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鄉愁：一部萬花筒式的唐朝生活史

□《實用歷史叢書》出版緣起
□前言：唐代的鄉愁
第一章  唐人的世界
第二章  夜宴
第三章  從揚州到長安
第四章  胡人們的唐
第五章  帝國時代的莊園
第六章  女人在她們的時代
第七章  少年遊
第八章  未能皈依的寺廟
第九章  最後的長安
□後記：一份唐代生活史的私家書單
□附錄一：西元七～九世紀的唐代和世界
□附錄二：七十種唐人筆記書目
 

前言

唐代的鄉愁
 
　　西元六二七年，關中大旱，災民賣兒鬻女以求生。去年在玄武門宮鬥中斬殺兩位競爭對手的唐太宗面對旱災憂心忡忡，剛即位的他下令開倉救濟，解決災民的燃眉之急，並拿出御府金帛，供災民贖回賣掉之子女，以免骨肉分離。這一年李世民二十八歲。

　　就在同一年，一位叫玄奘的僧人「誓遊西方，以問所惑，並取《十七地論》，以釋眾疑」，他乘著夜色混在流民中溜出長安城，踏上了西行取經求法的漫漫征途。這一年玄奘二十五歲。

　　西元六二七年，唐朝的貞觀元年，是「貞觀之治」的起始，歲次丁亥。

　　根據中國傳統五行學說，中國古人利用干支紀年法，以六十為周期（一甲子）把歷史重複編排，他們認為每六十年一個輪回中，事物發展就像草木隨四季更替一樣生長、繁茂、凋落與衰敗。而其中的丁亥年則是由衰而盛的關鍵性轉折年，它意味著從丁亥年開始，各種事物都將步入一個長期的發展和繁盛階段。

　　一

　　歷時十七載，西去取經的玄奘在貞觀十九年（六四五年）正月回到了長安。四年之後的貞觀二十三年（六四九年）三月，比玄奘年長三歲的李世民感到身體不適，很快便輾轉病榻，不能下地走路了。

　　四月二十五日，實在撐不住的李世民終於決定，離開他日理萬機的太極宮，攜家眷和近臣到翠華山下的離宮翠微宮避暑養病。時值孟夏，這裡林木清幽，涼風習習。

　　在〈秋日翠微宮〉一詩中，李世民寫道：「秋日凝翠嶺，涼吹肅離宮。荷疏一蓋缺，樹冷半帷空。側陣移鴻影，圓花釘菊叢。攄懷俗塵外，高眺白雲中。」對於翠華山，李世民有著特殊的感情，此前的貞觀二十一年（六四七年）四月，他命人重建太和宮，改名翠微宮，籠山為苑，列臺觀其中。他似乎和這翠華山之間有一種宿緣。最終，貞觀二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太宗在寢殿含風殿辭世，此時，他的繼承人太子李治心中除了悲傷，還在惦記著感業寺中一個姓武的女子。

　　即位的高宗李治把玄奘安置在了大慈恩寺中譯經。在李治心中，大慈恩寺和大雁塔是他的母親長孫皇后靈魂寄寓的場所，而他居住的大明宮，「北據高崗，南望爽塏，視終南如指掌，坊市俯而可窺。」（韋述《兩京新記》）如果再登臨高出平地十五公尺的含元殿，透過宮殿的門楣，穿越丹鳳門的鴟尾，一直往南，李治可以清晰地看見「壯麗輪奐，今古莫儔」的大慈恩寺，以及寺中「突兀壓神州，崢嶸如鬼工」的大慈恩寺浮屠。

