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論
非洲當代思想家馬穆德•曼達尼（Mahmood Mamdani）
一、前言
對於中文讀者而言，在歷史與結構位置上一樣同屬於第三世界，兩岸四地及包括新馬的華文世界，其實與亞、非、拉各地其實分享著諸多共通的經驗：殖民、內戰、冷戰、移民、難民、後發資本、壓縮現代、威權統治、強人政治、族群矛盾、民主轉型等等，但也正因為這些經驗所帶來的迫切壓力，造成我們慣於將目光投向試圖學習、超趕的歐美，而與這些地區缺乏更為積極、具體的認識與互動，無法建立更為多元的參照，豐富我們的自我理解、定位與認知；特別是處於所謂全球化的時代，少了亞非拉的知識視角，對於世界的理解都失之偏頗。
因為推動2015年「萬隆／第三世界六十年」系列活動的緣分，結識了非洲當代思想家馬穆德•曼達尼（Mahmood Mamdani），一年多來閱讀了他的重要專著，一起貼身工作，閱讀、對話與相處中受到相當多的啟發。透過初步的譯介，期待耐心的讀者能夠在閱讀中慢慢發現他在樸實無華的書寫中所展現的思想方式，暗含了尋找另類知識出路的可能性，他極為落地的理論化工作是建立在歷史的分析上，不僅有見地，有解釋力，也對現實的困境有膽識地提出解套的政治想像，我想這是第三世界知識分子所共同分享的情懷，不會只滿足於所謂客觀、抽離式的分析，而與眾不同之處在於他以知識介入重大的議題時，都是以深厚的學術研究為基礎，對於問題有完整的把握，又具有冷靜論辯的理論高度。
整體而言，我們認為曼達尼在過去四十多年的知識積累中，體現出一個立足非洲／第三世界、面向世界史的思維方式(mode of thought)。這是我們投入翻譯計劃的核心動力之所在。
非洲與亞洲地區的構成雖然差異很大，但是又有許多經驗與我們互通，藉由彼此的相互參照，相信能開展出新的問題意識，相互揭示遮蔽掉的核心議題。特別是有幸透過曼達尼與去年離世的友人Sam Moyo接觸到泛非思想團體「非洲社會科學研究發展委員會」（Council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Science in Africa，簡稱CODESRIA），這個跨國平台四十多年間深耕出屬於非洲的現代知識傳統，造就了有前瞻性視野的分析，也形成了跨越國家的非洲區域內與跨洲比較研究的視野與能耐，在世界範圍內是獨具一格的知識社群，在許多方面比我們超前。希望藉由把曼達尼的思想工作帶入中文與亞洲的語境，讓我們能夠開始與非洲的思想界形成目前無法預測的互動關係。也期待在過去有遠見的前輩們已經開啟「第三世界」的道路上，會有更多有心的朋友們能夠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開展與亞非拉地區的知識連帶。
作為初步對於非洲思想界的譯介，本讀本翻譯了曼達尼的五篇文章與一篇訪談，這些文章的論據立足非洲而所觸及的議題──國家民族主義與民眾運動、人權／和解、移住民的殖民主義、大學的去殖民等──對中文世界並不完全陌生，可以建立起來理解非洲狀況的銜接點，或許可以激發我們自身語境的討論，工作團隊也特別製作的訪談希望有助於了解作者的生命軌跡與其所處大歷史之間的勾連，期待在未來能夠陸續以讀本與專著翻譯，讓讀者能夠對非洲當代思想有更為進一步的認識。
二、曼達尼的思想及其時代
曼達尼是非洲當代主要的思想家，1946生於印度裔穆斯林第三代移民家庭，成長於殖民時期的烏干達。少年時期親身體驗英國殖民體制的種族隔離狀態，受到民族主義反帝運動的洗禮。1962年烏干達獨立，在全球冷戰的競爭中美國政府提供了二十個獎學金的名額作為賀禮，曼達尼因為成績優異，次年被選派至匹茲堡大學學習工程，碰上全美六〇年代的學運熱潮，開始捲入政治活動，因而轉系攻讀政治學，參與民權運動。1967年畢業後進入塔虎托大學的Fletcher學院攻讀政經發展與法律外交，1969年取得碩士學位，進入哈佛大學政府系博士班就讀，學習期間完成第一本著作《人口控制的迷思：一個印度村子裡的家庭、階級與種姓制度》（The Myth of Population Control: Family, Class and Caste in an Indian Village,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1972），該書以印度農村的經驗為論證的基礎，指出第三世界控制生育人口政策的失敗，不能孤立的以老百姓非理性的態度來解釋，而在於整體社會條件的惡劣，要能改變更為寬廣的貧困、階級、種性等結構性問題，才可能改變農民的態度。
1972年他回到坎帕拉（Kampala，烏干達首府）在馬凱雷雷（Makerere）大學擔任助理，同時進行博士論文田野研究。此時碰上軍事強人阿敏（Idi Amin）政權的「排亞」政策，因印裔身分流亡倫敦，滯留難民營期間完成第二本的專書《從公民到難民：烏干達亞裔赴英記》（From Citizen to Refugee: Uganda Asians come to Britain, London: Francis Pinter Ltd., 1973），這本文情並茂的報告記錄、分析印度移民成為代罪羔羊的政經、精神困境。1973年在友人安排下回到東非坦桑尼亞德雷沙蘭（Dar es Salaam）大學任教，開始了爾後四十多年的教學研究生涯。1974年完成博士論文，《烏干達的政治與階級形成》（Politics and Class Formation in Uganda,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London: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1976），這本專論成為理解烏干達現代史，特別是五〇至七〇年代轉化的重要著作，展現了他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根底，也奠定了他日後其他著作將分析對象歷史化、理論化的基本思維方式。