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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敵:二戰中國的日本特務與地方菁英

通敵:二戰中國的日本特務與地方菁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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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譯界人生】讀國際關係的書,你很難錯過他的譯作──專訪譯者林添貴

    文/蔡雨辰,|,陳佩芸2018年05月14日

    四月底,八旗文化與多家出版社聯合為71歲的譯者林添貴舉辦了一場分享會,場上,老媒體人、出版人、政治人物雲集。預計進行一個半小時的分享會,來賓致詞便花去一小時。其中,長年鼓勵林添貴筆耕不輟的《聯合報》前社長張作錦,將他的翻譯成績形容為「林添貴障礙」,後人難以超越。 翻開林添貴的翻譯 more
 

內容簡介

  卜正民在《維梅爾的帽子》中,展現了藝術修養以及對史料的嫻熟,剪裁出一幅十七世紀全球貿易的迷人圖像;在《通敵》中,則是處理卜正民另一個專精領域──二十世紀日本侵華史。

  兩岸政權為了「抗戰是誰打的」,爭奪話語權、詮釋權不休;政治立場不同者,動輒饗以「民族大義」、「漢奸」的大帽子,把道德/政治標準驟然拉到無可轉圜的高度,無視於抗日的神話,有許多是事後製造出來的,也不顧錯貼亂貼的漢奸的標籤不在少數。

  卜正民的《通敵》並非為某些特定的「漢奸」平反,而是集中在嘉定、鎮江、南京、上海、崇明這五個地方的史料與數據,試圖從人性與生活的層面、實際發生的事情,讓讀者了解,「通敵合作」比我們所想像的更為模稜、廣泛而普遍。

  當外敵入侵,烽煙四起,戰火燎原。無辜生靈,危在旦夕,無一能倖免於暴力威脅。你若是地方上的頭臉人物,或是有志做出一番事業,或有心服務鄉里,值此危難,選擇挑起領導的責任。武裝抵抗,只聞其聲,游擊隊伏於鄉間,且與盜匪強梁無異。日寇的文職人員出現在你家門前,請你提供合作。那麼,你會怎麼辦?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卜正民(Timothy Brook)


  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歷史系中國史教授,曾擔任史丹福大學歷史系教授。卜氏研究視野廣闊,成果出眾,主張從全球比較的角度而不是孤立地研究中國歷史,研究重點主要是中國歷史明史、中國封建社會法律、大日本帝國侵華戰爭史、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五年大日本帝國亞洲侵略史。著有《維梅爾的帽子》。

譯者簡介

林添貴


  國立台灣大學畢業,歷任企業高階主管及新聞媒體資深編輯人。譯作近百本,包括《台灣的未來》、《一山二虎:中日關係的現狀與亞太局勢的未來》、《未知的海峽:兩岸關係的未來》、《從鄧小平到習近平》等。
 

目錄

第一章    何謂通敵合作    
第二章    計劃            
第三章    表象∕嘉定      
第四章    成本∕鎮江        
第五章    串謀∕南京              
第六章    競爭∕上海             
第七章    抵抗∕崇明     
第八章    整合各占領區   
 

主編的話

  前一陣,網路上流傳中國大陸拍抗戰戲,拍到走火入魔,渾然全無歷史常識,以致出現「抗戰已經7年了,還有一年同志們加油啊!」這種台詞。

  我們在嘲笑之餘,有時不小心,也很容易犯同樣的毛病,成了沒比鱉高明多少的龜。如果說以「後見之明」知道抗戰還有一年就打完是錯誤的,那麼以為蘆溝橋的那聲槍響揭開了八年抗戰的序幕,也犯了同樣的錯誤。打仗又不是賽跑。賽跑大家都聽槍響動作,拿槍的裁判也知道自己扣扳機之後會發生什麼事。但是打仗並不是如此,在蘆溝橋開槍的人,並不知道自己將會引發一場大戰,正如在塞拉耶佛刺殺奧匈帝國王儲的人,不知道此舉將引發歐洲的全面戰爭。

