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政治經濟脈絡下的公廁
經常在新聞報導中看到地區人士羣起反對興建骨灰龕、焚化爐、堆填區等設施,暫且不評論此起彼落的反對聲是否各家自掃門前雪,但有點可以肯定的是不欲厭惡性設施放在家門外乃人之常情。今天尚且如此,為何19世紀時人們竟容得下與臭氣薰天的公共糞廁(只備收集糞便的馬桶,不設沖水設施)毗連而居?究竟當時港英殖民政府是如何提供公共廁所服務的?臭氣撲鼻的糞廁又是怎樣在這個人口密集的小島屹立逾半個世紀及至20世紀初?「有食便有拉」,問題雖然很基本卻鮮有觸及,且人們總是想當然地認為殖民政府會引進現代公共衛生設施如水廁,帶領殖民地躍升為摩登大都會。而研究疾病和公共衛生的歷史或社會學學者又往往將重點放在醫院診所,視之為醫治或預防疾病的城市基礎設施(Gogan, 1961; Kisacky, 2017; Lau, 2002; Stanwell-Smith, 2010)。我們不用天天光顧醫院診所,然而大小二便卻是自然生理現象,作為解決普羅大眾的日常需要,顯而易見公廁才是防止疾病和維護公共衛生的最基本設施。隨着城市迅速發展人口高度集中,在家廁未盡普及的年代,公廁絕對是「大部分不富裕人士,慣常和唯一解決日常生理需要的設施。」(Greed, 2003: 32)
常常有人好奇地問為甚麼研究公廁?想了解公共衛生抑或殖民現代化(Colonial modernization)?衛生議題固然重要,不過本書的研究並不局限於此,而是更多地觸碰到殖民政府和華籍地產商在城市公共衛生領域潛藏的政治和經濟張力,如何既競逐城市空間 (Urban contestation) 又合力將公廁商品化,由地產商主力提供公廁服務,為殖民城市管治 (Urban governance)注入新形態達至殖民共治。將公廁簡單化為衛生設施或將之視為體現殖民現代化的政治象徵,顯然無視在華洋雜處且致力發展地產市場的香港設立公廁的複雜性,交織着種族和階級的矛盾。屹立鬧市,公廁絕對是殖民政府和本地商界競逐城市空間的角力場所,這豈止是純粹的公共衛生命題,更涉及廣泛的政治和經濟範疇(Anderson, 1995; Brunton, 2005; Hamlin, 1988; Jackson 2014; Penner, 2013; Yeoh, 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