德雷沙蘭大學時期，對這位年輕老師而言是極為關鍵的養成階段，那是個思想噴發的年代，坦尚尼亞1964年獨立建國，領導人尼雷爾（Julius Nyerere）的社會主義思想受到毛澤東農業集體化的影響，主導著國家各個層面的發展，校園裡也出現各式各樣的小型讀書會，討論《資本論》、共產國際、蘇聯與中國革命、農業問題、烏干達的政治社會等等，馬克思主義、第三世界的思想在此時成為看待非洲問題的主要的理論資源。也是在七〇年代中後期，曼達尼與剛剛成立不久的跨國民間團體CODESRIA發生了延續至今的關係，他的泛非主義信念在這個團體的運作中找到了知識的歸屬，日後發展出以非洲作為整體進行分析的能力，正是在這個成員來自各地的組織，經過長期的相互學習、論辯逐漸培養出來的。
1980年阿敏政權被推翻後，曼達尼重返烏干達，任教於殖民時期就已成立的馬凱雷雷大學的政治系，在此期間碰上內戰（1981至1986），思想空間萎縮，而因為政府與北朝鮮關係良好，與友人成立了「烏朝友好協會」在全國各地的學校、工廠、村莊設立五十多個分支機構，組織讀書會外，支持勞苦大眾，也因此有機會在八〇年代初期經北京訪問平壤。《烏干達的帝國主義與法西斯主義》（Imperialism and Fascism in Uganda, Trenton, N.J.: Africa World Press, 1984）一書的前身，就是為鐵路工人所寫的讀書會教材，它解剖了阿敏體制內外關係中形成的基本性質，以「新殖民主義」概念串聯內部的法西斯與外部的帝國主義，這本著作所形成的分析架構，不僅對認識烏干達的政體留下了當時的思考，對戰後第三世界各地出現的強人威權體制的理解，至今仍然有很大的啟發（蔣介石、朴正熙、李光耀、蘇哈托等）：在全球冷戰美蘇對峙的格局中，新興獨立國家體質虛弱、資源短缺但又百廢待舉，內部多種政治勢力的競逐，提供了國際強權介入的溫床，新殖民主義以代理人的方式與在地軍事強人結合，以經援、軍援進行遙控，延續了舊殖民帝國主義對於相對弱勢地區的宰制與分化，這樣的格局在亞非拉各地維持至今。1984年，因為批評總統奧博特（Milton Obote）的政策，他的公民權遭撤銷，禁止入境，直到1986年政權垮台才得以返國。次年，親身感受到在政局動盪中更要維持獨立研究的重要性，透過與CODESRIA的合作，他推動建立了烏干達第一個民間研究機構，「基礎研究中心」（Center for Basic Research, 簡稱CBR），在政權深入大學體制的外部搭起自主的知識網絡，試圖將當地的政經社會基本研究與更為寬廣的非洲視野連接起來。
1991年曼達尼與印度著名女導演奈爾（Mira Nair）成婚。雖然本身為印裔，非洲的身分認同是他主要的歸屬，這個婚姻深化了他與南亞大陸長期的關係。
在主持CBR期間（1987至1996），曼達尼擴大了對南部非洲大陸的研究，完成了經典作《公民與子民：當代非洲與晚期殖民主義的遺續》（Citizen and Subject: Contemporary Africa and the Legacy of Late Colonialism, N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Kampala: Fountain Publisher; Cape Town: David Philip; London: James Currey, 1996）。Citizen and Subject（暫譯《公民與子民》）一書的極大成就是將非洲當成一個整體作為分析對象，試圖解答兩個相互關聯的問題：權力結構在當代非洲是如何在歷史的變動過程中組織起來？而其組織的方式又如何制約（分化）了民眾抵抗的可能性？換句話說，曼達尼提出了一個以歷史為基地的政治理論，解釋當前非洲的政治困境，核心的關鍵在於殖民史的過程中所遺留下來的政治構造：表面上在獨立建國中由黑人原住民取代了白人統治者，但是殖民體制中所構成的「分散化的極權體制」（decentralized despotism）的「間接統治」形式下，依據所謂習俗法（customary law）所塑造、切割出來的多重「原住民權力當局」（native authority），以部落（tribe）為單位進行治理，各自為政，這樣切割分化的格局並沒有在後殖民的狀態中經過民主機制改造，反而成為衝突矛盾、利益爭奪的來源。簡單的說，殖民時期二分權力結構──白人移住民（settler）是公民，黑人原住民（native）是沒有公民權的子民──在獨立後被複製：少數統治族群（以都會為主）成為公民，原來就已經被切割成眾多的部落（以農民為主體），依舊是子民，中央政權逐步由黑人取代，地方狀態卻是殖民時期所建構出來的部落內部極權主義繼續操作，間接統治延續的結果造成部落之間的族群分化。《公民與子民》所建立起來的理論架構，為他後來的幾本具有高度介入性的著作奠定了基礎，以非洲為整體的比較視野開創出新的學術思想方式。這種立足各地真實處境而又能跨越民族國家的分析方式，對亞洲的學術思想界會是極為重要的參考坐標。
