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這本小書是一份紀念,是個人對唐詩研究的階段性總結。
書中收錄了五篇論文、一篇附錄,由最早的〈李賀詩歷代評論之分析〉以迄最晚的〈論王維詩歌中理性觀照的人格特質與表現模式〉,撰述發表的時程橫跨了十七年。十七年的時間,必然能引起諸多歲月的感慨,滄海桑田,莫過於斯。所謂渺滄海之一粟、縱白駒之過隙,蝸牛角、石火光之類的比喻,無非都是對宇宙的敬畏與對存在的唏噓,但智慧卻又是由此而生,在不可承受之輕中創造了永恆回歸之重。其中點滴,又何須多言?
如今成書,不能免俗,約略言之,本書所收論文中,除「王維」一文,其他四篇都完成於博士修業之前與結業之際,此後則開始擴展領域,兼治紅學,「王維」一文反倒成為唐詩研究的尾聲。期間所論,系統成書面世的有《唐詩的樂園意識》、《唐代詩歌與性別研究──以杜甫為中心》兩部專著,而這幾篇單一論文得以結集成冊,便於讀者觀覽,實須感謝五南圖書出版公司黃文瓊副總編輯的極力玉成。各章的出處謹個別交代如下:
〈李賀詩歷代評論之分析〉,《國立編譯館館刊》第22卷第1期(1993年6月),頁129-158。
〈李商隱詩之神話表現〉,《國立編譯館館刊》第24卷第1期(1995年6月),頁1-18。
〈論唐詩中日、月意象之嬗變〉,彰化師範大學中文系主編:《第四屆中國詩學會議(唐代詩學)論文集》,1998年5月,頁323-352。
〈李、杜「閒適詩」比較論〉,《國立編譯館館刊》第27卷第2期(1998年12月),頁35-61。
〈襟三江而帶五湖──初唐文壇的彗星王勃〉,《聯合文學》第17卷第5期(2001年3月),頁42-45。
〈論王維詩歌中理性觀照的人格特質與表現模式〉,《臺大中文學報》第32期(2010年6月),頁209-254。
諸篇收入此書時,則依論述對象的時代先後編排,透過王維、李白、杜甫、李賀、李商隱的位序,以見唐詩發展變化的軌跡,王維一文因此居首;而關於日月意象的討論則因屬跨時代的宏觀考察,因此置諸最終,隱含總收之意。
透過目前的編列,雖然諸篇文章各有不同的切入角度與聚焦主題,仍可以清楚看出時代精神遷變的內在消息。從盛唐王維、李白、杜甫的深厚、向上,到中唐李賀、晚唐李商隱的微細、偏歧,唐詩藝術的發展自是越發尋幽探勝,風光無限,但詩人的心靈走向卻是逐漸逸離正軌,失去了「博大、均衡、正常」的人性格局。李賀之陰魅,在「詩鬼」的稱號中表露無遺;李商隱之哀淒悱惻,也是絕望至極的椎心泣血,毋怪乎成為神話解構的大師,「地老天荒」、「天荒地變」之類的末日表述主要出現於此二李的筆下,非為無端。連帶所及,日、月這兩個人類最親近、熟悉的宇宙意象,天天點綴在生活舞臺的背景上,觸目可及、不離不棄,竟也因為「觀看之道」的改換而展現出前後迥異的面貌,人之呼吸時代空氣,可謂入骨透髓,乃在個體的獨特性之外又參與了集體的共感,於是烙上了類似的印記。原來所謂的「超越時代」,真正的意義是帶著時代往前多走幾步,而前進的動能則是來自文化的哺育與同儕的激盪,大傳統(great tradition)的沉厚豐沛、生存環境的鏤刻形塑,對於成家為師之輩而言,其重要性實與個人天賦才性不相上下。
在這個由王維、李白、杜甫、李賀、李商隱所組成的唐詩的多維世界裡,年輕的心智最容易為李白式的豪邁奔騰、李商隱式的纏綿悱惻所觸動,以為人生的精髓在於狂喜大悲,「強度」乃是衡量價值的標準;隨著經歷日多、體悟日深,卻領略到王維式的境界高妙至極,也動人至極,此際已轉向「深度」、「厚度」的範疇,也進入更高層
次的成熟,詩人與讀者皆然。