  從這個角度切入,我們也會看到理解抗戰一條不太一樣的圖像。我們或許不大習慣,也不大喜歡,但是,我們如果要真的從戰爭的歷史中得到一些領悟,而不是持續澆灌仇恨,就必須要做這樣的嘗試,嘗試用不一樣的角度與方式,來挑戰自己的認知。

  卜正民在《通敵──二戰中國的日本與地方菁英》很清楚地理出日本在二戰前的對外擴張脈絡:日本在1895年透過國際承認的條約,取得對台灣的統治。1910年,日本不顧各國反對,逕自對朝鮮出兵。接下來,當然是繼續朝亞洲大陸推進。一戰之後,美國威爾遜總統提出的「民族自決」深入人心,日本不好再拿對朝鮮的那一套,直接侵略東北,所以順勢弄一個「滿洲國」,有民族自決之名,但行控制之實。

  日本控制東北之後,從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到1937年的蘆溝橋事變,基本上在做的事情是擴大勢力範圍、加深對中國的控制幅度。日本一方面漸次從朝鮮半島、遼東半島與山東半島,染指東北、華北;另一方面,透過與台灣、中國沿海之間的貿易,從江蘇、浙江、福建一帶,包括天津、上海、福州等港市,建立牢固的經濟影響力。也就是說,到1937年蘆溝橋事變的時候,日本由北而南、由東而西,已經逐漸在中國的東半部建立勢力。對日本來說,最有利的不是全面佔領,而是建立實質影響力。

  日本在蘆溝橋製造事端,目的並不在佔領華北。卜睿哲在《一山二虎》中也觀察,「大量證據顯示日本在一九三七年七月並無意在中國發動重大軍事擴張,」但是「蘆溝橋小型事故導致雙方不肯示弱。領導人因為掌握的情資不完整,做出誤判,使得戰爭加快爆發、而非推遲。」

  火上加油的是,蔣介石眼見無法在華北取得優勢,決定在1937年8月開闢上海的第二戰場。蔣介石的盤算是「圍魏救趙」,分散日本的兵力,而且,上海有租界,在此開打,可以把各國列強拉進來,國軍的人數又遠超過日本在此的陸戰隊。結果,蔣介石此計完全失靈,國軍無法跟日軍抗衡。而蔣介石把華北的局部戰爭擴大為全面抗戰,等於是為日本國內主戰派壯聲勢。

  日本陸戰隊起先被國軍壓制,但受到停泊在上海港口的日艦砲火掩護,接下來,日本援軍趕到,國軍的陸軍與空軍全都不堪一擊。11月,日軍在杭州登陸,從側翼攻打上海的國軍,於是蔣的部隊往西撤。日本在捷報頻傳的情形下,卜正民指出,「使得共識從有限作戰轉向全面戰爭。東京大本營於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一日下達重大命令:第一道命令要求華北方面軍在北平成立政權;第二道命令要求華中方面軍司令官松井石根占領南京。兩道命令一出,衝突從意欲迫使中國政府讓步的略示薄懲入侵,轉變為推翻國民政府、另立接受日本指導的新政府之占領行動。至少有位派在上海特務部的軍官認為攻打南京的命令是對截至當時的軍事政策全面轉向,使得軍中溫和派再也沒有立場建議節制或主張和平解決衝突。日本政治野心和軍事暴力同步釋出:再也不能回頭。」

  日本政治野心和軍事暴力同步釋出的力道非常之強大,採取的方式也極為野蠻,餘波到今天仍然蕩漾。東京下令佔領南京,不到十天,就發生了「南京大屠殺」。這件事的嚴重性在於,在近代文明國家的戰爭中,像這樣攻打一國之首都(當時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又以如此殘忍的方式,不分軍民,進行屠戮、強暴,其間所涉及的暴力與侮辱,注定留下難以撫平的傷口。而當時的南京,人民在日軍攻打上海時,許多人家已經聞風逃跑;國軍選擇撤退,並沒有在南京與日軍發生激戰,所以日軍到南京之後的作為,面對僅餘四分之一的非武裝人口,完全沒有必要殘殺至此。