1996年，曼達尼以AC Jordan教授的名義受聘於南非開普敦大學，主持非洲研究中心，成為非洲第一個非洲研究的講座。校方請他規畫全校學生必修的「非洲研究」的共同課程，有關奴隸與南非歷史的部分，特別是在南非後種族隔離時期是相當敏感的問題，遭到人文社會學科所中既有勢力的質疑，引發公開辯論，聚集數百人圍觀。接著，曼達尼在講座的就職演說，以〈移住民何時成為原住民？〉（“When Does Settler Become a Native?”）這個尖銳的話題作為講題，激起各方關切。這個演講中，他清楚的指出，native的概念是settler殖民政權所創造的產物，由於兩者的共生性，所以必須同時被摧毀，除非能夠轉化成新的關係共生共存，setter是不會變成native的。在九〇年代中期，正當南非黑白種族隔離政策處於高度張力下的轉變期，曼達尼在理論上的介入提供了思想上的出路，聚焦在大學體制，展現在課程結構與內容的層面上，其實正是至今依然存在的知識上的去殖民問題（後詳）。在這場後來被稱為「曼達尼事件」（Mamdani Affair）的歷史事件中，可以看到曼達尼能夠在面對周遭環境中出現龐大壓力時，將逆勢轉化為知識上的公共論辯，殺出一條血路，開出具有原創性的理論思考，這種抗壓精神能耐的養成，成為後來他思想上的特徵，爾後的十年中，他陸續介入處理了更具爭議、更為棘手的問題，包括盧安達的種族滅絕、九一一後的反恐戰爭、拯救蘇丹達爾富爾（Darfur）的群眾運動，一直到近來挑戰帝國（主義）人權觀，以及美國的移住民 殖民主義至今未能去殖民化，等重大議題。
1999年，曼達尼暫時離開了非洲大陸，受聘於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出任赫伯特•雷曼講座教授（Hebert Lehman Professor）。初到哥大期間，他完成了重要專著《當受害者成為殺人者：盧安達的殖民主義、原住民主義與種族滅絕》（When Victims Become Killers: Colonialism, Nativism, and the Genocide in Rwanda, New York: Princeton UP; Kampala: Fountain Publisher; Cape Town: David Philip; London: James Currey, 2001）。這個研究計畫肇因於1994年盧安達發生震驚世界的種族大屠殺慘劇，作為鄰居的烏干達人，曼達尼試圖解釋20世紀末期會發生種族滅絕（genocide）的歷史過程，並且尋求彌平衝突的解決之道。承襲了《公民與子民》所發展出來的理論架構對於後殖民時期公民權危機的解析，《當受害者成為殺人者》更為深入的展開盧安達及區域歷史的探究，追溯胡圖（Hutu）與圖西（Tutsi）作為兩種不同的「政治身分」是如何在歷史進程中被國家機構所形塑，並且經過政治的變動中不斷產生變化。原先在非洲大湖地區使用同一語言（Kinyarwanda）所統合的人群，在18、19世紀期間逐漸被分殊，到了一九二〇、三〇年代，比利時的殖民統治將乎圖族建構成本土原住民，將圖其族打造成外來者，以「種族」界定兩者差異，至此種下日後衝突不斷的政治根源，在1962年代獨立後延續，跟其它第三世界國家類似，以選舉方式搶奪掌控資源的國家機器，往往成為族群動員的引爆點，三十年間衝突不斷，最終於九〇年代導致不幸的全面性爆發，相互仇殺。這本研究種族滅絕的經典作，將人們無法理解、慘絕人寰的屠殺事件徹底的歷史化、理論化，並在分析後開始提出大方向的理論命題，他認為衝突對立的群體要在未來如果要能夠共同生活的話，就必須重新界定正義（justice），不能繼續被理解為勝利者（victor）的專屬，而是所有生還者（survivor）所共有，能夠透過協商、吸納的民主機制，打破殖民體制留下的排他性，賦予所有住民同等的權利，才可能解決紛爭。這本著作成為後來曼達尼繼續深化種族矛盾問題探究的重要基礎。
1999年開始執教於紐約的兩年後，2001年碰上了九一一，曼達尼帶著在非洲的養成──以知識介入政治社會，事件發生的一周後，他在紐約市的公共論壇中開始討論要如何理解這個震驚全球的事件，一年半後完成了影響力最大的一本著作《好穆斯林，壞穆斯林：美國、冷戰與恐怖的根源》（Good Muslim, Bad Muslim: America, the Cold War and the Roots of Terror, NY: Patheon, 2004），出版後很快速的被翻譯成七種語言。這本書將九一一事件的發生，擺放在全球冷戰的歷史脈絡中來理解，解析透過將文化政治化，伊斯蘭與恐怖主義的連接被打造出來。被特別是美國在越戰的失敗，美蘇的對立關係中，在世界各地發動代理人戰爭的方式相互制衡，雷根政府積極支持恐怖組織，造成後來的禍害，在冷戰的尖銳對立退潮後，伊斯蘭被建構成對立的它者，依附美國意識形態的是好穆斯林，反之則被樹立為要別打倒的對象。曼達尼在紐約期間以論辯方式介入公共議題，發揮了他冷靜思考、以研究調查為基礎的辯才，2008年被美國Foreign Policy與英國Prospect雜誌共同評為世界最具影響力的二十位公共知識分子中的前十名。
大約在同一個時期，完成《好穆斯林，壞穆斯林》後，曼達尼往來於蘇丹達爾富爾與紐約之間，最後出版了《救世主與生還者：達爾富爾、政治與反恐戰爭》（@Saviors and Survivors: Darfur, Politics, and the War on Terror@, NY: Patheon; Dakar: CODESRIA, 2009）。這本書更是直接以知識介入政治的表現，挑戰了美國以紐約為中心上百萬人參與橫跨左右的「拯救達爾富爾運動」（Save Darfur Movement）。他的分析完整的暴露拯救運動不接地氣，完全以美國自身的主觀需求去投射達爾富爾的狀況，以救世主（saviors）的心態將衝突矛盾武斷的定位為種族滅絕（genocide），迫使美國國家機器介入蘇丹內部矛盾，反而深化了對立，不只是對2003年前後近期的變化沒有充分的把握，對於長期歷史的脈絡與衝突形成的條件與軌跡更沒有理解。