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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像與順服:新世紀基督教倫理的反思

Phantasie und Gehorsam. Überlegungen zu einer künftigen christlichen Eth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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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惟願公平如大水滾滾,使公義如江河滔滔。」
「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你的神同行。」

  與《安妮日記》作者安妮.法蘭克同年出生的杜樂蒂.左勒,於戰後德國修習神學,她在做神學的旅程中不停反思:「奧斯威辛之後,基督教神學如何能夠無動於衷?」《想像與順服》這部神學小品,可說是她神學生涯的重要起點,爾後她用三十年的歲月,不輟地思考、寫作、宣講及參與社會運動,來貫徹自己的終生提問。

  左勒身上沈重背負著國族、宗教及性別等三重順服傳統,促使她寫下這部真摯反思基督信仰的作品。就此意義來說,《想像與順服》並非身在恬靜學院中的智性寫作,而是一位德國基督徒女性在現實的掙扎搏鬥中,從切身的哀痛、憤怒及恥辱出發,所寫下的深刻信仰告白,故也成為鼓舞同道切莫放棄信仰作為解放力量的珍貴禮物。

  在這本以「向基督學習」起手、以「基督的幸福」作結的小書中,左勒邀請讀者省思,基督徒繼受的「順服」倫理是否真為珠寶,並將此思索鑲嵌在真實的社會處境中。她抽絲剝繭般地考察「順服」的根源、歷史及作用,直指盲目順從所帶來的致命傷害。她引領讀者透視加諸在耶穌身上的各種美德(如犧牲、奉獻、無私等),並以耶穌念茲在茲的解放、想像與幸福,來翻轉箝制思想、戕害人心的有毒「順服」。

  最初問世於1968年歐洲學運風起雲湧之際的《想像與順服》,在半個世紀後終於來到中文世界。當年左勒的思辨與洞見,如今仍尖銳而犀利地挑戰著台港兩地的基督徒。她在1995年英文版序言末的詰問,仍鏗鏘有力地迴盪至今:「在這個時代,身為基督徒意味著什麼?我們所選擇的,是順服的傳統抑或抵抗的傳統?在基督信仰中是否還有超越『全然順服』的事物?超越順服就是抵抗!」

  【Interface書系】
  走出安舒區,逾越固有界限,
  結連處境與信仰,體現基督信仰的公共性;
  開拓基督信仰與公民社會的對話空間;
  建立包容差異和弱勢的團結精神。

【想像信仰.抗命推薦】

  「『順服是致命的。』左勒大膽地宣告。國家、體制要求人民順服,甚至當一個國家已經失去良知,成為殘害生命的巨大體系……這時能夠翻轉整個局勢的,不是停止思考、一味順服,而是以不順服和活潑的想像力來反抗。」——王貞文(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牧師、台南神學院老師)

  「很多基督徒以為順服是一種美德。本書的作者卻認為盲目的順服,不單帶來民族的災難、放棄個人的自由,更曲解了耶穌基督不畏強權的精神。作者反傳統的思維,給今天參與學生及社會運動的人士和大眾,提供了想像的空間與自由。」——郭佩蘭(美國麻省聖公會神學院教授)

  「左勒這本小書的中文版面世,大概會讓很多人吐血。漢文化自古以來,以至華人基督教有史以來,都強調順服何等重要,似是人世間最重要的美德,更是基督信徒的標記。對於不順從(或曰抗命),哪管你是抗誰的命,反正就是擾亂秩序,是破壞穩定,是叫掌握權力的難看難做。最近幾年香港的基督教圈子,在一些問題上糾纏不休,骨子裡,不就是『順服掌權者』的問題?左勒卻把順服一事徹底顛覆了,猶如把桌面翻轉。讀此小書,令我們不得不再次深思,怎樣才稱得上跟從基督?」——任志強(《時代論壇》社長)

