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西方分析性敍事建構美學的發展與變化
西方自柏拉圖(Plato, 427-347 B.C.E.)、亞里斯多德(Aristotle, 384-322 B.C.E.)以降,美學的主旨,避開了希臘從公元前七〇〇年至公元前四八〇年所發展出來的抒情詩(lyricism)傳統,一直環繞着史詩(epic)與戲劇,以「摹擬再現」(mimesis)為中心觀念。此一觀念,在圖像系統中,不斷探討如何以藝術記號來忠實地「複製再現」(representation)外在現實。在文字記號系統中,柏拉圖與亞里斯多德都着重於以敍事的方式,來忠實紀錄人們在時間次序與空間次序中的各種活動。此一理念之凝聚與發揚,尤以亞里斯多德的《詩學》(Poetics)為代表,開啟了西方美學與修辭學的傳統。 此一傳統,在羅馬人與義大利人的手裏,發揚光大,從一世紀左右味吉爾(Virgil, 70-19 B.C.)的史詩〈伊尼亞德〉(Aeneid),到中古時代末期但丁(Dante, 1265-1321)的《神曲》(The Divine Comedy, 1308-1321),都是史詩傳統的承繼。味吉爾早年所寫的「田園牧歌」(Eclogues),但丁少年時寫的商籟體(sonnet)雖然也有流傳,但卻沒有受到充份的重視,絕對無法取得超越史詩的地位。義大利商籟體要等到但丁之後的佩脫拉克(Francesco Petrarca, 1304-1374)出,方才揚眉吐氣。
歐洲在十四世紀十五世紀初,由於民族國家與方言文學的興起,拉丁文不再獨霸,西方各民族的文學語言,也跟着產生了重大的變革。各種方言「修辭學」(rhetoric),開始大盛,「文法學」(grammatology)隨之而起。印歐語系中的各種分支語言,無不以「分析性」的「時式:現在式、過去式、未來式」(tense)與「時態:簡單式、完成式、進行式」(aspect)為基礎,來表達複雜的情思與意義。印歐文字語言記號系統的思考模式,以把「時間」分析成「現在、過去、未來」,成為以敍事為核心的「語言意義」表達之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