有學者曾經定義所謂的「成熟」,是「一種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輝,一種圓潤而不膩耳的音響,一種不再需要對別人察言觀色的從容,一種終於停止向周圍申訴求告的大氣,一種不理會哄鬧的微笑,一種洗刷了偏激的淡漠,一種無須聲張的厚實,一種並不陡峭的高度」,這番闡釋洗練深刻、精準入微,與其用在蘇軾身上,施諸王維可能更為切合,畢竟東坡固然曠達自適,於晚年的最終時刻、浪跡天涯海角的困窘絕地猶且展現出「雲散月明誰點綴,天容海色本澄清」(〈六月二十日夜渡海〉)的清明心境,令人感佩神往;實則仍不失刺眼的鋒芒、陡峭的凜然,一絲乍洩,是非陡生,以致終身跌宕曲折,事出有因。
王維則不然,早慧睿智,復以修為自持,真正幾乎完全做到德國文學家赫曼‧赫塞(Hermann Hesse, 1877-1962)所言:「內心深處有一種寧靜和一處庇護所,任何時候你都能夠退避到裏面去,而保有自己的本色,⋯⋯雖說這種本事人人都有,但卻很少有人能掌握住,並發揮出這種本領來。」此所以王維的人格特質及其詩歌風格總帶有一種「透明的隱祕、安靜的熱情、遙遠的親切」,若即若離、味淡韻長。試看〈終南別業〉一詩所云,「興來每獨往,勝事空自知」的山水之癖何嘗亞於棄俗之隱士,卻無妨自得其樂,不染一絲厭俗負性之氣;至於「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之境界,比諸東坡〈定風波〉的「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更加舉重若輕、不落痕跡;最後的「偶然值林叟,談笑無還期」一聯最是盡顯通透無礙的自在,「偶然」而不「必然」,袪除了非如此不可的執著自限,坦然順迎各種因緣,因此,可以「談笑無還期」的對象乃是林中老叟,桑麻菜蔬、柴薪鹽米之瑣事皆可津津樂道,渾然不覺時間之流逝,既完全沒有「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劉禹錫〈陋室銘〉)的矜傲,較諸東坡所自豪的「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悲田院乞兒」,王維的輕描淡寫也更顯真正的無差別心。由於已達此一超然化境,故無論身處任一時、地,遭遇何種人、事、物,皆能玲瓏圓滿。
唯耽於情濃者,往往停留在入乎其內的激盪層次,錯失出乎其外之後淡泊寧靜的弘遠深沉,以致謬以「無情」非議王維,殊不知適得其反,所謂「靜水流深」(Still waters run deep),表面波瀾不興正因為深不可測。明代詩評家鍾惺便探得此一奧義,所謂:「情艷詩,到極深細、極委曲處,非幽靜人原不能理會。此右丞所以妙於情詩也。」以及:「右丞禪寂人,往往妙於情語。」誠為金睛洞視之見。唐代王維之外,民國的弘一大師亦是絕佳明證,今古呼應,雖然王維屬於世間與出世間相即相融的隨遇而安,在家身、出世心,證知朱門、蓬戶本質無異,故始終皆是摩詰;弘一大師則是先入後出、濃極轉淡,前半生的紅塵翩翩與後半世的禪門寂寂截然二分,終於拋棄了李叔同,脫胎換骨,但本質上兩人都屬於能探得「極深細、極委曲處」的「幽靜人」、「禪寂人」,其「妙於情語」的「情艷詩」自不同於李商隱「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乾」之類的執迷,一般讀者當不易體會。因此,王維雖然時代較早,卻是最晚寫成,其理應然。
「一個求道者可以活在世界裡, 卻不能讓世界活在他的心裡」,對照舉世浮動的心思、競進的姿態,此言誠暮鼓晨鐘,聞者足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