  「『順服』兩字,對華人教會而言並不陌生。本書從基督信仰的角度,批判了國族身分、宗教傳統及父權制度,如何以順服之名宰制個體。在華人文化與教會處境下細讀本書,有助我們再思全然順服的意義。耶穌基督因想像幸福而成就的無私與犧牲,才是自由主體的承擔。此時此地,我們需要的,正是這種敢於不順服與抵抗的勇氣。」——邢福增(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院長)

  「『順服』兩字除令人聯想起犧牲外,更會聯想到壓制自我。今天人們對國家、社會、宗教或家庭所指的順服,基本上都是如此。但耶穌對上主的順服和為人的犧牲,卻不是如此。他所作的,充滿自主、解放性和創造性。他從沒有屈服於權威,受限於規條;他突破傳統,超越界限,使人得享生命與自由。本書有助我們重新明白聖經所說『順服』的真義。」——袁天佑(循道衞理聯合教會牧師)

  「這本小書嫻熟地揉合詮釋學、新約神學、文學的精髓,縷述社群和人際間的政治社會關係,敲撞出如發聾振聵的巨響。若然『大樂必易,大禮必簡』,那麼『大作必清』則值得我輩過於博徵廣引、迂迴論證、冗贅論述,卻又言之無物、矯揉造作、故作艱深的神(學)經(科)寫作生態所借鏡。讀者將見此深具學術洞見的作品,亦可捧茶悠然品讀。本書作者處理兩個蠶食海內外華人教會、以至社會心靈和精神的毒瘤——扭曲的順服觀和缺乏想像力。這兩個毒瘤,抵消了一切經濟物質甚至政治的成果,使華人社群成為愈大愈可怕的怪獸。希望這小書能掀起閱讀、思考,叫讀者面對這代華人社群的面相。」——孫寶玲(以馬內利浸信會顧問牧師)

  「左勒的《想像與順服》一書雖小,所承載的信息卻是無比的大:它觸碰傳統保守教會最深層次的死穴——命令與順從的絲結。透過對『順從』這概念的神學探討,左勒指出,『順從』如何導致基督教會淪為僵化、盲目、獨裁的人為活動;因此,毫無疑問,任何有心志改革教會的人,都能夠從此書中獲得具啓發性的神學覺醒。唯一你要考慮的問題是——不客氣地說——你是否具有打開此書的道德勇氣。」——陳韋安(建道神學院神學系助理教授)

  「今天香港進入抗命時代,我們需要重新打破箇中社會/政治/宗教/國族/性別等等『被順服的』框限,提出人民自主反抗的基督教倫理。左勒這位在地解放神學家和女性主義學者,著力挑戰基督教傾斜地高舉耶穌的順服、犧牲和自我否定;反之,她強調要學效耶穌給我們的抗命榜樣,提出解放的自主和改變世界的自由想像。在今天人民政治權力遭受剝奪的香港,我誠意推薦這本抵抗權威的必讀入門書籍。」——黃慧賢(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講師)

  「耶穌基督在世的一生,原來就是反抗權威的典範;但二千年來的教會,大多已成為政權的『維穩』夥伴。一般信徒追求三餐溫飽、安穩平凡的生活,這原是無可厚非的;但教會領袖掌握豐富的知識和資源,卻對社會上的不公義不聞不問,這又豈是基督徒應有的順服?《想像與順服》最重要的啟發,正如教宗方濟各走前了很多步的,是如何重構順服的想像,也是新世紀基督教會不能逃避的責任。」—— 鄒崇銘(香港在地寫作人和踐行者)

  「這是一本深具思想力度的好書。作者杜樂蒂在書中檢視:『順服』不是盲目的服從,也不是因懼怕失序而渴望去監控的、被窄化了的、且遭其他權威所利用的順服;更不是以『信仰就是順服』這一句既形式又過分簡化的命題,而扭曲了順服的真實意涵。杜樂蒂認為,人在基督裡的豐盛生命,是在自由中獲得自主性,並在所處的世界中,具創意地轉化世界。如此有力度的生命,不再是由侷限於規範、屈服於艱難處境、以及服務於體制秩序之維護的順服來衡量,而是『想像』。在基督裡得解放的想像,使我們面對在處境中以各樣面貌出現的不公義時,在尚未找到最佳的解決方案之前,仍能不停歇地致力於創造更好的出路。透過此書,杜樂蒂向公民運動風起雲湧的當今世代,展現了福音大能緊扣社會處境的活潑生命。」——彭盛有(台灣浸信會神學院助理教授)

