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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一部個人史

檔案:一部個人史

The File: a personal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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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史塔西:我們無處不在!
告密無所不在,祕密無所不知
一段被出賣的人生,與告密者最直接的面對

  ★諜報小說家約翰‧勒卡雷 盛讚!
  「叛逆及妥協的描繪,教人不寒而慄」
  ★一揭人類史上最嚴密最恐怖的情報機構「史塔西」。
  ★譯成二十餘國文字、電影《竊聽風暴》真實版


  記憶是救贖的祕密。而原諒與遺忘,是彼此共同的說辭。

  這是一部報導與回憶兼而有之活的歷史,官方資料比對個人回憶,成熟極權主義的靜默表現對抗知識份子的良知與勇氣。
  在極權時代,為什麼選擇妥協或出賣?背後的監視者又是怎麼想?
  爾後,人們憑什麼譴責?同樣的,又憑什麼原諒?
 
  為了研究希特勒統治下的德國,一九八○年起,作者分別在東西柏林搜集資料數年,沒想到,他在東德的行蹤被認為是間諜活動,遭到祕密員警和線民盯梢,留下了厚達三百多頁的祕密檔案。

  兩德統一後,東德開放檔案,作者重訪舊地,根據國安部為他建立的「檔案」與自己的日記,一一尋訪當年那些監視他的人。他驚訝的發現,立場不同的人,往往對相同的經驗卻有截然不同,甚至互相矛盾的回憶。於是,穿越各種回憶的迷霧,探尋自身作為其中一部分的歷史之真相,成為其寫作動力。

  被出賣的痛苦,被背叛後的不信任,被揭發後的沮喪、自責與否認。
  在日記和記憶,以及他人的祕密報告筆錄之間,穿梭來回……

  我可以理解我檔案中的每個線人,也可以理解那些官員,甚至是克拉奇,因為他們在說起自己的故事時,你都可以清楚的看到他們是怎樣在不同的時間點、不同的場所以及不同的世界中一路走來,做起那些他們所曾做過的事。…在這裡,在檔案裡,你發現到我們的所作所為是如何深深的受到周遭環境的影響。──提摩西‧賈頓艾許

媒體好評

  「叛逆及妥協的描繪,教人不寒而慄;勇敢又美妙的呈現出我們的時代,堪稱是難得可貴的歷史文獻。」──約翰‧勒卡雷

  本書回憶賈頓艾許本人與恐怖的東德祕密警察機構史塔西交手的親身經歷。從來沒有一個族群受到如此嚴密的監控,即使是在胡佛麾下的美國聯邦調查局時期也望塵莫及。《檔案》生動地還原許多惡質的人形怪獸,他們的目光總是緊緊地盯著每一隻小麻雀折翅墜地的時候。——亞瑟‧米勒

  絕妙之作,一段有關歷史與人生的探索,不僅扣人心弦、警醒世人,同時發人省思、不時觸動人心。──約翰‧勞頓,《愛爾蘭時報》(Irish Times)

  觀察入微、筆鋒敏銳,宛若在『斯塔西』的監控下首當其衝……令人陶醉,讀來興味盎然。──斯泰爾‧霍恩,《英國每日電訊報》(Daily Telegraph)

  出色卓越、令人陶醉……賈頓艾許不僅向歷史讓步──應說是向東德無窮無盡卻又如曇花一現的惡行讓步──並展開了一段回憶之旅。其攫抓住久被遺忘的過去,發現那些過去依然具備撼動、悲痛與激怒人心的力量……發人深省。──菲利浦‧漢舍,《英國週日郵報》(Mail on Sunday)

  賈頓艾許的筆風總不失簡潔明晰……足見其博學多聞且才智過人。──喬治‧史坦納,《英國觀察家雜誌》(Observer)

  約翰‧勒卡雷再世──傑瑞米・帕克斯曼,《週日泰晤士報》(Sunday Times)夏季閱讀推薦專刊

  嘆為觀止……《檔案》中最精采的,莫過於賈頓艾許描繪他試圖找尋長期跟蹤他的那些人的橋段,這將本書變成精采的驚悚小說,而且令人開心的是,這些還是真人真事。──理查‧肯特,《蘇格蘭週日報》(Scotland on Sunday)

