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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戴著黃星星

Ich trug den gelben S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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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KAPI 推薦

  • 【2017年度選書】《行過地獄之路》│在故事的一開頭,他生命的最後幾頁就已被人撕走

    文/瑪塞林2017年1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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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黃麗如專欄|囧途】請不要用相機再射殺一次

    文/黃麗如2015年06月30日

    「No photo. Please don't shot it again!」前方褐色捲髮的女子憤怒地對著身後有點被嚇傻的東方男人說。男人的食指還半按著快門,有點不知如何是好。但博物館的氣氛凝重,每個人的目光都聚焦在那個男人身上,只見男人臉頰脹紅。展櫃後方的確有一個「禁止攝影」的圖示。地點是在波蘭的奧許維茲集中營 more
 

內容簡介

一名成長於柏林的猶太女孩
面對納粹的殘酷迫害
改名換姓、盡力躲藏直至二戰結束
她在絕望中求生的堅忍意志,是殘酷時代的人性曙光

  英兒・杜肯出生於德國猶太家庭,在納粹時代的柏林長大。1933年希特勒上台後頒布各項歧視的法令使猶太人飽受威脅,許多人選擇移民出國。英兒・杜肯的父親先行移民英國,卻因二戰爆發與家人就此分離。而後,納粹陸續實施多項壓迫猶太人的政策,例如用「產物清單」控制猶太人的身家財產,並將猶太人集體運送到集中營等。許多猶太人在秘密警察的大規模搜索下被逮補,英兒・杜肯的許多親友都未能躲過。面臨隨機盤查、無止盡的飢餓、炸彈的轟炸,英兒・杜肯與母親隱姓埋名,在善心人士的掩護之下驚險萬分地倖存下來。直到1945年二戰結束,他們逃亡的生活才落幕。

  英兒・杜肯在戰後成為一名記者,本書是杜肯在1978年出版的回憶錄,從1933年希特勒上台寫到1945年二戰結束。

本書特色

  ◎ 本書從1933年初希特勒甫上台開始實施一系列壓迫猶太人的措施為開端,透過英兒・杜肯——一名猶太女孩的角度,描寫猶太人在納粹時代的生活情況,以及柏林當時的樣貌氛圍。

  ◎ 收錄二十張珍貴歷史照片,例如被印上大寫J用以標示猶太人的特殊身份的身分證,以及一些用於躲避蓋世太保查緝的偽造證件。

  ◎ 客觀詳實的報導式描寫,讓讀者得以跟著事件的脈絡認識這段慘痛的人類歷史。

  ◎ 德文版出版至今40年,被指定為德國高中生課外讀物,中文版首度出版。《我戴著黃星星》跨越時代,提醒著我們,這段歷史離我們並不遠,幫助我們用更宏觀的角度面對現在身處的世界。

各界推薦

  王瑜君(台北醫學大學助理教授)、林育立(資深駐柏林記者)、夏夏(作家)、游亞旭 (以色列經濟文化辦事處代表)、羅岩(台北歌德學院院長)一致推薦!

  「英兒・杜肯這本重要的自傳碰觸了台灣目前歷史教育與生命回憶的痛點⋯⋯期待這本自傳出版,可以幫助讀者在有生命溫度與歷史深度的場景中反思過去民粹主義與簡化的愛國主義的謬誤,和所帶來的悲劇;也期許這樣的深度閱讀,能激發我們持續探索黑暗記憶潛藏的創新與療癒的力量。」——王瑜君

  「那段努力抓著生命活下去的過程,在英兒筆下不只有恐懼與憂傷,偶爾有笑聲與出乎預料的幸運,更為人們寫下當時柏林市民如何冒著生命危險盡可能地幫助猶太家庭的細節,讀來令人心頭溫暖。」——夏夏

  「今天,一名年輕的柏林猶太女人,她以樸實而不矯揉造作的文字告訴我們,她與母親是如何捱過那段充滿恐懼、困頓與絕望的歲月。同時她也報導了彼時的柏林市民百態,特別是不畏恐怖與危險,而挺身為柏林猶太同鄉解圍的那些人。」——前西柏林市長、德國駐以色列大使克勞斯‧舒茲(Klaus Schütz)

