣的相去不遠。後來他所寫的字,則是自成一體,屬於草書或者狂草;有時如龍飛鳳舞;有時如風捲殘葉。與蔣的字體完全相反。看他字的人要花點時間,才能認清楚他在寫什麽。蔣、毛所用文體,也大有不同。蔣常用文言,喜歡以言簡意賅的詞句,不用標點符號的文字,來表達他的思想。他大部分的文告,則使用白話。毛寫詩詞時,通用文言;絕大部分的其他文字,用白話;有時還會加進一點土語笑話。
 
他們都使用祕書。蔣任陳布雷為首席機要祕書,長達二十二年;為他寫過不知道有多少文告。有人甚至說,蔣的重要文告全是陳布雷一人獨自所寫。其實,兩人相處多年,心意相通,很多文告是共同作品。正如美國甘迺迪總統與他出名的顧問邵韻紳(Theodore Sorensen)一樣,許多甘迺迪傳誦一時的文告,都是出於兩人之手。蔣時常聘請成就卓著的學者為顧問,從事研究或撰寫報告,如陶希聖、徐復觀等便是。在一九三○年代,他曾聘任所謂「八大祕書」: 羅貢華、徐慶譽、高傳珠、何方理、傅銳、徐道鄰、張彝鼎及李毓九。大多是名重一時的專家;都曾留學國外:三位留日;其他分别赴英、蘇、法、德及美國就學。蔣對他們執禮甚恭,虛心就教。曾在蔣的侍從室服務十二年的居亦僑,觀察道:「蔣介石召見他們,提出問題後,只是洗耳恭聽,不挿話,不表態,聽他們講述後,從中分析利弊。」
 
毛的祕書也很多,例如陳伯達、胡喬木、李銳及林克等便是。陳伯達多年負責意識形態工作,是文革中的一位重要負責人。在一九七一年,因被認為鼓動林彪接替毛為國家最高領導人,被毛整肅。其他各位,都在黨內擔任過重要職位。毛喜歡自己直接書寫文件。有時會在《人民日報》或《新華社通訊》,發表不署名的重要聲明。他很少讓他的祕書們替他寫文章。雖然他們也是有才幹的人,也只能替毛作研究,找資料,或者抄寫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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