  「這是台灣教會迫切需要的一本書。台灣原本就是一個強調權威的社會,晚近更因政經情勢之故,有權有勢的聲音更加顯大,教會的情況也未見更好,有時反倒更為險惡,『順服就必蒙福』往往成了另一層次的剝削。順服與壓迫似乎有了完美結合而無法分離。順服真是寶嗎?耶穌在世時不曾是那最不順服的人嗎?他挑戰權勢,衝撞一切的秩序,猶太當權者恨他,羅馬人釘他十架。我們不該效法耶穌嗎?本書幫助我們認真嚴肅地重新思考:何謂順服?順服是否可欲?如何才能負責、自由、幸褔地在開向未來的想像中聆聲並回應(順服)上帝的恩言。這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書,撥亂反正,助教會的信仰實踐重新對焦。」——謝樂知(聖光神學院新約助理教授)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杜樂蒂.左勒(Dorothee Sölle)

  1929年出生於德國科隆(Cologne)的知識分子家庭,童年與青春期歷經納粹掌權,這段成長經驗成為日後學思歷程的重要反省基礎。二戰之後進入大學,先後修習哲學、德國文學及基督教神學。1954年取得博士學位,1971年交出教授資格論文。
 
  1968至1972年,左勒與友人共同推動政治晚禱會。在夜晚十一點開始的聚會中,參與者一同探討國內外的政治事件與社會議題,並以聖經經文來直面這些資訊,然後共商行動方案。政治晚禱會鼓舞年輕基督徒開啟新視野,卻也引來教會保守分子的強烈反彈與抵制,致使左勒無法在德國獲取正式教職。
 
  1975至1987年,左勒受聘至美國紐約協和神學院擔任系統神學教授。在美國講學期間,她認識了「公民不服從」的傳統,也覺知自身的女性主義意識。她持續關注各種和平議題,如越戰、拉美失蹤人口、南非種族隔離、反核等,並將這些融入自身的教學、研究及寫作中。2003年辭世,留下豐富的著作。她的人生就如自傳標題「逆風」所示,永遠不從眾,永不向威權屈服,一生逆風而行。

校訂者簡介

史文鴻

 生於香港,中文大學哲學學士及碩士,德國柏林自由大學博士,主攻美學。曾在香港浸會、嶺南及理工大學任敎,亦在香港自由黨及NOW Cable TV任職,現任台南崑山科技大學視訊傳播設計系教授。研究範圍包括社會美學、電影理論及電影史、批判社會理論及維根斯坦哲學。最新完成一套三冊之電影史著作:《電影藝術與社會——批判理論明鏡下的電影社會史》。
 
譯者簡介

林正昊

  1984年出生於台中沙鹿,成長於台北市。政治大學哲學系學士及碩士,現為德國慕尼黑大學哲學院博士候選人。研究領域以康德哲學為核心,並延伸至德國觀念論的相關討論,博士論文主要探討康德《純粹理性批判》中的自我概念。除了研究專長,對於西方文化,乃至其對當代社會的影響充滿興趣,因而平時也涉獵西方宗教、歷史、政治、文化的相關書籍,希望透過與自身文化的比較,更加理解這個世界與自我。
 

目錄

【出版緣起】連結太陽花和雨傘的政治神學╱堵建偉
【推薦序】激發鮮活的基督想像╱王貞文
【背景導讀(一)】反叛與順從的新階段╱史文鴻
【背景導讀(二)】一九六八:無關宏旨的一年?╱馬國明
【英文版序】從順服到想像,從想像到團結╱杜樂蒂.左勒
 
