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
日本帝國與人群流動
近代東亞的歷史多元而複雜,先有歐洲人來到亞洲進行貿易,後有東亞各國因為貿易、殖民與戰爭而產生的人群流動,人們主動或被動地離開原鄉,前往異地尋求更好的機會,或者執行母國賦予的任務。其中,「日本帝國」在東亞造成的人群流動受到高度關注,人數眾多且範圍廣泛,許多日本人前往東北亞與東南亞擔任帝國擴張的急先鋒。二次戰後,旅居海外的日本人遭遣返回鄉,然而,受到戰敗的影響,這群在海外替日本開疆闢土的勇士們回到家鄉後,不僅未受到應有的敬重,反而背負了敗戰的罪責,成為日本國人批判與排斥的對象。
《當帝國回到家:戰後日本的遣返與重整》是以日本「引揚者」(hikiagesha)為主題的論著,「引揚者」中文翻譯為「遣返者」,意指二次戰後回到家鄉的日本人。我與本書邂逅於二○一○年,當時還是紐約市立大學歷史系的博士生,指導教授芭芭拉.布魯克斯(Barbara Brooks)向我推薦這本書,某天我從圖書館將書本借出,趁著搭地鐵回家途中隨手翻閱,沒想到「一翻不可收拾」,深深被內容所吸引。作者用「說故事」的方式帶領讀者探討二次戰後日本社會的「遣返者」議題,生動刻畫出「遣返者」的身影與重要性,雖然是一本嚴謹的學術論著,但字裡行間無不充滿人性的溫度。
綜觀英文學界的日本研究(Japan Study),早期多聚焦於日本現代化過程的探討,西方學者非常好奇明治天皇及其年輕幕僚們,如何在短短幾十年間將日本改造為東亞第一個具有「現代性」的國家。晚近以來,隨著資料使用的便利以及跨領域之間的交流合作,日本研究的議題更顯多元有趣,涵蓋少數民族(愛奴與沖繩)、戰爭與記憶(廣島與原爆)、性別(慰安婦)、消費文化(漫畫與拉麵)以及本書討論的「移民」。除了西方學界持續關注日本研究,近來中國、韓國與台灣學界也重新反思近代日本與東亞各國的關係,以我較熟悉的台灣史領域來說,許雪姬老師長期投入滿洲國台灣人的研究、鍾淑敏老師探討海南島與英屬北婆羅洲的台灣移民,皆為日本帝國研究帶來豐碩的成果。
本書作者華樂瑞(Lori Watt)是美國聖路易華盛頓大學歷史系教授,專業領域是近代日本政治社會史與戰後移民史。她曾在日本御茶水女子大學攻讀碩士,並取得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歷史學博士,本書即改寫自她的博士論文,探討二次戰後從殖民地、半殖民地與戰地被遣送回國的日本人(亦即「遣返者」)在家鄉面臨的困境及其對於戰後日本社會的影響。事實上,「遣返者」並不是一個新議題,在日本已累積相當多討論,然而華樂瑞教授另闢蹊徑,透過日文資料的解讀與口述訪談紀錄,提出一個非常犀利的觀點,她主張戰後日本政府與社會將「遣返者」貼上標籤,使其背負敗戰的罪名,進而達到重整日本民心的目的。為了論證上述觀點,華樂瑞在〈導論〉、主體五章以及〈結論〉,分別討論與「遣返者」相關的議題。
該書〈導論〉的標題是:「遣返、去殖民化與戰後日本的轉變」,作者說明盟軍為了達到將日本帝國「去軍事化」的目的,實施「遣返」(repatriation)和「遣送出境」(deportation)兩種政策:前者將海外日本人送回日本,後者將殖民地人民從日本遣送出境。由盟軍主導的移民政策造成戰後日本的重構,包括地理範圍與人群的重構,在地理範圍上,帝國時期的「內地」(日本本土)與外地「殖民地」在戰後限縮至今日日本的國土範圍;在人群方面,日本從戰前的「多元種族帝國」(朝鮮人、台灣人等)轉變為戰後的「單一民族國家」。然而,「單一民族國家」(大和民族)的說法有待商榷,至少琉球人與愛奴人並非「大和民族」。
