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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歷西安事變的穆斯林將軍:追尋先父母的足跡

親歷西安事變的穆斯林將軍:追尋先父母的足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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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一對親歷西安事變與抗戰洪流的將軍夫妻檔
  一個生長於戰火下的穆斯林家庭
  見證一段在大時代下不為人知的故事


  「有一回,母親坐火車到西安去探訪父親,誰知就在父親送走母親當晚的第二天凌晨,發生了舉世震驚的西安事變。」──閔錫慶

  本書是美國華裔律師閔錫慶(Marian Ming)回憶父母親生平的家族史著作。全書共分為三大部份:第一部分紀錄了作者父親閔湘帆(1896-1989)與母親仝道雲(1903-1996)結識於國民政府北伐時期的故事、刻劃了閔湘帆在擔任西北剿總司令部之處長時,遭逢舉世聞名的西安事變的驚險經過。閔湘帆隨後在抗戰時擔任軍政部軍需設計委員會少將委員,掌管淞滬前線六十萬將士的糧秣重任,而仝道雲則擔任國民政府賑濟委員會委員與軍政部設計委員,投身於大後方的宣傳和賑濟救災。本書深刻描寫了兩人投身於對日抗戰洪流的始末與在戰火中搶救難民孤兒之著名事蹟。本書的第二部份則講述了閔氏家族對自身伊斯蘭信仰與回族身份的省思與奉獻,亦映照了大時代下穆斯林在中國的處境。本書最末,則回顧了作者閔錫慶在戰火下成長、求學並發揚光大於美國的心路歷程。

本書特色

  ◆一對親歷西安事變與抗戰洪流的將軍夫妻檔,一個生長於戰火下的穆斯林家庭,見證一段在大時代下不為人知的故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閔錫慶


  民國將領兼國大代表閔湘帆之後,1961年畢業於台大法律系,後留美攻讀芝加哥大學法學院比較法學碩士、1972年獲得De Paul大學法學博士,隔年考取美國律師執照成為職業律師,成為美國第一位取得律師執照的女性華裔穆斯林。在芝加哥開設聯裕法律事務所,專長移民相關法律事務。曾任華航法律顧問、中華民國內政部移民署與僑委會顧問。現為美國民主黨黨員,多次代表參選,積極推動移民與婦女權益。
 
 

目錄

前言 我們這一家

第一章 先父西安歷險記
兵諫緣起
親歷事變的中級軍官
代表張學良視察西北
呈遞報告,略感蹊蹺
黎明,報恩寺街
華清池的槍聲
密室窩藏江科長
「西北剿總」換招牌
策劃換裝出逃

第二章 張學良─功過誰與評說?
東北軍的怨懟
為誰而戰,為何而戰
涕泣諫諍,屢遭重斥
先捉了再說
周恩來背後的太上皇
成也蕭何,敗也蕭何
幽囚的命運

第三章 投身抗戰的洪流
「脫亞入歐」的新帝國
忍無可忍的國土保衛戰
淞滬前線的糧秣軍需
南京的送款任務
以空間換取時間
跋山涉水流亡圖
起來吧,中國的穆斯林
回教訪問團
軍民心理的轉變
史迪威的預言
「以德報怨」,得不償失

第四章 《醒回篇》的時代啟示
北伐年代的愛情
最年輕的女督學
戰雲密布的環境
吃「八寶飯」的日子
主計長與參議員
母親的安徽選戰

第五章 穆斯林的心路足跡
臺北清真大寺
六信五功,聖地朝覲
天堂裡的宮室
口喚與還願

第六章 儒家倫理與伊斯蘭教義
閔家的穆斯林
「爾等拜主,爾等孝親」
終極關懷
以儒釋經
敬天畏人

第七章 兒時的南匯─父親夢中的故鄉
父親寫給我們子女的詩作選摘

第八章 回首來時路─我的自述
綠衣黑裙的年代
大陸法系與海洋法系
被人「捲款潛逃」
兩件華人官司
不同的政治走向
我的參政經驗
坐而言不如起而行
我的「口喚」
 

前言

我們這一家


  在抗戰的兵馬倥傯時期,我們家從南京而漢口而重慶,搬了好幾次家。我們一家六口,父親閔湘帆,母親仝道雲,加上我們四個兄弟姐妹。大哥錫鈞,二哥錫金,大姐錫明,我排行最小,是在重慶出生的,所以叫做錫慶。