第1章 向基督學習
第2章 順服——基督徒的珠寶?
第3章 從神話到意識形態(補充說明:對方法論的批判)
第4章 在我與你之間的順服(私人模式)
第5章 實事求是與順服
第6章 解放的自主性(耶穌宣講中的順服)
第7章 由不自主……
第8章 ……到自我的富足(布萊希特,〈不莊重的老婦人〉)
第9章 替幸福辯護
第10章 耶穌的想像
第11章 一位說出「我」的人
第12章 基督的幸福
 

英文版序

從順服到想像,從想像到團結
 
  本書嘗試逐步研究「順服」傳統的各種壓迫面,這些傳統是我從自己的國族、宗教、性別身分所繼承下來的。身為德國人、基督徒和女性,我成長於三種要求順服的傳統當中。這個事實使我心中充滿了哀痛、憤怒,以及恥辱。
 
  當一個人發現自己服從了遊戲規則,卻並不清楚明白這些規則所導向的目的,實在令人痛苦。人們對那些強迫別人順服的人感到憤怒,也對自己順服得太久而感到恥辱。然而,就像馬克思(Karl Marx)所說的,恥辱是一種革命性的情感:它將改變那些敢於超越它的人。
 
  談到我對於過度順服的恥辱,必須反省我國人的歷史。我必須認真地看待我的國族身分。這個世紀[編按:二十世紀]發生了一宗關鍵事件,不管在德國歷史中事前還是事後的一切,都給它玷污了。這事件扭曲了種種文字、語言、觀念和形象,並賦予了它們無法撤銷的不同意義,剝奪了它們原來的清白。試想一下「星」、「髮」、「煙」這些字眼,然後再想一下它們在1930年和1943年,還有在這個世紀末是怎麼運用的。它們聽起來不太一樣嗎?在我所謂的「事件」之後,人們使用的這些字眼,會帶有任何的氣味嗎?你可以想像一個用詞精心雕琢的德國作家選用「星」這個字的時候,只當它不過是天上的光體嗎?你可以想到我國家有哪個稍有記憶的人,用到這個字的時候,不會想起猶太人在被毒死前被迫戴上的這顆「黃星」(yellow star)?
 
  再者,可以想像一個道德哲學家或神學家使用「順服」這個詞,彷彿什麼事都不曾發生嗎?在我看來,將道德當成與歷史分離,且抽離了一個人的國族身分的概念來談論,實在是危險的。我們必須承擔我們的歷史。身為「納粹大屠殺」(Holocaust)後的德國人,意味著我的神學概念和我用來表達的神學辭彙,若抽離了它們的歷史,將會了無生氣。它們要麼討論歷史,並嘗試慰解哀悼,要麼它們就是言不及義的宗教修辭,不帶有記憶,因而不具希望。已發生的事,我既不能忘記,也不想忘掉。我怎能繼續天真地在超歷史情境當中從事神學工作?
 
  若順服的概念被具理想主義或愚昧的納粹青年所利用,犯下了我國人歷史中的滔天大罪,我們就必須反省這概念的問題在哪裡。本書便呈現了這些反省的結果。一九六八年,一位朋友把本書的初版送給了阿多諾(Theodor W. Adorno)。阿多諾讀過後回信給我朋友,說本書給他留下深刻的印象。我要提這件事,因為它凸顯出了開啟權威人格批判的法蘭克福學派(Frankfurt school)和像我這種人之間的諸多連結,我們這種人正是成長於「奧斯威辛之後」(after Auschwitz),並費盡不知多少生命歲月去追問「那怎麼可能發生?」的人。
 
