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問而近思：劉夢溪學術訪談錄

序言
 
為了文化與社會的重建／余英時教授訪談錄
「文化中國」與儒家傳統／杜維明教授訪談錄
中國現代文明秩序的蒼涼與自信／金耀基教授訪談錄
中國傳統文化研究的現代方向／陳方正教授訪談錄
現代性與跨文化溝通／史華慈教授訪談錄
哈佛的中國學與美國的中國學／傅高義教授訪談錄
經典會讀與文明對話／狄百瑞教授訪談錄
中華民族之再生和文化信息傳遞／杜維明教授訪談錄
 
後記
香港版跋語

序
　　
香港版跋語

　　本書初版由北京中華書局印行，距今已經十年了。中間不乏出版機構找我商談再版事宜，中華也一直有重印的計劃。主要是我一時騰不出手來，來不及對初版重新作一次系統校訂。等到我想重印了，又因余英時先生的名字遭遇朦朧的禁忌，欲再版者變成唯唯否否。一位從事出版的業者向我建議，索性刪去訪談余先生這篇，應該就沒有障礙了。此議固然。但在我無論如何不能接受。遙憶清光緒九年，也就是1883年，陳寅恪的祖父陳寶箴任浙江臬司不到四個月，就因王樹汶案蒙冤去職。陳寶箴的態度是：「一官去耳，輕如鴻毛。」至於一書的出與不出，對一個學者而言，簡直等於無，豈能因一書而忘情忘義哉。實際上，如果沒有1992年我與余英時先生的對坐忘年，後來的那些訪談對話，就無從說起。世間事，語默動靜無非緣法。有一次哈佛大學的傅高義教授過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前總編輯李昕先生聽說我與傅有故人之情，便安排了一次小聚。席間我將《訪談錄》一書持呈給傅，他是我的最重要的對話人之一。同時也送給李昕先生一冊。李先生看後，立即說此書應該重印。於是此書便輾轉到了香港三聯書店。中國的體制真是特而不凡，北方不亮南方亮，此地辦不成的事情，易地南移，還真的辦成了。不僅辦成了，而且再過幾個月，就要付梓了。我該向香港的讀者說些什麼悄悄話呢？書中兩位與我對話的主人公，金耀基先生、陳方正先生，他們就佈道耕耘於斯。我想他們會喜歡港版書的風格。余英時先生從大陸出來，首站就是香港，且曾獲任新亞書院院長。此地比較重大的學術活動，我的許多訪談對象都應邀前來扮演過舉足輕重的角色。據我所知，他們都喜歡香港。
　　
　　我第一次來香港是在1992年，記憶猶新。當時還沒有回歸。結識金耀基先生就是在那一次。我寫過一篇文章，發表在潘耀明先生主編的《明報月刊》上，題目叫《初讀香港》。這裏不妨摘錄幾段，以明我的香港觀。其中一段寫道：
　　
　　這是另一個中國，一個社會未被破壞的中國。近百年來中國戰亂頻仍，運動不斷，要麼和別人鬥，要麼和自己鬥，總之沒有消閒過。亂鬥的結果，文化破壞了，社會解體了，這是最難醫治的創傷。香港雖然不能完全逃離這種內鬥外鬥的影響，但社會卻保持了完形，文化也未遭到根本的破壞，這是香港的真正的優勢。文化一詞，人們耳熟能詳，說得口滑，但文化以社會作為自己的依託物，社會不存，文化安在哉？
　　
　　文章的另一段寫道：
　　
　　香港是不平等條約的犧牲品，是大英帝國強佔的中國領土，是中國的南大門，是連接中國和世界的橋樑，是臨時的政治飛地，是繁榮的東方通都大邑，是世界金融與貿易的中心，1997年以後是一國兩制的實驗場。但比所有這一切都重要的應該是：香港是中國人的驕傲！她向世界表明，在社會不被破壞的情況下，中國人能創造怎樣的現代經濟與文明的奇跡。沒有深圳經濟特區，談不上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經濟改革；而沒有香港，便不會有深圳經濟特區，也不會有一國兩制的思路。香港的地位，香港人自己最明了。五十年不變,如果是歷史的思考，何必如此吝嗇？我相信是舉成數。甚或如《周易》所示，五十乃大衍之數，麗象繁垂，時空變幻，盡在其中。（載香港《明報月刊》1993年第3期）