  童年時代,我印象最深的是在重慶居住期間,我們住在臨江門內夫子池附近。有一天休假日,父母親拎著我去逛商場菜市,買點日常用品。那時我四歲,在人潮洶湧的街道上,我因好奇停下來看商品,掙脫了父母的手。他們忙著買東西,也沒留意我在哪裡。轉瞬間,我就見不到爸媽的臉面。自己人小,在大人的胯下鑽來鑽去,也找不到他們。我也不敢啼哭叫喊,只有摸到路邊,仔細觀察來時的街面店鋪,一步一步追憶攤位陳列的貨物,尋覓歸途。走到家門時才知道,父母親早已急得團團轉,怕我給歹徒拐走,已報警尋找。

  當時住在附近的一位畫家黃翰青先生,青年時代在南京曾同我母親一起,拜著名畫家梁公約學畫。他為此還畫了一張「群雛圖」,畫的是小雞四隻,指我們兄弟姐妹四人。父親還在畫上題詩以記:

  群雛花下自親親,粒米相呼見性真,鷹鷙有時須記取,莫忘離母遠遊身。

  這幅畫,至今我還保留在身邊,每當看到它,父母濃濃的愛盈溢在畫面,溫暖在心頭。

  抗戰結束之前的一九四四年,父親調差到雲南昆明的軍中後勤部門工作。我還記得一九四五年夏天,母親帶著我們幾個子女從重慶到昆明探望父親的情景。對父母親來說,那時的生活真可以「居無定所」四個字來形容。

  我們閔家兄妹,都可說是戰爭的子女。父母親最大的遺憾,應該是離開大陸到臺灣時,沒有帶上錫金同去。說起來,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

  抗戰之初,大哥和父母隨政府遷到後方,二哥和大姐留在淪陷區,逃難失學,骨肉分離。本來以為這只是短暫的離別,沒想到戰爭卻是經年累月的延續下去。好不容易熬到抗戰勝利,我們才能全家團圓。當時已在上海市銀行工作的二哥,有四年的時間,與父母家人時常相聚。父親還勉勵二哥進到上海法學院銀行系夜間大學讀書。可是二哥在學期間,卻因患肺結核而中途退學。一九四九年我們一家匆忙離開大陸時,二哥住院,無法與我們同行,從此兩地阻絕,相隔了四十年。一直到一九八九年父親去世後,二哥才能赴台奔喪。

  大哥錫鈞中央大學醫學院畢業後,經香港赴美留學,拿到醫學博士學位後與大嫂在美國大學教書定居。多年後,我步大哥後塵,出國留學,並在美國成家立業。只有大姐錫明和姐夫甘毓龍留在臺灣陪伴日漸老去的父母。從父親日後寄給我的詩文中才知道,我的「遠遊」不歸,也是他晚年心中的一大憾事。

  父母親在北伐時期結識,隨後因工作關係,兩人時常分隔兩地。有一回,母親坐火車到西安去探訪父親,住了兩個星期,誰知就在父親送走母親當晚的第二天凌晨,發生了舉世震驚的西安事變。父親因為是南京中央派去的官員,事發後叛軍捉捕中央人員,父親在緊急情況下潛逃出城,還經歷了一段相當危險的旅程。協助他出逃的是西安中國農民銀行許海仙經理。這位許經理先前也曾幫助過在西安工作的我姨爹王思誠和姨媽仝道英,化裝搭車,脫離險境。重情義的父親事後打聽到許經理的下落,還親自去答謝他當年的恩情。

  後來我姨爹被經濟部派往甘肅玉門油礦局,擔任處長。在國共內戰情況危急的時候,姨爹姨媽跟隨姨爹的山西老鄉,當時的行政院長閻錫山,遷到四川重慶,我們一家則到臺灣。後來沒想到局勢緊急之時,閻錫山又突然飛到臺灣,在四川留下了一大批跟隨他去的行政院部屬。我的母親和姨媽兩姐妹在廣州一別,各奔東西,竟成了永訣。四川失陷後,姨爹一家隱名埋姓,做苦工度日,最後一家人貧病交迫。母親娘家輾轉來信,告知姨媽的死訊和姨爹帶著兩個兒女待援的困境。對母親來說,這應是她的錐心之痛。