  你可能會好奇,這一切對美國讀者有何意義?我想起了在紐約協和神學院(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的一場討論,其中有一位男同事提到這本書是「很典型的德國著作」。另一位女同事聽到這個評論後卻忍俊不住。很明顯地,她不認為順服只是德國人的事;她太了解美國哪些人在這個概念之下受害。她後來告訴我,當她讀到我所寫及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的〈不莊重的老婦人〉時,她想起了她母親的一生。另一個聽到我們對話的學生,提到了凱利中尉(Lieutenant William Calley)用順服的概念來合理化「美萊村屠殺」(My Lai Massacre)。我們談到越戰和凱利的同僚,他們服從錯誤的理由而戰鬥、殺人與死去。人們向某人交出他們的理性與良心,這種盲目順服並不限於特定的國家;對於某一國家行為的集體恥辱也是如此。有些人為政府以他們之名行事而感羞愧,他們之間甚至形成了一種國際的團結,這種羞愧的團結堪稱為「革命性的」。
 
  本書論述的第二個順服傳統是宗教傳統,涉及其極力強調的父權權威和孩童式順服。宗教的順服有三個結構性因素:
 
  一、接受一個操控我們命運並排除我們自決能力的無上權力。

  二、服從於這個權力的規則,而不需要愛或正義的道德合法性。

  三、對人類懷有根深蒂固的悲觀主義,視之為無能又無意義的存有者,沒有能力獲得真理以及愛人。
 
  弗羅姆(Erich Fromm)在《精神分析與宗教》(Psychoanalysis and Religion)一書中區分了宗教的人道主義模式和權威模式。猶太先知、歷史上的耶穌、早期佛教徒,以及大部分宗教的神祕主義者,都展示了一種沒有壓迫、不建立在單方和單向依賴的宗教。這種宗教運行的力量,源自於精神的內在生命。人類和上帝一樣擁有創造性的力量。順服則預設了二元性:一方發號施令,另一方則聽命行事;一方是有知識的,另一方則是無知的;有統治者,和其他被管治者。跳脫了依賴與順服精神的宗教團體會珍視不一樣的價值,如相互性和互相依賴。正是在一種不一樣的宗教歷史脈絡中,才會有人質疑「父權象徵」和「在宗教上對順服的強調」的社會心理學含意。權威宗教的主要美德是順服,放棄自我是它的核心。這和人道主義宗教處於尖銳的對比之中,在此自我實現將會是主要美德,而抗拒成長將會是重罪。
 
  從社會史的角度來看,這種宗教的權威概念肯定了既定的社會,並對其主要趨勢有穩定的作用。在這個脈絡中,權威宗教會打擊任何邁向更大解放的意願,以及任何擺脫既成現實的批判嘗試——特別是當那些趨勢將它們的論證建立在宗教理由之上:上帝的慈愛和公義不比上帝的權能更重要。我們可以從宗教藝術的多愁善感和虔敬的歷史中觀察到,權威宗教導致幼稚地執著於慰藉。但這伴隨著需要秩序的強迫症、對混亂與混沌的恐懼、對監督與控制的渴望。
 
  當宗教本身失去了它的影響力和約束力時,順服之宗教意識形態的危險並未消失。納粹意識形態和它的反宗教傾向證明了這一點:在韋伯(Max Weber)所說的世界除魅(disenchantment)之後,仍然存在著宰制、無可置疑的權威和順服。這彷彿是宗教留存下來最壞的形式。在今天這個後宗教、技術官僚的文化中則更顯真實,順服並不藉由魅力型領袖,而是透過市場的經濟力量、能源消耗,以及社會越發的軍事化(並非實際參戰,卻彷如打仗一樣)來顯現。長久以來,技術官僚無疑已成為我們的神職人員。縱使在新情境當中,人們寧願用「遊戲規則」來談論順服,權威宗教的結構元素仍留存著,宗教教育的殘留痕跡為順服預備了愈來愈沒有信仰的大眾;在這種順服中,一切基於信任與犧牲的個人特色都消失殆盡。當宗教逐漸滅絕,這種僵固性卻正正遺留下來;這就是權威的枷鎖,主要留存在由技術官僚宰制的生命中。耶魯大學多年前的米爾格倫實驗(Milgram experiment)顯示了,絕大多數參與研究的普通人在科學的指導下,都願意用電流折磨無辜的人類同伴——這正是在順服「文化」下發生的不人道事件。順服在法西斯主義的野蠻性格中運作,但也在技術官僚的野蠻性格中運作。
 
