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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從事間諜行為?:不確定年代的間諜活動

為何從事間諜行為?:不確定年代的間諜活動

Why Spy?Espionage in an Age of Uncertai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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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是什麼樣的動機讓一個人願意將他或她的生命,置於間諜活動的陰暗及時常面臨危險的險境之中?而在反恐戰爭裡的間諜活動,它的需求和機會又是什麼?在與伊斯蘭基本教義派分子的反西方聖戰鬥爭當中,美國如何能夠招募到間諜讓他們進行告密呢?

  憑藉著超過25年的經驗,前中央情報局督察長─佛德列克•赫茲,引導讀者穿過錯綜複雜的美國情報體系,並說明相關單位的職掌。這是一個對於國際間諜活動以及情報核心工作極為迷人的窺探。《為何從事間諜行為》這本書不僅是對湯姆•克蘭西(Tom Clancy)以及約翰•勒卡雷(John le Carré)的愛好者,也是任何在後冷戰以及後九一一時期的世界裡,關心美國安全的人必讀的書。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佛德列克•赫茲(Frederick P. Hitz)


  是《大博弈-間諜活動的迷思與現實》(The Great Game: The Myths and Reality of Espionage, 2004)以及《惡象的釋放》(Unleashing the Rogue Elephant, 2002)二書的作者。曾在1990年至1998年擔任中央情報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IA)的督察長,目前在維吉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Virginia)法學院任教。

譯者簡介

蕭銘慶


  中央警察大學犯罪防治研究所博士,現職為中央警察大學公共安全學系專任助理教授。
 
 

目錄

致謝詞
作者序
譯者序

第一部分 間諜活動的七個動機
第一章 間諜活動與情報的關係:美國如何從事間諜行為
第二章 意識形態的信奉
第三章 金錢和物質
第四章 復仇和不滿情緒
第五章 性、恐嚇和勒索
第六章 友誼、倫理或宗教團結
第七章 間諜遊戲

第二部分 當今美國間諜的能力
第八章 情報失敗和政治化
第九章 中央情報局自1991年至現今的轉變
第十章 情報改革

第三部分 二十一世紀的間諜活動
第十一章 可執行的情報以及執法、軍隊和科技的角色
第十二章 外交聯絡部門與合法執行間諜活動
第十三章 間諜情報技術操作與分析的更新

第四部分 為何要從事間諜行為?我們應該怎麼做?
第十四章 二十一世紀的間諜
結論 間諜工作能否在二十一世紀繼續存在?

譯名對照
 
 



  每個人都知道,將軍和司令都是根據上一回經驗中所獲得的原理、練習和教訓來贏得下一場戰爭的勝利。我們都傾向於依據自身最瞭解,以及過去運用最得宜的方法來解決問題,這就是人性。

  同樣的原理也能運用在間諜活動嗎?當情報蒐集者的目標轉移至自殺炸彈客和非結構化的聯盟,如基地組織(Al Qaeda;阿拉伯語為 「基底」),從冷戰(cold war)期間所獲得的經驗及汲取的教訓也能應用於現今的宗教恐怖時代嗎?這是此項工作所衍生的主要問題。舉例來說,總統和國會為了預防未來另一起九一一事件,振興如傳統間諜的人員情報,而通過的《2004年情報改革和恐怖主義預防法案》(Intelligence Reform and Terrorism Prevention Act of 2004, IRTPA)就是其中一項重大的賭注。

  九一一委員會(9/11 Commission)和希爾博曼─羅伯委員會(Silberman-Robb Commission)在與美國情報能力相關的大規模毀滅性武器(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WMD)研究當中,認為伊拉克(Iraq)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情報失敗(intelligence failures)的原因是因為當初沒有置入足夠可以直接信賴的人力資源,進而引發了災難。總統和國會贊同這些看法,並決心重建和振興美國在面對恐怖主義(terrorism)目標的間諜能力。伊朗(Iran)、北韓(North Korea)、中國(China)、甚至印度(India)都是新世紀裡重要的情報目標。因此,這符合美國間諜必須接受進化的結論。

  當然,真正的問題是:如何做到?

  由官方安排在國外的間諜操作人員運用傳統的偵查、評估、發展和招募代理人的方式,是否同樣適用冷戰期間蘇聯對峙時所使用的模式,進而成功地反制信奉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恐怖份子(terrorists)?抑或是在面對新式的民族反對目標,或甚至是無固定型態、非國家狂熱分子所組成的「主義」(ism)時,必須學習到新的教訓才能成功?當然,我們迄今仍沿用當初制衡賓拉登、伊拉克叛亂分子和北韓時所獲得的經驗。我會在以下的文章展開更進一步的探討。

  目前行政部門和國會所得到的結論似乎是認為更多的金錢和增加間諜人員就是答案。1總統已經下令中央情報局局長增加百分之五十的美國執行人員(case officers)數目。這是基於人員情報(human intelligence)在1991年冷戰結束後大量萎縮的假設,導致現在需要強力的支援以恢復正常的運作。總統和國會進一步做出的假設是投資新的人力資源,再加上強化美國情報人員在中東(Middle East)和東亞(East Asia)的語言能力(這也將增加百分之五十的艱難語言人數),就能夠讓自國獲取足夠的信息,以避免未來再發生類似九一一事件和伊拉克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情報失敗案例。

  這本書質疑這種樂觀的心態是有依據的,或者這又只是另一起華盛頓特區希望以投入資金來解決問題的最新案例。從冷戰中所汲取的關於間諜活動的經驗教訓,是否可以成功地對抗這個時代的聖戰主義、反全球化和反美主義?為保護西方而從事間諜的動機─掌握自由和傳播繁榮的願望,仍是實際可行的嗎?還是此目的已經因外界擔憂美國會藉此開採外國石油而致富,進而被有效制止了呢?我們對自由和民主的定義,是否讓伊斯蘭教或其他東亞文化族群感到困惑呢?