  在作者一貫精準的筆風及擅於詮釋的天賦下,本書內容引人入勝……《檔案》提醒我們無論如何頌揚回憶,療癒的力量仍是來自遺忘。──安‧麥可羅伊,《英國週日電訊報》(Sunday Telegraph)

  本書內容描述著一個頹暗帝國的分崩離析,逼真寫實、教人入迷,這名才華洋溢的歷史學家就身處該國,逐年記錄著它的殞落。──布萊恩‧戴維斯,《超時週刊》(Time Out)

  曠世鉅作,一段帶有普世意義的個人故事……本書原可能淪為忿忿不平的愛情故事,如今卻成了家中倘遭祝融時,我最想要極力搶救的好書之一。──保羅‧奧斯特賴克,英國天主教週報《小報》(Tablet)

  本書探討在充滿不安的獨裁社會中,「掌控」與「合作」之間的目的、意義及特質,發人省思且引人入勝……(賈頓艾許)向來不挾恨報復或以勝者自居,而是透過豐富多元且極具啟發性的筆觸,來檢視冷戰的那段過去。──白禮博,《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

  專制獨裁究竟為何得以運作,我們依舊不甚了解……在此一面向的探討,索忍尼辛、普利摩‧李維等編年史家已頗有成果,而提摩西‧賈頓艾許堪稱與上述兩者齊名。── 克里斯汀‧卡里爾,《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提摩西‧賈頓艾許(Timothy Garton Ash)


  英國牛津大學歐洲研究教授,聖安東尼學院以賽亞‧柏林教授研究員,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高級研究員。為《衛報》、《泰晤士報》、《紐約書評》等報刊撰文,並出版多本著作。代表作品有:《事實即顛覆》、《吾民》以及本書。

譯者簡介
 
侯嘉珏


  1980年生於台北。天主教輔仁大學經濟系、英國新堡大學筆譯所畢。

  曾任中央政府聘用翻譯、富邦投顧全職編輯、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助理研究員、英國文化協會雅思(IELTS)閱卷人員等。

  譯作甚豐,歡迎賜教。jadehou1980@gmail.com

 
 



出賣作為一種美德

梁文道


  一九八○那一年,提摩西.賈頓艾許(Timothy Garton Ash)還是一個在東柏林當交換生的英國青年。有一天晚上,他和當時的女友安德莉亞一起躺在床上,忽然她站了起來,把衣服脫光,走到面對街道的窗戶旁邊拉開窗簾,接著又開了足以點亮整個房間的大燈,然後才回到床上。這個舉動似乎沒有什麼太深的含義,頂多是年輕人那種沒來由的浪漫罷了。可是近二十年後,已在牛津大學教授歷史,同時替英國各式報刊撰寫評論及報導的賈頓艾許,卻對這件小小的往事產生了不同的看法。他懷疑安德莉亞其實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安插在他身邊的線人;她那天晚上脫衣服開窗簾,為的是要方便外頭的同夥拍照。

  他之所以生起這種疑慮,是因為他看到了當年東德國安部(Ministerium für Staatssicherheit,簡稱MfS,更常為人所知的是其俗稱「史塔西」,Stasi)的一份檔案。這份檔案的封面蓋著「OPK」三個字母,意思是「作戰性個人管制檔案」(Operative Personenkontrolle)。而「作戰性個人管制」,根據東德的《政治作戰工作辭典》,它的意思是「辨識可能違反刑法,可能抱持敵意負面態度,或可能被敵人基於敵對目的而利用的人」(德國人似乎對任何事物都能給出精確定義,就連情報工作也不例外,所以才會有這麼古怪的辭典)。此類管制的目的,最簡單的講法,就是要回答「誰是誰」的問題。而關於賈頓艾許的「作戰性個人管制檔案」,就是當局對這個問題的答案。