  日本雖然戰敗了,如今七十年過去,但是似乎並沒有學會做個戰敗者。但是反觀中國,雖然慘勝,似乎也沒有學會做一個勝利者,即使崛起了,仍時時強調受害者的形象。而台灣夾在中間,還是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戰敗者,還是勝利者。卜正民的《通敵》,在不同的華人社會、不同的華人族群,也將會引起不同的反應、甚至爭議。

  這一點,就等《通敵》出版再見分曉了。
 

詳細資料

  • ISBN:9789573276531
  • 叢書系列:綠蠹魚
  • 規格:平裝 / 320頁 / 25k正 / 14.8 x 21 x 1.6 cm / 普通級 / 單色印刷 / 初版
  • 出版地:台灣
 

內容連載

第六章 競爭/上海

通敵合作絕不是單純的關係,前面幾章已經顯示。從遠處看,通敵合作像是直截了當的協議,順從的地方行政官員同意與武裝的占領當局合作。仔細觀察,它透露出一個非常堅韌的共謀網,牽涉到許多不同方向的各路人馬。錯綜複雜的這些路線交織出共謀的反面,即敵對競爭。有這麼多扈從擠在軍事當局籌劃占領機關時狹隘的走廊,這些扈從勢必互相爭寵。若是沒有敵對競爭,反倒代表菁英不肯與占領者發生關係;這將是占領者幾乎完全失敗、不能招徠他們進行國家建造、建立政權正當性的證明。但是中國完全不乏敵對競爭。占領政治使得敵對競爭存在;它也預料到會有敵對競爭。

由於占領突如其來,擾亂了政壇及涉及政治活動的人員,它招致各式各樣的投機者冒出來,從急欲維持特權的既有掌權者、到現在企求更高地位的非菁英,不一而足。那些我們或許會認為漢奸的人、以及當時被視為通敵漢奸的人,不是唯一進入占領政治的一批人。急欲保護本身利益、或打算藉常態停擺而占便宜的非漢奸,也爭先恐後搶進占領所製造的政治園地,與原先已經掌握權力的人士競爭。他們或許甚至尋求擠掉已在位置上的漢奸,爆料他們是投機派、自己才是正直的公民,為百姓福祉服務。日本人占領下的上海是探討這些敵對競爭的理想場域,一部分是因為上海幅員廣大、情勢複雜,一部分也因為它文件檔案豐富,留下最基層地方機關各派人馬較勁的紀錄。這些敵對競爭不僅使得合作的過程更加複雜,它也傷害到產生穩定的占領體制的可能性。

日本人處理上海宣撫工作的方法,與在長江三角洲其他地方不同。我們已經看到,宣撫部派一小組滿鐵職員分赴各縣,盡力重建行政管理。上海則不同。在這個政治、社會都更複雜的都會中心建立合作政府,不歸滿鐵人員執行。它直接接受軍方特務部指導。低階的滿鐵人員被認為已足以處理縣級事務,但是上海宣撫工作要交給在中國促進日本政治、軍事利益有更長久紀錄的特務部人員。如此重要的任務,不能輕易交付給匆匆召募的業餘人員負責。