在歷史上，以駱駝遊牧為生的北達爾富爾群體，與以土地耕種為生的南達爾富爾人原來一直可以共存，到了英國殖民時期，20世紀前半部落化的政治過程中，土地政策逐漸將遊牧群體與農耕群體區分開來，前者變成了移住民，後者成為了原住民，土地的所有與使用權為後者所有，至此種下衝突與危機。一九五〇年代蘇丹獨立，民族國家化開始出現了問題，沒有土地的遊牧群體與農民，為了各自的生存發生爭執，特別是天候乾旱時，遊牧人要找尋出路向農地移動，在八〇年代後期三波矛盾中步步升高，「土地所有擁有權」（耕地部落）與「公民生存權」（遊牧部落）之間的矛盾，以族群衝突的方式表現出來，造成准內戰的衝突，但從來不是外部所理解的「種族滅絕」。曼達尼以分析、論辯為武器，一人單挑以國家為後盾的百萬人群眾運動，這個極具知識勇氣的介入是以《公民與子民》為立論基礎，是《當受害者成為殺人者》成型的方法與思路的延展與深化，進入達爾富爾的歷史語境，從在地、國家、區域與全球的多層次進行剖析，展現了歷史分析的解釋力，最後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案不在於外部美國與聯合國的軍事介入，而是在蘇丹國家內部與區域性非洲聯盟合作建立起和談機制，促使各方政治力量坐上談判桌尋求和平解決。從《好穆斯林，壞穆斯林》到《救世主與生還者》，我們可以看到非洲一直是他分析的基地，但是所觸及的問題已經是全球性的，或許（修正溝口雄三的講法）可以稱之為「以非洲為方法，以世界為目的」，這個思路會在爾後的寫作中延續下去。
在哥倫比亞大學十年全職任教期間（1999至2010），曼達尼繼續與非洲保持緊密的關係，1999至2002年期間，他擔任CODESRIA的主席，協助該組織完成過渡轉型；2003年休假期間，他回到長期任教的馬凱雷雷大學，組成研究團隊開始了四年的研究調查，最後完成了《在市集中的學者：馬凱雷雷大學新自由主義改革的困境，1989-2005》（Scholars in the Market Place: The Dilemma of Neo-Liberal Reform at Makerere University, 1989-2005, Dakar: CODESRIA; Kampala: Fountain Press, 2007）。該書以馬凱雷雷大學為分析焦點，凸顯出世界銀行主導的新自由主義方案，在所謂「結構性再調整」（structural readjustment）的整體方向下，改變第三世界現代化的建設方案，以市場為導向，透過私有化與商品化的兩種過程，徹底改變了非洲的高等教育，破壞了大學各個層面上作為公共機構的特性。對於非洲大學體制的分析，讓他看到了問題的癥結，要如何使得批判性的知識生產能夠在非洲延續生根，促使他2010年全職回到馬凱雷雷大學任教，以參與實踐來改變大學所面臨的危機。他接掌馬凱雷雷社會研究所（Makerere 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的理念是要建立起一個跨領域的博士班，提供社會理論、歷史、政治經濟學、文化為基本的訓練，培育立足非洲的批判學術人才，也因此非洲過去發生過知識上的辯論成為學生的必修課，但同時也將他在世界各地的學術關係帶回非洲，讓學生能夠透建立起更為寬廣的世界觀。在一定程度上，這樣的設計承襲著CODESRIA長期以來的知識積累，但補足了過去沒有有意識的去培養高等研究人才的缺憾，透過博士班的建立使得泛非主義的分析視野能夠得到繼承，同時能與世界各地形成對話關係。期待他的努力能夠在下一代學子身上開花結果。
除了以上提及頗具影響力的十本專書著作外，曼達尼有六本編著以及大量的學術論文，並在報刊雜誌發表文章與接受媒體訪問評論公共事務。他最近期的著作《界而治之：原住民作為政治身分》（Define and Rule: Native as Political Identity, Harvard U, 2012）是在哈佛大學紀念W. E. B. Du Bois的系列講座，可以說是將他過去對現代非洲（殖民）政體研究的理論性總結。此書將「間接統治」思想形成的源頭追溯到19世紀到20世紀的過程中，英國在印度、馬來亞，以及荷蘭在印度尼西亞出現統治危機的調適方案，在20世紀移植到非洲大陸；其基本的理論已經不再是過去老帝國的「分而治之」（divide and rule），而是「界而治之」（define and rule）：將被統治的原住民分割成不同的人群後，進一步積極的去界定、定義、恢復、保留、規畫他們的傳統與文化，透過法律制度、政治機構，更為主動地去塑造不同的原住民主體性；換句話說，「原住民」、「部落」、「移住民」等都是殖民時期的歷史產物，之前人們處於相對自然狀態的文化與經濟生活中，沒有明確的分類系統，也沒有清楚的邊界，在殖民體制的現代國家到來後，經過統治機器主動的政治過程納入了治理方案；也就是在特定的國家形成（state formation）中，身分認同被政治化、固化，透過行政、法律的實際運作，部落邊界被建立起來，從而回頭去挖掘、打造它的傳統，規範原住民的行為舉止與生活方式，所以原住民不是自然的存在而是政治的結果。正是在殖民統治的歷史過程中，理論與實踐的結合，知識成為治理的依據，而殖民學術卻也造成深遠的影響，在獨立建國後國族史的自我的認識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因此，如何從已經構成的政治體制與歷史認識中解放出來，成為至今必須面對的難題，如何拆解殖民史觀，如何打破間接統治的格局，重建政治、法律機構是非洲大陸漫長的努力方向。
三、去殖民問題意識的展開
在以上簡捷的敘述中，我們以曼達尼生存環境的變化為主軸，以評介他豐富著作為輔助，試圖為讀者勾勒出他學術思想上表現出的關切，以下的討論集中在本讀本收錄翻譯的幾篇重要論文，已出版的時序進行摘要性的閱讀，提供讀者參考。