　　
　　我說這些話的背景，至今已過去二十有五年，整整四分之一世紀。後來又多次去過香港，既見證了各盡其職的安寧，也看到了哀愁與紛擾。我的《學術訪談錄》在這個時候南移覓知音，簡直是不識時務。不過與我對話的諸位碩學，可不是等閒人物，更不是一時的人物，而是直到現在仍不減影響力的人物。他們的思想，是一生思理學問的結晶，今天重新驗看，仍然感到新鮮。《21世紀經濟報導》的編者，就是因為看到我與金耀基先生的對話，雖然已是十年之後，還是感到新鮮得如同即時所寫。因此毫不猶豫，立即在報紙上以多版的篇幅全文刊登。其實訪談金先生的這篇文字，我的手寫筆記回北京後竟然失蹤，撰寫時用的是內子的極簡略的記錄，以及我的盡可能的記憶，所以遺漏舛誤多多。書中的這篇定稿，是經過耀基先生全文修改補充的文稿。此點是必須再次向讀者交代的。這就是何以此篇文字顯得格外系統完整的緣由。
　　
　　訪談對話，非學術之堂奧，就寫作而言，亦小術也。可是它們在我的學術經歷中所佔的位置，卻有不可輕看的意涵。本書序言寫道：「所收之與余英時、與史華慈、與金耀基、與杜維明、與傅高義、與狄百瑞、與陳方正諸先生的訪談，無異於躬逢思想的饗會，真是非經過者不知也。史華慈的深邃沉醉，余英時的真切洞明，金耀基的博雅激越，杜維明的理性低徊，傅高義的親切闊朗，狄百瑞的陳義獨斷，陳方正的科學思維，都無法淡化的留在我的心裏。」而陳方正離開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所長的位置，學術天地豁然大開，文思泉湧，每年都有新作。特別是北京的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年出版的他的《繼承與叛逆：現代科學為何出現於西方》一書，成為人文學界口耳相傳的大著述。本人主編的《中國文化》雜誌，近年連續多期有方正先生的文字，為拙編大光篇幅。
　　
　　因此本書的出版，協同書中的這些泰山北斗再次降臨香港，應不止是寂寞學林的一道小風景。《論語．憲問》記孔子之言曰：「作者七人矣。」然則本書的真正作者，應該是余英時、史華慈、傅高義、金耀基、杜維明、狄百瑞、陳方正「七人」，我只是他們思想的追尋者和記錄者。雖然我也是這些訪談的設計者。如果不是當時，移在今天，相信他們和我本人都不具有如此傾心長談的興趣。也許連如此傾談的精神和體力，我和他們都同樣地不具備了。史華慈教授已經作古。余英時先生已是望九之年。
　　
　　本來還有兩位於我也是亦師亦友的學問大家—張光直先生和李亦園先生，也該留下和他們訪談的記錄。其實還有許倬雲先生，我們在南京曾談得彼此下淚。可惜這些都完全無此可能。許先生應該很難再離開匹茲堡了。2016年3月23日，我赴臺出席兩岸文化論壇，期間前往南港中研院李先生家中看望他。他看上去還好，但思維障礙嚴重，能記住的往事寥寥無幾。反復說當年在福建，由於家境不好，才來到臺灣大學。當下的事，似乎已經很難進入他的記憶庫存了。
　　
　　感謝李昕先生推薦本書在香港三聯書店出版，感謝責編李斌先生的辛勤勞作。諸家之小傳係及門黃彥偉博士整理編寫，在此一併致意。余英時先生的名字在此地可以不朦朧，也令我感到欣慰。眇予小書，但它充滿了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