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一、研讀哲學史的必要性
哲學史的書已指不勝屈,但在漢文天地裡,具研究及參考價值者卻罕見。一來不具「教育」性,因為連最起碼的教育功能也無,文字既不流暢,論理亦不清不楚,作者對哲學之領會力大受質疑。二來無助於「智慧」之提升,漠視哲學一詞,或Philosophy一字之原意—「愛智」。
在力求客觀條件的要求下,又得相對遵守一準則,即儘量不扭曲而持平以闡釋或批判史上的哲學家。至於哪些哲學家有資格入選?這又涉及到很複雜的選擇問題。英文著作中頗具權威的哲學史著作,柯普立斯頓(Frederick Copleston,S.J., 1907-1994)該屬其中佼佼者。從1959年開始出版《哲學史》(A History of Philosophy)共11冊,隻字不提支那人,此一現象必引起支那人的不滿甚至憤怒,但與其發洩情緒,不如冷靜地反省思考。誠如該巨著作者在序言中所提的例,撰述英國史者該詳述英女王伊麗莎白服飾數量呢?還是應對擊敗西班牙無敵艦隊(Spanish Armada)大書特書?二者在全球史上尤其在英國史上的重要性,可以相提併論嗎?就哲學領域而言,哲學史的撰述者難免有自己的一套哲學觀,據此作為選人及擇材的標準。此種「偏見」難免,也不必諱言,更不用誇稱公允無私。在民主社會裡,言論開放,市場供需,在貨比貨之下,品質高下,讀者心中自有一把尺。
史是指時間的流程,古、今、未,三者連成一貫,意義就凸顯而出。不過,「時」也有長短,有些哲學思考未能「立即」成為時人及接續時代的風潮,卻潛伏成為暗流,識相者相隔數百年之後才使之重見天日,這也具有「史」意。但若認定今人頗富珍貴之理念,是自古有之,只是今昔相隔竟然一兩千年,則不得不引發一種「大哉問」,一來是否該理論自古即有之,二來即令該理論早有祖先言及,為何該哲學觀念種子長久不能萌芽、茁壯、開花又結果?不少支那讀書人咸認哲學的最高智慧,早有古聖先賢言及,此種心態,骨子裡,是狂妄的自大狂(hybris)作祟使然!
對「史」缺乏認識者稱為「史盲」,此種人不配稱為受過教育者;相同的,若對「哲學」一竅不通,即是「哲學盲」,此種人欠缺人生意義感。「史」加「哲學」而成為哲學史,二者內容相同者甚夥。「史」是由「人」所建構的,該種「人」之中,哲學家占的份量頗重。歷史是一種變遷的記錄,在演進的流程中,有變,尤其是大變。變,除了自然力之外,就是人力的施為,人力當中的精神力及思維力所積聚的知識力,可以掀風作浪,左右人類行為的走向。其中,哲學家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
過去發生的事,包括哲學思想,都變成無實用價值的古董了嗎,只堪陳列在博物館供今人憑弔乎?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1770-1831)在他的《歷史哲學》(History of Philosophy)第一冊第17頁中說,哲學史的內容,不外乎包括了好多已逝的思想系統,你埋葬我,我也埋葬你。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也說過:「形上學使人心懸著一種永不褪色的期待,卻從未能實現該期待」;當「其他學門一直往前推進時」,形上學學者「總是繞著同一個點,似乎未見前進分毫」。懷德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 1861-1947)也有下列一句陳述:歐洲哲學史各學派皆曾領風騷,也都接受過挑戰;其中,形上學系統如同垃圾一般的被丟棄,但彼此卻各不相讓。
人非聖賢,孰能無過,即令神仙打鼓也會出錯。歷代哲學家之見解受到挑戰,這是極其明顯的史實。但史有「鑑」之意,可當教訓用,使今人及未來的人減少錯誤。前人種樹,後人乘涼;前人種的樹或許枯萎了,死亡了,但今人及後人就不該重蹈覆轍,卻應栽新種,使乘涼的人更多更久。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如此進步就可期。當然,深悉往事者,仍有步入相同錯誤的可能,但史盲,犯的錯誤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