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爾登作品集台版序
冷靜的同情,克制的反思
胡又天
二○○七到一○年,我在北京大學歷史系攻讀中國近現代史碩士學位,每當路過書報攤的時候,就會買《南風窗》、《南方週末》、《南方人物週刊》、《三聯生活週刊》、《讀書》、《讀庫》、《財經》(後來被整管,原班人馬出走另創《財新》)這些時政與人文的雜誌。彼時雖然iPhone已經問世,但微信未出,社群APP的時代尚未全面到來,網上的精彩內容還分散在各個論壇和博客(網誌)中,實體版報章雜誌的市場還沒有萎縮得太厲害,甚且還在選題、編採、排版等各方面精益求精地進步著。應該說,一九九○年代末到二○一二年,是當代中國大陸報章雜誌最精彩的時候。
一九九二年鄧小平南巡講話,確保改革開放路線不動搖,使言論環境漸漸從一九八九年六四天安門事件的肅殺中回暖;江澤民時代,主要基調是經濟發展與「入世」(加入WTO),對政治和文化方面的敏感議題,也放鬆了管制──或者應該說,發條鬆了,而體制內外大多數人,一時也還不想它再度栓緊,再加上網路開始普及,共產黨很清楚這是未來,不可遽禁,只能花時間去摸索如何管制。二○○二年換胡錦濤執政,大抵蕭規曹隨(包括可嘆的弊端及可喜的弊端),言論上也是比較被動的姿態,感覺到危險才會嚴肅的反應一下。於是,各個世代、各種思想的作者,察覺了這個空檔(或者說「過渡時期」),便紛紛大展身手,在體制容許的模糊範圍之內打「擦邊球」,藉由對過往的重述、對當下的記錄,探尋一個更好的未來,或至少是盼望著一個可以比較不一樣、不那麼「主旋律」的中國。
刀爾登便是在這個時期出名的作家之一。
刀爾登本名邱小剛,生於一九六四年,在文革的瘋狂與凋敝中度過了童年,一九八二年以河北省文科第一名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然而他心性淡泊又帶幾分刁,並不以此為得意;一九八六年畢業,也不待在首都北京,而是回了石家莊的家,在河北社科院任職,一九九○年代末再到河北日報社旗下的《雜文報》當編輯。這些都不是什麼了不起的單位,有識者或許會覺得屈才,而他既不喜爭競,一輩子或許也就這樣了。二○○一年,他和朋友被新來的領導「調離」,沒了體制內相對閒散的工作與生活;如果他下海從商,或許也能別有一番發展,但也可能就泯然眾人了。
他之所以成為了名作家,轉機在一九九九年左右開始在網上發表的文史隨筆。
一九八○年代晚期到二○一○年代的最近,是翻案的時代,兩岸三地皆然:幾乎所有的一切都要被顛覆,至少也要面臨重新審視,特別是在牽涉當代政治的文史領域。其中有不少持論過激、翻案翻過頭的,雖能聳人聽聞於一時,但網路時代人人可吐槽,不久也就將引來同等的反駁,乃至流於令人厭棄的口水仗;刀爾登的文章,則沒有那樣的浮躁,講故事能自然流露出其閱讀的深度與廣度,作批評也總能細膩地引導讀者,不去執著於得出什麼正確答案或「真理」來踩人,而是讓我們能在各種殷鑑之中更加瞭解人情事理中的所以然,然後可以保育個人的自由,也讓社會能有更多同情和思考的餘裕。例如《中國好人》中的一段:
黨錮之禍,生出一批道德典範,李膺、范滂等,以其勇氣和正直,激勵過歷史中許多偉大人物。此役雖在社會生活中是大破壞,在道義上卻是一場完全的勝利;用良心或腎上腺與壞人作殊死鬥,從此成為一個模型,德昭千古。至於如何將權力鬥爭轉化為道德戰爭,不用很久也要成為拿手好戲,連續上演。