　　龍朔三年（六六三年）四月二十三日，高宗李治偕皇后武則天入住尚未完工的大明宮（時稱蓬萊宮），自此取代太極宮而成為大唐帝國二百四十餘年內政和外交的中樞。

　　此後數百年間，無數道大唐帝國的政令自燈火通明的大明宮發出，影響著一個帝國的脈搏。當唐朝皇帝威望最高的時候，大量的突厥人內附，突厥王族成為了大唐最勇猛的將軍；波斯薩珊王朝（Sassanid Empire）末代的兩位波斯王都希望借助唐朝的力量復國，最終終老在長安；大量的遣唐使來自新羅和日本；而敘利亞人、阿拉伯人、波斯人、吐蕃人與安南人亦來帝國定居，散落在從敦煌到廣州的帝國城市。國子監亦即國立大學中，有這些國家的留學生，其中最具熱忱的是日本人，他們有的像今日大使館的文化參贊，在中國曾居留達幾十年，有的終身為唐官，深埋大唐。而更多的人回國之後，對日本的文化有了具體的貢獻，很多方面即仿照唐制：都城設計建造完全模仿長安，從銅幣的設計到婦女的髮髻，從室內的布置到圍棋、茶道、詩詞都參照大唐的時尚，從此之後，後世出土的日本文物深具中國色彩。

　　那個時候，初次來長安的人都充滿了陌生感，踏進這座大城市的每個訪客無不感到驚詫，大開眼界，長安的瑰麗和宮殿的雄壯，已經超越了想像極限。這些外來的人們為長安城的狂放情趣、繁華市井而目炫神迷，嚮往，畏縮，好奇，慌張……，各種反應，百態畢現。

　　二

　　在唐朝統治的三個世紀中，東方各地的財富也經由陸路被源源不斷地運送到了大唐的土地上──或車裝，或駝載，或馬運，或驢馱。偉大的絲綢之路是唐朝通往中亞的重要商道，它沿著戈壁、荒漠的邊緣，穿越唐朝西北邊疆地區，最後一直可以抵達撒馬爾罕（Samarkand）、波斯和敘利亞。從玉門關向西，有兩條道路可供行人選擇，這是兩條令人望而生畏的道路，要經過流沙、戈壁和荒漠，還要面臨極度的寒冷或酷熱。

　　唐貞觀九年（六三五年）十一月，來自絲綢之路上的粟特國（Sogdians）的使臣由撒馬爾罕再次來到長安，粟特人的足跡遍布於絲綢之路所經過的一切地方，從東海之畔的揚州，到沐浴在地中海陽光下的拜占庭（Byzantium）。

　　他們中最著名的卻並不是商人，而是一位「柘羯」（武士）。他是一個胖子，擅長跳胡旋舞。這個叫安祿山的粟特胖子和唐朝最著名的美人楊玉環有著一種曖昧的關係，而且後來他還把楊玉環的丈夫李隆基從長安趕到了成都。歷史上，把這段往事稱為「安史之亂」。

　　「安史之亂」的起因卻來源於一個皇帝藝術家的「黃昏戀」。

　　開元二十五年（七三七年）十二月，武惠妃病重，玄宗李隆基決定去驪山過冬，第一次遇見楊玉環。只是皇家一次例行的謁見，卻讓一個五十多歲的皇帝和自己二十出頭的兒媳訂下了山盟海誓的約定。

　　至德二年（七五七年），在數千精騎的簇擁下，從成都準備返回長安的「太上皇」李隆基取道鳳翔東行。約莫走了三天，來到了馬嵬驛，他銘心刻骨、晝思夜想的地方。驛站猶在，佛舍猶在，梨樹猶在，可「馬嵬坡下泥土中，不見玉顏空死處」。

　　玄宗之後近半個世紀的元和元年（八○六年），三十五歲的周至縣尉白居易作了一首膾炙人口的敘事詩〈長恨歌〉，詩人以極富想像力的筆調，描寫唐明皇（後人給玄宗的稱呼）終夜不眠，看著宮前螢火蟲飛來飛去，階下落葉也無心找人打掃。這樣的憂恨纏綿只有越陷越深，非人世間任何因素能稍一舒慰。這首〈長恨歌〉也隨之流傳千古，直到一九二○年代，仍舊為小學生所習誦。但奇怪的是，當時在位的唐憲宗李純竟然默許了白居易寫皇家愛情的行為。甚至當時長安歌女以「我誦得白學士〈長恨歌〉，豈同他妓哉」自誇，並因此身價倍增。（白居易〈與元九書〉）

