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甚麼我在包容基督徒？：十九世紀中葉儒者的宗教寬容

推薦序／邢福增
推薦序／沈旭暉
推薦序／鄭睦群
自序 從「螺螄粉」到有關「多元」與「包容」的思考

第一章 導論
為甚麼要說基督宗教？
誰是儒者？

第二章 治教無二、官師合一：帝國與儒者
儒者的身分定位
晚期帝制中國宗教與帝國管治
小結

第三章 貿易與聖教：梁廷枏的《耶穌教難入中國說》
梁廷枏：廣府名流的國際關係書寫
耶穌教難入中國？
白銀還是教化？

第四章 天道與殊途：姚瑩的《康輶紀行》
姚瑩：累功貶官後的宗教思考
《康輶紀行》的「天道」與「殊途」
甚麼是宗教？
為甚麼宗教不只一個及其間之差別為何？
「殊途」還是「異端」？

第五章 「秉氣」與「異俗」：魏源的《默觚》與《海國圖志》
魏源：中層改革者的務實思維
《默觚》與《海國圖志》的宗教與現實問題
甚麼是宗教？
為甚麼宗教不只一個及其間之差別為何？
秉氣與異俗：不為還是不能

第六章 寬容與禁教的條件
從安土、桃山到江戶的禁教政策
粗暴禁教的儒者
為甚麼我在包容基督徒？

參考資料

 

推薦序

邢福增

　　清季基督新教在華傳播史雖始於1807年（嘉慶十二年）馬禮遜（Robert Morrison）來華，惟其得以在沿海五口（廣州、廈門、福州、寧波及上海）及內陸各地開展傳教工作，卻要晚至1842年（道光二十二年）及1860年（咸豐十年）以後。關於基督新教傳播史，中外學者多較重視馬禮遜等先鋒人物的開荒工作及北京條約開放後的情況。相對而言，1842至1860年間這段居間狀態，則較受到忽視。

　　查1842至1860年間這段歷史的意義，在於基督教首次在五口取得合法地位，成為中國社會既成事實。這也是基督宗教與中國社會文化開始全面接觸的時期，對來華傳教士而言，經過了「等待中國」的時代，中國之門終於打開，他們滿懷期望地部署傳教工作。據統計，1858年（咸豐八年），來華傳教士的數目為81人，分屬20個不同的歐美宣教組織。就中國社會的反應而言，學者較關注民間對西教的回應。那麼，草創期國人對西洋宗教的反應如何？1855年（咸豐五年），每週參與主日禮拜的平均人數為304人，街頭佈道的聽眾平均人數則為1840至1965人。毋庸置疑，西教早期流佈，也引起民間各種反教言行。西力東漸既是中國無法迴避的千年變局，清國朝野有識之士如何思考及應對西教傳播，誠然是饒具意義卻仍處空白的研究課題。

　　孔德維博士的《為甚麼我在包容基督徒？―十九世紀中葉儒者的宗教寬容》一書，可說是針對上述研究空白而作的嘗試與努力。本書的研究範圍，正是以鴉片戰爭以降清季儒者對基督教的思考為中心。作者選取了梁廷枏、姚瑩及魏源三人作個案，探討這些非奉教的儒者，如何以儒學傳統為本位，並因應客觀時局而作寬容基督教的主張。置於中國傳統的政教脈絡下，這種宗教寬容論到底有何特色？這不僅是清史研究值得關注的課題，也對當下二十一世紀延繼清帝國遺緒的新帝國政教關係，帶來新的視野及思考。

　　德維是香港中文大學宗教研究的本科畢業生。雖然宗教在華人社會及生活中一直扮演重要角色，但宗教研究卻依然難以擺脫其「非主流」的位置，位處大學人文學科中較冷門的末流。記得德維在本科時修讀本人開設的科目時，已表現出對宗教研究較濃厚的興趣。畢業後他繼續深造哲學碩士，由於選擇了清季儒者的基督教觀為範圍，本人奉學部指派擔任其指導老師。回顧自己的碩士論文，也是以晚清中國基督徒為研究方向；惟近二十年間的研究旨趣，早已轉至1949年後的中國基督教與政教關係。因著指導德維關係，讓我再次觸及早年曾廣泛涉獵的領域，勾起三十多年前進入研究中國基督教史時的不少回憶。

