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歹托邦

代序 歹托邦辯／康正果

被忽視的先聲－－重溫殷海光的「共產黨問題」論述
毛像的興衰與高氏兄弟的「去毛」創作
毛澤東和歹托邦：亂與暴的反噬
破解毛共軍事神話
毛澤東的假面舞會
除誣解魅的史筆擔當
共情與共惡
國民與黨民
不屈的受難和奮爭－－《上帝是紅色的》台灣允晨版代跋
靈與肉的受難
紅與黑的陰影
情慾的力量
活出饑餓，歷盡死亡－－讀蔡楚詩文集《油油飯》
反事實的多重歷史想像－－漫議陳冠中的解恨賦
文緣書命度年華－－評廖志峰《書，記憶著時間》
一顆裹著糖衣的苦藥
君子上達
港人的自由與中共對它的利用和侵蝕
不是有希望才抗爭，而是抗爭中求希望
突破「一中」的困境

 

代序

歹托邦辯

　　幾年前，我在紐約參加了一個討論會，會議的議題是「走出毛澤東遺產的陰影」。

　　與會者從各自關注的方面揭批毛澤東的罪責及其危害，大家一致認為，毛的遺產是阻撓中國社會轉型最大的障礙，只有徹底全面批毛，才有可能堵死習近平的倒退之路，民眾所期待的政治改革才有希望。會中引起爭議的問題是所謂毛澤東的理想主義。有位與會者發言中反復強調毛澤東有其真誠的理想主義的一面，他堅持認為，毛的烏托邦幻想影響深遠，特別是在官員腐敗，貧富相差懸殊的今日中國，毛的理想主義仍有其一定的現實意義。針對此君的發言，與會諸人紛紛提出不同的看法。反駁者大都認為，無論從毛的人品還是個性來看，他這個人既談不上有什麼崇高的理想，也從未設計出改良中國社會的美好藍圖。眾所周知，烏托邦是指不可能實現的美好理想，其著眼點首先是建立完美的社會制度，讓全民過上安居樂業的生活。反觀毛自從帶領紅軍上井岡山直到坐鎮中南海的革命生涯，他的所做所為不只沒造就中國人安居樂業的社會現實，反倒攪擾得全黨全民跟上他吃苦受罪，胡折騰了好幾十年。改革開放以來，執政當局為扭轉其一黨專政的危機以圖倖存，只得撇開毛澤東胡搞的那一套，開始摸著石頭過河，中國人才逐漸過上了較前改善的日子。毛澤東的暴政舉世有目共睹，罪不容赦，如何評價毛的遺產，在很大的程度上已成為鑒別每一個中國人良知之有無和人格之高低的問題。時至今日，實在不必再糾纏毛「太想幹好事」或「好心幹了壞事」之類的讕言了。

　　在大陸民眾從小接受的黨化教育語境中，「理想主義」是個崇高的大字眼，屬於共產黨人的信仰冠冕。另有與之對立的「唯心主義」一詞，按照馬列哲學的教條，則被定位為「剝削階級的世界觀」而備受貶斥。黨國體制下的黨民久已習慣黨云亦云的說法，長期已安於其日用而不知的處境，哪曉得這兩個一褒一貶的洋概念均譯自Idealism這一英文單詞。僅就此謬種流傳的實例來說，即可見毛共集團的理想主義之浮誇虛假和盜名欺世了。共產黨人既然如此反對唯心主義，又怎能成為真誠的理想主義者？他們的革命事業從打土豪搶浮財起步，一直暴虐到今日的無官不貪和官民對立，如此惡劣的極權體制又怎能與社會制度完美的烏托邦混為一談？其實西方另有一叫作「歹托邦」的現成用語，拿該詞來指稱中共極權所建構的社會才可謂名副其實，恰如其分。

　　dystopia一詞源自希臘語，本義是壞地方，與烏托邦中的美好社會完全相反，該詞也特指由極權政府及其計劃經濟和科技專制控制的惡劣社會。這種反人性的社會形態有以下這些令人恐懼的特徵：

　　一、表面看來是公平有序、沒有貧困和紛爭的理想社會，實際上全都是假象。
　　二， 最高當局用宣傳對國民洗腦，對膽敢反抗此體制者，一律強硬制裁，嚴酷打擊。
　　三， 剝奪表達的自由。禁止或沒收所謂對社會有害的出版物。
　　四， 貧富兩極分化，在社會承認的市民階層以下，有不被當人看的窮人和賤民存在。
　　五， 生活在社會體制內的市民階級，由體制根據血統進行管控。
　　六， 為強制進行人口調整，市民的家族計劃、戀愛、性行為及生育等都由社會管控。
　　七， 推行愚民政策，所有負面信息均被屏蔽，面對種種社會弊端，國民只能逆來順受。

　　號稱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蘇聯就是歹托邦社會形態的始作俑者。俄國作家薩米爾欽年輕時曾積極參加十月革命，不幸在布爾什維克奪取政權之後，他發現蘇聯社會的種種弊端都顯示出上述的恐怖特徵。針對蘇共掌權初期的暴政，早在二十年代初，薩米爾欽就創作了一部被奉為歹托邦文學範本的小說《我們》。該書描述的「一體國」雖為六百年後的恐怖世界，其中種種駭人聽聞的跡象都依稀投射出蘇維埃制度的陰影。因此該書完稿後只能以英譯本在西方出版，隨後作者本人也被迫逃出了蘇聯。

