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跨代的台灣研究：北美台灣研究學會（NATSA）二十年

序　言 
跨世代的新旅程：一項嚴肅的籲求/黃煌雄 

前　言 
自己的歷史自己寫/潘美玲、林繼文、張隆志、楊孟軒

第1章 
建構台灣與全球的台灣研究：兼談NATSA 的特性與貢獻/蕭新煌

第2章 
生生不息的台灣研究：從NATSC 到NATSA（1994-1999）/林繼文、潘美玲

第3章 
新史學典範與知識社群的追尋：寫在NATSA二十週年/張隆志 
 
第4章 
反抗國家、重構社會到積極自省：北美台灣研究學會論文主題的考察（1995-2014）/林子倫、江俊宜 
第5章
社會運動╳學生運動╳學術運動/侯志仁 
 
第6章 
十年之後:北美台灣研究學會的困境與轉變（2004-2009）/黃丞儀、曾薰慧 
 
第7章 
遠距溝通下的革命情感—NATSA 學術語言的世代差異/李宜澤 
 
第8章 
對台灣研究“So What” 問題的深思：從北美學術市場結構反省NATSA 發展策略/謝力登（Derek Sheridan）、梁志鳴 
 
第9章 
改革、耕耘、蓄勢待發: 邁向北美台灣研究的第三個十年/楊孟軒 
 
第10章 
行動公民、網路世代與台灣研究的未來/許菁芳、涂豐恩、鄭肇祺 
 
附錄1　　NATSC 的成立：首屆會長的回憶/林佳龍 （台中市長）
附錄2　　NATSC 發起人名單 
附錄3　　1994-2016 年歷屆「北美台灣研究學會」開會地點、主題、會長（現職） 
附錄4　　NATSC 組織章程（1996年） 
附錄5　　NATSA 組織章程（2002年修訂版） 
附錄6　　NATSA 登記為非營利組織的文件

序言

跨世代的新旅程：一項嚴肅的籲求　

　　1982 年7 月24 日，在第一任立委首次訪美的最後一場公開演講（在洛杉磯），以「台灣的昨天、今天與明天」為主題，我向超過一千位以上的台灣鄉親這樣說道：

　　台灣，快則三到五年，慢則五到十年，不管我們是否高興，也不管我們是否歡迎，終將迎接一個關鍵性轉變的時代。

　　這是一個前瞻性的提醒。1988 年1 月，隨著強人蔣經國病逝，「關鍵性轉變的時代」正式到來；同年3 月，台研會便是在這個「關鍵性轉變」的時點背景下成立。
　
　　台研會成立之際，即與1980 年代的學運世代同行。從台研會成立第二年起，便支持以碩士生為主體，完全自主舉辦的「新生代論文研討會」（NGC），且連續支持九屆（1989 年到1997年）。其中不少碩士研究生畢業以後，分別到美歐各國大學繼續攻讀博士，他（她）們從1995 年起，開始在美國舉辦「北美洲台灣研究年會」（NATSC）1，由於 NATSC 初期的推動者及參與者和NGC 的推動者及參與者，不論在成員上和脈絡上，都有著濃濃的連結關係，台研會很自然視 NATSC 為NGC 精神的延續和擴大。因此從第一屆起便全力支持，且連續支持十七屆（1995 年到2011 年）。台研會今年已跨入第二十八年，其中與NGC 和 NATSC「兩會」同行時間長達二十三年（九屆加十七屆共二十六年，但其中有三屆重疊，故為二十三年）。兩者關係可謂既深且久，難怪學運世代提到台研會，都會親切地稱「我們的台研會」，是溫暖的「窩」、安心的「家」。
　
　　在戒嚴的威權統治期間，台灣只是統治者的「工具」，長期失去「自我」，也忘掉「自我」；解嚴之後，在尋找「自我」及建立台灣主體性的過程上，台研會扮演著「拓荒者」的角色，而 NATSC 則「異軍突起」，在國際舞台上，以意料之外的新生力量之姿，承擔著「跨界」又「跨代」的重要角色。