  類似賈頓艾許手上這樣的檔案還有很多,將資料夾豎排起來,可以長達十八公里。這也難怪,史塔西大概是人類史上網絡發展得最龐大也最嚴密的國安機構,其正式雇員就有97000人,非在職的線民更有173000人。若以東德人口估算,平均每五十個成年人當中,就有一個和史塔西相關,若非直接替它工作,便是間接為它服務。在這樣的一張大網底下,當年東德老百姓的生活真可謂無可逃於天地間。「史塔西」如此規模,不只蘇聯的「克格勃」(KGB)遠比不上,就連納粹時代的「蓋世太保」也要自嘆不如。東德的這一系統實在堪稱完善,至少理論上它應該很清楚每一個國民「誰是誰」,知道他們在幹什麼想什麼。饒是如此,最後它也還是逃避不了傾覆的命運,這是不是一個教訓呢?這個教訓的第一個意義是,再鉅細無遺的維穩體系原來也無法挽救一個腐敗的體制(掌握一切的「史塔西」當然知道東德的腐敗,它的頭目梅爾克(Erich Mielke)便曾親口對下屬憤怒地指出「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是一個腐敗的國家」)。它的第二個意義是,原來東德幹得還不夠出色,它們的工作應該再聰明一些細緻一些才對。至於哪一個教訓更加重要,這就得看要領會這份教訓的人是誰了。說來奇怪,雖然「史塔西」清楚東德的腐敗,但它好像沒有意識到自己也是造成腐敗的原因之一,而且它所造成的腐敗可能還是比普通的權錢交易更加深層的腐敗。那種腐敗就是人際關係與社會道德的腐敗。
  
  東德垮台之際,柏林有一大群市民衝向國安部大樓,想要占領這座掌握一切國民資訊因而也叫一切國民恐懼的建築。建築裡頭則是一群手忙腳亂的特工,他們正趕著銷毀最機密的材料。不知是幸抑或不幸,絕大部分檔案都被留了下來,現歸「高克機構」(Gauck Authority)管理。這個機構負責保存「史塔西」留下來的檔案並將之分類,允許所有前東德國民調閱有關自己的檔案。

  後果顯然易見,一百多萬人提出申請,想要看看「史塔西」有沒有關於自己的檔案,其中又有近五十萬人確實看到了這種材料。在這些材料當中,他們就像看老日記似的重新發現了自己,並且是人家眼中的自己。所謂「人家」,指的是他們的同事、同學、鄰居、朋友、親人,乃至於最親密的伴侶。於是有學者失去教職,因為他曾在過去向當局舉報同行,害得後者失業;有人被迫遷居,因為他曾偷窺狂似的監視鄰家的一舉一動;有些人離婚,因為他的另一半正是當年害他坐牢的「史塔西」線人;更有些人自殺,因為他們的子女發現自己竟然被父母出賣,自此斷絕關係。

  在這種情形底下,賈頓艾許懷疑起自己的前女友,實在是情有可原。那時他正在牛津攻讀史學博士,論文題目是第三帝國時期柏林市民的日常生活,為了搜集資料前赴東柏林留學。等他到了之後,便發現歷史即在眼前,遂把關注範圍移向當代。後來他以研究和評論德國及中歐事務聞名,得知「史塔西」密檔公開,自然想要回來查看自己是否屬於「作戰性個人管制」的範疇,同時加深了解他所喜愛的德國,以及看看當局對於「他是誰」這個問題的答案。取得檔案之後,他以熟練記者的技巧逐一回訪監視過他的線人(也就是他當年的朋友)和負責聯絡那些線人的「史塔西」官員;又以歷史學家的素養細心檢索相關文獻,解釋其中的出入與歧義。這趟使人不安的回溯之旅,就是《檔案》這本書的主線。它是本奇怪的自傳,在自己的日記和記憶,以及他人的祕密報告筆錄之間穿梭來回。它又是本微觀史述,恰如賈頓艾許自言,為那個前所未見的系統和在它管轄下的社會「開了一道窗口」,令讀者得以稍稍掂量「警察國家」這四個字的實際分量。