這可以說是從「得理不饒人」這句俗話,反過來切中了傳統史學和唯物史學都未能充分解釋的要害:傳統史觀格於士大夫的立場,天然地和學運站在一起(在台灣年紀稍大一點,讀國編本歷史教科書長大的朋友,可以回想一下當年課本是怎麼惺惺相惜地描述黨人的);唯物史觀則只從「生產力」與「生產關係」論述皇權、世家、豪強、寒門的利益矛盾與階級固化問題,將道德上的爭執貶抑為遮蔽真正癥結的煙幕,然而這種自傲於掌握了真理的姿態,往往便將經濟理性的今人和「蒙昧」的古人割裂了開來,喪失了歷史本應能讓我們培養的同情、共感(或曰「神入」)的能力。《中國好人》與《舊山河》這一集中的文章,便能通過作者潛心達致的共感,檢討中國史上這許多盛名累累的「好人」,是為什麼會將事情辦壞掉,乃至讓大局不可收拾,遺禍千年的。
刀爾登檢討國故,沒有五四運動以來急切揚棄傳統、盲目仰望西方的弊病(現在有一些為反中、反共而活動的論者仍只停留在這裡),也不走到一味擁護傳統、標榜傳統的另一個極端──這種人雖不顯眼,但也不太少,可嘆的是其中還沒幾人真有好好通讀過古書。刀爾登是真正讀過的,在二十來歲時自己大量閱讀經典和文集,打了底子,《亦搖亦點頭》便記述了他接觸中外文學的歷程與心得,書名一方面意謂豎排、橫排都看,一方面也是保持著主見,有所取有所不取;再一方面,也是體現他們一代人在世道幾度變更中的迷茫與恍惚。例如談十九世紀自由主義經典著作《論自由》(On Liberty,嚴復譯《群己權界論》)時,他筆鋒一轉:
我想起一九七六年秋天,在一個山坡上,與一個同學皺著眉頭討論:「……會不會變天呢?」那時我還是個小學生呢!是的,我們這一代人,本來是標準件,出自政治工廠。我們不知讀過及聽過多少正統的書籍、報紙、廣播,每天浸泡在其中,生長在其中,在小學時便寫批判稿,寫學習體會,訂閱《朝霞》、《學習與批判》,「關心國家大事」……如今我好奇的是,那一代人,是如何衝出這包圍的呢?
「好像沒費什麼勁。」我同一位老友談到這個問題,他這麼說。是的,好像沒有經歷過什麼嚴重的思想轉變,沒有經歷過可用「崩潰」、「重建」之類的詞來形容的過程,瓦解是安安靜靜地發生的,等想起來時,它已經完成了。(〈「密爾」路碑〉)
生為文革一代,刀爾登的文集不能不帶有對文革與專制的反思,事實上他的反思是深入到文化傳統根柢的,並且他謹慎地不貿然站到另外的極端立場去,只是綜合這半生的體驗,來為古老的問題吐納出自己的一番心得。《不必讀書目》這部談中國古代經典和文集的書,書名便首先對應了國學領域裡頗讓人難為情的「書單」老問題。
近百年來有不少學者開過國學書目,談論說為什麼必讀、應該怎麼讀,然後這個人說你這最低限度的書單還是太繁太多,那個人說你的讀法還是夾帶了太多執見,鬧得很沒趣。然而老一輩學者多少還真的讀過那些古書,過了兩代人,我們大多是修課時選個幾篇意思一下便罷,連參與這個話題的資格也沒有了,因而經常不能不自慚於底蘊不足,轉頭又吐槽別人不讀書或沒把書讀通,反正通常不會錯,就這樣用散發焦慮的方式來處理焦慮。
刀爾登的處理方式,卻是從「必」字著眼,針對了這種焦慮來作解說:確實讀過這麼多書的他,不跟你擺譜說你們這些小朋友快來拜師,也不去迎合某些人的便辟心理,說這些書不讀也罷(甚至「不讀更好」),而是點出他在諸子百家、歷代文苑之中所看到的執迷,讓我們可以不像前人一樣地失陷進去。並且,其中如批崇古非今、道德掛帥等等痼疾,感覺起來雖可能有些老生常談,但別人批判舊中國的崇古情結,多是站在發展主義、追求國富民強的立場上面;刀爾登的關懷,則總在於我們個性的解放,以及情志的舒展。例如:
世界上最愚昧的事,是允許自己處在愚昧中。假如我們同意,對廣袤世界最少經驗的古人,擁有最好的解釋,那麼,我們也就同意了,理性的目的是迷信,知識的目的是混沌,不可積累的高於可積累的,無可驗證的優於可驗證的,而且,我們還同意了,文明的方向從一開始就前後顛倒,是從終點駛向起點,其意義至多是保持人類的壽命,使其有時間達到古人已經達到的境界—愚昧。(〈不讀《周易》〉)