  「驚心動魄的篇章與書名給人的感覺完全相悖。英兒與母親受到死亡恐懼與極不人道的世界催逼,她們藉著摘去黃星星,讓生命「正常化」。她們盡其所能發揮擬態的藝術,在生活中、命運裡,發展出外人看不出的保護色,成為混跡柏林人當中的柏林人。」——時代週報

  「英兒‧杜肯的這本著作,講述她在納粹時代以非法方式居住在柏林的生活,她讓讀者一同經歷、一起受苦,使人真正走進一個時代。但她不說奧斯維辛,柏林才是她的主題。這城擁有所有人道與不人道的,可怕的事物慢慢滲入,一切隨著時間而顯明。」——法蘭克福匯報

  「原本將被送往集中營的這對母女,竟逃離了毒氣室的命運——這是柏林一小撮德國人共同促成的偉業。一千兩百名猶太柏林人都以這樣的方式倖存下來。讀畢本書會心中一暖,然而我們卻不能忘記,猶太人的性命對當時大多數的人而言,是如何事不關己。」——新德國報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英兒‧杜肯(Inge Deutschkron, 1922-)


  一九二二年八月二十三日生於德國芬斯特瓦德(Finsterwalde),成長於柏林。她的父親是中學老師,一九三三年因猶太出身與社民黨員身份被撤職。一九三九年,父親先行逃往英國,因戰爭爆發與家人就此分離。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三年,英兒‧杜肯與母親在柏林「奧圖‧懷特盲人工坊」(Otto Weidt Blindwerkstatt)工作,與其他面臨迫害的猶太同事一同受到掩護,躲掉了被送往集中營的命運。杜肯與母親後來受到友人藏匿,在驚心動魄的環境下生存。直到一九四五年五月八日,納粹投降、二戰結束的那一刻,她們始終顛沛流離地逃著。

  戰爭結束,英兒‧杜肯移居英國,終與父親相聚,並且在英國求學、就業,而後任職於「社會黨國際」(die Sozialistische Internationale)倫敦辦事處。一九五六年起,英兒‧杜肯以自由記者的身份定居西德波昂。一九五八年,她成為以色列報紙《馬利夫報》(Maariw)的駐西德特派員。一九七二年,由於不滿西德反閃族聲浪再起以及六八學運的反以色列態度,英兒‧杜肯決定遷居臺拉維夫。一九八八年因《我戴著黃星星》改編劇作《從今天起妳名叫莎拉》(Ab heute heißt du Sara)上演而又回到柏林,此後往返於兩地之間。二○○一年,七十二歲的英兒‧杜肯決定晚年定居柏林,直到今日。

  她的一生精采,獲獎無數,包括孟德爾頌人文精神獎、柏林政府勳章等。她曾多次拒絕受領「聯邦十字勳章」,因為一九五○年代有許多納粹人士獲頒此獎。英兒‧杜肯的著作包括《我戴著黃星星》(1978)、《以色列與德國:一段困難的關係》(1983)、《猶太區與集中營,孩子們的地獄》(1985)、《牛奶沒有蜜:以色列的生活》(1988)、《我倖存後的不舒服人生》(1992)、《移民:從倖存到陌生的語言》(2001)、《不怕納粹的懷特爸爸》(2001)、《他們留在影子裡:沉默英雄紀念碑》(1996)與《我們曾逃脫:在地下抵抗的柏林猶太人1933-1945》(2007)等。

譯者簡介

彤雅立


  擺盪在台北與柏林兩座城市之間,以寫作、文學翻譯與電影研究為業。著有詩集《邊地微光》、《月照無眠》,譯有《卡夫卡中短篇全集》、《被帽子吞噬的男人》、《美妙時光》等書。2015年獲邀參加中德文學翻譯工作坊,2017年於柏林與波蘭進行文學翻譯駐村計畫。
 
 