華樂瑞在第二章〈遣返者的共同製造,一九四五到四九年〉論證「遣返者」這個詞彙的出現與其標籤化。她指出所謂的「遣返者」是一九四五-一九四九年間,由厚生省、各地區遣返者中心、報章媒體以及遣返者社群等多方共同製造出來的。有別於日本的「一般國民」,「遣返者」指涉一群具有海外經驗、貧困和需要特別照顧的「他者」。作者論證「遣返者」社群的出現恰好成為大多數居住於日本本土(「內地」)人民的強烈對照,前者代表日本帝國的施暴形象,後者在二戰末期受到盟軍轟炸,尤以長崎與廣島原爆的苦難形象最為鮮明。兩者形象相互對照,前者成為軍國主義與殖民主義的代表,後者則成為二次大戰的受害者。
華樂瑞教授提醒我們,如果仔細探究「遣返者」角色,將發現「性別」(gender)的重要性。就此,她在第三章〈「日本種族的未來」與「好辯者」:滿洲歸來的女性與從西伯利亞歸來的男性〉聚焦兩種形象鮮明的「遣返者」:第一種是一九四六年夏天從滿洲歸來的日本女性,第二種是一九四九年從西伯利亞集中營歸來的日本男性。無獨有偶的,上述兩種人群均被「汙名化」。前者因歷經蘇聯入侵東北而被認為身體受到汙染(強暴),後者受到共產主義的影響被稱為「紅色引揚者」(red repatriates),即共產主義同路人。當上述女性與男性「遣返者」回到日本國內,前者恰可襯托出日本國內女性「性的純潔」與「種族的純粹」,後者冷僻孤傲的形象恰可彰顯日本國內男性的「正常」。
海外「遣返者」回到日本國內後,雖受到種種歧視,但部分新聞媒體勇於揭發官方論述自私的一面,作者在第四章〈「最終,我們卻落入日本人的手裡」:文學、歌曲與電影中的遣返者〉,討論戰後日本大眾文化如何呈現「遣返者」形象。許多文化產業勇於揭發官方論述與新聞報導的偏執,強調「遣返者」雖然從俄國、滿洲與韓國逃離,但最終卻無法逃脫日本人對自己同胞的欺侮。最後是第五章〈不再是遣返者:「中國殘留孤兒婦人」〉,作者探討一九八○年代熱門的「中國殘留孤兒」議題,相信看過《大地之子》小說或電視劇的讀者對於這個議題必不陌生。戰爭時期兵荒馬亂,許多日本孩童未能與親人返回日本,在中國養父母撫養下成長,這些留著日本血液卻說著中國話的「孤兒」,在一九七二年中日建交以後獲得回到日本的機會,但卻無法適應「故鄉」的生活,也遭受日本社會的歧視。華樂瑞將戰後初期的「遣返者」與一九八○年代的「中國殘留孤兒」相互對照,兩者都是二次大戰的歷史產物,只是一九八○年代以後出現在日本社會的「中國殘留孤兒」取代了「遣返者」,成為「一般日本人」的「他者」。
在〈結論〉中,作者將二次戰後日本的「遣返者」與國際上其他族群的遷移相互比較,例如被稱為「黑腳」(pied-noir)的歐洲裔阿爾及利亞人。1830年代,法國在北非阿爾及利亞建立殖民地,包含法國在內的各國歐洲人在當地生兒育女,建立各自的社群。1950年代晚期,阿爾及利亞人發動戰爭抵抗殖民政權並獲得勝利,歐洲裔阿爾及利亞人被迫離開當地,返回歐洲,這些被稱為「黑腳」的族群在法國社會遭受嚴重歧視。作者認為,雖然日本的「遣返者」有其獨特性,但仍可放在帝國與移民的國際脈絡中進行比較。
整體來說,本書議題新穎且內容紮實,再度印證遠足文化選書的精準眼光,翻譯也十分流暢。很高興看到《當帝國回到家》的中譯本在台灣問世,台灣曾經是「日本帝國」的一部分,遺留甚多有形與無形的殖民資產,當我們對日本帝國多一分認識,似乎也加深了對於台灣的瞭解。當台灣學界努力發掘日治時期「海外台灣人」的流動經驗,探討移居滿洲國、朝鮮或華南地區台灣移民複雜的文化認同與意識形態,本書探討的日本人「遣返者」恰可作為「海外台灣人」的對照與補充,深化日本帝國範疇下的移民研究。我誠摯地向各位讀者推薦這本值得一讀的好書!
曾齡儀(臺北醫學大學通識中心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