  但為何人們崇拜這樣的上帝:祂最崇尚的特性是權能,而非公義;祂關注的是順從,而非相互關係;祂害怕平等?在許多一神教的地區,基要派(fundamentalism)正在增長。猶太教和伊斯蘭教,還有基督教,已經在盲目且空洞的順服之上發展出權威宗教的分支。人們使用宗教概念,像是「得救」或「認耶穌為我的救主和上主」,甚至沒有想到要將它們轉化進入我們的世界中,彷彿只要不斷念誦虔誠的公式就可以拯救任何人。假如「順服上帝」的概念從來沒有詳細說明,那麼它就只有維持現狀的價值。
 
  在1990年代初,至少在現今重新統一的歐洲當中,我就意識到一股死板的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的新動力。建基於社會經濟公義和整全創造之上的和平發展,看來越發不是我們的生活方式。權威宗教及其區分「我們」和「他們」的二元觀點,助長了個人救贖的幻象。它遺漏了先知要求的公義,以及歷史耶穌所教訓和活出「與上帝合一」的道理。它否定了聖經傳統中人道與解放的傾向,並代之以無代價的追隨和空洞的順服來訓練它的跟隨者。
 
  在我的國族與宗教的身分以外,使我寫下本書的,還有第三種壓迫傳統。出身於德國新教,並在這個扭曲的傳統中拚命尋找意義,讓我不太注意到這第三種壓迫力量。但現在我認為,與順服概念搏鬥的最深層根基,乃是我的性別身分,儘管寫作本書時我還不知道。那是我的美國朋友們花了好幾年的時間,才使我意識到自己所感覺到並寫下來的是什麼。我剛來到這個國家,並開始在協和神學院教書時,同事和學生一再地問我:妳的神學和妳身為一個女人有何關聯?我當時並不知道怎麼回應。我當然知道我厭惡男性神學圈中的某些事物——像他們的著作總是從一個引文跳到另一個引文,而沒有勇氣使用個人的話語;近乎病態地糾纏在註腳上,即所謂「科學格式」;有意識地——或更糟的是無意識地——渴求正統及其給予專業神學家的庇護;無視歷史反省,只愛巧舌如簧地討論「歷史性」(historicity);沒有能力評價和反省實踐(praxis)。
 
  我也覺得某些部分缺乏坦率和誠實,並且感覺不到個人需要體驗聖經真理和信仰傳統。那種神學方法幾乎是以「聖經告訴我們……」為開頭,之後我總期待的「但是」卻很少出現。我覺得很生氣,儘管我不是很明白原因。當朋友們讓我發現自己潛在的女性主義時,我更加明白我的憤怒緣由。在學生時代,我學會了分別哲學家的上帝和族長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這是一個至關重要且難以忘記的洞見。但這些神學家沒有提過族母撒拉、利百加和拉結的上帝,沒有片言隻語。「信心之父」從天上的父親這觀念反映出來,但「信心之母」卻遺留在地獄的模糊邊界。她們不受記念、遭人遺忘——其實是被壓抑。這種壓抑不只影響了百分之五十一的人類,使得她們從來都找不到自己神學的聲音(那或許不會是一種順服的聲音!),也對屬於另外百分之四十九人類的神學家表達自己的方式,帶來災難性的影響。
 
  忽視靈魂中的女性成分,且貶低一切帶著女性韻味的事物,這對神學家的說話與書寫方式所造成的破壞,比起任何從世俗而來的抨擊都更加巨大。這種淨化與磨滅的過程帶來壓制,壓制著同情共感的整體性、覺醒和整合,這些都是福音語言的標誌。如今我更清楚明白,本書中對順服概念的某些反對意見,是身為一個女人對所謂的科學語言缺乏情感意識的強烈抗議。許多男性神學語言忽視了說話者的情感;它對人所體會到的事物了無知覺;它不在乎也不求改變世界;它沒有好惡偏袒。它有一種令生厭的單調性,因為它沒有留下懷疑的空間,即信仰的陰影部分。它不只談論順服,還以此表述為談論順服的「行動」:盲目、缺乏知覺、缺乏想像力,並且既不反省也不設想任何基督徒的實踐活動。
 