　　德維完成碩士論文後，更堅定底走上宗教研究的學術道路，並在碩士論文基礎上，一方面將研究時段上延至雍正年間，另方面擴展至探討儒者對伊斯蘭教的看法，修畢香港大學的哲學博士課程。今得悉其碩士論文在修訂後有機會出版，這不僅是作為論文指導老師的喜悅，更重要的，是見證到一位香港本土年輕學者呈獻初熟之果時的激動與興奮。

　　回想本人三十年前的碩士論文，正是在1989年春夏之交完成，處理的雖是晚清基督徒的身份問題，但卻牽引了我往後的思考與實踐。德維這篇文章，也是孕育在2014後的香港，二百多年前儒者提出對異己的「寬容」，在今天又有何迴響？其實，歷史研究不僅有助於疏理過去，也是在各種拉扯與張力之中，與當下處境的對話。

　　學術研究從來就是孤單之路，在當下愈趨扭曲的高等教育環境下的香港尤甚……祝願德維莫忘初衷，為本土華人宗教研究作出更多貢獻。

　　是為序。
 
推薦序

沈旭暉

　　記得當年大學讀書時，有一位老師名叫 Jonathan Spence，中文名字在漢學界享負盛名，即史景遷教授。他的專長是近代明清中國史，獨特之處是擅長說故事，特別是平民百姓、基層官僚等小人物的故事，由下而上、以小見大，去講述整個社會的結構性問題，和傳統中國史家的筆觸、重點、方法論，可謂完全相反。這種治學風格，和筆者熟悉的國際關係也是背道而馳，我們一般講求框架、結構，然後再用實例舉證，但史景遷的框架往往在最後關頭才圖窮匕現，而且有一定模糊性，讓讀者始終保留一絲解讀的懸念。某程度上，史景遷也是一位公共知識分子，頗懂得吸眼球，在海峽兩岸也有不少粉絲，但他不會公開評論當代中國，以維持歷史學家的身份；然而與此同時，遇到任何當代社會議題，幾乎任何立場的讀者，都可以從史景遷的故事找到對號入座的訊號。一代大師橫空出世，自非偶然。

　　閱讀孔德維的文章，無論是這本由碩士論文改編的著作，還是平常他在臉書的點滴分享，乃至和他的日常對話，一直都有一種感覺，就像在讀史景遷的déjà vu。對清末民初的一切、種種冷僻史料，他知之甚詳，然而從不會像一般學究那樣談甚麼學派、典籍、師承，乃至種種自欺欺人治國平天下的宏大理想，只會把一個個小故事用最落地、入世的語言娓娓道來，弦外之音讓人自行領會。宗教研究哪怕是歷史，在今天也可以觸及種種雷區，他卻能巧妙地利用宗教研究為分析中國社會深層結構、官僚上下層級互動、民間各自表述智慧的切入點，不但不會被現實政治污染，反而製成一把別出心裁的保護傘。一般在圖書館度過無數寒暑的學者，往往都有一定程度的社交障礙，但德維有異常入世的一面，沒有學術研究的醬缸酸味，也不刻意成為學術明星，卻已經在九十後圈子大放異彩，成為同齡最有個人風格的博士。偶或遇上個人困惑，似乎他的移情中介也和我一樣，名叫叮噹，不是多啦A夢。

　　面向未來，我們面對的是一個極速變幻的大時代。Uberization的去中介化趨勢，令傳統大學首當其衝，從前種種學習、研究模式，有了大數據、人工智能、機械學習，已經變得不合時宜；在網絡世界以decontextualized方式閱讀歷史的風潮，也顛覆了從前對歷史研究的定義。當政府以120歲為未來的壽命基準，各行各業的保障越來越小，slasher生活已成王道，無論在大學工作的職級如何，即使是真‧史景遷回到25歲，在今天的香港大學拿到教席，或德維的先祖孔丘復生來當一個院長，也不可能以收入確保退休。昔日香港在國際關係有獨特角色，在中西文化之間，有近乎獨一無二的學術傳承，但日子有功，這些優勢今天所剩有無幾，賢愚共知。喜見年輕學界有德維這樣的新生代勇於探索自己的路，令人發現只要有慧根，讀史比讀報確能知我輩之未來，否則即使在研究當下最熱門的話題，下一刻就會淪為無人願意研究的歷史。
 
