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法醫遇上警察：中國第一位博士警察的私人手記

　　每當重大命案發生時，法醫的抽絲剝繭、絲絲入扣地在現場分析推敲，經檢驗後證實分析，往往在破案中發揮關鍵性作用。

　　法醫是個與死亡打交道的行當，但主要是與非正常死亡打交道，在非正常死亡中又主要與殺人或傷人致死打交道，當然自殺和事故也時常需要法醫去澄清事實，查明真相，甄別真偽。

　　作者從警三十一年來，無論是做法醫，出現場，破命案，還是當國際刑警，都盡全力去發現各種案件的蛛絲馬跡，本書詳述其成為法醫的心路歷程。

　　從初入法醫「單飛」辦案到中國發生的大官之死命案、大型空難等事件；國際刑警組織總祕書處工作實錄——愛爾蘭史上極為罕見和兇殘的兇殺案、英國莫克姆海灣慘案等，跨國協助辦案，參與許多震驚中外的重要案件和空難事故的偵查及調查工作。細膩詳實的描繪，親臨現場般的真實；逐一檢驗再檢驗，實驗各種可能性，直到得出結論，偵破命案。

　　在法醫的眼裡，現場的屍體不是單純的死人，而是一個重要的物證，破案全靠他或她了。法醫面對屍體時，一大堆問題撲面而來，這人是怎麼死的，什麼時間死的，臨死前的情形是怎樣，死亡的性質是什麼，致死的工具是什麼，身上的傷是怎樣形成的，自己能形成這樣的傷嗎，現場上有沒有搏鬥，激烈不激烈，兇手是幾個人，有沒有可能受傷，是熟人作案還是生人偶遇，現場有可能留下什麼物證等等，回答不出這些問題，案子就沒有辦法破，在破案的壓力面前，法醫哪裡有時間和精力去「害怕」呢。

　　法醫辦理死亡案件的關鍵是要弄清楚死亡的性質，是被殺的千萬不能錯定成自殺或事故，否則就會放縱犯罪，令案犯逍遙法外。今後這個案犯不再作案便罷，如果再作案或者是其他什麼原因使案件暴露出來，案犯被抓後交代說，哪個案子也是我幹的，就會發現法醫當初定錯了，那就是造成了錯案，這個法醫就很難在這個行當裡「混」下去了。案件當中匕首捅、菜刀砍、斧錘敲、棍棒打、磚石砸、繩子勒、開槍射的，損傷明顯，一目了然的好辦，一些體表損傷微小的，如電擊，甚至是體表根本就沒有什麼損傷的，如投毒，就要特別當心了，不是有投毒的案子十幾年、幾十年都破不了嗎？

　　最要警惕的是把兇殺偽裝成自殺或是意外事故的。有個案子，夫妻倆一同睡覺，夜間發生煤氣中毒，女的死了，男的活了。我們接到這個案子時感到有點奇怪，因為一般來說，男的呼吸深，吸入毒氣多，女的呼吸淺，吸入的少，從生理上說，男的耐受力差，女的耐受力強，所以同樣條件下，男性更容易因煤氣中毒死亡，可是這個案子男的活了，女的卻死了，這是怎麼回事，是例外嗎？法醫辦案就是先要順著正常的思路和最常見的情況和現象去找，一旦出現異常，又沒有合理的解釋，往往就是有了問題。

　　睡在同一房間中夫妻兩人都應該中毒，就算是男的命大，僥倖活下來，也應該是重度煤氣中毒的樣子，頭暈噁心，嗜睡萎靡，語無倫次，失去記憶，甚至呆傻，可是這位男士沒有明顯中毒跡象，思維正常，語言清晰，對答如流。只是發現他與我們交談時，時常咳痰，痰的顏色是黑的，再仔細看，他鼻子、鼻孔和口唇都有些發黑，這又是怎麼回事，煤氣中毒沒有見過這樣的。

　　現場雙人床的枕頭旁就是煤爐，爐子上有煙囪直通屋外，爐子連接煙囪部位的炭灰有擦蹭跡象，男的睡在靠近爐子這一側，枕頭和被上也有少許不易察覺的黑色痕跡，我們有了一個大膽的假設。我們說，他總咳黑痰可不好，我們對他負責，幫他檢查一下，就把他送到了醫院，聯繫呼吸科的大夫對他進行了氣管纖維鏡檢查，發現他的氣管裡、支氣管裡有許多黑色物質，取出來放在顯微鏡下觀察，就是黑色炭末。經過審訊，他供述，他與妻子感情破裂後，妻子死活不離婚，只得想出這麼個辦法。