目錄

【推薦序】黑暗記憶中療癒與創新的力量 王瑜君
【譯者序】縫隙中的光亮 彤雅立

我戴著黃星星
1.「你是猶太人」
2.變化多端的學校時光
3.十一月九日
4.英國沒有回應
5.在柏林,燈熄了
6.奧圖・懷特的盲人工坊
7.地獄門前
8.「產物清單」
9.隱遁
10.四處藏匿
11.置身「安全」
12.被炸毀了
13.人性的,太人性的
14.納粹及其他
15.古冰來的難民
16.「剩下來的」
17.其後
 
 

推薦序

黑暗記憶中療癒與創新的力量
文・王瑜君


  猶太作家杜肯這本自傳中記載的事情已經是80多年前的歷史了,作者與她的母親在納粹政權期間,靠著朋友的相助,隱瞞身份留在柏林直到戰後。討論納粹與猶太浩劫的作品很多,為什麼現在還要翻譯和出版一本這樣的書籍?為什麼這本自傳值得推薦給今日的華文讀者?

  2017年是重大歷史的年份,在歐洲是馬丁路德宗教改革500周年紀念;在台灣是二二八事件70周年的紀念。這兩個表面上看似不相干的事件,卻反映出很重要的內在連結:全球變動歷史脈絡下普世人性的黑暗沉淪和療癒創新。變動的危機可以促發大規模的社會運動,引發衝突和殺戮,而悲劇過後的痛定思過,則能引發創新的制度和視野。路德宗教改革之後引發三十年戰爭(1618-1648)讓歐洲陷入黑暗殘酷的爭戰,生命與資源的巨大耗損之後,歐洲開始出現容忍不同信仰的立法思維與國族國家的出現。幾個世紀以來,歐洲在經歷大大小小人性黑暗與光明的辯證,形形色色意識形態的社會實驗,當前全球紀念馬丁路德宗教改革500周年的風潮,早已經超越基督宗教史的框架,開展出對普世人性與人權的反思與回顧。另一方面,二二八事件在台灣雖然已經不是政治禁忌,但是轉型正義的歷程才剛剛起步。我們有國定紀念日和紀念儀式,卻缺少對相關檔案和歷史真相追根究底;有紀念館的展示,卻缺乏與當前世代動態活潑的生命連結。長年膚淺與形式化的「紀念」的負面效應之一,就反映在2016年底新竹光復中學的「納粹變裝事件」。光復中學事件後續檢討的熱度猶存,《我戴著黃星星》的中文版此時適時出現,讓我們有機會深入探討下面幾個問題:

  (1)「轉型正義」vs「與記憶搏鬥」

  在看重歷史教育的德國,談到面對歷史罪責與創痛時,鮮少用到源自社會科學,充滿法庭審判意象的詞彙「轉型正義」,而是用「與記憶搏鬥」(Vergangenheitsbewaeltigung)一詞。後者意涵更多日常生活面向。歷史記憶不只是來自於檔案或物件,更多來自日常生活中的掙扎與矛盾。這本自傳中我們具體看到納粹時期在德國柏林一般百姓的日常,看到困在柏林的猶太人如何提心吊膽,隱藏身份求生;看到一般德國百姓如何麻痺自己的良知,在民粹思維中隨波逐流。這是加害者與受害者的生命實況記錄。

  (2)科技理性與國家暴力的起源脈絡

  許多時候,我們以集中營來象徵納粹政權的國家暴力,但是集中營其實是暴力的下游執行階段,而首都柏林,才是納粹以科技理性藉口來合理化國家暴力(例如,以種族優生來解決資源不足的危機)的起源地。在柏林的萬湖(Wannsee)會議,納粹領導階層定案「猶太人問題最終解決方案」,啟動了大規模謀殺的滅絕機器。作者與她母親提心吊膽,忍辱求生的城市,也是加害者規劃種族滅絕藍圖,秘密警察逮捕刑求的行動中心。本書中的許多場景和人物生動的描繪,幫助讀者具象了解日常生活表象下潛藏的人性黑暗面和集體暴力的誘惑,從而增進對複雜歷史脈絡的敏感度。