整體而言，本書以《世界的去殖民》(Decolonizing the World)為題，足以標示曼達尼思想的動力之所在：當前世界是遭受殖民帝國主義歷史襲捲的產物，必須要徹底瓦解殖民過程在精神、物質、知識、法律制度、機構形式、政經體制各個層面所造成或是遺留的禍害，重新挖掘更為落地的多重思想資源才能從，才可能走向以異質、差異為前提，真正開放、自由、民主、博愛、平等的多元共存和平的世界。
民眾運動的挫敗肇因於國家民族主義的興起
〈非洲當代的國家與公民社會：重新理解國家民族主義的誕生與民眾運動的挫敗〉是MM八0年代末、九0年代初期的重要論文，批判性的追溯非洲四0年代崛起的民眾（反殖民）運動如何因為獨立建國導向、由國家所主導的民族主義而遭到重挫，後果遺留至今。他以他所熟悉的烏干達歷史為分析界面，開始拉出非洲的普遍性狀態，對於其它對三世界地區重新思考民主主義獨立運動與民眾運動之間的巨大張力，具有對照與啓發意義。
「移住民」何時成為「原住民」？
前一節中已經觸及〈移住民何時成為原住民？〉一文是曼達尼在1998年南非引發論辯的寫作脈絡。「移住民」與「原住民」是曼達尼極為關鍵的分析語彙，在中文世界中既有的翻譯系統中還沒有形成各方可以接受的共識，有義務跟讀者交代棘手的翻譯問題，特別是對非洲歷史經驗不夠熟悉的情況下，加深了精準理解的困難度。這裡試圖透過翻譯問題，進一步把握作者特定的含義。很明顯對曼達尼的思想體系而言，這組語彙是緊密的結合在一起的，但是又不是自然存在的給定，在非洲的語境中，歷史的與理論的來看，settler的出現才創造了native的政治身分，native所指稱的是settler來到以前原先就住在這裡的人群，在此意義下不同群體的「原住民」（native）之間本來就有很大的差異，並沒有清楚的區分與生活的邊界，而是settler的殖民政權在統治過程中開始對原住民進行分類、界定、研究發明不同部族、部落的文化傳統，部落的區隔有些是原先已經存在的，有些是為了行政治理上的便利而有高度的任意性，在法律上透過「習慣法」（customary law）的程序，交由「原住民權力當局」（native authority）執行，在這樣的政治實踐的過程中逐漸打造、模塑、固化特定原群體先前界限模糊且具有彈性的身分認同。
在進入原住民居住地的過程中，殖民者引入了來自不同社會階層的移民群體，逐漸在殖民地定居，進行墾殖、開發、為殖民母國提供需要的物資，其中包括農民、投資農業的資本家，也包括來自其他殖民地經營小生意的商人（如亞裔來自印度的群體，或是北非地區的阿拉伯人），後者的身分位置不能等同於歐洲殖民者，但也得依附於殖民當局才能生存，所以被視為外來的settler。因為settler在人種、階級，乃至於遷徙動力上的多元複雜性，與殖民者有身分重疊的部分，但又不能劃等號，所以在分析的層次上，相對於原先居住在當地的「原住民」，我們決定把settler暫時譯為「移住民」，傳達這種人群後來是住下來的人，經由長期移入定居下來的過程。
無論如何，settler v.s. native的這組關係還是得具體脈絡化理解，在不同的時期、不同的語境中權力關係是變動的，也許作為分析性的政治概念，特別是底層的人群來，他們未必是強勢者，殖民時期的特權是跟著體制而來，後殖民時期也有很多被獨立政權踩在腳下。
非洲經驗中這組關係裡有很強的「人種化」（racialization）問題，特別是黑白問題，同時如亞裔的印度人、盧安達的圖西人也被人種化，被當成是中間階層，不被當成native，在獨立後成為搶奪國家政權、資源時的被鬥爭對象。規範性的來看，曼達尼認為唯一能解套的方式，是把所有的「住民」（residents）都能一視同仁賦予公民的權利，否則衝突會繼續。盧安達九〇年代屠殺是殖民時期問題的延續，是負面的結果，而南非的後種族隔離時期的狀態是透過高度相互讓步、政治協商的結果，是正面的可能。
其實另外一組相對清晰的概念就是colonizer vs. colonized（殖民者與被殖民者），而為什麼用settler vs. native，正是因為獨立後或是後殖民狀態中，這組住民關係更能捕捉更為長遠的歷史關係與變動，不會因為殖民主義在殖民地形式上的結束而失去分析的效力。
同樣，native authority是譯文中經常出現的語彙，authority在中文系統中接近的語彙是「當局」（「官方」），指稱的是地方上以「部落」為間接統治單位的原住民權力機構，譯成「原住民權力當局」似乎更清楚些。
致於在台灣與華文世界裡，移住民與原住民的分析語彙能夠帶來什麼樣相對應的問題意識，雖然不可預測，我們估計這是相當具有爆發性的問題，透過外在的參照體系（非洲經驗）能夠「客觀化」情緒性的討論，如明清時代來台的漢人移民是否是「移住民」？「原住民」是什麼時代的建構，是明、清還是日據時代的殖民政府的政治建構？二戰結束前來台的漢人在1949年的當下是否都該被視為「原住民」？國民黨是「移住民」殖民政權嗎？那麼2000年上台的民進黨政權（甚至於更早的李登輝政權），相對於「原住民族」也是移住民殖民政權嗎？從「原住民族」的立場來分析，要開創什麼樣的政治條件，才算是脫離「殖民統治」？中國大陸以少數民族來定位漢人以外的群體，歷史的來看，明清時期如何定位在台灣的原住民族？當代出現大陸以「少數民族」與台灣以「原住民族」的差異定位相對於漢人的群體，意味著什麼？等等。在進入論辯前，需要更多對應於非洲經驗在地的歷史研究與理論性的思考，期待讀者在閱讀中能夠激盪出新的想法。
挑戰帝國（主義）人權論