  不難想像這本書以及其他一切近似體驗當中的情緒:發現事實之後的震驚,被出賣之後的痛苦,被背叛之後的不信任,被揭發之後的沮喪、自責與否認。所以很多德國人都說「夠了」,應該停止「高克機構」的檔案公開工作,它已經毀掉了太多太多人的生活、工作和關係,過去的且讓它過去,歷史的傷口就留待遺忘來修復好了。不過,這並不是今日德國人做事的風格,何況這是個在短短幾十年內經歷過兩次極權統治的國家。包括賈頓艾許在內的許多學者都認為,東德之所以能夠建立起如此驚人的祕密警察系統,是因為它有一個在納粹時代打下的告密文化基礎,所以德國不認真清算自己的歷史是不行的。中國人總是喜歡比較德國和日本,誇獎前者坦白對待納粹的罪行,卻又總是有意無意地忽略了他們近二十年來在處理東德歷史上的細緻(儘管很多德國人還是認為做得不夠徹底)。

  與其抱怨「高克機構」的做法過火,不如想想這一切問題的源頭。難道沒有它,前東德的百姓,就會繼續擁有一個比較健康的生活嗎?不,他們很可能只會繼續猜疑下去。就像書裡頭一個老頭的告白:「至少我能立遺囑了。過去我覺得我女婿一直都在密告我,然後我對自己說:媽的我會把房子留給你才怪。但是現在我就能放心了。」除了這個老人,當年到底還有多少人懷疑過自己身邊的人呢?這種事情並不是你不把它挖清楚就會不存在的。「史塔西」的存在正如所有對付自己國民的祕密警察,既祕密又顯眼,它以祕密的行動公然宣示自己的力量,如此方能在人人心上種下恐懼的種子。恐懼,乃是這種體制的基石。它的雙重性質要求國民也要以雙重態度來對待它,在表面上愛它愛得要死,在心裡則怕它怕得要死。結果是一群表裡不一、心中多疑、彼此提防的原子化個體;這就是它的深層腐敗,東德政權大廈的散砂地基。

  對「史塔西」而言,恐懼不只是用來對付一般百姓的利器,它還是吸收線人為己工作的有效手段。賈頓艾許就找到了一個純粹出於恐懼才來監視他的線民。這人竟然是個英國人,一個老共產黨員,在東德娶了太太,住了下來。「史塔西」大概覺得他的身分很好利用,於是開門見山地威脅他,謊稱「他們從西柏林的一本有關西方情報組織的書中發現了他的名字」。這麼一來,他就得藉著合作來證明自己的清白了。否則的話,他會被驅逐出境,和他的太太永遠分離。

  又有些時候,恐懼出現的形式並非如此具體。比方說這本書裡頭其中一個色彩最豐富的線人「米赫拉」,面對賈頓艾許二十年後的質問,她坦承自己的恐懼:「私下大家都對他們怕得要死,所以有人藉著閒聊、提供各種無害的細節,以試圖洗刷自己的嫌疑,表現出自己有多麼合作。」這句話有意思的地方在於它點出了一種更廣泛的恐懼,似乎每一個人都會暗暗擔心體制對自己的看法,都想知道自己在當局眼中到底是不是個危險的人。於是一旦他們真的找上門來要你合作,你反而變得放心了,並且想用積極的表現去換取生活當中最基本的安全感。

  利用人類本能需要,正是「史塔西」以及它所捍衛的體制成功的原因。還是這個「米赫拉」,身為畫廊經理,她時時需要出國看展交易,這本是很自然的職業需要;然而,在人民沒有出入境自由的東德,它就成了特權與誘餌。和「史塔西」合作,「米赫拉」可以換取這種在很多外國人看來十分尋常的權利,去美國看展覽,到西歐去開會。和當局合作,得到的並不一定是什麼錦衣華服,不一定是什麼權勢地位;在這種體制之下,合作所換來的往往就只是這樣或那樣的「方便」而已。