　　受到薩米爾欽《我們》一書的影響，喬治•奧威爾於一九四八年出版了他的歹托邦小說代表作《一九八四》，書中的「大洋國」統治者通過電視和竊聽監控全民的恐怖已敲響了共產極權威脅整個世界的警鐘。其時正值神州板蕩，赤焰得勢之際，民主黨派及其「進步」的知識分子對共產黨滿懷希望，一片叫好。獨有殷海光目光如炬，看穿了中共集團假共產之名以行其一黨專政之實的圖謀，在他有關「共產黨問題」的論著中向親共擁共者發出警告，歸納了中共的詭變性、獨佔性、堅執性、國際性和崇尚暴力五大特徵。殷海光雖沒提到「歹托邦」這個用語，他那些富有洞察的論述實際上已預警到歹托邦社會形態的恐怖前景。他當初對民主黨派發出的警告後來果然都一一應驗，熱心擁戴共產黨的羅隆基、章伯鈞之流，在中共奪權後僅享有了很短促一段分一杯羹的僥倖日子，沒多久都被戴上大右派的帽子，受盡了打壓。本書的首篇文章〈被忽視的先聲〉即全面重溫殷海光這方面的先見之明。

　　可悲的是，中國的知識分子當時多偏於思想左傾，比如像老舍這類北京小市民水平的文人，就走上了不聽警告而撲燈蛾自尋死的道路。奧威爾的小說出版之日，老舍正在美國講學， 提起這部警世預言之作，他明顯表現出不屑一顧口氣，對作者描述的共產化恐怖情景，他僅視其為「驚險的幻想」，還說其中「充滿了陰森的謠言」。隨後老舍即應周恩來委託文藝界之邀返回北京，從此大寫歌頌新社會的文藝作品，積極參加反右運動，還受到毛澤東接見，榮膺了人民藝術家的稱號。黨天下乃是共產黨作威作福的天下，黨利用作家時可把他們捧紅，黨不要作家時也可把他們抹黑。老舍不管怎樣緊跟黨走，結果還是沒能逃脫D-503和文士敦的命運， 他視為「謠言」的預言，一轉眼就應驗在他的身上。文革一開始，老舍即落入牛鬼蛇神之列， 他受盡紅衛兵毆打侮辱，更遭到老婆兒子冷遇，走投無路之下，只好跳湖自殺。

　　另一個似乎也熟知奧威爾小說的學者名叫陳夢家，他本可以留在美國任教，卻出於愛國熱情，在大陸易幟之際趕回北平。這位勤奮治學的古文字學家也是個敏感的新銳詩人，早在五十年代初，他即覺察到黨國極權在逐漸吞沒個人自由的跡象。他曾就此純個人的預感，私下發出驚歎說：「這是『一九八四』來了，這麼快！」說時遲，那時快，陳夢家錯愕中尚未理清明哲保身的思路，不久即被打成右派，隨後在文革中挨打受辱，飲恨自殺。

　　僅在老舍、陳夢家自殺的文革初期，據統計全中國自殺者即達二十萬之多。他們均屬被迫自殺，實際上也可說是變相的他殺，他們即使沒自殺，也多會被紅衛兵凌辱毆打致死。至於以各種方式遭到殘殺的人數，按照鄧小平回答意大利記者的說法，是「永遠也統計不了」的天文數字。葉劍英在文革後的一次講話中總結說：「文革整了一億人，死了兩千萬人，浪費了八千億人民幣。」葉劍英透露的數字的確令人震驚，在中國，自古以來都沒有發生過這樣大規模的人口滅絕；在世界範圍內，恐怕也很難找出如此殘忍迫害本國本族人民的先例。總的來說，中共自一九四九武裝奪權，竊據大陸以來，所製造的諸多恐怖和罪行在很大的程度上已把歹托邦小說和電影所預言的噩夢活靈活現到現實世界，其荒誕詭異的程度甚至都超出了薩米爾欽和奧威爾等作家作為正常人的有限想像。

　　毛死之後，中共當局不只沒因實施改革開放政策而削弱或改變其政權的歹托邦本質，反倒藉機助長了該集團擅長寄生的詭變。中共強權乘全球化的潮頭悍然崛起，將其歹托邦的觸手急速休整，加倍增長，伸向了中國以外的世界。毛時代採用的階級鬥爭手段業已大功告成，通過消滅地主鄉紳和私營工商業主，不只奪取全民的私產，盡歸黨權把持的公產，而且瓦解了自古以來存在的民間社會，為黨天下的全面控制鋪平了道路。改革開放的經濟改革則是把現有的公產改革成由各級官員的家族裙帶及其利益集團逐步掌控的私產。從毛的共產革命到鄧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首位銜接，構成中共歹托邦化螺旋式上升的辯證過程。而所謂開放，則是引入跨國公司，打通各國財團，建立利益均沾的關係，施行中共慣於運用的收買、滲透、侵蝕手段。隨著GDP快速增長，外匯貯存日益雄厚，經濟實力空前提高，中共強權急劇增強其收買整個世界的能力。從港台報紙到歐美媒體，從民運隊伍到各國政要，從獨裁政府到民主國家，中共的勢力無遠弗及，全都達成其不同程度的潛入和勾結，以圖實現全球範圍的歹托邦控制。在中共瞄準的所有目標中，首先要抓的就是台灣這塊他們絕不放棄的領土。

　　「一九八四」的陰影正在投向台澎金馬，曾經發生在大陸的巨變已開始向海峽以東推進了。兇險的是，面對中共強權咄咄逼人的氣勢，台灣朝野卻還有那麼龐大的人群要與對岸統一，要承認「九二共識」，要打出五星紅旗，去搞成立共產黨組織的鬧劇，要步當年民主黨派和老舍、陳夢家等人的後塵，去圓他們的歹托邦噩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