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田文藏：臺灣植物大命名時代

前 言

第一章 從新潟到東京帝大
一、從新潟到東京
（一）日本國內進化論思想的普及
（二）加入東京植物學會
（三）前往東京
二、臺灣之旅
三、進入東京帝大

第二章 矢志臺灣植物研究
一、接掌臺灣植物研究
（一）捨苔類植物
（二）專攻臺灣植物
（三）研究的開端
二、臺灣杉：世界新屬的發表
三、臺灣總督府有用植物調查的開啟
（一）成立背景與過程
（二）川上瀧彌與他的弟兄們
四、臺灣高山植物研究
（一）高山植物採集的突破
（二）高山植物研究
（三）植物地理學探討

第三章 歐洲考察與《臺灣植物圖譜》的完成
一、臺灣植物調查之必要
二、歐洲考察之夢成真
（一）考察動機
（二）歐洲行的兩大收穫
三、《臺灣植物圖譜》的出版
四、與西方學者的討論
五、獲日本帝國學士院桂公爵紀念賞

第四章 臺灣田野踏查
一、1908 年巒大山之行
二、1912 至1917 年間的五趟重要採集
（一）1912 年阿里山之行
（二）1912 年恆春半島之行
（三）1914 年再上阿里山
（四）1916 年南投、宜蘭及烏來之行
（五）1917 年太魯閣、太平山之行
三、最後的農林產業調查
（一）柑橘調查
（二）澎湖島調查
（三）赴印度支那前的短暫過境
（四）最後的臺灣之旅
四、植物調查內容之探討
（一）採集地點與季節
（二）採集品的學術分量

第五章 臺灣植物命名
一、新屬、新種
（一）新屬
（二）新種
二、地名分析
（一）臺灣島名：福爾摩沙Formosa 與臺灣Taiwan 的國際識別
（二）臺灣地名：早田文藏的臺灣土地記憶
三、人名分析
四、獻名早田文藏之臺灣植物
五、早田文藏心目中的關鍵植物
（一）松柏科
（二）臺灣奴草
（三）臺灣原始觀音座蓮
（四）蘭科

第六章 印度支那探險與思想的轉折
一、印度支那探險
（一）探險三部曲
（二）對後輩接棒調查的期待
二、思想的轉折與啟發
（一）質疑達爾文的自然淘汰說
（二）否定恩格勒的分類系統說
（三）動態分類系統的提出與天臺宗教義的啟示

第七章 東京帝大教授生涯與動態分類系統之再起
一、東京帝大教授生涯
二、緬懷與建碑
三、晚年的最後心願
（一）主張的學說
（二）動態分類學說的再起與海外學者的迴響
（三）《植物分類學》的出版
（四）從減數分裂到永遠的生命

第八章 挑戰與批判
一、外國人來臺採集的排斥與國際間新種命名的競爭
二、植物中心柱在分類學上的價值與藤井健次郎的評論
三、自然分類原理的主張與山本宣治的批判
四、有用植物調查的插曲與森丑之助的嚴厲批判
（一）森丑之助指責早田文藏的內容
（二）早田文藏與川上瀧彌的關係
五、《帝國大學新聞》的三篇重大宣示
六、動態分類系統理論與田中茂穗的批評

第九章 結 論

後 記
註 釋
附錄一 早田文藏著作目錄
附錄二 早田文藏年表
附錄三 早田文藏以臺灣地名命名之植物一覽表
附錄四 早田文藏以人物命名之臺灣植物一覽表
參考書目
 

前言

　　從臺灣杉談起

　　一百一十年前的1906年7月，遠在英國倫敦的林奈學會雜誌，曾刊登一篇由日本年輕的植物學者早田文藏（1874-1934）所發表的重要論文：〈臺灣產松柏科植物之一新屬Taiwania〉（On Taiwania, a New Genus of Coniferae from the Island of Formosa），解開了臺灣杉的身世之謎。採集人小西成章技師在寄給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的標本簽上寫著：「此一臺灣針葉樹毬果，1904年2月採自南投廳林圯埔海拔2,000公尺的烏松坑，與檜木混生，極為罕見，高可達數十丈。」由於這裡是過去十九世紀西方人無法進入採集的區域，成果最終落入日本人手裡，但也因此再度引起西方學界回神，對臺灣的高山植物燃起好奇之心。早田在文中指出這是一種介於杉屬與柳杉屬之間的新松柏科植物。他仔細觀察道：「臺灣杉的生殖器雖與日本的廣葉杉類似，但球花的內部構造卻完全不同，臺灣杉的球花缺少第二鱗層，且鱗片中只藏著兩顆種子，因此將它設立為新屬，名之Taiwania cryptomerioides Hayata, 1906。」