推薦序

鄭睦群

　　基督宗教的宣教史充滿著衝突與融合的精彩交錯，但如此細膩的過程卻往往呈現簡要的化約論述，且多半套用著無比單調卻實在方便的二元對立論，許多關於十九世紀的東亞敘事亦是如此。以單調形容或許重了些，畢竟宣教士在異域中宣揚基督信仰的故事，倘若化約為「救世福音」衝撞民智未開的「黑暗枷鎖」，這樣的角度是比較容易理解的。許多如少年漫畫般的熱血見證，除了激勵信徒投身或支持宣教行列之外，也確有不少人因此感動而受洗成為耶穌的門徒。

　　但人生畢竟不是少年漫畫，如果一個人不能簡單分成「好人」與「壞人」，那麼對基督信仰的接受與否亦非僅有「封閉」與「開放」兩種視角。孔德維博士的大著《為甚麼我在包容基督徒？―十九世紀中葉儒者的宗教寬容》即著眼於此，將所謂「接納」、「包容」「拒絕」或「排斥」置於更立體的處境與脈絡，以多重向度的討論跳脫二元對立的面向。例如經過史料與文本的爬梳、分析與比較，同樣身為「儒者」的姚瑩、魏源和梁廷枏，其對基督教論述的差異實反映了世界觀或個人經歷之不同，亦展現了他們身處的政治環境、個人好惡與價值觀。一如孔博士在文末所言，十九世紀中葉的儒者並不是單純以自身的信仰批判基督宗教，亦非純粹站在帝國官員的角度，從管制與外交原則來應對異國的宗教，因為每位發言者都有其獨特的思想背景與發言目的。而這些知識分子的價值觀又可以逆向投射出其認為何謂「國家」？什麼又是「國家」其應負之「道德責任」？這不僅呼應了本書在開頭即拋出的問題，也提醒我們應當思考「道德」與「公權力」之間的從屬關係，因為這個社會已經有太多高舉公義大旗，卻往往是以己身抽象規尺丈量他人的無謂壓迫，這些問題都能在孔博士的大作中有更深層次的思索。

　　我與孔博士相識於第八屆「基督教與中國社會文化―國際年青學者研討會」，並有幸與其同台發表論文，那是在2016年末的香港中文大學，當時他還是香港大學的博士候選人。會議上的男性學者若不是全套西裝，起碼身上也是件襯衫，唯有孔君穿著一件正面印有「小叮噹」（後來知道港譯為叮噹）圖案的T-shirt登台，與其精彩論文共同驚豔全場，令我印象十分深刻。會議後彼此依舊保持聯絡，儘管我年紀稍長，但每每與孔博士交流皆感佩其深厚的學術功力，把酒言歡之餘亦見賢思齊。榮幸在其大作出版前搶先拜讀，略舒所感，並誠摯為之推薦，是為序。
 
自序

從「螺螄粉」到有關「多元」與「包容」的思考

孔德維

　　任何人都可以成為小眾。無論種族、宗教、性傾向，抑或喜歡的音樂與娛樂形式，都可以成為在社會被欺負的理由。在一個層面屬於主流社會，也可以在另一個層面被視為怪異。圖靈（Alan Turing）和王爾德（Oscar Willde）的慘劇可以發生在任何人身上；如果孔融生在現代，相信會成為一個成功的YouTuber，「跌蕩於言」（《後漢書．鄭孔荀列傳第六十》）就是致富的關鍵而不是殺身之由。但即使在現代，與主流社會相異的行為與觀念，又何嘗不會惹禍呢？當主流社會被賦予國家權力時，悲劇就更容易發生。