　　這個皇帝和中國古代最優秀的宮廷舞蹈家之間的愛情，終止在了馬嵬坡，一個很小的地方，在陝西省咸陽市代管的縣級市興平市西北十公里的土原上。而他們愛情開始於長安東邊驪山一處叫「華清池」的皇家園林。驪山是歷代皇家的行宮，一個很教人不安分的地方，周幽王曾經在那裡烽火戲諸侯。李隆基最愛的華清池，位於今天西安市臨潼區驪山北側，東距西安三十公里。當旅遊者乘火車或汽車前往臨潼參觀驪山及華清池時，應先注意四周黃褐色的泥土，黃仁宇先生曾經說，這種泥土與美國田納西州一帶耕地的土壤相似，它是中國歷史展開過程中的重要因素。

　　三

　　著有《宋：現代的拂曉時辰》一書的「宋粉」吳鉤曾經說：唐代是中世紀的黃昏，而宋朝則是「現代的拂曉時辰」。作為一個舶來品，「中世紀」一詞是十五世紀後期的歐洲人文主義者開始使用的。這個時期的歐洲從「文藝復興」中衰落下來，沒有一個強而有力的政權來統治，傳統上認為這是歐洲文明史上發展比較緩慢的時期。

　　而當「中世紀」這個詞出現在中國史及其相關敘述中的時候，被默許指稱七到十世紀的隋唐時代，儘管學界對這一學術名詞的「拿來主義」持質疑態度。日本文史家內藤湖南就在〈概括的唐宋時代觀〉（見《歷史と地理》第九卷第五號）中說：「唐代是中國中世紀的結束，宋代則是中國近代的開始。」

　　美國著名漢學家、哈佛大學東亞系和比較文學系教授宇文所安（Stephen Owen）的中唐文學文化論集也取名為《中國「中世紀」的終結》（The End of the Chinese ‘Middle Age’），估計他也料到此種提法會有誤會，故用了引號。

　　或許，「中世紀」這個名稱是宇文所安的策略，是一個國外漢學家不同的思維方式和視野。在我看來，「中世紀」的「中」字用到唐朝，卻是恰如其分，中者，中興也。唐，這個中國歷史中最能引人遐想的歷史片段之一，無論我們從哪個角度進入，都會有陌生的新鮮感。既然這個詞來到了中國，不妨給予它一個中國的身分。

　　更遑論歐洲從中世紀進入文藝復興時期，和中國從唐到宋的轉型，其中的轉化有著可以比較的研究。英國學者威爾斯（Herbert George Wells）在《世界史綱》（The Outline of History）中比較歐洲中世紀與初唐、盛唐的差異時說：「當西方人的心靈為神學所纏迷而處於蒙昧黑暗之中，中國人的思想卻是開放的，兼收並蓄而好探求的。」

　　我喜愛的作家紅柯說過：「我們從遠古開始建造莊園、城堡和城市，卻不相信地球是宇宙裡的飛行物，是長翅膀的神鳥。」

　　沒有想像的歷史，並不能算是真的歷史。

　　四

　　天復四年（九○四年）正月，黃巢降將出身的宣武節度使、梁王朱溫，挾天子以令諸侯，劫唐昭宗李曄遷都洛陽。朱溫「令長安居人按籍遷居，徹屋木，自渭浮河而下」，使長安淪為廢墟。（《舊唐書‧昭帝本紀》）

　　唐長安城留於後世者，僅剩殘垣斷壁和若干城牆遺跡。

　　唐帝國最後一個皇帝哀帝（或稱昭宣帝）李柷先被降為濟陰王，遷於開封以北的曹州（今山東菏澤），安置在朱溫親信氏叔琮的宅第，後又被廢除帝位。由於太原李克用、鳳翔李茂貞、西川王建等仍然奉「天祐」正朔，不承認梁朝，朱溫擔心各地軍閥的擁立會使廢帝成為身邊的定時炸彈，就一不做，二不休，於後梁開平二年（九○八年）二月二十一日將十七歲的哀帝鴆殺。

　　至此，建國二百八十九年（六一八～九○七）的大唐帝國一去不返。

　　天祐三年（九○六年）之後，長安再未曾成為中國的國都。帝國的重心已逐漸移至東邊，中國開始了藍色的大洋夢，東南區域以其土地肥沃、水道交通便利而更有吸引力。所以唐朝之後的歷史中，幾乎所有的王朝都採取一種南北為軸心的戰線，與長安漸漸遠隔。