　　早田盛讚臺灣杉是「二十世紀植物學史上值得特筆大書的發現」，獲得世界級植物學家的肯定，成為他往後更專注於臺灣植物研究的最大鼓勵與動力，也是他一輩子經常掛在嘴邊，一再提起的傲人成就與個人紀念物。臺灣杉至今仍是世上唯一以「臺灣」為屬名的特有種植物，這是他與臺灣植物最為關鍵的一條臍帶，早田文藏將榮耀獻給臺灣。

　　人生行路

　　我出生於篤信宗教的家庭，因此從幼少時期就對生死的問題抱持著疑惑，我認為解決之道在於必須研究生物學，從16歲開始便矢志於植物學。爾來埋首鑽研斯學已歷幾個星霜，或踏破臺灣的蕃地，或在印度支那深處與苦熱奮戰。至老來之今日，自認為多年來的疑問已能夠逐漸地釋然冰解，這是植基於我所專攻的分類學的結果，而我所堅信的分類學原理與目前的系統學基礎是完全不同的。

　　1933年6月，晚年的早田文藏如此回憶道。從這段文字裡，我們看見五個關鍵字：「宗教」、「植物學」、「臺灣」、「印度支那」及「分類學原理」，這正是他一生奮鬥的目標。而據以完成的〈臺灣植物誌〉及「動態分類系統」，是他最大的成就，也是本書討論的核心。

　　早田出生於越後新潟縣南蒲原郡加茂町的平民之家，自幼即體弱多病，母親原本希望他能藉助宗教信仰求得佛祖保佑，早田雖然因此終生篤信佛教，但卻以埋首學問的方式，執著於植物研究，廢寢忘食，並從中尋得安身立命的天地。早田嘗言：「我在年少時跋涉山野，入未知之地，考察地理，好博物學，尤其對植物極感興趣，因此今日專門從事植物學之研究。」然而人生劇本總脫離不了大時代巨輪所左右。早田出生於明治七年的新時代，達爾文（1809-1882）的進化論思想不久便由傳入、普及到形成風潮，席捲全日本。早田從16歲開始矢志於植物學，19歲加入東京植物學會。1900年進入東京帝大學術體制的早田，入學時學校創立已邁入第二十四個年頭，東京植物學會也已成立十九年，日本早已迎向西歐近代植物學研究的歷史新紀元。

　　日本對周邊地區的植物研究，伴隨著帝國主義的步調發展。日清、日俄戰爭後，殖民地擴大，東京帝大展開對琉球、臺灣、樺太等地的植物相關調查。與日本一海之隔的臺灣，自1895年成為日本的新領地；當年22歲的早田決定離開家鄉，前往東京就讀。他在1900年進入東京帝大前先趁機來臺採集，並如此感激道：「由於這次的旅行，在我心中豎立起以臺灣植物研究為終生事業的志向，川上浩二郎君溫暖的雙手引領我走進這個機緣裡。」自1860年代起，西方人便開啟臺灣植物標本的採集、分類及命名的工作，但是早田注意到自1895年之後的改變：「日本植物學界的機會，在於臺灣植物誌長久以來被西方植物學家們所遺忘。臺灣植物誌的研究工作就好比在無垠大海中旅行一般，遙遠的陸地尚在視線之外。」