  從前藏匿在我身上的女性主義者反對這種語言、這種美德、還有這種宗教。當我開始學習神學,我對「上帝」這個詞意味著什麼並沒有清晰的觀念。在納粹大屠殺這種歷史狀況之後,怎可能談論一個只喜歡旁觀的全能天上存有者?如果祂既看見且知道特雷布林卡滅絕營(Treblinka)和布痕森林集中營(Buchenwald)中人們的遭遇卻又不加干預,這樣的上帝有什麼偉大的呢?尼采(Nietzsche)宣稱「上帝已死」對我來說具有重大意義,並且我可以把我的立場描述為徹底的「基督中心論」。上帝不能為人類所經驗;我們必須緊扣那無權無勢、不支配人的基督,他無非只用他的愛來使我們相信。基督的極度無權建立了一種內在的人格權威;不是因為他生育我們、創造我們或讓我們成為他的人,而僅是因為他唯一的力量就是愛,這個不具任何武器的愛,比死亡更強大。
 
  我愈來愈難接受上帝作為父親、生育者、統治者和歷史的安排者等形象,萌發於我更清楚地體會,生為女人因而是「不完全的」,並因此要活在一個父權社會當中的意味。我怎會想要權能作為我生命的主要特質?我怎能崇拜只是男性的上帝?
 
  對我而言,男性力量是某種和咆哮、射擊和發號施令有關之物。我不認為這種父權文化對其他女人造成的傷害會比加在我身上的更少。我愈來愈明顯地看到,任何和侵略者、統治者、侵犯者同義之物,都是女人所能遇到的最糟糕的事物。
 
  因此我開始尋求一種更佳的神學語言,它可以排除宰制的傾向。我在此受益於神祕主義者的語言。
 
  「一切善的根源」、「賜予生命的氣息」、「生命之水」和「光」,這全部都是不包含威權,沒有沙文主義的上帝象徵。在神祕主義傳統中並不容許「至高權力」、宰制,或否定一個人有自身存在的正當性。通常這個傳統會明確地批判「主人—奴僕」的關係,並特別在它創造性的語言運用中取代權威的傳統。
 
  在神祕傳統中,宗教意味著體驗到與整體合一、互相隸屬,但絕非順從。在這個觀點下,人們並不因為上帝的權能和優勢而崇拜祂。人們毋寧要將自己「沉浸」在上帝的慈愛當中,那就是他們存在的「根基」。人們最喜愛像「深處」、「海洋」,還有那些指涉母性,以及整個自然的象徵。在此,我們與上帝的關係並不是順服的關係,而是聯合的關係;這無關乎一位遙遠的上帝,強求我們要犧牲和自我否定,而是關乎一致與贊同,關乎要與那活潑的合而為一。然後這就成為宗教真正所關心的事。當這事發生了,團結將取代順服成為主要的美德。
 
  我用「團結」一詞,是告訴你,我要從超越順服這個企圖前往的目的地。「想像」和「要求幸福」是我在過渡時期所使用的概念。或許在這個國家有許多人無須聽這話,因為追尋幸福已經寫進了他們的憲法當中。但還有許多人,她們的憲法從未實現,卻被告知應該留在自己的位置上。女人、少數族裔,還有窮人,並沒有從順服的文化中解放,並且還必須走好長一段路,才能從宰制進入自決。在這條漫漫長路上,我的一些基督徒朋友拋棄了宗教,並且放棄把它理解為解放人類的手段。可惜我不能認同她們。在這個意義上,本書是保守的,並且想要使人皈依那個「老派的宗教」。過去幾年,我們常常唱這首美好的老派靈歌,而我們總是加入一些新的歌詞:「對撒拉而言,那已經夠好了,對馬利亞而言,那已經夠好了,對特魯思(Sojourner Truth)而言,那已經夠好了,對瓊斯夫人(Mother Jones)而言,那已經夠好了,對盧森堡(Rosa Luxembourg)而言,那已經夠好了,對我而言,那也夠好了。」
 