　　晚上他把煙囪從爐子上拔下來，罩在自己的口鼻上，當煤氣在屋裡蔓延開來時，他能通過煙囪呼吸，可憐他的妻子就中毒身亡了，煙囪中的大量炭灰被他吸進了肺裡，竟成了殺人證據。

　　反過來，如果把自殺或事故錯定成被殺，最後頂多是破不了案，抓不到人，公安人員白忙一場，但不會對社會造成大的危害。當然，把命案錯定成自殺和把自殺錯定成命案都不應該，法醫只要把案件性質定準確了，一般就不會發生大的差錯。

作者簡介

左芷津

　　1954年出生，二級警監。1978年考入北京第二醫學院，畢業後在北京市公安局工作。1986年在廣州中山醫科大學攻讀碩士、博士，1991年獲醫學博士學位，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位博士警察。

　　1991年任北京市公安局刑偵處法醫室副主任；1992年調至公安部刑偵局工作；2000年被派駐法國里昂國際刑警組織總秘書處工作；2004年任北京市公安局刑偵總隊副總隊長；2007年任北京人民警察學院院長。2010年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長助理。先後榮獲全國優秀人民警察、「第二屆全國我最喜愛的十大人民警察」、全國公安系統二級英雄模範等榮譽稱號。被中山大學、中國人民公安大學聘為客座教授，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貢獻津貼。

我考大學時，一開始並不想學醫，我到農村當知青時，曾經種過地，受夠了風雲突變、疾風暴雨的摧殘，所以我特別想學氣象，幻想著知風雨、曉陰晴的本領，甚至還打聽到南京有一所著名的氣象學院，後來一同下過鄉的朋友們說，不要以為學了氣象就能在城市裡鼓搗天氣預報，給你分配到一座大山頂上天天看雲雨，測風向，記資料，雖說有老婆陪著，但一幹就是幾十年，也是說不準的事。我還想學建築，也是因為剛到農村時自己蓋過房子，後來朋友們勸我，蓋房子總要跑工地，也是個辛苦差事，再說有建築專業的學校都是特棒的學校，也就特別難考，像我們這樣，初中只上了一年就畢業下鄉勞動的，有個學上就不錯了，哪裡敢像應屆高中生似的，報志願像到飯館裡點菜一樣，想要哪個就要哪個。
 
一番胡思亂想之後，把醫學拉入了視野，想到學醫也不錯，不像在工廠裡和鐵塊打交道，你讓它方，上銑床它就變方了，你讓它圓，上車床它就變圓了，醫生面對的是病人，正合我喜歡和人打交道的性格，於是考了醫學院，夢想著掛聽診器拿手術刀的日子。
 
誰知等進了醫學院才明白，醫學生要讀五年，每年光考試課就有六、七門，五年加起來磚頭厚的書要讀進去三十五、六本，人身體上有什麼，長在哪兒，長成什麼樣都不是以人的意志轉移的，只得硬著頭皮背，因此學醫沒有任何創造性，這就是我們醫學生面臨的窘境。
 
學醫是與人打交道，醫學生漫長的校園生活也就有了不同於其他學科的許多有趣事情，好玩得很。大二下學期開學時正值冬天，課程進入學習聽診階段。一天，老師說，今天收了個風濕性心臟病，二尖瓣狹窄合併關閉不全，雜音很典型，大家可以去聽聽。同學們聽罷，如狼似虎地一窩蜂衝到這個病人面前，瞬間九個聽診器一下子全都按在了病人瘦骨伶仃的胸前，把個病人冷得直激靈。後來為了避免這種現象，發明了一種專門教學用的聽診器，一端是一個聽診器頭，按在病人身上，另一端分成九個聽筒，可以有九個同學同時聽，想法很好，但實際用起來就不是這麼回事了。這個聽診器像個大章魚，無論是拿起還是放下，十隻「觸角」相互纏繞在一起，亂成一團，拆都拆不開，根本沒辦法用，最後老師只得強調只許一個一個去聽，一個病人最多三個學生去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