　　在學業壓力、資源不足、人地生疏的異國環境， NATSC 首須確保年會得以生存，繼須確保年會具有品質。早期的會長及工作團隊，先則經由人際關係動員，促成年會的舉辦，繼則經由網際網路call for paper，其後網際網路徵求論文的比重逐漸大於人際關係的動員， NATSC 乃由「人際關係」走向「公共法人化」，並逐步發展成「公共論述的知識社群」。隨著稿源拓寬，參加的學生增多，也逐步走出美國的校園範疇，擴及到加拿大、英國、法國、荷蘭、比利時、日本、澳洲、南非等國，大概到第六屆年會，參加的成員已廣及北美洲、歐洲、亞洲、非洲等地區（在夏威夷的年會，與會者多達百人）。NATSC 已名不符實，而可改為「全球台灣研究年會」。
　
　　NATSC 從「人際關係」走向「公共法人化」，從「美國本土」走向「全球各地」，代表 NATSC 量的成長與質的提升，也代表NATSC 受到各界更多的肯定與認同， NATSC 也因而漸漸發展成為當時世界最具規模的國際性台灣研究年會之一。從NGC 的九屆到 NATSC 的十七屆，歷經約一個世代，參與者（包括發表人、主持人、評論人及與會者）總共約有兩千人次，其中至少已有兩百人拿到博士學位，分別在世界各國的大學及研究機構擔任教職或從事研究工作；而在台灣，從中央研究院到台大、政大、清大、交大、中正、中山、東華大學等，更有不少人分別擔任要職，在未來十到十五年間，他（她）們有可能擔任更大要職，並傳承下一代，這是 NATSC 一幅「跨代」又「跨界」的圖像。

　　在第三屆（1997 年） NATSC 開幕致詞時，我曾表示，「這個年會，在海外，以前沒有先例，……這個年會應以世界格局自期自勉」；「台灣研究必須在學術性、主體性之外，還要兼具有世界性。我們不僅要能『從台灣看天下』，更要『從天下看台灣』；因為『從天下看台灣』，將是我們未來生存之道」。
　
　　在第13 屆（2007 年） NATSC 開幕致詞時，我曾表示 NATSC是「一個提供園地，尊重知識，探索真理的平台。在這裡，工作的團隊與參加的成員，也都有『家』的感覺。十三年來，這個『家』不分黨派，不分色彩，不分族群，不分地域，我們一起走過威權，走向民主，當台灣更需要我們共同關懷與付出的時刻，請大家能共同珍惜 NATSC 已經建立的形象，已經累積的公信力。讓 NATSC 有如日本明治維新時代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家福澤諭吉，形容他所創辦的慶應義塾一樣，成為一個不管是『官軍或賊軍』，都感到是『安全的地方，在這裡大家一律平等』」。
　
　　1996 年，我二度到莫斯科拜訪蘇聯前總統戈巴契夫。在交談中，戈巴契夫對我說，台灣有了經濟發展，也建立了民主，今後「應當可以對世界歷史做出貢獻」。2003 年， 在台研會十五週年感言上，我寫道：「今天的族群與兩岸，就有如十五年前的台灣非常體制，是值得台研會嚴肅面對的」。2008 年，台研會創立二十週年，在〈讓我們來共同築夢〉一文，我寫道：「放眼當前世局與歷史潮流，東風正日益飛揚。中國雖然快速崛起壯大，但由於政治體制所限，很難完全鬆綁創辦這樣一所政經學院（LSE）；台灣的政經環境在這方面具有優勢，台研會與新生代有著特殊的『革命情感』，兩者更有著長期的共同追求，如果台研會能抓住這種機運，珍惜足以代表整個世代的人才資產，並將這些可貴的資產結合在一起，共同築夢，一如費邊社與LSE 模式，來籌辦台灣政經學院（The Taiwa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簡稱TSE），這不正是一個豁然開朗、水到渠成的夢嗎？」「從一百萬基金開始，走過二十年風雨歲月的台研會，能否在完全沒有資金、沒有校園、沒有建築物的條件下，基於一種歷史使命感、一種民族尊嚴、以及一種永恆的真理追求，來創辦一所以躋身於宇宙學術殿堂為己任的台灣政經學院，將是今後最大的考驗。這並不僅是我個人的『夢』，應當是有心人共同的『夢』，這是需要大家一起來共同築的『夢』」。2013 年，在台研會創立二十五週年的紀念影片，我更強調這是需要「跨世代」共同接續才能築成的「夢」。