〈超越紐倫堡：南非後種族隔離轉型的歷史意義〉是一篇介入性很強的論文，以南非九〇年代的政治協商經驗為基礎，挑戰了當代人權運動與論述的基本依據──紐倫堡大審。這篇文章的重要性在指出，以處理國際爭端而形成的紐倫堡模式，對於思考內戰性國內爭端的問題有很大的侷限，要讓內戰結束能夠繼續生活在同一個社會當中，必須是以未來的共存為目標，不能只是對於過去的暴力犯罪進行制裁，不僅南非，烏干達、盧安達、莫三比克，乃至於台灣的二二八、五〇年代白色恐怖，印尼的1965至1966年對印共的大屠殺，馬共的長期武裝鬥爭等，都是內戰型的衝突，不能以簡單的勝／敗邏輯解決過去的衝突。如何從存活者的角度，透過大規模的政治協商、妥協，查明真相、撫平傷口才是解決之道，所以是以政治過程為基礎來進行法律的訴訟、賠償等。然而，南非CODESA模式不僅可以用來思索國內問題，對於國際紛爭中牽扯到的人權問題討論一樣有啟發，一方面要將暴力、犯罪脈絡化（而不是簡單的進行道德判斷），找出形成問題的歷史條件，另一方面針對問題在牽扯到國家的內部進行結構性改革（而不是用外力介入）。理論與方法上，它以倖存者的範疇去包容過去的受害者、加害者、旁觀者、受惠者。如果當初紐倫堡是以生還幸存者的正義來思考，就會是長遠的未來導向，當時就會開始設法阻止長崎、廣島延續至今的核武競賽，或是以和平共處的目標推動和解，也就不會造成猶太人流亡海外，導致以色列為了建國強勢入侵巴勒斯坦，至今沒法解決衝突矛盾。用曼達尼的話來說，就是與其對死者報復，不如生還者有再次的機會。
以慣用的思考方式將討論對象歷史脈絡化，曼達尼指出紐倫堡（與其相關的東京）大審的誕生是二次大戰戰勝國之間論辯要如何制裁戰敗的納粹德國的結果，最後決定以法庭的形式進行審判，建立起「戰勝者的正義」（victor’s justice）的基本模型，從戰勝者的觀點理解受害者的正義（victim’s justice），它把懲罰的對象落實到戰敗要負起戰爭責任的個人身上（如希特勒、明仁天皇所帶領的主要將領），在勝／敗、受害／加害的框架下，不但不會追究戰勝者具有毀滅性的攻擊（杜魯門對長崎、廣島所投下的原子彈），也為尋求族群與民族衝突的和解，導致爾後大量猶太人從歐洲流亡海外。簡單的說，紐倫堡大審是國際政治的產物，不是孤立的法律判決，但是所形成的模型與思考邏輯造成日後深遠的影響，特別是對國際人權論述，強調個人層面犯罪責任的制裁（體現在至今的國際刑事法庭）。
相對紐倫堡模式，曼達尼提出南非經驗。當人們把目光投向南非九〇年代的「真相與和解委員會」（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簡稱TRC）時，他把爭議放置在更大的政治環境中來理解，視TRC為民主南非大會（Convention for a Democratic South African，簡稱CODESA）的一個環節，它存在的動力是在打破種族隔離體制，納入各方（包括過去非法的）政治勢力，透過協商、討論、妥協的機制，將立場全然不同的敵人化為政治競爭者，重點不再是懲治與處罰，而是指向如何創造條件，讓所有人在未來能夠平等的共同生活在同一個政治體制當中，所以不是排除而是包容性的；要能達到這個目的，焦點就必須在調查真相的同時走向寬容諒解（forgiveness），也正是TRC的基本寬容邏輯，取代了紐倫堡的懲罰邏輯，而前提就是以政治正義取代法律上的刑事正義，以倖存者的正義取代戰勝者－受害者的正義，以未來的和解取代對過去的懲治。是在艱苦而又漫長的政治協商中（1991至1994），CODESA走出了長期種族隔離的狀態，創造了新的和平共處的可能性，這正是南非經驗最為難能可貴的地方：黑人原住民群體能夠克服內部立場的差異，不以趕走白人移住民為目的，白人政權也願意創造出公平競爭的條件，和平過渡，以民主方式進行政權移轉。
整體而言，本文對於當代人權論述的挑戰在於，道德判斷必須能夠建立在充分解釋衝突矛盾形成的歷史縱深的分析之上，才能在長遠進行改革、調整或是和解，否則簡單、平面的道德制裁不僅可能淪為高調，就是製造外在勢力介入內部紛爭的機會卻又不必為長遠的未來承擔政治責任，雖然可能動機良好卻成為帝國人權的權力操作。
美國的移住民殖民主義狀態
在〈移住民殖民主義之今昔〉一文中，重新將美國擺放到世界最早的移住民殖民主義的歷史位置，提出的核心挑戰性論點是：美國沒有歷經去殖民的（自省）過程，不僅導致對於其自我認識的偏頗，也造成以其實踐為參考的殖民模式閃過檢討的契機，後患遺留至今。簡單的說：今天的美國依然處於移住民殖民主義狀態。
曼達尼帶著他過去面對非洲經驗下開展出來的settler v.s. native的問題意識探究美國史，驚人的發現到：在非洲大陸，無論是殖民或是後獨立時期，所謂原住民的理論與政治位置一直處於舞台的核心與settler對峙，而當代美國思想史主導性的敘述中不是「原住民」沒有位置，就是將原住民問題懸置，效果更是以settler的觀點在建構歷史，也就導致沒有對於身為世界第一個settler殖民主義進行反省，白人剝去了settler的身分，很理所當然的成為美洲大陸的主人。但是如果把歐洲settler對原住民殖民的問題擺在美國史的核心，就會對美化過的歷史進行從根的質疑。從原住民的視角來看，許多光輝事件都可以作不同的理解，如「美國大革命」並不是革命而只是謀反，是建築在對原住民的欺壓的前提上；美國一項聲稱的平等與反殖民的自我定位，也不過是建立在對原住民與非洲裔黑人的不平等與對原住民族的殖民主義前提下所進行的種族滅絕。
歷史的來看，白人settler與原住民的政治關係是不斷變動的，最初對於原住民部落承諾的妥協方案是：只要原住民能「安分守己」，就可以在共同的國家結構中讓原住民在國會中有席位來自我代言，到了1830年傑克森總統「排印」方案的出現，承諾成為謊言，同時開啟密西西比河以東對印第安人族群的清洗的大規模攻勢，「種族滅絕與限制（活動範圍）」（genocide and confinement）成為此時的基本國策；到了1844年七萬印地安人流離失所，最後僅數千人存活。下一波的暴力始於1850年加州加入聯邦之後，開始大規模屠殺印第安人，後來提出解決問題的兩國方案，以密西西比河東西劃界，東邊白人統治，西邊為印第安國。但是在一八六〇年代內戰後，兩國方案的承諾再次毀滅，最終以建立印地安「保留區」收場。亦即，從印第安原住民立場來看，他們的命運歷經一連串承諾的幻滅，一波波種族滅絕。