  (3)超越族群刻板標籤的框架

  當我們把視野從統治高層拉到尋常百姓,從政治軍事拉到日常生活的領域,那麼許多歷史情境下,加害者vs受難者的界線是模糊曖昧的。像杜肯與母親這樣在柏林非法身份生活而最後逃過死劫的猶太人共計有一千四百二十三位,他們的生命是歸功於許多深具道德勇氣,默默行善的德國人,戰後在英兒‧杜肯的發起與奔走之下,催生了柏林的「沉默英雄紀念館」(Gedenkstätte Stille Helden)。 另外,書中最後章節紀錄蘇聯紅軍攻進柏林的段落特別發人深省。與德軍奮戰糾纏多年,犧牲慘重的紅軍,終於攻入首都柏林後,許多士兵就以強暴婦女和搶奪財物來洩恨。作者心中一直非常期待紅軍來解放柏林,一開始也對紅軍士兵主動示好,但是很快就出現驚恐的場面,但幸好她和母親幸運地躲過人身的摧殘。這段記錄也警惕後人,解放者、加害者和受害者的界線可以很輕易地跨越,狹義的愛國主義也常常是暴力的藉口,這本自傳鋪陳這些生命故事交織的歷史場景,幫助讀者更深刻體會捍衛普世基本人權的重要。

  英兒・杜肯這本重要的自傳碰觸了台灣目前歷史教育與生命回憶的痛點,走過猶太倖存者在首都國家權力密集交織的縫隙的曲折求生之路,再一次提醒我們:黑暗歷史的記憶不只是教育、法學、歷史學、國際政治等專業領域的關注,更不是教科書上可以簡單帶過的段落而已。最近敘利亞難民潮引發各地對新移民的疑慮,美國川普總統上任後訴求簡化的「我們vs 他者」二元分類來排擠移民,更是對自由民主開放社會的重大反挫。在這一波紛擾的辯論中,期待這本自傳出版,可以幫助讀者在有生命溫度與歷史深度的場景中反思過去民粹主義與簡化的愛國主義的謬誤,和所帶來的悲劇;也期許這樣的深度閱讀,能激發我們持續探索黑暗記憶潛藏的創新與療癒的力量。

譯者序

縫隙中的光亮
文・彤雅立


  英兒‧杜肯今年九十四歲了,她依然健在,生活在柏林。她說,看著同胞的命運,她為自己的倖存感到慚愧。關於猶太人被迫害,我們聽過許多大歷史,知道納粹的邪惡,但是個體的生命故事,我們卻知之甚少。多數猶太人難逃被迫害的命運,慘死在集中營;倖存者的話語因而格外珍貴。除了幾部重要的集中營回憶錄之外,人們並不真的明白第三帝國時期的真實生活。英兒‧杜肯沒有進到集中營,她以另一個身份,他人的名字生活在納粹時代。她的生活,指的是躲藏在縫隙之中。

  一九四一年九月,德國境內所有的猶太人都必須佩戴黃星星。一如安妮‧法蘭克(Anne Frank)在她的第二篇日記中所描述的德佔時期荷蘭:

  ……一九四零年五月以後,好日子迅速地消逝,首先是戰爭,其次是荷蘭投降,緊接著德軍來到,也就是我們猶太人艱苦的日子開始了!反猶太人的法令接二連三的公布:猶太人必須在衣服上綉一個黃星星,猶太人必須交出他們的腳踏車,也不能坐電車和開汽車,只能在下午三點到五點在指定的猶太商店買東西,八點左右便不能在外面逗留,八點後甚至也不能坐在自己的花園中乘涼,猶太人不准去電影院、歌劇院及任何娛樂場所,也不准參加公開的運動活動,游泳池、網球場、曲棍球場和其他運動場都不准進入,猶太人也不准和基督徒來往,猶太人只能到猶太學校念書等等,還有許多其他嚴格限制猶太人的法令。