　　成立於1884 年的費邊社， 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古老「智庫」，也是英國史上最老牌的社會主義團體。費邊社從未走向極端，幾乎就是漸進、溫和、穩健的社會民主理念的歷史代言人。在一百三十餘年的歷史上，費邊社留給人類豐富的遺產，其中在學術上，費邊社更創辦在二十世紀引領世界三大思潮的倫敦政經學院（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簡稱LSE）。
　
　　LSE 創校於1895 年，2015 年適逢建校一百二十週年。初創時，僅有幾間教室，沒有校園，沒有宏偉建築，沒有巨額資金， 但經過一百多年的耕耘，LSE 已成為英國繼牛津、劍橋大學之後，一所享譽全球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的重鎮。社會主義、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為二十世紀以來世界政經思想的發展主軸，而領導這三大思潮的靈魂人物，包括Harold Laski、Lord Beveridge、Friedrich Hayek、Karl Popper、Michael Oakeshott、 Anthony Giddens 等，都曾經是LSE 的核心成員。
　
　　這種世界級大師的人才輩出及匯集，正是LSE 得以躋身世界大學前沿、吸引世界各國學生前往就讀的關鍵所在。

　　當費邊社開始嶄露頭角時，主要的草創成員只是三十歲左右的青年；二十多年來，參與過台研會所支持的「兩會」（NGC 和NATSC）成員都為新生代，他們的學術影響力正在蒸蒸日上。
　
　　相對於費邊社後來為人類留下LSE 的先例，台研會是否也能為人類留下屬於東方、亞洲和世界的台灣政經學院（TSE），能為台灣歷史創立與LSE 相提並論、東西相互輝映的TSE，將是台研會今後如果要展現存在意義所面臨的最嚴肅課題，也是台研會新旅程所要追求的「化不可能為可能」的目標。
　
　　NATSC 的工作成員，在草創之初，都是以志工的身分，懷著關愛台灣的熱誠，將台灣研究從國內帶到國際舞台，並建立開放平台，共同探索知識，追求真理，這是一段有意義的人生旅程。NATSC，一如台研會一樣，另一深遠的影響便是將整個一代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人才，提供一個「實其心」的交流與匯集的園地。如果有那麼一天，當費邊社與LSE 模式，變成台研會與TSE 模式，台研會與NATSC 的其中參與者將有機會，在新的旅程上攜手同行，一如既往的二十多年，「為著前進而前進」。
 
前言

自己的歷史自己寫
潘美玲、林繼文、張隆志、楊孟軒

　　二、NATSA 的跨界與跨代
　
　　編輯本書的目的，在於呈現北美台灣研究發展的軌跡，以及記錄後野百合時代，離開街頭抗爭之後，轉進在美國大學校園進行，以台灣研究為論述場域的另類學生運動，以及如何成為台灣研究學術交流平台的過程。本書邀集不同世代的參與者，提供個人與會經驗與觀察，以及共同奮鬥的歷史，所建立起來的人際關係和學術社會網絡。同時也針對NATSA 作為一個學術組織團體，創立二十年以來所遭遇到的挑戰，包括來自於組織內部建置化的需求，與台灣島內政經發展連動起伏，以及之後中國崛起等因素，在多重力道交錯過程中，學會成員所作的具體改革，以及出路的思考。章節的內容，採取微觀之回憶敘事與宏觀之縱向和橫向分析交錯並陳，在此多面向性、多層次且深度的探討中，彰顯學會二十年之繽紛歷史，以及不同階段所呈現之風貌特色與學科分野，不斷對「何謂台灣研究」進行思辯則是貫穿全書的主軸。