　　今天，當我們穿過長安的軀殼西安，伸手撫摸一下眼前這粗糙、沉睡的四方城城磚，心裡就莫名地溫暖而踏實了──儘管唐朝的長安城牆是夯土築造的，僅在城門部分有城磚包裹。我們的內心中只要泛起愁思，我們仍會以《春江花月夜》的豔麗或《霓裳羽衣曲》的飄灑不斷穿越歷史，相望那個繞梁千年的江湖絕唱。

　　曾經，一個王朝的風花雪月主宰了那個叫長安的城市轉瞬即逝的春秋，詩歌的漂泊帶來了哀愁、天才、江山和美人，還有揮之不去的思念。那些焰火、野草、王孫和驛站，以及大氅，最終成了鄉愁。今天，這種鄉愁仍在。

後記

一份唐代生活史的私家書單

　　寫這份書單的時候，我一邊聽袁惟仁的專輯，一邊翻閱法國漢學家馬伯樂（Henri Maspéro）的《唐代長安方言考》（Le dialect de Tch'ang-ngan sous les T'ang，聶鴻音譯，中華書局，二○○五年）、《唐詩紀事》，以及《全唐文》、《太平御覽》和《冊府元龜》這些大部頭的龐雜的唐代史料。很多時候被一種情緒包揉，為浩瀚史料所呈現的唐代感動，心生嚮往，就如同多年前的夏日，在老家土房背後的梧桐林下，被漏下的陽光感動得渾身戰慄。

　　這個不築長城的朝代和中國歷史上其他朝代一樣，也有著皇家的荒淫、門閥士族的黑暗和戰爭的殺戮。有人據此來評價唐代，但時至今日，我們的世界仍然沒有遠離這些黑暗。

　　這個朝代是文學的時代。一在於唐詩，另一在於唐傳奇。我曾經寫過「古紙硬黃臨宋怨，短箋勻碧錄唐幽」的句子，唐人的詩文，總是有一種塵土般的質感，如同蒼茫的曠野。

　　我還曾經數次想像自己穿行在唐代通往撒馬爾罕的絲綢之路，抑或是在途經長安東市的時候聽那個幽怨的安邑坊女唱「巴陵一夜雨，斷腸木蘭歌」，抑或是在杜甫的五城做一個戍卒。

　　在這裡寫一份私人的書單，不局限於正史，而是羅列傳奇、小說、研究甚至奇幻，在這些或嚴謹、或瑰麗、或不忍卒讀的文字裡，唐代閃爍著精細的光芒，而我們的視界則或許可以延伸得更遠，這不是歷史的可能性，而是歷史的想像力。

　　一

　　謝弗（Edward Hetzel Schafer，漢名薛愛華）著的《撒馬爾罕的金桃──唐朝的舶來品研究》（The Golden Peaches of Samarkand: A Study of T'ang Exotics），中譯本改名為《唐代的外來文明》。據說這本書是西方漢學的一部名著，被視為西方學者研究中國古代社會、古代文化的必讀之作。其實在中國，這本書的影響力更大，因為此前從來沒有一本書從「物」出發來深入研讀一個時代的歷史，而這些物質碎片，比如「一隻西里伯斯島（Celebes，即蘇拉威西島）的白鸚，一條撒馬爾罕的小狗，一本摩揭陀的奇書，一劑占城（Champa，位於今越南中部的古國）的烈性藥等等──每一樣東西都可能以不同的方式引發唐人的想像力，從而改變唐朝的生活模式，而這些東西歸根結柢則是通過詩歌、法令，或者短篇傳奇，或者是某一次即位儀式表現出來的。」

