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版思源版」自序
本書新版在「第四版」後加上「思源版」的字樣，有其重要意義。我想藉著這篇「自序」，說明我撰寫本書及決定改版的心路歷程。
盲目的科學發展
我從1980年代初期在楊國樞教授的號召下開始參與「心理學本土化運動」，不久之後便發現：乍看之下，所謂「社會科學本土化運動」，似乎是國內社會科學界對盲目移植西方學術研究典範的不滿，所引起的一種學術反動；其根本原由，卻是在於華人學術界對於西方科學哲學的演變缺乏相應的理解。
無可否認的，作為今日世界學術之主流的科學，不論是自然科學或是社會科學，基本上都是西方文化的產物。在西方，從十七世紀歐洲啟蒙運動發生之後，在各門學科的發展和科學哲學的發展之間，便存有一種「互為體用」的關係：各種不同科學的發展，成為科學哲學家反思的題材；科學哲學的發展，又可以回過頭來，指引各門科學發展的方向。
然而，十九世紀以來，華人留學生在吸收西方文化的過程中，大多只專注於學習各種不同的「科學」，而很少注意科學哲學的演變，更少有人嚴肅思考科學哲學的發展和科學研究之間的關聯，而長期盲目移植西方學術研究典範的結果，便造成國內科學研究的低度發展。科學哲學家拉卡托斯（Lakatos, 1978）在其名著〈科學史及其合理重建〉一文的篇首寫道：「沒有科學史的科學哲學是空洞的；沒有科學哲學的科學史是盲目的。」
由於對西方的科學哲學缺乏相應的理解，國內社會科學研究者在從事研究工作時大多是盲目套用西方研究典範，使得社會各領域的發展，顯得既盲目又空洞。看出了問題的癥結，我開始提倡：心理學本土化必須以科學哲學為基礎。由於我的研究取向和台灣心理學界重視實徵研究的傳統大異其趣，楊國樞教授於1992年在規劃出版《本土心理學研究》期刊時，邀我寫一篇「靶子論文」，和學術界同仁一起討論本土心理學的發展方向。當時我年輕氣盛，立刻毫不猶豫地一口答應，也很快地寫了一篇論文，題為〈互動論與社會交換：社會心理學本土化的方法論問題〉，再由楊教授邀請社會科學界的幾位資深同仁，針對我的主張提出批判。
嚴峻的挑戰
他們所提出的批判和質問，讓我難以招架，尤其是在北京大學社會學系講授科學哲學多年的蘇國勛教授，他單刀直入地指出：「『科學研究綱領』主要是適用於近代自然科學，而不是用於社會科學，尤其不是用於社會心理學和社會學」，它「是科學史家Lakatos作為科學史家以事後回顧的方式，對科學史上出現的和發生影響的各種學說和理論，做出評價時所用的（不是科學工作者自身所用的），因此，『社會科學中國化』不應以『科學研究綱領』為謀」。完全否定了我的主張。
蘇教授的說法基本上是正確的。作為科學發展前鋒的西方核心國家，科學哲學確實是思想史家或哲學家針對「科學史上出現的和發生影響的各種學說和理論」做出反思和評價所得的結果，並不是「科學工作者自身所用的」。然而，對於像台灣或中國這樣非西方社會的邊陲國家，難道我們不能借重西方國家的發展經驗，而利用科學哲學來幫助我們發展「本土心理學」或「本土社會科學」嗎？
哲學並非我的專業，在那個時代，我對科學哲學的理解，其實並不深入，也不透澈。蘇教授是在北京大學社會學系講授科學哲學的權威學者，若我要反駁他的論點，唯一的方法就是用我的主張，做出具體的研究成果─「拿證據來」。當時我的研究成績乏善可陳，根本做不到這一點，困窘之餘，只好寫一篇〈審慎的回應與暫時的沉默〉，虛晃一招、落荒而逃。
學然後知不足，從此之後，「做出具體研究成果以說明自己的主張」，便成為我持之以恆的學術志業。為了達成這樣的目標，我一方面持續研讀科學哲學的經典著作，另一方面在台灣大學心理學研究所講授科學哲學。
辯證性的關係
在台灣大學講授科學哲學的經驗使我深深體會到：經典翻譯和詮釋的重要性。在中國文化傳統裡，中國人不是不能發展科學，而是已經發展一種迥異於西方的科學，李約瑟稱之為「有機論的科學」（organic science）。在世界學術社群普遍為西方科學所宰制的情況下，我們想要發展出西方式「機械論的科學」（mechanic science），首先就必須正視「科學微世界」的屬性，然後思考如何以科學哲學作為基礎，建構「科學微世界」；否則我們就很可能把西方理論看作是「理所當然」的「真理」，而只會做「橫向移植」的翻譯工作。自然科學如此，社會科學亦不例外。