  有七個經典的間諜活動形成動機:意識形態、金錢、報復、勒索、友誼、倫理∕宗教團結或純粹基於自身興趣。我們需要探索這些間諜動機是否還能在現今的條件下經得起檢驗,也必須重新檢查美國間諜機構是否擁有執行現今間諜任務的配置,以及我們是否能吸引並保留執行這項任務的最佳人選。最後,我將探討人員情報蒐集能否在二十一世紀發揮最大的效用,我們有足夠的能力透過公開文獻或其它管道來支持總統的國家安全政策嗎?我們真的還需要間諜嗎?

  在本書一開始就描述美國運用間諜任務的方式,可能會比較容易理解我們接下來的探索。即使我們曾在1947年努力嘗試設計一個完美的情報蒐集、分析和傳送的系統,如同第二次世界大戰(World War II)後所創建的中央情報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IA),但這一定無法超越現在我們自己稱為「情報體系」(Intelligence Community, IC)的結構:一個具備十六個不同功能和機構的大合體。然而,華盛頓特區裡沒有比「體系」(community)這個詞更加矛盾的暱稱了。根據最新的報導,情報體系大約擁有十萬名雇員,並宣稱一律必須向「國家情報總監」(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 DNI)報告,此職位是根據2004年的《情報改革和恐怖主義預防法案》而設立。美國政府的主要間諜機構是以中央情報局、聯邦調查局(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FBI)和國防情報局(Defense Intelligence Agency, DIA)為首,主要從事人員情報蒐集,即傳統的間諜活動。這項工作也正是政府的主要關注重點。其它情報體系的重要成員還包括了國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 NSA)、國家偵查局(National Reconnaissance Office, NRO)、國家地理空間情報局(National Geospatial Intelligence Agency, NGIA)、國土安全部(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DHS)、毒品管制局(Drug Enforcement Administration, DEA)、美國國務院情報研究局(Bureau of Intelligence and Research, INR)以及陸軍、海軍、空軍和海軍陸戰隊的軍事情報處(Intelligence offices of the military departments─Army, Navy, Air Force, and Marines),這些組織的存在都是為了執行專業的情報技術功能。美國國家安全局提供信號和電子情報,國家偵查局供應衛星偵察(satellite reconnaissance),國家地理空間情報局則是為圖像和照片進行分析說明─或為個別的客戶執行部門的情報功能。財政和能源部門的情報處(Intelligence Offices of the Treasury and Energy departments)則是提供專業知識,並由司法部(Justice Department)確保所有行動都符合法律規範。最後,再加上國家情報總監辦公室組成了十六個情報機構。如此廣泛且多樣化的組合,無法仰賴單一官員行使運作及預算控制就能完全掌握。我們稍後再討論此問題。
 
 

詳細資料

  • ISBN:9789571193106
  • 叢書系列:博雅文庫
  • 規格:平裝 / 184頁 / 25k正 / 14.8 x 21 cm / 普通級 / 單色印刷 / 初版
  • 出版地:台灣
 

內容連載

第二章 意識形態的信奉
 
大部分由美國派遣至國外的情報工作人員本身都不是間諜,他們並不是約翰‧巴奇恩、伊恩‧弗萊明或湯姆‧克蘭西小說裡的人物。在故事裡,間諜本身就是主角和英雄。只有在戰爭時期或特殊情況下才會有如此的間諜人物,而真正的工作人員被賦予招募和操作間諜的權力,所以我喜歡將其稱為「間諜操作者」(spy runner)或「間諜運作者」(spy handler)。
 
此原因非常合乎邏輯,大多數美國人都不具備滲透恐怖組織或瓦哈比派伊斯蘭學校的可能性。他們的外表看起來並不像伊拉克人、阿富汗人或巴基斯坦人,更不幸的是,他們說當地的語言也不夠標準。這些工作人員的任務是挑選並結識擁有這些滲透能力的人員,或是找出當地參與這些主要情報目標的圈子。這是一項極為困難的任務,尤其是中東人民普遍對西方國家的主觀印象大多相當負面。但我仍相信只要我們改進並調整當初運用在冷戰時期對蘇聯招募間諜的手法,就可以克服此項挑戰,至少我們不會僅在接近目標對象上就花費過多的時間。二十世紀的前蘇聯是一個封閉的社會,所以認識和評估潛在的蘇聯朋友也就變成一個高度複雜且耗時的任務。
 
與一位潛在間諜接觸的第一時間是較為意識形態的,什麼樣的人會和招聘者擁有同樣的哲學以及政治利益?
 
這就是一九三○年代蘇聯負責招聘間諜的工作人員所擁有的絕佳能力,在大蕭條期間,他們成功地蒐集了英國和美國的情報。他們可以指出美國/歐洲在資本主義模式上的巨大失敗,導致了無辜的人因華爾街投機者的貪婪而失去工作。他們也可以列舉俄羅斯社會主義所獲得的顯著進步,建立一個可以從沙皇封建主義解放出來的蘇聯,讓兩個世代都可以獲得現代化工業的工農合作夥伴關係。惡名昭彰的劍橋大學三一學院的「劍橋五傑」(Cambridge Five),在一九三○年代中期觀察到餐廳服務員會在晚餐時將麵包塞滿自己的口袋,而這些時髦分子則是討論著凱恩斯最新的經濟理論。美國裔的同情者,如麥可‧斯特里特,震驚地發現失業的威爾斯礦工在晚上敲了三一學院的房門,乞討著一、兩英鎊錢幣,只求能讓在卡地夫的絕望家人獲得溫飽。類似的接觸也發生在「羅斯福新政」時期的華盛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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