　　在這本書裡，謝弗引用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的話來闡釋這種寫作的必要性：「歷史隱藏在智力所能企及的範圍以外的地方，隱藏在我們無法猜度的物質客體之中。」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這本影響了很多中國歷史學者及歷史愛好者的書，對其作者我們卻知之甚少，我們僅能從簡介中知曉謝弗是美國加州大學教授，精通漢語和日語，並通晚近法語、古拉丁語等十數種古今語言文字。而謝弗著述頗豐，除《唐代的外來文明》外，還有《朱雀──唐朝南方的意象》（The Vermilion Bird: T’ang Imagines of the South）、《珠崖──古代的海南島》（Shore of Pearls: Hainan Island in Early Times）和《時光之海蜃──曹唐的遊仙詩》（Mirages on the Sea of Time: The Taoist Poetry of Ts'ao T'ang）、《神女──唐代文學中的龍女和雨女》（The Divine Woman: Dragon Ladies and Rain Maidens in T’ang Literature）、《點評杜綰〈雲林石譜〉（Tu Wan's Stone Catalogue of Cloudy Forest: A Commentary and Synopsis）、《閩國──十世紀時的華南王國》（Empire of Min: A South China Kingdom of the Tenth Century）、《步虛──唐代對星空的探求》（Pacing the Void: T'ang Approaches to the Stars）和《唐代的茅山》（Mao Shan in Táng Times）。其中《唐代的外來文明》是公認的謝弗的代表作，並與《朱雀》共同被視為其研究唐朝外來文化的雙璧。但除了《唐代的外來文明》、《朱雀》、《神女》，其餘各種並未見在中國出版。
 
　　二

　　已逝的曾經執教於香港大學的莊申先生，以美術史學家的身分寫有一本《長安時代──唐人生活史》，亦是不常見的大師所著唐代生活史，可惜此書大陸未見引進，不能使更多人一睹真容。在莊申看來，唐人的詩書樂弈、繪畫陶瓷、雕刻工藝、舞蹈服飾，凡此種種，無不令人耳目一新。當中的巧思慧心，全在唐人的生活中表露無遺。今人與唐人雖緣慳一面，但愈來愈多的考古文物，使今人也能一窺唐人社會的全貌。

　　莊申家學淵源，尊翁為曾任故宮博物院副院長的莊尚嚴先生（一八九九～一九八○）。他幼承家學，勤於研究。早在他就讀於臺灣師大史地系，及稍後任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助理期間，便常有專文論述中國美術史，刊登在《大陸雜誌》，是當時引人注目的青年學者。他的《根源之美》、《扇子與中國文化》、《從白紙到白銀》等都是非常精采的著作。

　　作為一名唐史學者，賴瑞和先生被人知曉卻是他的旅行散文集《杜甫的五城》，從一九八九年到一九九三年，他先後九次暢遊中國大地，一路風塵，走過城市和鄉村，尋求歷史與現實的交會。當他第一次乘坐火車前往西安的時候，竟然隨口問列車員：「到長安的嗎？」結果列車員狠狠地愣了一愣：「長安？哦，對！您是指西安吧？」

　　這是一本關於唐代「另類」的書，賴瑞和並沒有直接討論他所了解的唐朝，而是興致勃勃地記錄了一系列的「流水帳」：九次旅行的路線與詳細費用、國營旅社、衣服、美食等等，賴瑞和作為一個局外人，一路用新鮮的眼光角度來體驗大陸的種種出人意料的不同。他脫掉洋氣的教授行頭，穿上在內蒙古買的保暖羊絨衣，坐在擠滿鄉民的巴士裡，就像一個普普通通的大陸中年男人。在西安，他騎著自行車去北郊尋找大明宮的遺址，彼時三清殿的廢墟，前面並沒有任何標誌，也沒有任何圍牆，只是孤零零地立在玉米田中。「我也隨著那些好玩的小孩，爬到土堆上頭去。那裡長著一些雜草。在夕陽下，登高望遠，所看到的景物都染上一層溫馨的金黃色調。」賴瑞和的壯遊，歷史與現實交融，那個叫唐的國度如影隨形在日常的瑣碎中，讓人有了恍如隔世的憂愁，夾雜著淡淡的悲傷。

　　賴瑞和一九八一年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師從《劍橋中國隋唐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Sui and T'ang China, 589–906 AD）的主編杜希德（Denis C. Twitchett）教授習唐史，並在這位西方公認的唐史和中國通史學界的大師指導下完成博士論文《唐代的軍事與防禦制度》。賴瑞和目前在臺灣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專任教授，曾經主講唐代長安與士人的生活（碩、博士班）、唐代日常生活史（大學部人社系），我讀過他對第一門課的一個講演提綱，是用PPT做的演示，極其生動。