這個世界最早的保留區與英國殖民主義間接統治的部落主義分享著共同的政治機制，保留區／部落內酋長集權力於一身（native authority），以所謂習慣法進行治理；同時實質通行證體制（pass system），後者源自於美國南方墾殖區（plantation）對黑人的管理，進出需要獲准，成為日後許多重要案例參考學習的對象。1910年南非從英國獨立出來，白人settler政權特別派團赴美考察，學習土地問題的處理，結果參考美國模式於1913年立法，將大部份87%土地劃給白人，13%留給原住民，也就是印第安人的保留區模式，沿襲的統治方式正是種族隔離政策的原型；但是直到今天人們不用種族隔離來認識印地安保留區，也不會認識到種族隔離的始作俑者就是美國政府。一九四〇年代納粹集中營的想法，就是受到八十年前林肯總統任內安置印第安人保留區的啟發，以監禁的方式將猶太人集中管理。總之，放在殖民史的脈絡中來看，美國是settler殖民主義統治技術的先驅，原住民保留區的種族隔離是它的發明。
換句話說，如果非洲大陸在二戰後獨立的風潮中擊敗了歐洲人settler殖民主義，迫使政權移轉，雖然至今還在面對遺留下來難以處理的去殖民問題，那麼美國的settler殖民主義依然長存；如果說典型的移住民殖民主義在加拿大、紐西蘭、澳洲、南非等地都被迫對原住民問題進行反思，那麼美國經驗到今天都還沒有開啟全面性去殖民的省思工程。而重新開啟這樣的討論，就是對美國在世界史的位置重新評估，如果它的殖民主義還在進行，就意味著未來全球性的政治任務必然要向終結美國殖民主義推進。其中的的一步就是要對它自身的歷史敘述重新認識，因為settler殖民主義的問題並沒有成為歷史的過去。曼達尼引用印第安法律專家的認知方式指出，印第安人之於美國，就像猶太人之於德國，以及巴勒斯坦人之於以色列一樣，人們對於民主的信念是否能持續，就看這些面臨惡運群體最終的命運而決定。
重新開啟對美國settler殖民主義的討論，是在質疑一個被過度美化的美國，更重要的是對美國民主被壓抑掉的前提的重新認識，當一個國家成立的前提是在對原住民族的滅絕時，它必須能正視立國的歷史，不僅是要還印第安人歷史的公道，如此一來也才更有條件想像巴勒斯坦解放的來到。
在第三世界，特別是東亞，經過冷戰的對抗，代理人（proxy）的戰略（日本、台灣、南韓）扶植起各地親美反共的政治實力，以新殖民主義的形式成為區域性的太上皇。半個世紀來，美國幾乎與自由、民主劃上等號，被徹底美化，就連大規模的在亞太軍事行動都被視為是在捍衛世界和平。同樣的代理人戰役（自由主義）跟在上述資本主義區塊類近，也在（前）社會主義國家展開，美國夢成為中國大陸中產階級的依託，政治勢力中暗暗崇拜美式生活方式與民主已經成為主流意識。如何重新認識美國至今的移住民殖民主義的性質，成為當前批判性思想界的首要任務。
我們大學體制的去殖民還沒發生？
〈在公共知識分子與學者之間：去殖民與非洲高等教育在獨立後的一些嘗試〉一文，是曼達尼2015年4月於「萬隆／第三世界六十年」杭州論壇中發表的新作，試圖聚焦以大學為知識生產樞紐的去殖民問題，所觸碰的相當真實、尖銳而又困難的議題，在中文地區、亞洲，乃至於世界範圍內，都聞到蠢蠢欲動的苗頭，但討論又尚未充分展開。在過去的兩個世紀中，以歐洲經驗為基礎建立的大學體制，及其相應的知識生產機制與龐大的內容，透過資本主義、帝國主義與戰後民族主義運動的多重結構性力量，在世界個角落全面擴散開來，相當有效的改變了各地原有的思維模式與對自身與世界的認識，使得知識生產越發有同質與單一的傾向。無論是強加的殖民化或是自保式的自我殖民化歷程，所搭建起來的大學體制今天都面臨迫切的反思，雖然能夠反省的條件與深度各地差異很大，非洲戰後的經驗或許值得借鏡，讓我們能逐漸提出立足我們自身歷史經驗的問題。
曼達尼的分析指出，現代大學的基本模型是以學科分類為基礎的機構，這個設有圍牆與門禁的社區空間裡的三群組成分子是行政人員、學術人員與學生，1810年設計出來的柏林大學是濫觴，它的誕生是德國被法國擊敗之後，在爾後的一個世紀中大學的形式與歐洲啟蒙時代所養成的知識傳統，擴散到歐洲與世界各地。而人文社會學科的出現在大學分科內當然受到自然科學的制約（以普遍主義為標準規範），但是以「人」（human）為中心範疇的學問是從歐洲內部文藝復興以來對於基督教教會的回應與反動，同時在對外征服與擴張中，扮演著文明教化的角色，因此，所謂的「人」其實所指的是以歐洲人為代表，被殖民的是次人類（sub-human），尚未文明開化。這個內外的雙重性於是帶來了相互矛盾的結果，在普遍的層面上，認為社會學科聲稱人文（humanity）的單一性，它的基礎就是歐洲特殊的經驗，搭配科學主義與演化論的線性史觀，以歐洲丈量其它地方，否認了多元經驗與視角，構成了後來所謂的歐洲中心論，推銷到殖民地。以歐洲獨特歷史經驗來置換同一的「人」，這樣的前提，包括以此開展出來的學科分類，以及大學的機構形式產生的特定歷史條件，是否能夠在其它地區適用，成為去殖民必須要面對的認識論議題。（舉例來說，啟蒙傳統的歐洲人文學科有很強的從宗教脫離出來的背景，所發展出來的學問與宗教之間有強烈的制約關係，顯性或隱性地牽引著知識的內容與形式，而這樣的背景在東亞地區並不存在。）