如果我們沒有把一些科學哲學的經典名著譯成中文，它們就很難進入中文世界，一般人也很難用它們作為論辯的材料。要使「科學」在華人的文化中生根，不僅要有人像唐代高僧翻譯佛經那樣，將西方科學哲學的經典名著逐一譯成中文，而且要有人能夠撰寫專著，析論各家科學哲學之間的關聯，讓科學研究工作者能夠相對容易地理解各種科學哲學之間的辯證性發展。因此，我不揣淺陋，以將近十年的工夫，撰成《社會科學的理路》（黃光國，2001）一書，析論二十世紀發展出來的五種科學哲學主要典範之間的關聯。
解決本土化的難題
《社會科學的理路》一書分為兩大部分，前半部所探討的「科學哲學」，主要側重於「自然科學的哲學」，尤其是強調由「實證主義」到「後實證主義」的轉變；後半部則在論述「社會科學的哲學」，包括結構主義、詮釋學和批判理論。由於包括心理學在內的許多門社會學科，都同時兼具「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雙重性格，我認為一個年輕學者如果想要在自己的研究領域上有所創發，非要先瞭解這兩種「科學」的哲學基礎不可。
這裡必須強調的是：我寫這本《社會科學的理路》，目的是為了要吸納西方文明之優點，利用它來克服本土心理學發展上的難題，以建立「儒家人文主義」的自主學術傳統，而不是為了要「如實地」反映西方科學哲學的「全貌」。因此，這本書的寫法跟西方一般科學哲學的教科書，也有明顯的不同。西方學術界所謂的科學哲學，通常是指「自然科學」的哲學，而我治學的終極關懷，卻是要建立本土社會科學學術傳統，整合自然科學及社會科學，所以必須介紹「詮釋學」和「批判理論」。「結構主義」是人類學家發明的方法，西方科學哲學的教科書幾乎不談，而我的理論建構工作必須探究文化的深層結構，所以採用「結構主義」作為結合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樞紐。
《儒家關係主義》的研究傳統
中國人是非常講究實用的民族。《社會科學的理路》一書出版之後，大家最關注的問題是：它對本土社會科學的發展有什麼用？
從2000年起，我被委任為「華人本土心理學研究追求卓越計畫」的主持人，在執行卓越計畫的八年期間，我不斷殫精竭慮，一面思考跟心理學本土化有關的各項問題，一面從事研究、撰寫論文，發表於國內、外學術期刊上。該項計畫於2008年初結束之後，我又以將近一年的時間，整合相關的研究成果，撰成《儒家關係主義：哲學反思、理論建構與實徵研究》（黃光國，2009）一書。三年之後，該書之英譯本改以Foundations of Chinese Psychology之名出版（Hwang, 2012）。
這本書是以「後實證主義」的科學哲學作為基礎，強調：本土心理學的知識論目標，是要建立由一系列理論所構成的科學微世界，既能代表人類共有的心智，又能反映文化特有的心態。基於這樣的前提，我一面說明如何建構〈人情與面子〉的理論模型，並以之作為架構，分析儒家思想的內在結構，再對以往有關華人道德思維的研究作後設理論分析，然後從倫理學的觀點，判定儒家倫理的屬性，接著以「關係主義」的預設為前提，建構出一系列微型理論，說明儒家社會中的社會交換、臉面概念、成就動機、組織行為、衝突策略，並用以整合相關的實徵研究。從科學哲學的角度來看，這樣建構出來的一系列理論，構成了「儒家關係主義」的「科學研究綱領」（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me）（Lakatos, 1978/1990）或研究傳統（Laudan, 1977/1992）。
文化系統的研究取向
《儒家關係主義》一書出版之後，我應夏允中教授之邀，到法務部高雄戒治所協助他們建立患者整體矯治計畫，並開始採取「由南到北、由鄉村包圍城市」的方式，從高雄醫大、高雄師大、彰化師大、宜蘭大學等學校的研究生及年輕教師開始，組織研究團隊，力推此一研究策略。該書英文版問世之後，我又針對本土心理學的知識論方法論問題，和瑞典哥登堡大學（University of Gothenburg）的教授歐伍德（Carl M. Allwood）在《社會知識學》（Social Epistemology）期刊上展開長達三年的辯論，我們兩人共發表相關論文17篇。在辯論過程中，我開始注意到「批判實在論」的科學哲學，因此決定改寫為《社會科學的理路》（第三版），增添兩章，分別介紹「批判實在論」以及我所主張的「多重哲學典範」之研究取向。