　　排斥異己是人類的天性，而排斥往往也是充滿正當理由的。嚴重如隨機殺人、戀童癖、反社會人格固然要被主流排斥；但輕如衣裝裸露，甚至是體味濃烈，也可以是被社會否定的理由。更誇張的是，即使沒有造成具體的傷害，象徵式的事物也可以帶來暴力。在21世紀，一幅有關宗教人物漫畫仍可以引至殺身之禍，後人祭祀生前犯有重罪的亡靈更可以帶來國與國的爭端。自20世紀九十年代以降，享受全球化紅利的菁英推崇多元價值近二十年，但卻養成近年寰球的右翼抬頭。世界各地都出現本土主義的思潮，強行視為反智嘲弄，自然是無聊的行為；單單以溫情與誠懇推崇大愛，又何嘗是合理的進路？自身文化受外來族群挑戰，是一種確切的感受。對視「多元」為美事的人來說，「不同」本身就有內具價值，為了維護「多元」，社會各界都必須作出犧牲。但對不認同的人來說，「多元」就是對傳統的污染，也是外來者對本地文化的侵略。

　　故老相傳，數十年前香港學生留學外地必備鹹魚，而每當鹹魚入鑊蒸煮，香（臭）氣四溢，學生宿舍的左鄰右里必爾敲門爭吵。無他，「口之於味也同焉」是騙人的。這傳說可信度或許成疑，我的女朋友在香港某大學宿舍的故事就很真實了。一位來自中國的同學在她的宿舍每幾天都會烹調廣西柳州的名物「螺螄粉」。所謂螺螄粉，即以柳州米粉，加上酸筍、木耳、花生、炸腐竹、黃花菜、青菜等配料，調入酸辣味，以螺螄湯煮成。螺螄粉的獨特氣味，被香港《蘋果日報》生動地描述為「臭過阿婆絲襪」。問題來了，同層宿友的頭腦固然明白和同情遊子離鄉向學，是需要 comfort food 的；但鼻腔就是難以忍受。以頭腦的理性否定鼻腔的感受，是為「以理殺人」。崇尚多元的菁英簡單地否定希望守護傳統價值的大眾，就像被螺螄粉薰得作嘔的鼻腔，被頭腦說教一樣。如果鼻腔有手，大概要給大腦掌一巴掌了。「為甚麼我在包容螺螄粉？」與「為甚麼我在包容同性戀？」、「為甚麼我在包容國際難民？」一樣，都不是不證自明的價值。

　　如果任何差異都可能帶來衝突，而「包容多元」又不是一個為普世認同而具內具價值的概念，那「包容」就需要理由了。這本小書的原稿是我2014年在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學系哲學碩士學位的畢業論文，但通篇卻在香港的旺角、金鐘等地方的咖啡店與街頭寫成，寫的時候我也不斷思考我的老師「為甚麼在包容我沒有上課？」我希望在此感謝業師邢福增院長對我的身教言教，以及對我各種奇言怪行的包容。我也需要感謝宗教系的黎志添老師、賴品超老師、楊國強老師、葉菁華老師、唐秀蓮老師、周慧賢老師、James Frankel老師、Ithamar Theodor老師、黎子鵬老師、孟一仁神父、歐亦沛博士、龔惠嫻博士、李志誠博士等對我幾年的指導。香港不同於臺灣，從來沒有政治人物需要提出「拚經濟」的口號，因為這個城市的主流基本上都以效率與回報率作為思考的原點。入讀文學院基本上已是一種小眾的行為，而宗教研究當然更是小眾的小眾。我在宗教學系的五年讀過了《呂祖全書》和 Bhagavad Gita ，參觀過江西龍虎山和敦煌石窟，也參拜過京都的比叡山和大小寺社與香港不同宗教的墳場。這一種獨特的學習經驗，令我看到了香港與世界尚有很多不同的生活方式。如此種種，無言感激。在宗教系以外，我必須提及的是在12歲那年在香港中文大學資優課程認識的張學明老師。歷史系的張老師每年在香港中文大學資優課程中將大學課程中的神話與歷史項目介紹予小學及初中生，對很多年輕學生進入人文學科的世界提供了很大的助力。這種「影響因子」計數不了的事情，其實是功德無量。