　　1903年早田文藏進入大學院深造，松村任三教授便將臺灣植物學研究的重擔交付到他手裡。他一生為了植物分類學的研究目標全力以赴，學習英語、法語、德語及拉丁語，涉獵海內外植物學知識，勤練素描技巧以描繪標本形態，充實植物研究必備的所有基礎能力。早田曾回憶道：「當時大學裡有著豐富的臺灣植物材料，老師把它全部都交給我，指導我的研究，並且常常鼓勵我：『你一定會成功的』。」接著早田又適時獲得三大助力，首先是1905年4月適逢臺灣總督府展開「有用植物調查」事業，他長期擔任調查囑託；再者，1906年他在英國學術期刊發表「臺灣杉」世界新屬更是莫大鼓舞；其三，早田受到貴人臺灣總督府民政長官大島久滿次的大力支持，在1910年赴歐洲各主要標本館考察與研究。因此，臺灣植物研究乃正式成為早田文藏學術生涯中最重要的使命，大量新物種陸續發表在四大鉅著：〈臺灣植物誌〉（Enumeratio Plantarum Formosanarum, 1906）、〈臺灣高山植物誌〉（Flora Montana Formosae, 1908）、〈臺灣植物資料〉（Materials for a Flora of Formosa, 1911）、《臺灣植物圖譜》（Icones Plantarum Formosanarum, 1911-1921）當中。

　　日治時代臺灣植物誌的建構是一個結合眾人之力的龐大工程，合作過程中的核心人物就是早田文藏，他將滿室標本化為有用的知識。他以行動力多次渡海來臺，在基隆、臺北、巒大山、阿里山、恆春半島、南投、花蓮及宜蘭山區跋涉採集，將標本予以分類命名並發表研究報告，成為一位臺灣植物誌的奠基者。那是一個臺灣植物大命名的時代，早田文藏在《臺灣植物圖譜》十卷當中記錄臺灣植物170科3,658種，經由早田一人，竟然就為臺灣植物誌增加多達2,300多種，奠定今日基礎。光是看到早田氏冬青、早田氏紅皮、早田氏柃木、早田氏蛇根草、早田氏菝契、早田氏鼠尾草、早田氏爵床、早田氏鱗毛蕨等一連串的植物中名，就可想見早田文藏與臺灣植物關係之密切。

　　早田的學術高峰出現在1920年獲得日本學士院授予的「桂公爵紀念賞」最高榮譽，以表彰他研究臺灣植物的貢獻。早田在寄給金平亮三的信中曾高興地寫道：「這回的獲獎對於小生的事業而言真是賜予極度的恩典，我像作夢般感到十分意外且深受感動。」然而他並未因此而陶醉滿足，而是將目光轉移到法屬印度支那的熱帶森林裡。他向臺灣總督府提出赴印度支那調查的申請，並稱有助於解決臺灣植物分類的問題，因此建議有詳加調查之迫切必要，臺灣總督府於是批准其計畫。早田乃於1917及1921年兩度前往，成為繼富士山、臺灣島之後的下一個新田野目標。不過他最後並沒有再複製臺灣經驗來完成印度支那植物誌，而是從中得到啟發，在植物學思想上起了很大轉變，也開啟他人生下一個重要的轉折點。其實早田「自1917年8月從印度支那的東京省回來之後，便將對臺灣植物誌的注意力轉而投注在自然分類的原理之上」。他開始質疑達爾文的自然淘汰說，否定傳統的系統分類法則，並受到德國學者歌德的植物變態論影響，及日本天臺宗教義的啟示，進而往更上層去創立新的「動態分類系統」，因此改變他後半人生的學術方向與際遇。

　　早田從1922年5月起升任東京帝大植物學教授，其間經常受到健康因素所干擾，不但無法一圓印度支那三度探險之夢，且在1929年9月時心臟病發作，之後乃轉而更專注於學說理論方面的思索。他不斷反覆思考著「究竟如何才是自然分類」這個問題，經過百般熟慮之後，認為當時的系統學並非真正的分類學，遂再度詮釋「根據動態系統的植物自然分類」理論。早田這套動態分類系統觸及分類體系的根本問題，是日本人最初的獨倡學說，但發表之後未能獲得日本植物學界的認同，不過卻獲得來自歐洲學界的溫暖與迴響。早田「雖不時聽到責難攻擊、四面楚歌之聲，仍然一意專念，做一位不顧死生的學究之身」，但是「一旦得以發表自以為是真理的論說，即使深受惱人的長年宿疾所苦，不知離開人世的剎那間何時會到來，也絲毫不會留戀」。早田在晚年時領悟道：「研究植物分類學的最終目的為何？就是為了要了解生物間相互的關係」，他認為分類學不但是人生當中直接而必要的學問之一，且有助於了解生死的道理。早田堅持學者應為其所信的真理以身命追捧，而他就是為了永遠的真理，「以勇猛精進之心再起，以獅子奮迅之勢以戰，為學問發出怒吼」，全力迎戰，直到人生終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