會員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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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1/19
二十世紀以來,華人史學界或許是受到西化風潮的影響,原本重人事的紀傳傳統受到極大的挑戰,不論海峽兩岸皆然。新文化運動以來,先有梁啟超、何炳松等文人提出「通史」的概念,鼓勵大家多寫事,「打破將相王侯的歷史觀」,而在遷台後又受年鑑、後現代思潮的影響,「大歷史」、「史料當家」、「事件解構」成為學者研究的顯學;對岸的中國更不用說,馬克斯史學強調的是「歷史階段」,歷史事件的發生都有其「積極、充分條件」,人只不過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罷了。這斯乎有些不妙,兩岸史學界對於「人」的研究似乎正逐漸淡化,這樣子作為表現人類行為的歷史學又算什麼呢?至少,在這本書的主題「通敵」上面,以上作法將會出現巨大的盲點。
相較於西方學界對於「戰後」、「敵後」這個領域的研究,亞太地區的相關研究顯然是不足的,特別是中國。或許正是前述史觀的影響,加上稍後的國共分裂,兩岸之間對於「抗戰」歷史詮釋的角力,讓這數十年來兩岸對於「抗戰」的研究許多都集中在戰場上。如果說對於「敵後」還有什麼論述,大多集中在「南京大屠殺」這個議題上,而且研究的重點也不是集中在活下來的人,而是那些不幸的戰爭冤魂。事實上「南京大屠殺」(甚至有「南京大姦殺」的說法)對於形塑中國抗戰的影響力實在太大,幾乎佔滿了一般人對於整個抗戰的認知;而至於1938年之後的故事,恐怕正如書中所擔憂的,「真相埋沒於歷史之中」。
這種擔憂也與史料不足有關。少了史料,年鑑學派最擅長的壯闊篇章將難以重現,也讓事實似乎落入只能用馬克斯史觀的那種簡單二分法來檢視,即大多數中國人民堅苦卓絕,而少部分頭殼壞去的才會去當漢奸。以研究歷史的角度來說,這種做法恐怕根本就犯了研究法的大忌,因為培根研究法代表成見的「四偶像」在此全員到齊:先是欠缺史料而自由心證的解釋,讓「洞窟偶像」一竿子打翻所有佔領區人民;再來是為了要強愛國與國共政權的正當性,這種英雄式的「種族偶像」從而否定了佔領區人民生活上遭受的精神壓力;而對於佔領區的缺乏瞭解,又只能從敵後特務工作的角度來看這段時間的歷史,形塑抗日版的「劇場偶像」;最後也因研究成果不足,於是只能利用前面的研究資訊,就形成勝利者式,人云亦云的「市場偶像」,最終讓歷史真相繼續遠離。
針對上面提到當前兩岸地區對於抗戰史研究的困境,卜正民老師的《通敵》提出了相當不錯的新研究方向。受限於中國的幅員以及資料搜集困難,書中不打算處理整個八年抗戰這麼長的時間以及場域,而是把時間地點濃縮在戰爭剛發生的1937年底,那些發生在長江下游重點城市的故事,並且藉由年鑑學派所謂的「歷史的泡沫」,也就是通敵者的紀錄來重新檢視這段歷史。
到底什麼是通敵?如同前面所討論的,只用單純的二分法、與敵人接觸與否這些簡易的根據恐怕都不是好方法,而作者採用的是西方學界目前研究納粹佔領區內的模式,即「在出現佔領當局所產生的壓力之下繼續運用權力者」,簡言之,就是「那些與敵人合作的人必須是使用權力的人,才能說是通敵」。這種分法雖然可能仍然會有些道德議題上的爭議,不過至少可以幫助我們釐清在史料之中那些充滿道德批判的描述中藏著怎樣的實情。
比起1895年處理台灣接收問題的青澀,1937年的日本在處理佔領區的問題其實已經步入熟年,稍早的滿洲國雖然手法拙劣,但又提供了日本人一種更適宜宣傳的新佔領手段。於是1937年,在戰爭確定將擴大化之後即將進攻南京城的前夕,日本人開始自滿鐵、台灣等具備通譯中文人才的公司、地區找尋適合的宣撫人員。不同於滿州國建立時關東軍的角色,這時招募的宣撫人員刻意的以民間人員的身份登場,藉以形塑日本「親善仁慈」的形象,並且為「日支提攜」的口號背書。