  一旦開始合作,那就是一條灰度無限延展的道路了,你很難知道界限何在,很難把握話該說到什麼程度才不會太過違背自己的原則與良知。有些線人會試著把「史塔西」要求的報告變成自己「從內部發揮影響」的手段,長篇大論地分析局勢,與負責跟自己接頭的特工探討國家政策的問題。可是到了最後,對方真正關注的其實全是他自以為不重要的「無害」細節,比方說某某人最近在什麼地點說過什麼話,某某人又在什麼時間見過什麼人;他們不必你為國家出謀獻策,只想要你提供大量的事實資訊,一些能夠讓他們在既定框架下分類整理、詮釋分析的材料。多數線人都以為自己「覺悟」很高,給出來的東西不會害人;可是你怎能知道「史塔西」將會如何使用和判讀你那些不傷大雅的資訊?「米赫拉」在和接頭人談話的時候便常常以為自己只不過是在聊天,「以表現自己是一名好同志、忠誠的公民、『事無不可告人者』。所以她說的都是一些閒話。或許她從來沒有想到,所有她說的一切,都被如此詳細地記錄成文字」。對方也許只不過是輕鬆地問一句:「你繼女最近怎麼樣了?」她則輕鬆地招出繼女有個西德男友;如此閒散的家常話,可能會帶來她想也想不到的後果。

  雖然大家活在同一個世界,面對同一組事實,但每一個人理解這個世界和構成它的事實的角度是不同的。「史塔西」這類機構看待世界的方法很簡單,那就是辨識敵人,找出引致風險的因素,於是他們解讀事實的心態就會變得很不簡單了。賈頓艾許去「米赫拉」管理的畫廊欣賞包浩斯展覽,對這個展覽十分著迷,由是不免奇怪這麼好的展覽為什麼不出畫冊。很自然的問題是不是?可是你看「米赫拉」她們怎麼理解:「這問題的提出暗示,G(賈頓艾許的代號)希望能夠從IMV(線人米赫拉的簡稱)口中聽到,因為文化政策的關係,這種事是不可能的之類的話。」

  賈頓艾許是英國人,這個身分在「史塔西」眼中已是先天命定的嫌疑人。看他像是「壞人」,他就會越看越有「壞人」的樣子,其一言一行全都只會加重他的嫌疑。慢慢地,他就成了「案子」,必須專案處理專人負責。於是一場朋友間的暢談打成報告交上去,「史塔西」人員會用慧眼看出它的「軍事作業價值」。賈頓艾許在東德四處走動,找人聊天,有時會透過已識的朋友來結識人,有時以英國媒體記者的名義提出正式採訪,又有些時候則回到留學生的身分;在「史塔西」看來,這種本來很正常的多樣身分(誰沒有好幾個身分?誰不會用不同的身分來對應不同的處境與圈子?),竟然就是三道「幌子」,更使得賈頓艾許「具有高度嫌疑」。在他們的檔案紀錄裡頭,他們還會把賈頓艾許替之撰稿的英國雜誌主編稱為他的「長官」。看到這個「有非常明顯的上下等級含意」的詞,賈頓艾許不禁感慨:「他們才生活在每人都有長官的世界之中。然而,他們竟將這種概念套用到我身上。」在風平浪靜的海面上讀出雷暴的預示,無事變成小事,小事衍成大事;每一個人背後都另外有人指使,每一個行動背後都別有深意。這就是「史塔西」這種機構看待世界的原則。

賈頓艾許在這本書裡表現得相當坦誠。正因如此,讀完之後,我居然感到當年「史塔西」對他的懷疑原來還是有些道理的。因為他就像當年那些典型的西方記者,同情他們在東歐認識的異見份子,在能力範圍內會儘量協助他們。他又是那種典型的公學出身的牛津人,嚮往過有著輝煌傳統而又優雅神的英式間諜生涯,一度報名加入「MI6」(「軍情六處」,英國對外情報單位),甚至因此在英國安全部門留下了「自己人」的檔案。這人分明就想東歐社會主義陣營垮台,而且就連英國相關部門都誤會他是能和他們合作的「朋友」,「史塔西」監控他又有什麼錯呢?