  《安妮的日記》書寫少女安妮躲在密室不見天光的兩年生活,《我戴著黃星星》則書寫英兒‧杜肯與母親透過假身份得以倖免於難,而後步步驚魂生活在納粹德國的情境。荷蘭與德國的反猶法令自有些微差異——在德國,佩戴黃星星的人搭乘地鐵只能站著。英兒‧杜肯寫到自己搭乘地鐵被讓座的經驗——

  在地鐵中,一個矮小結實的男人從他的座位站了起來。

  「我請您立刻坐下!」他中氣十足,大聲地說,左手指著他讓給我的座位。大部份其他的乘客則假裝什麼也沒有聽見。這班地鐵擠滿了人,就像每個早晨上班前的時刻那般。我只是許多人必須站著的人當中的其中一位。當然,要不是我在那天早晨第一次戴上「猶太星」,那麼,這個男人肯定不會讓位給我。

  英兒‧杜肯之所以能夠活過這個時代,不僅是因為幸運之神降臨,而是納粹時代一群沉默英雄的默默協助。他們甘冒生命危險,在德國境內庇護猶太人,特別是奧圖‧懷特(Otto Weidt)先生,開設盲人工坊,收容許多猶太盲人在此工作,他們鎮日製作鬃刷,提供給納粹軍方使用。懷特先生左手庇護猶太人,右手接納粹政府訂單。為保護員工,不惜向黑市買假證件。改名換姓生活,總要遷居到沒有人認識自己的地方,而二次大戰勝敗與否,會打多久,沒有人知道。那是暗夜之中的漫長等待。

  柏林西南郊的湖光山色,竟是決定猶太人命運的地方。萬湖會議中的納粹高官在冷靜理性之中決定了一項瘋狂的舉措——「猶太最終解決方案」。開始翻譯本書的時候,我帶著它來到萬湖文學屋參加中德翻譯論壇,夏日明媚,平靜的湖與安靜的樹,總讓人無法理解殘酷緣何而生。曾經在冬雪之中走經萬湖會議廳,蕭索而乾淨的景致,大門前立著警醒世人的說明。然後,迎接猶太人的則是集中營。

  或許冥冥中的安排,去年在房東的屋裡意外發現了英兒‧杜肯的親筆簽名書。那本小書講述難民被迫遷居他國之後,面臨新的環境與語言的適應問題。書中收有幾張圖片,其中一張是一九三九年四月在英國報上的難民求職廣告,上面有難民的自我介紹與職能簡介,如廚師、家傭、園丁、司機等。這是有能力出境的猶太人的命運——條件當然是經濟。一九三零年代,猶太移民潮不僅到美國,足跡也遍及上海,三萬多名猶太難民曾在二戰期間居留於此,帶來了他們的教堂、報紙、咖啡館。今日佇立於虹口的上海猶太難民紀念館,揭櫫了一個苦難民族的經歷。而德國則有藝術家進行多年的絆腳石計畫──走在柏林的街上,時不時會發現地上的石子路添上一顆金色的小銅磚,上面銘刻著罹難者的姓名、生日、被送往集中營的日子與死期。小銅磚作為紀念碑,就設立在罹難者家門口的地面上。我相信無家可歸、無墓可棲地幽魂必定時常在此徘徊。有時在回家的路上,若下起雨來,你會發現整條街的地面竟閃耀著金色的光。有些孤伶伶地孑然一身被帶走,有些則成雙,還有一些是一家人。全德國就這樣,六百萬人就此消失,許多老舊的房屋,有著一個又一個的家族故事。當我們爬上階梯,那一步又一步踩踏於木頭的聲音,可以讓人輕易想起書中的情節。蓋世太保的腳步聲、汽車疾駛於安靜街道的聲音。還有舊式建築因隔音技術尚未發達,給予躲藏莫大的挑戰。

  翻譯這本書的過程,心情不僅隨之跌宕起伏,我的靈魂似乎全被猶太抓住了。或許是他們的靈始終存在,而我透過翻譯形成感應。卡夫卡最後一篇小說〈約瑟芬、女歌手或者耗子的民族〉(1924)當中這樣描述:

  我們的生活非常不安,每日皆帶來意外、惶恐、希望與怖懼,以致於一個人若無友伴可朝夕憑恃,他將不可能忍受這一切;就算得其憑恃,也往往相當艱難。……我族已過慣苦日子、不愛惜自己、易下決斷、知死為何物,只是長期生活在好勇鬥狠的氛圍裡,表面顯得怯懦罷了……大難臨頭的威脅使我們更加靜默。

  歐洲自十七世紀以來的排猶運動,直到一九三零年代達到高峰。許多人早早便搭上了輪船前進美國新世界。直到多年後的今天,我才真正意識到這段歷史離我們並不遠,傷口就像這座廢墟中重建幾十年的城市那樣,結了痂而心易碎。

  生活在縫隙之中,總有一點光亮。在奧圖‧懷特盲人工坊改建的博物館中,陳列著幾張來自集中營的明信片,上面寫著關於飢餓的暗語——「馬鈴薯大型交易」。這樣懷特先生就會知道,該想辦法寄點吃的過去。柏林哈克夏市場區是盲人工坊與沉默英雄紀念館的所在地,經過英兒‧杜肯的奔走,沉默英雄終於有了自己的紀念館,也讓世界知道那抵抗永遠在。而那膽戰心驚的雙重生活是如何過下去的?唯有縫隙中的光亮,給人明天的希望。
 
 

詳細資料

  • ISBN:9789869338356
  • 規格:平裝 / 288頁 / 16k菊 / 14.8 x 21 cm / 普通級 / 單色印刷 / 初版
  • 出版地:台灣
 

內容連載

地獄門前
 
在地鐵中,一個矮小結實的男人從他的座位站了起來。
 
「我請您立刻坐下!」他中氣十足,大聲地說,左手指著他讓給我的座位。大部份其他的乘客則假裝什麼也沒有聽見。這班地鐵擠滿了人,就像每個早晨上班前的時刻那般。我只是許多必須站著的人當中的其中一位。當然,要不是我在那天早晨第一次戴上「猶太星」,那麼,這個男人肯定不會讓位給我。
 
那是一九四一年九月十九日,從那天起,我們被迫這麼做。在前一晚,我依照規定將這塊黃色布徽縫在大衣的左胸前。猶太福利局必須給每個猶太人四片這樣的星形布徽,並且收取相關費用。
 
愛麗與我約好了每天早晨一起去上班。她去懷特先生的辦公室,我當時則去克尼普麥爾先生那裡。我們擔心在外面遇上別人「興之所至」的反應。至於柏林市民,我們並不害怕,況且我也有自己的一些小問題。幾個月以來,我都搭同一班地鐵,進同一個車廂,另一名青年也是如此。我不知道他是誰,我們從來沒有交談過,彼此間卻發展出一種莫名的好感。我只知道他不是猶太人。我承認自己也會擔心,萬一他發現了我戴著的猶太星,他會有怎樣的反應。那天早晨,他證明了我的憂慮是多餘的。戴上猶太星的第一天後,我再也沒看見他。可能是偶然吧,又也許他也會害怕看見這些。並不是每個人都有像這位先生這樣的勇氣,強迫我接受他的讓座。當我小聲告訴他這樣違法,會受罰的是我不是他的時候,他只好屈服了。
 
當我在莫克橋站下車時,他跟著我,問我能不能陪我走一段。這樣總不犯法了。我沒辦法跟他說是怎樣的原因讓我覺得他的陪伴使我很不舒服。幾步路以後,我懇求他讓我自己一個人走,他也這麼做了。那段時間,我在克尼普麥爾公司上班,且絕不能讓辦公室的人看見我戴著「猶太星」。我重複著如下或者類似的動作幾百回——在四下無人的廊道脫下縫著黃星星的大衣,然後穿上沒有縫上黃星星的外套。這樣並非沒有危險,因為若有個蓋世太保特務盯上我,那麼我的命運就會像那些不幸的猶太人一樣,他們在街上被蓋世太保攔下來,用鉛筆檢查黃星星是否穩妥地縫好固定住。他們任意專斷的判決,使猶太人無可避免地被送進了集中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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