但弔詭的是,宣撫工作雖然號稱是民間推動,但工作一開始推行,就相當(或說是不得不)依賴軍方特務機關的協助,宣撫人員才能基本掌握他們要「宣撫」地方的資訊,偏偏這時候日本軍在上海戰役之後軍紀事件頻傳,早已臭名遠播,讓許多宣撫人員到了宣撫地之後意外的落入根本「無人可宣」的窘境,居民能躲得早就躲光了,剩下的是跑不了的老弱人士。
可是即使「無人可宣」,資料還是要做。於是宣撫人員們藉由發行良民證以及成立地方自治會等方式,希望藉由讓中國人快速回歸「正常生活」的方式來達成他們的宣撫工作,但偏偏戰爭中的許多直接交戰地點也正是這些城市,即使宣撫人員有心,但是這些城市基本上都是殘破的;而且更麻煩的是居民的心態,如果說日本軍的姦淫擄掠是為了瓦解中國的作戰意志,在某些地區是有了初步成效:男人們被集中起來,被迫眼見日本軍姦淫他們的妻女,然後日本軍回頭在這些可憐女人面前槍殺這些男人。這種侮辱中國男人的做法讓日本宣撫班在這些地方要找自治會成員時根本找不到人,不是死了就是跑了。發現這點真相,讓有的日本自己的宣撫人員甚至乾脆放棄工作,另謀高就。
於是宣撫的工作更加複雜了。城市需要重建,商業需要重開,這些都需要錢糧,但這根本不是日本政府與軍方計劃中的事情。對於宣撫人員來說,這意味著他們必須盡其可能的尋找可以合作的中國人,而且最好是有辦法能協助解決重建與災民安置問題的人;而至於自治會成員當然是以這種人優先,即使他不是當地人也無妨。
當限制放寬後,可以看到各地的自治會如百花齊放的快速誕生,可是無可避免的,裡面的人員多不是宣撫人員的第一首選,自治會會長們的出現是一種宣撫人員與實際狀況妥協的成果,能提供錢糧的才是王道。可是就這些會長們的角度而言,當然他們也知道與日本人合作的負面影響何在,除非必要,這些會長,或者更好的說法,也就是地方的士紳菁英們根本不願意就這樣喪失自己在地方的影響力,於是雙方相互利用,倒也暫時成了一種平衡。這也讓日本人要找「漢奸」時省去了很多心力。
可是新的挑戰旋即到來。日本畢竟只是控制點狀的城市,廣大的農村、山區實在難以掌握,而這也是國民政府與共產黨繼續存在控制力的溫床。在他們的制衡下,前述的「漢奸」往往只能找到失意於國民政府的角色,而這種角色往往很難達成日本人希望的樣板作用,這也讓日本宣撫人員只能退而求其次,使用「很像」中國人或是有日本留學經驗的角色,如上海大道政府的負責人蘇錫文,可是這又回到前面宣撫剛開始的老問題,這些人跟宣撫人員一樣是空降而來,必須依靠日本的援助才能有所作為,偏偏這些援助資源不是在日本政府算計內的事。
外國勢力對於日本來說也是麻煩的象徵。這點在南京最明顯,外國人希望自己是個第三勢力,能中立於日本以及日本的「親善組織」之外,可是他們忘記了,光他們本身的長相,就已經是對日本「大東亞共榮」此一口號的挑戰。華人信任他們的程度遠超過日本培植的自治組織。宣撫工作至此又多了一個強力競爭對手。
受夠了的日本政府於1938年開始收網,專心致力打造一個可以跟國民政府競爭的新政府,同時開始廢止前述的自治會,並且基本上切斷那些成員的參政道路。這是一種相當冒險的嘗試,中國政府依賴地方菁英勢力協助辦事是已經擁有數百年歷史的深厚傳統,日本的作為則是徹底切斷了地方菁英與上層政治勢力的關係。既然在上位的「漢奸」們無須對地方負責,自然更不可能把地方利益置於優先,例如崇明島的例子,最後的新縣政府根本就是以貪污己任。
之後類似的模式逐步往日本軍的新佔領區推進。各地基本上比照長江下游的模式—自治、找人、新政府成立,逐漸公式化。或許,如果持續下去,真的會出現一個日本滿意的中國政府,但是這種幻想隨著1941年底日本發動珍珠港事件而破滅,日本軍的急速擴張讓有系統的建設變成不可能,如同日本在台灣的軍事化建築一般,日本在中國的政治建設因為軍情的緊急紛紛成了「斷尾樓」,即使有再多的理想也只是一種假像罷了;如果硬是要說有啥貢獻,恐怕就是日本徹底切斷了舊地方菁英與上層政治勢力的關係,並且讓潛伏在地方的中國政府,特別是共產黨的政府掌握了不用菁英而能自成一格的權力基礎,成為稍後的國共內戰共產黨勝利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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