　　三

　　除了中國人之外，對於唐代關注最多的便是日本學界，儘管沒有唐代生活史的專門論著引人注目，但日本作家在其大量的關於唐代的小說中，徐徐展開了一個王朝的面目。井上靖或許是此類小說的開創者，其《天平之甍》（天平の甍）講的是鑒真東渡的故事。井上靖寫道，準備第一次東渡時，「鑒真已五十五歲，相貌卻仍骨骼嚴整，巍然如山，有偉人氣質，額寬，眼、鼻、口皆大而穩定，頂骨秀氣，顎部卻頗有意志地展開。留學僧覺得這位高名高德的僧侶，很像故國的武將。」後來，一九七九年這部小說在被拍成電影時，曾經在揚州取景拍攝，彼時揚州數萬人圍觀拍攝。

　　而井上靖《楊貴妃傳》（楊貴妃伝）一書則開啟了中日之間對於楊貴妃生死的大討論，這部小說影響之深遠，以至於國內有些歷史學者拿其作為史料使用。

　　近年來，聞名的日本作家乃是陳舜臣，其兩百餘本和中國歷史有關的著作已經被引進了數十本，他和井上靖一樣，對於唐代西域有著莫名的夢想。一九七九年，中央電視臺和日本NHK電視臺聯合組成大型紀錄片《絲綢之路》攝製組，沿著古代絲綢之路開始了為期一年的採訪攝製。陳舜臣參加了此次攝製活動，並用文字記錄下重走絲綢之路的奇妙見聞與瑰麗隨想，成書的名字就叫《西域余聞》。儘管也寫了一點漢代的西域，但此書更多是在唐代西域的物品、詩人和生活方式對於帝國的影響。

　　相對而言，日本作家辻原登的代表作、歷史小說《飛翔的麒麟》（翔べ麒麟）知道的人就比較少了，究其原因，是簡體字版中譯本有一個莫名其妙的書名為《唐朝那些事兒》，這種爛到大街的譯名完全毀了這本書。實際上，這本小說寫作功底和歷史考證極其精細，而且更勝在歷史想像力與史詩的契合度。

　　四

　　中國人關於唐代生活史的論著多為專著，例如衣飾、飲食、官制等等，以「唐代生活史」為題的專門著作則鳳毛麟角，即使有也是大量常見史料以及傳統的論文研究，黃新亞《消逝的太陽：唐代城市生活長卷》一書為其中可以讀一下的書籍。究其原因，是此書儘管亦屬學術著作，但其形式上卻引入大量和生活、習俗、用具有關的史料及傳奇故事，使得以「生活」為名的專著有了點煙火氣。

　　建築設計師唐克揚有一篇關於長安的文章〈長安的煙火〉曾經在《生活月刊》刊發，但至今仍未成書，而他本意是通過實驗文本來梳理中國古代的城市，因此其中關於城市的敍述及想像力頗為動人，是難得一見的創作。

　　還有一位筆名叫「騎桶人」的作家，因為寫的是奇幻文學而不被歷史研究者知道，他大量的短篇小說如《終南》、《雙髻》、《歸墟》等有著深深的唐傳奇影響的影子在裡面，其文字入微，纖細空靈，甚至算得上晶瑩剔透，能通過微妙的詞語表達心靈。想像力極奇詭綺麗，於最幽靜處，發前人之所未想，有一種罕見的神祕特質。他的文字具有相當高的純文學水準，把唐人傳奇中的生活場景演繹得十分淋漓盡致。

　　近幾年，得益於網路的出現以及歷史熱，大量的關於唐代的書籍出現，但是仔細看起來這些唐代的書籍無一例外是：那些人那些事、光榮與夢想、趣聞與軼事，而關於唐代生活史方面卻無人關注，以至於大量的寫唐代宮廷的小說中，僅僅人名是唐代的，而各種生活歷史細節卻是瓊瑤小說或者清朝電視劇的翻版。

