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仁宇的大歷史觀（黃仁宇一百週年誕辰，首次結集生前未出版專論紀念版）

　　黃仁宇：我之所以成為歷史學家，是因為自己顛沛流離，一切源於中國的動盪不安。
　　我開始接觸（歷史學）這一行業和技藝，是因為動盪不安的生活造成心靈苦惱。
　　為了尋求問題的解答，我才發現世上所有的事件全都緊密相連。

　　今日的中文閱讀世界，如果要提出一位從學者、企業家等各界名流，到白領、學生等普通讀者均讚譽有加的歷史學家，黃仁宇無疑是最無爭議的人選之一。本書收錄黃仁宇未曾結集出版的單篇專文，曾散見於英國、美國、德國、香港、臺灣等地報刊雜誌，是窺視黃仁宇大歷史觀的最佳途徑。

　　黃仁宇先生的著作已經出版十餘本，但仍然有一些論文散落各處，未曾收入現已出版的著作中，對於喜愛黃仁宇先生及其作品的讀者來說，這不能不是一個遺憾。有鑑於此，在黃仁宇哲嗣黃培樂先生的大力支持下，通過多方途徑搜集整理黃仁宇先生集外文字，編成一冊，以補充現有版本的不足，同時也作為黃仁宇先生一百週年誕辰的特別紀念版。書名題為：《黃仁宇的大歷史觀》也正是要再次彰顯黃仁宇先生強調長時間與慢結構的大歷史觀點。

　　黃仁宇先生的讀者都知道，他最擅長的就是以具體的例子說明大歷史的道理。他常提到「歷史的長期合理性」這一觀念，意思是說，我們看歷史最大的通病就是以個人的道德立場講解歷史。道德不僅是一種抽象籠統的觀念，也是一種無可妥協不能分割的因素，如果它一提出，則涇渭分明，好人與壞人蓋棺論定，故事就此結束。然而天地既不因堯舜而存，也不因桀紂而亡，一個國家與社會之所以會與時代脫節，並非任何人的過失，我們要看的是，各時期的土地政策、財政管理、軍備情形、社會狀態、法律制度等。我們要考慮的是，能夠列入因果關係的，以在長期歷史上的合理性為主，對其他的細微末節，不過分重視，甚至每個歷史人物的賢愚得失，都要認為是次要的。

　　本書共收論文十篇，其中〈倪元璐：新儒家官僚的「現實主義」〉、〈十六世紀明代中國的軍費〉、〈明代的財政管理〉、〈中國社會的特質〉等四篇原為英文論文，由陳時龍先生譯為中文。透過這十篇過去沒有機會閱讀的文章，讀者當能更加體會上述的黃仁宇先生的歷史觀點。

 

作者簡介

黃仁宇

　　1918年出生於湖南長沙，2001年1月8日逝世於美國紐約。天津南開大學肄業（1936-1938），成都中央陸軍官校畢業（1940），美國陸軍參謀大學畢業（1947），美國密西根大學歷史學博士（1964）。曾任陸軍少尉排長（1941）、中尉參謀（1942）、駐印新一軍司令部上尉參謀（1943-1945）、少校參謀（1946）、駐日代表團少校團員（1949-1950），紐約州立大學紐普茲（New Paltz）分校教授（1968-1980）。主要著作有《緬北之戰》（1945，聯經2006、2018）、《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英文版1974，聯經中文版2001）、《萬曆十五年》（英文版1981，中文版1985）、《放寬歷史的視界》（1988）、《中國大歷史》（英文版1988，聯經中文版1993）、《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1989）、《地北天南敘古今》（1991）、《資本主義與廿一世紀》（聯經1991、2018）、《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1993）、《近代中國的出路》（聯經1995）、《汴京殘夢》（聯經1997、2011）、《關係千萬重》（1998）、《黃河青山：黃仁宇回憶錄》（聯經2001）、《大歷史不會萎縮》（聯經2004）、《明代的漕運，1368-1644》（聯經2006、2013）。
 

中國社會的特質──一個技術層面的詮釋
 
當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許多外國觀察者相信，新的中國領導階層將會與舊的傳統完全決裂。今天，四分之一個世紀過去了，革命的劃時代效應已然清晰可見。然而，越來越明顯的是，中國的社會和文化傳統已經被納入新的秩序之中。毫無疑問，這將會發揮巨大的影響，不僅會影響中國人自身的命運，而且會決定人類將來的命運。
 
在中國這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它的歷史延續性有時被視為是智慧引導的勝利。許多西方學者在中國人的共產主義、儒學、道教，甚至佛教之間找到了一些理論共同點。儘管它們之間的差異有很多，但它們之間的聯繫卻被以各種各樣的方式加以證明。但是，這容易過分強調哲學家的影響，而弱化了具體的環境及經濟因素的作用。
 
中華民族精神的構成，當然是一個可以進行不同詮釋的主題。但是，正如我們所看到的，無論意識形態的重要性多麼強大，也不能掩蓋其下還存在著氣候、地理和社會融合等物質性力量這樣的基本事實。中國的歷史之所以不同于其他一切文明的歷史，乃在於中國在公元前若干個世紀裡就已經發展出了一種中央集權的政治體制。由於此種體制必然能夠動員還只是相當原始的技術來支持，因而它也確實是一項很大的進步。然而，中國所達到的高度中央集權，並不是源於政治思想家們的想像，而是由環境造成的。地理是壓倒一切的因素。在隨後的幾個世紀中，這種中央集權體制因為不得不持續地被加以完善並維繫，使中國的政治和倫理的成熟程度遠遠超過其他制度的發展，如多樣化的經濟制度、系統化的民事契約法、保護個人的司法體系等等。隨著時間的推移，後述的那些制度相對而言依然沒有得到充分的發展，反而確定無疑地被抑制，以免它們擾亂帝國的統一管理。結果，沒有預想到的是，由於缺乏所謂的技術精細化，中國的官僚政府通常表現得廣度有餘而深度不足。這一點給人留下的印象很深刻。中國官僚政府所獲得的支持，主要來源於社會習俗和社會價值觀。鼓勵個人附屬於各類初級團體；然而，如果一種教導式的道德規範強調個人對他的同胞的義務，它也就會抑制他所有的對於自然權利的訴求。過去2000年裡，這些情況沒有什麼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