非洲的前現代有其自身知識生產的機構，而現代意義下的大學始於殖民時期，早期在18世紀到19世紀中期殖民大學的任務在於文明教化，北部非洲如歷史悠久的埃及艾資哈爾（Al Azhar）大學被現代化成為西方意象下的大學，南部非洲如開普敦（Cape Town）大學與金山（Witwatersrand）大學則是殖民者直接建立的機構。到了19世紀中葉特別是1857年印度的大謀反之後，讓英國殖民者體會到高等教育會帶來統治上的困惱，於是對於殖民地大學的設置多有保留，以致於20世紀在中部、東部非洲所設立的大學都相對謹慎，以服務於殖民統治為依歸。因此，大部分的大學都是獨立後民族主義的產物，例如奈及利亞1961獨立前只有一所大學，爾後三十年間建立了三十所大學。整體而言，民族主義的國家體制作為大學的催生者，除了將其視為現代化工程的一環，同時是人才培育的溫床，為了在國家與社會的各個層次上能夠快速培養出本土精英取代白人殖民時期所盤踞的工作崗位。
在這樣的背景下，獨立後去殖民的改革逐漸展開，體現在最早一波以「非洲化」（Africanization）的訴求出現，對大學機構爭取工作與受教資源的機會，也就是相關人員（教師、學生、行政管理）以黑人取代白人，或是爭取增加非洲人的比例，來消除殖民時期人種上的歧視與不公平待遇。在實際的論辯中出現的是「權利」（right）與「正義」（justice）兩種話語的對峙，原先種族歧視下的獲利者以平等權利的訴求來自保，受害者則以人種正義來爭取現狀的改變。這個形式的論辯與鬥爭在白人主導的殖民大學中展開，從六〇年代就出現在東部非洲烏干達的馬凱雷雷大學，到九〇年代南非後種族隔離時期如開普敦大學，但是實際的問題還沒有到激烈的地步。
有關大學機構形式最為劇烈的論辯集中在學科與其相關的整體課程規畫問題，因為人種的對立，在白人大學中很清楚的可以看到：人文社會學科的內容、對象與知識傳統是以白人為中心的歐洲，這整套教育與非洲自身的歷史與社會環境無關，正統學科於是成為研究歐洲人的學問，就連跨學科的非洲研究也是建築在歐洲的視角上。「非洲化」的呼聲當然不會只停留在人員的更替，必然會體現在教學內容上的非洲化。六〇年代以坦桑尼亞的德雷沙蘭大學為核心展開，針對整體的課程規畫與以學科為基礎的所系行政組織進行論辯，激進派要求全面性的改革，取消學科為基礎的所系建制、重整課程，居於主流的溫和派贊成課程改革但是主張維持既有學科，保守派則拒絕任何大幅度的變動。結果，因應國家狀況需要，推動成立了六〇年代以後風行的跨學科「發展研究」學程，造成很大的爭議，不但不受學生的歡迎，在紛擾的爭論中近半數教員憤而離職。機構的重整方面，成立了發展研究中心（Institute for Development Studies）對全校各領域教授跨學科必修課程，而人文社會學院則以自己的師資開設核心必修、選修課程，內容以東非社會、歷史與政治為主，二、三年級則以科技及發展規畫為重點（這個部分近似於東亞地區的「國學」部門）。配合著課程的改革，年輕老師們也在校園推動小規模的讀書會，在七〇年代形成另類知識的熱潮。相對於德雷沙蘭經驗，九〇年代開普敦大學的論辯與改革是發生在南非後種族隔離知識轉化的語境中，根本的對立反映在學科與區域研究上，前者探究的是白人被視為普遍性人類的經驗，而後者被視為有色人種的特殊族群經驗，那麼面對新的政治情勢與歷史條件，大學要如何調整？設置全校共同必修的非洲研究課程，能夠解決面臨的困境嗎？
無論是六〇年代東非或是九〇年代南非的論辯中不斷出現的張力在於大學的定位，是要培養追求普遍性知識的「學者」，還是回饋自身所處社會的「公共知識分子」？也就是現在耳熟能詳熟悉的「學術卓越」與「社會關聯」這組抽象的對立概念。一旦坐落在具體的語境中就成為一組對抗的暗語，追逐學術卓越在南非大學意味著維護種族隔離時代的既得利益者，而訴諸社會關聯性則是在挑戰排他的種族歧視。但是，如果將去殖民問題放在認識論的層次思考時，殖民時期的存在的張力──學者生產理論，公共知識分子應用理論，在去殖民的狀況中已經不再是從外部輸入理論的時代，得將我們所面對的現實狀況進行歷史化與理論化的工作，今天知識工作者必須兼具過去兩種不同的「分工」。特別是在今天新自由主義當道的語境中，在非洲大陸世界銀行等國際資金透過學校、智庫等機構，將知識生產收編（收攏）到官方的議程當中，徹底改變學者與知識分子的位置，此時的知識生產者不但要對官方政策進行批判性的分析，同時要將另類提案揭示在民眾面前，讓公共政策的決定能夠進入民主討論的過程，任務較以往越發艱鉅。
曼達尼對於大學知識生產的討論讓我們體會到去殖民工作在認識論層面的迫切性，它不僅關乎當前整體知識體系建立的前提，學科分類體系移植的適切性與正當性，更關乎實踐層面上機構運作的調整，特別是已經通行一兩個世紀搭建起來的機構建制要如何鬆動，找到新的可能性，它的前提在於打破單一形式的迷思，拒絕被綁架到全球大學評比的規格化丈量標準當中，走向更為多元、更為貼近各個地區長期積累的優勢，創造另類知識方式得以存活的有善條件。但是大學體制不是孤立的存在，是政經、社會變動的一個環節，每個地方在前近代既有的與後來所建立起來交織形成現代知識傳統的條件差異很大，反思的契機與建立另類可行方案的條件都不容易把握，這方面的思想工作艱難但又沒有退路。
在上述思索的語境下，我們知道大學的去殖民問題，特別在第三世界，是一個幾乎不可能展開論辯的問題，它不只是思想問題，更關乎長期已經形成的機構、體制，關乎人員的工作保障與家庭生計，關乎最難以撼動早已養成的學科信仰與忠誠，關乎資源分配，方方面面難以說儘的問題。但是，如果我們都認識到，任何地方有人存在的社會要繼續走下去，知識都扮演著無法泯滅的關鍵位置，那麼就必須要敢於面對、批判、論辯、調整整體的思想狀況，否則路越走越窄，越發沒有希望。期待非洲經驗能夠觸發有志者共同的思考，搭配未來社會變動條件的出現找到出路。
陳光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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