　　五

　　曾在央視「百家講壇」節目講過《敦煌資料與唐五代衣食住行》的隋唐五代史學者黃正建，對此亦是有所發現，在〈關於唐代日常生活史研究現狀的思考〉（見《中國社會科學院院報》二○○四年九月十四日第三版）中，他寫道：「但是在中國，日常生活史的研究並沒有形成規模或形成學派，甚至沒有引起人們的足夠重視。雖然我們也有關於衣食住行的研究，但它們都是孤立的、個別的、零散的。學者們分別從政治、經濟、民族、宗教、文化、風俗、文物、科技、歷史地理等各種角度來研究它們，卻恰恰很少將它們作為『日常生活』來研究。」

　　實際上，西方學界對「日常生活史」的關注已久，法國漢學家謝和耐（Jacques Gernet）的《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國日常生活》（Daily Life in China on the Eve of the Mongol Invasion, 1250-1276），英國漢學家魯惟一（Michael Loewe）的《中華帝國早期的日常生活：兩漢時期》（Everyday Life In Early Imperial China: During the Han Period, 202 BC-AD 220）一書，都是極其精采的關於生活史的論著。

　　具體到唐代，彬仕禮（Charles D. Benn）有《傳統中國的日常生活：唐朝》（Daily Life
in Traditional China: The Tang Dynasty）一書，作為「格林伍德出版社日常生活史叢書」（The Greenwood Press Daily Life Through History Series）的一種出版，可惜無人引進翻譯。另有《中國的黃金時代：唐代日常生活》（China's Golden Age: Everyday Life in the Tang Dynasty），已出版中譯本。

　　另一方面，大量的記錄唐人生活場景的唐代筆記和傳奇實際上並沒有被人們足夠關注，中華書局曾經出版唐宋史料筆記三十九種，亦是唐宋雜錄。實際上中華書局還有一套《歷代史料筆記叢刊》，其中「唐」卷，共有筆記七十種，不可謂不煌煌。

　　在前言中我寫道：曾經，一個王朝的風花雪月主宰了那個叫長安的城市轉瞬即逝的春秋，詩歌的漂泊帶來了哀愁、天才、江山和美人，還有揮之不去的思念。那些焰火、野草、王孫和驛站，以及大氅，最終成了鄉愁。今天，這種鄉愁仍在。

　　可惜的是，這種鄉愁只存在於史籍和唐詩中，大量面目模糊的細節無從考證、查找，比如朱溫如何拆毀長安使得這座偉大城市消失的過程，《舊唐書》及《資治通鑒》僅有寥寥數語，《新唐書》則完全不記載。歷來國人修史，重史識而輕細節，重人而輕物，重考據而輕整合，這也使得唐代的生活史散落於史書的各個角落，沒有完整地呈現，這是一種深深的遺憾。

　　作為一本小眾的生活史圖書，《唐代的鄉愁》在二○一四年一月出版後，如意料中一樣，並未引起什麼關注，很快便被淹沒在海量的出版物中。對於我這個業餘寫作者來說，自己的作品能夠出版便是獲得了滿足與喜悅，並無其他的「野望」。

　　好在還有一些網友讀到了這本書，在豆瓣網、新浪微博上表達了喜愛之情，這不啻是一種意料之外的「嘉獎」，讓我暗自欣喜。

　　此番臺灣遠流出版公司決定出版《唐代的鄉愁》繁體字版，令我感到的不僅是個人的喜悅，還有「日常生活史」這個小眾門類被更多人了解的快樂。

　　我在這裡必須感謝遠流編輯陳穗錚女士，她在編校過程中的嚴謹和專業，不但讓我在修訂此書時因為一些錯誤而汗流浹背，而且讓我對於臺灣的出版人有了別樣的敬意。也感謝我的前同事劉斌先生、網友谷大建先生和攝影師魏華先生、王海東先生，為這修訂本提供了部分照片。

　　我還要感謝本書大陸版的編輯，安徽文藝出版社的岑杰先生，此書完稿兩年後，歷經波折，終於在他手裡付梓，得以問世。也感謝我的好友吳窮先生為此書出版之事奔波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