　　（一）知識與社會的實踐場域
　
　　本書的章節編排兼具歷史時間性（chronologic）與議題性（thematic），除了前言之外，共有十篇文章。根據文章的內容歸納出NATSA的三個主要發展面向：第一部分的四篇文章分別從全球視野、島內政經情勢、學術社群發展，以及論文內容分析的面向，凸顯北美台灣研究學會所具有的「知識與社會的實踐場域」特色。
　
　　本書第1章是蕭新煌的〈建構台灣與全球的台灣研究：兼談NATSA的特性與貢獻〉，從台灣研究在台灣以及全球的學術發展歷程中進行觀察，並從中彰顯NATS在整個台灣研究建制的過程中所具有的地位。蕭新煌套用Thomas Kuhn 的「典範轉移」（paradigm shift）說明台灣研究如何從既有的漢學研究與中國研究的範疇中脫離，建立其自主的學術社群以及研究議題。在1990 年代李登輝主政，以及公元2000年開始的民進黨八年執政期間，以中央研究院在1994年成立「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為台灣研究建制重要的里程碑。隨後台灣各公私立大學成立了23個有關台灣研究的系所或研究中心，而從1999年開始，國際上也有13個台灣研究機構的設立，這段期間還包括了三個跨國區域的台灣研究社群成立，也就是北美台灣研究學會（NATSA）、日本台灣學會（Japanese Association of Taiwan Studies, JATS），以及歐洲台灣研究學會（European Association of Taiwan Studies, EATS）。其中濫觴於1994 年的NATSA，是前述所有建制機構中最早成立的，從而在台灣研究獨立於中國研究典範轉移的過程中，也扮演挑戰舊典範的先鋒角色。
　
　　既然北美台灣研究學會在台灣研究的學術發展生命史當中，具有不可忽視的角色，接下來問題是：為何在1990年代首先組織這個學會？為何在北美成立？這些問題的答案，都在本書的第2章〈生生不息的台灣研究：從NATSC 到NATSA（1994-1999）〉有所交代。林繼文和潘美玲從1994年開始參與「北美台灣研究學會」的前身「北美洲台灣論文研討會」（NATSC）的籌辦與發起，並分別擔任第2屆與第4屆的會長，本章是兩位會長重現當年的時代脈絡，從1980年代開始的社會變動，以及當時在大學就讀的年輕人參與黃煌雄先生的台灣研究基金會所舉辦的「新生代論文研討會」所產生的啟蒙作用。這群新生代在1990年代野百合學運扮演要角，離開校門之後，一部分人持續在台灣社會進行政治與社會實踐，另一部分人則認知到個人知識的局限，選擇到當時以美國為主的大學繼續深造，這群人帶著以台灣為主體的問題意識進行學習，同時將過去在台灣參與社會運動的能量，延伸到學術論述的領域，延續過去台研會支持「新生代論文研討會」的模式，成立了「北美洲台灣論文研討會」，公元2000年的第6屆年會則將組織法人化為「北美台灣研究學會」。這段成立的歷史，奠立了NATSA由研究生為運作主體的模式，以及社會運動性格。而這種以社會運動的方式組織學術活動，是NATSA與國內外台灣研究的學術機構最大的不同。
　
　　第3章是張隆志所寫的〈新史學典範與知識社群的追尋： 寫在NATSA二十週年〉。張隆志雖然沒有擔任過任何一屆會長，卻參與了第1屆年會的籌辦，也分別在年會的五週年、十週年和二十週年出席年會，得以從個人參與的經歷提供年會第一個十年間的發展軌跡。由於張隆志本身是台灣歷史研究者， 所以另外提供了NATSA成立期間，台灣史知識傳統與北美台灣史研究的發展軌跡，幫助我們理解NATSA在整個台灣研究學術史脈絡的位置，以及當時所在的環境與條件。透過學術史的視角，呈顯出NATSA在台灣研究典範轉移與知識社群建構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北美台灣研究學會的知識與社會實踐，具體展現在會議的主題與論文的內容。林子倫與江俊宜的第4章〈反抗國家、重構社會到積極自省：北美台灣研究學會論文主題的考察（1995- 2014）〉，匯集了二十年來在NATSA所發表的1,500多篇論文的資料，進行系統性整理、編碼、歸納、分析。以每五年為一個階段，分成：解剖國家、反抗國家：民主轉型的遺緒（1995- 1999）、從國家社會關係到社會整體的關照（2000-2005）、超越與解／重構社會：重新編織台灣（2006-2010）、台灣研究再省（2011-2014）。這幾個階段主題的焦點，與台灣社會的政治經濟發展緊密相扣。由於後解嚴時代與民主化浪潮的洗禮，使得反抗國家機器與憲政民主成為NATSA創立前五年的論述主軸。公元2000年之後，台灣首次政黨輪替，台灣研究機構紛紛成立，研究主題轉進社會發展，則是第二階段的特色。第三階段的主題是面對全球資本主義的衝擊，台灣社會的結構變遷與多元發展。最後則是重新反思台灣再度政黨輪替，以及中國崛起的挑戰。
　
　　雖然歷經上述幾個階段，他們發現三個高度相同且縱貫全局的現象：首先是反映當時台灣社會議題的「現實性」；第二是主題「跨領域」，包括跨學科觀點與跨國區域視野；第三是「反思性」，對既有觀點與制度進行反省批判，包括重新思考台灣研究的定義。該文附錄列有歷年與會者來自的地區、學術背景， 以及發表論文的領域分類統計，提供給關心台灣研究學術發展者一個寶貴的資料庫。