  父母親生在憂患的中國。他們在戰亂中成長,在兵馬倥傯的時局中,拉拔我們子女長大。伊斯蘭信仰始終是他們堅定不移的精神寄託。他們的友輩稱讚父親是勇於任事、思慮周密的儒將,母親是有俠義精神的女中豪傑。抗戰期間母親在戰火中搶救難民孤兒的事蹟為人稱道。但在家中,在我們子女面前,他們絕少提到。他們對伊斯蘭的奉獻,對教胞的幫助,我們也都是長大之後從別人那裡聽來的。

  有一位同母親從未晤面,只靠通信的大陸學者鄭勉之先生,想用平易近人的中國人思維方式來闡釋《古蘭經》的微言大義。母親知道後就設法資助他出版。

  母親過世後,鄭先生在給我的信中說:

  我只聽傳說,令堂以一個年輕新女性參加過北伐,以巾幗英雄之形象出現在社會上,其具體形象就不詳了。中國穆斯林婦女大都文化低下,在那個時代多在社會底層,碌碌無為,令堂確為不可多得也。不入史冊,愧對先人,不知您有何感慨?

  是的,不入史冊,愧對先人。比起父母親一代所經歷過的風浪,我們這一代子女的經歷,全部加起來,恐怕也及不上他們。相形之下,我們的生活平凡得多,也單純得多。父親生前在給我們四個子女的信中曾說,「來臺已三十年,棉襖線襪,補補縫縫,仍有大陸舊物,繼續穿著。」父母希望我們「不以財物為重」。

  現在人到暮年,我常想到為父母的一代做些什麼。不敢說立傳,因為史料搜尋不易,許多事蹟都隨時間日漸湮沒了。只能從父母親和其他長輩的片段回憶中去爬梳整理,希望能理出他們走過的足跡,理出他們心路歷程的一個梗概,同時也希望藉此呈現他們那個時代的風貌。
 
 

詳細資料

  • ISBN:9789578924314
  • 叢書系列:血歷史
  • 規格:平裝 / 192頁 / 14.8 x 21 x 0.96 cm / 普通級 / 單色印刷 / 初版
  • 出版地:台灣
 

內容連載

【第一章】先父西安歷險記
 
我們童年時,很少聽到父母談起西安事變和他們有何關係。直到父親晚年退休後,他開始寫回憶錄時,仔細的描述當時的情景,我們才知道,他竟然親身經歷了西安事變。
 
◆兵諫緣起
 
在中國近代史上,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發生的西安事變,可說是國民黨和共產黨關係的轉捩點,也是此後國共勢力消長的一個關鍵。事變的起因是一九三六年十一月,蔣介石把他的中央軍嫡系部隊三○個師,從湖南湖北調到平漢線漢口—鄭州段和隴海線鄭州—靈寶段,準備入陜,完成他眼中的剿共戰役的最後階段。蔣在十二月初要求張、楊配合他的計畫,把東北軍和十七路軍全部投入陜北前線,以圖畢其功於一役。
 
領導東北軍的張學良和西北軍的楊虎城,在陜西西安臨潼華清池突然發動「兵諫」,劫持當時的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意圖迫使他改弦易轍,終止「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兄弟鬩牆,外禦其侮」,面對步步進逼的強鄰日本,國共停戰,聯合抗日,似乎變成了當時全民的一致願望。
 
但事情並沒有這麼簡單。作為國民政府的領導人,蔣介石的想法是,抗日既是國家的總方針,大前提首先必須是在政治上實現一個統一的中國,才能凝聚全民意志,「外禦其侮」。而共產黨卻是一個在中國內部割據一方的「叛亂團體」。從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在江西建立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江西蘇維埃)開始,共產黨的目標就不只是要建立一個「國中之國」,而是要把「革命政權」發展擴大,最後席捲全國。
 
為達成政治統一,蔣介石接連發動了幾次圍剿紅軍的行動,但都無功而返。到了第五次圍剿紅軍和共產黨,終於獲得成效,一九三五年,紅軍在江西的反圍剿行動失敗,被迫進行「二萬五千里長征」的大潰退。傷亡慘重。潰退到陜北的紅軍只剩下幾萬人。而此時紅軍領袖張國燾又帶領一批軍隊出走,另立中央,留在陜北的紅軍剩餘不到兩萬人,共產黨在陜北的根據地,已處於危急情勢。對照之下,在西安事變前夕,包圍剿共的中央軍、東北軍、西北軍加起來,兵員超過三十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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