　　至2018年本書交付出版社時，文稿已多次修訂，並已完成在香港大學的博士課程。我也必須在此感謝我在香港大學中文學院的指導教授宋剛老師及對我照顧有加的馮錦榮老師。另外，在修讀博士期間，我曾到訪臺灣中央研究院任訪問學人一年，獲得閱讀更多原始史料的機會，也認識了不少臺灣的學者與機構。我尤其感謝王汎森老師、黃進興老師、潘光哲老師與鄭睦群老師幾位對我多作指導。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伍安祖博士、皇家亞洲學會香港（Royal Asiatic Society Hong Kong）的前主席Michael Broom先生、The Silver Way: China, Spanish America and the Birth of Globalisation的作者Juan José Morales、獨立行政法人日本貿易振興機構アジア經濟研究所（Institute of Developing Economies, Japan External Trade Organization）的熊倉潤博士、費薩爾國王學術與伊斯蘭研究中心（King Faisal Center for Research and Islamic Studies）的Mohammed Al-Sudairi均曾在不同方面為這研究提供意見和協助；特別需要提及的是，由於我在撰寫碩士論文時尚未學習日文，本書不少日文資料均係向香港中文大學日本研究系畢業生張俊軒先生代為處理，特此一併致意。

　　對於小眾與包容的思考，也緣於我在大學一級時輕率地與朋友開辦的義務教育機構文宣學社。這一段服務對我後來參與了各種非政府組織和研究機構的工作有不可多得的幫助。同時投身於研究工作和慈善機構的營運，肯定不是一個明智的決定。在同學吳偉新先生與很多不同的朋友共同努力下，我能夠在過去五年完成碩士與博士的畢業論文，而文宣學社的同事尚能準時支薪，絕對有莫大的運氣。在公共與慈善事務的範疇，我尤其需要感謝沈旭暉老師自我20歲以來一直的指導，Tony Yeung先生、曾家洛先生、馮智政先生、周子恩先生、盧日高先生、甘文鋒議員等等前輩，也向我分享了不少經驗，一併致謝。關於「多元」與「包容」的思考是不宜單靠閱讀獲得的。正如螺螄粉一樣，明明我很想尊重人家的食物文化，但經歷過後就是生理上接受不了。人必須要從真實的體驗中得悉「多元」的可貴與可惡之處。在我長大的九龍城，「多元」對我來說從來都是「事實」，而不是「選項」。很幸運地，我認識的外國族群可愛的遠較可惡的多。在中、小學的年代，我在九龍城的民生書院基本上是無心向學，每天思考的是午餐吃泰菜、越南菜還是港式的大牌檔。這一個社區的「多元」當然比學校的單調生活有趣。我很感激張冬屏老師、黃錦紅老師、張寶清老師與黃子峰老師在我身上浪費的時間，讓我這種沒有學習動機，天天往街上跑的學生有了基礎的人文知識。

　　這本小書的核心問題，圍繞著「包容」的「紅線」是甚麼。卡爾‧波普爾（Karl Popper）在《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中認為「紅線」在於不能包容「不包容他人者」。我很同意這個觀點，但這是從哲學角度的回應，而真實的世界是更複雜的。在十八世紀歐洲思想體系提出「政教分離」以達至「多元」共存的同時，東亞的內部也醞釀著另一套進路的政治與宗教思想，令帝國可以適應異文化的長期存在。這就像你的宿友天天在煮「螺螄粉」，或是你的兒子有正事不做，在樓價高漲的香港，靠微薄獎學金過活。有些時候，真的「包容」不了，鼻腔的真實感覺不是哲學思辯可以壓下去的。到最後要如何處理，真的有很多不同因素決定，去探究這些因素，就變了歷史學的工作了。當然，也不是每一個個案都可以解釋，正如我的父母對我的不事生產「包容」多年，或我的女朋友衛婥怡女士對我經常埋首圖書館的「包容」，都是令人難以理解，應該轉入神秘學範疇探討的。是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