2012年6月初，在台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的支持下，我們邀請了十位國際知名的文化及心理學者，請他們針對「建構含攝文化的心理學理論」發表論文。結果這次研討會變成了「文化系統」（cultural system）和「泛文化向度」（pan-cultural dimensions）兩種研究取向的對決。事後，我以這次研討會發表的論文為基礎，組織了兩個專輯（special issue），分別在《社會行為理論期刊》（Journal for the Theory of Social Behavior, 2015）及《日本心理學研究》（Japanese Psychological Research, 2016）刊出。
「小結」如「序卦」
2015年11月7日，在學生為我退休所舉辦的學術研討會上，我鼓勵研究團隊的成員，針對我的研究策略撰寫論文，提出批判。結果大家書寫的論文，竟然將近二十篇，多達十餘萬字！我挑出其中幾篇和我對他們的回答一起編成了《破解黃光國難題的知識論策略》一書，即將由心理出版社出版。除此之外，又獨力撰寫了《儒家文化系統的主體辯證》和《內聖與外王：儒家思想的開展與完成》兩本書。 這兩本書的寫作，使我迫切感到：我必須重新改寫《社會科學的理路》。前文提到，我撰寫本書的目的，是為了要推動社會科學本土化，所以盡量用「客觀的」方式撰寫本書，不敢加入太多個人意見。如今，社會科學本土化運動已經告一段落，我也可以對我當年撰寫這本書的動機有明確的交代了，所以我決定改寫「導論」，說明社會科學本土化基本上就是一種「中、西會通」的過程，所以我們必須作「中、西文化的溯源」，並將第一章改為「啟蒙後的上帝」，說明西方人追求外在超越的文化傳統，在其科學活動中所扮演的角色。其餘每章之後，各加一篇「小結」，一方面說明我撰寫本書的用意，另一方面告訴讀者閱讀本書的順序。
各章的「小結」寫完之後，我的感覺就像《易經．序卦傳》說明其中各卦之間的關聯那樣，這本書的「小結」也把各家科學哲學連成一氣、加以定位，而可以為華人學術社群所用。最後的第二十一章「多重哲學典範的研究策略」，則以我自己過去多年所作的研究為例，說明如何用本書所提到的各種哲學典範，建構「含攝文化的理論」。當然，這一章還是只能作概要式的介紹，目前已撰成《內聖與外王：儒家思想的開展與完成》一書，進一步說明此一研究策略的相關議題，希望這樣的說明能有助於華人本土社會科學傳統的建立，以收到「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效果。
思源學派的精神動力
2017年7月6日，我在福建心理學會主辦的「第五屆海峽心理論壇」上建議成立「思源學派」，鼓勵大家深入反思中華文化及西方科學哲學的根源，並效力於建立華人自主社會科學的學術傳統，獲得了與會大眾的熱烈迴響。因此，決定將這本書命名為「思源版」。 德國哲學家雅斯培（Jasperes, 1883-1969）在其所著的《歷史的根源與目標》一書中指出：在西元前800年至西元前200年之間的六百年，這段人類文明發展的「軸樞時期」，世界上幾個互相隔絕的地區，分別出現了許多思想家，而由四位偉大的聖哲總其成，他們是：佛陀、孔子、蘇格拉底和耶穌。直到今日，人類一直靠軸樞時期所產生、思考和創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飛躍，都必須回到此一時期，發掘或復興軸樞時期的潛力，總是能重燃火焰，提供新的精神動力。我希望這本書的出版，能夠有助於「思源學派」達成「中、西會通」的任務，為「文化中國」下一階段的飛躍，提供精神動力。
黃光國
國家講座教授
2017年9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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