　　（二）組織的困境與挑戰
　
　　第二部分討論「組織的困境與挑戰」。NATSA是由一群研究生創立的組織，一開始是以舉辦研討會的方式進行，之後由年會改成學會，於2009年在美國登記為非營利組織，但整個會務的推展卻在成立十年後面臨困境，接下來的第5、6、7章分別由第9-10、14、15、16屆的會長執筆，以「深描」（thick description）民族誌的寫作方式（Geertz 1973），從參與者的角度對2003-2010 年期間，NATSA 組織運作所遭遇的挑戰與回應的策略，進行反思性的書寫。這些作者的個人經驗，其中最早提及從1998年開始以及之後幾屆開始參與年會發表論文的初體驗，到接任幹部，成為會長的歷程。讀者可以從這部分接續第2章的年會歷史，以及這個年會如何成為與會成員投入台灣研究的平台。
　
　　歸納這三章所描述的組織困境，其實也與台灣社會的發展有連動關係：首先，學會創立之初的台研會與野百合學運世代，有著濃厚的革命情感，以及從在島內的學生時代延伸到北美留學的社會網絡。而十年之後，這批留學生紛紛取得學位回到台灣任教或工作時，接下來的參與者之間缺乏類似的連結，則使會務運作過程中出現了銜接上的問題。
　
　　此外，在公元2000年之後，在台灣的台灣研究機構或中心紛紛成立，在當時政府的推動下，台灣研究成為台灣的顯學， 島內的研究生將NATSA視為到國際發表論文的捷徑，使得參與成員來自台灣的比例幾乎過半，讓學會產生內縮而非外拓，與學會設定的宗旨，亦即讓台灣在海外留學的年輕學子，能夠接觸國際學術的平台與歷練，產生抵觸。
　
　　這兩個NATSA成員組成結構的改變，也使創會以來一向提供經費支持的台研會，在2011年之後終止與本會長達十七屆的關係。面對這些困境，接手的學會幹部除了維持會務運作外，更積極反思台灣研究的定義，並重新思考台灣研究座落於北美地區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