是的,他們沒錯。問題只在於「史塔西」不只監控有嫌疑的外來人員,他們還監控自己人─每一個東德國民。就像曾經引起關注,拍得十分好萊塢的那部電影《竊聽風暴》(直譯為《他人的生活》)所顯示的,這本書裡的每一個人都可能會被監視,也都可能正在監視他人;於是他們難免就得出賣以及被出賣。被出賣的人,有時候可能只是個侍應,因為服務態度不善,充當線人的客人就把他寫進報告,利用這小小權勢惡意報復。更常見的情況則是出賣身邊的朋友,工作上的夥伴,隔壁家的少年,甚至自己的女婿。一個人該當如何理解這林林總總的出賣?難道出賣和背叛(背叛信任、背叛友情、背叛愛情、背叛親情……)也能夠是對的嗎?賈頓艾許注意到凡是受訪的涉外情報人員,皆能理直氣壯地描述自己的工作,因為去外國當間諜,還在傳統的道德框架之內,是無可置疑的衛國行動。可是反過頭來看管自己人的線人和特工就不同了,面對質問,他們往往要不就是否認,要不就是轉移責任。

自古以來,幾乎任何文化都找不到把背叛和出賣看作目的價值體系。尤其中國,例如孟子那句名言:「舜視棄天下猶棄敝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然,樂而忘天下」,可見儒家絕對不能接受對任何天然情感聯繫的背叛。所謂「大義滅親」,可能是後來皇權時代才有的想法;即便不是,那也只限於少數個案而已。只有到了二十世紀,我們才能見到這麼大規模的告密、揭發、舉報和出賣,而且全都不再需要羞愧。它們非但不可恥,反而還很光榮,因為整套價值必須重估,在嶄新的最高原則底下,它們破天荒地成了美德。於是每一個告密者都能為自己的脆弱找到最大義然的理由,讓自己安心;每一個出賣過其他人的,也都能在事後多年把往事推給那個時代的道德錯亂。

 
 

詳細資料

  • ISBN:9789863872351
  • 叢書系列:LINK
  • 規格:平裝 / 288頁 / 14.8 x 21 x 1.44 cm / 普通級 / 單色印刷 / 初版
  • 出版地:台灣
 

書籍延伸內容

書展活動

 

內容連載

第一章
 
封面的「OPK」表示「Operative Personenkontrolle」,亦即「作戰性個人管制檔案」(Operational Person Control)。根據國家安全部司法高級中學(Juridical Higher School)一九八五年版的《政治作戰工作辭典》(Dictionary of Political-Operational Work),「作戰性個人管制檔案」旨在辨認出可能觸犯過刑法、夾帶「敵對─負面態度」或者「遭敵方利用、以達到敵對目的」的人。據字典解釋,「OPK」的核心目的,在於找出「誰是誰」,每份檔案一開始都有「開場報告」和「行動計畫」。
 
我的開場報告始於一九八一年三月,係由溫特少尉執筆,內容除了提供我的個人資料,還註記我從一九七八年以來就在西柏林求學,然後從一九八○年一月到六月─實際上是到十月才對─才一直都住在「東德『首都』」(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相關當局總是堅持以此慣稱東柏林)。我時常往來西柏林與東德、波蘭之間,且一再「與軍事行動相關人物聯繫」,因此,「很合理懷疑G(即賈頓艾許,不然就是「目標」或「羅密歐」)刻意利用身為研究生和/或記者之工作職責,以從事情報工作。」
 
接著,溫特少尉把九之二反情報處為了確認這一點,而從該部所有其他處室所蒐集起來的資料全部檢視一遍。檔案後方即附有原始資料:觀察報告、來自英國大使館以及我的新教牧師朋友華納檔案的情報內容摘要、我為西德新聞週刊《明鏡》(Der Spiegel)所寫有關波蘭專文的影本,以及我從舍訥費爾德飛往華沙時,他們祕密搜索我的行李而針對我個人的波蘭文筆記和報紙所拍下的照片影本,甚至還有我牛津的家教老師所寫給英國領事館的推薦信影本等,共達三百二十五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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