  當我寫這本書時,我認識到一些關於順服的事情:從我國家的歷史;從我宗教教育的教義學;還有無意識地,從我身為一個女人的身上。我於美國度過了數年之後,我所缺乏的如今更清楚了。我學到了這個國家中有公民不服從(civil disobedience)的傳統。我先前不知道有人會用汽油燒掉他們的徵兵卡,並阻止火車運送武器到越南。聽到了這些也遇過那些因某些宗教和政治活動而坐過監的人(他們跟我述說的時候幾乎若無其事),讓我更加意識到這項選擇。這讓我愛上了美國不服從的傳統。這給我希望,恢復了我對宗教部分較優良傳統的信賴。
 
  在這個時代,身為基督徒意味著什麼?我們所選擇的,是順服的傳統抑或抵抗的傳統?在基督信仰中是否還有超越了「全然順服」的事物?
 
  超越順服就是抵抗。我從美國人身上學到了許多關於抵抗的事,使我想要做出一點回饋。我希望這本書在教導「順服如何帶來死亡」和「抵抗如何帶來生命」上有一些幫助。為了即將面臨的各種抗爭,我們需要想像,也需要新形式的不服從。將來會出現的是,我們將不再只為羞愧而團結在一起。
 

詳細資料

  • ISBN:9789869236454
  • 叢書系列:Interface
  • 規格:平裝 / 160頁 / 13 x 19 x 0.8 cm / 普通級 / 單色印刷 / 初版
  • 出版地:台灣
 

內容連載

第一章  向基督學習
 
在我們生活的時代,基督教信仰所遭受的迫害大多來自一群小心翼翼維護它的人。他們害怕改變既定的思考方式與生活習慣,把改革視為破壞,並且樂於把基督藏在黃金聖龕裡——如此便不可侵犯(也不會觸動人)、不會改變(也不會改變人)、永遠有效(且盡可能遠離現實)。但是(形象化地說)上帝並非為了留在天上而成為人,上帝的道成肉身歷史裡存在著信仰的演變。道成肉身正好意味著信仰有其歷史,這個歷史並不封閉,而以開放的視野解放我們諸多的可能性。
 
這種開放視野不限於早期透過「教義」的思維或「禮儀」的生活方式所要解決的問題,它更適用於基督徒生活形態的實踐問題。與此同時,一種基督教倫理的可能視野也就敞開了。這種倫理將會是什麼模樣?這種倫理所標榜的,是怎樣的生命態度?什麼樣的個人與社會美德才是重要的?為了我們的當下與未來,我們可以從基督身上學習到什麼?
 
我在這裡用「基督」這個詞,因為光是注目於歷史上的耶穌無法滿足這種以實踐為旨趣的學習,它不光是歷史性的。情況正好是:誰學習了他的生命和話語,就不會滿足於堅持己見,並且忽視往後耶穌之歷史的持續發展。從兩千年前開始,這位拿撒勒人耶穌就已經復活了!他改變了那些相信其應許之人的思想。由他起頭、從他身上,人們對世界的盼望與日俱增,勇氣也越發增強。世間的面貌因他的名而改變。當我們談起耶穌,我們也在自己的生命中吸收了阿西西的聖方濟(Francis of Assisi)或馬丁.路德.金恩(Martin Luther King, Jr.)從耶穌身上所學到的一切;我們接收了人類與耶穌相遇中所累積的珍寶。這就是那位我們可以向之學習的基督,他不斷被詮釋與具體闡揚,他走在前頭又持續作工。這條直通到我們這個時代的基督之路,不是平白無故地出現在歷史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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