這既是針對後世玄學家將易經與儒術發展成的迷信,也是針對有史以來,思想怠惰使人們相互要脅著自欺欺人,乃至造成道德的禁錮,用現在的流行語來說是「在同溫層裡取暖」的情形,一如《中國好人》中的片段:
習慣於依賴愚昧,並從愚昧中發現出力量,體驗到快樂。田間地頭學哲學,工人階級上講臺,在這種「遊戲」裡,受傷害的絕不是知識傳統的本身,而是我們。到今天,我看到一些唸過書的人拿起什麼事來都敢胡說,我懷疑他們和我一樣,也是「批判」著過來的。(〈被小學生批判過的〉)
梁簡文帝曾說,立身須謹重,文章須放蕩。後人反是。自唐以後,聖道沒見到弘揚多少,國祚沒見到延壽多少,而文章倒成功地弄得無趣了。喜歡趣味的,由文被逼入詩,又逃詩入詞,逃詞入曲,又逃到小說,最後小說裡也全是大道,這時人們方心滿意足,吮大拇指而發呆矣。(〈庾信文章豈老成〉)
《不必讀書目》各篇標題以「不讀」開頭,其實當然不是不讀,而是不像教科書那般總要「主義掛帥」,牽強附會地將屈原說成愛國主義、李白說成浪漫主義、杜甫說成現實主義詩人,談《儒林外史》、《紅樓夢》則必云其如何揭露封建社會之醜惡云云(大陸教科書至今仍多如此,但台灣人請勿嘲笑,不少政論家在帶風向的時候,一樣是用這種強行說教的工具思維來看待世界上的一切文學藝術)。刀爾登則脫去了教條,而能以個人的角度,帶領我們關注這些舊書真正值得細品的地方,就是「人」的處境:
偉大的《儒林外史》,講了一群失意者的故事。在證明這些人如何了不起上,《儒林外史》的說服力是不夠的,但小說告訴我們,他們怎樣活下去,怎樣把幻想維持下去,其中那慘澹的信心,是除了《紅樓夢》的讀者之外,任何人都需要看到的,即使是在別人身上。(〈不讀《儒林外史》〉)
我們總是需要希望,即便只是一種「慘澹的信心」。這是冷靜克制的刀爾登並未放棄的溫情,他的反思不會走到徹底的絕望和否定,淪為「小人窮斯濫矣」、「破罐子破摔」的灰心喪氣,我相信這是他從文學裡得到的滋養,也是他想傳遞給我們的慧命。
二○一二年以後,以社群平台和營銷公眾號為中心的移動互聯網時代來臨,中共的網路管制趨於齊備,群眾在國勢日蒸的背景之下,亦多擁護中央以經濟發展為綱、民族主義為大棒──異議不是沒有,但已動搖不了境內的主流。仁人志士打了十幾年擦邊球,結果是中共劃出一條不得跨越的紅線了,報刊再也沒有了撬動政治、影響國家大政方針的可能,也就是不再那麼能令人「興奮」了,我也就漸漸沒再買大陸的實體雜誌,即使去年在大陸工作,偶爾買一兩本,讀起來也不再有先前的滋味。刀爾登隱逸的個性與文風,在這個新時代,自然是格格不入的,近年也很少再聽到他的消息,但或許這樣也好。
承蒙大寫出版相邀,為台灣讀者介紹刀爾登作品的時空背景,我也是首度拜讀了他文章的完整結集,而更接近了這位學長所閱讀過的,厚重、複雜而又保育著慘澹信心的古代、現代中國。大家在今日或者幾年、幾十年以後的將來讀到這幾本書,興許會很有一些恍如隔世的魔幻感:眼前的中國,居然也有過這樣的年月,出過這樣的作家。或者也不該說「恍如隔世」,而是真的隔了好幾世;然而,相隔百世的古人古書,刀爾登猶能有所共感,感知到那些不一樣的、失誤而真實、可貴的生命軌跡,我們也應該要能。謹為之序。
胡又天 二○一九年二月十一日
※胡又天,北京大學中國近代史碩士,作家、歷史學研究者,著有《玩世青春》、《寶島頌》、《金光布袋戲研究》等作品。
紅旗未曾下過這只蛋
劉 瑜
中國歷史我讀得很少。當然最主要是由於懶散,但隱隱一直還有一層原因,就是中國史的寫法──無論是古代的正史,還是當下的戲說──大多充斥著那種「皇上聽了奸臣的讒言,殺害了忠臣,然後王朝就垮了」的臉譜式歷史觀。我不相信歷史靠「忠」、「奸」二字可以得到解釋,事實上我覺得「忠」、「奸」式歷史觀背後包藏著很壞的政治觀──這種歷史敘事裡既缺少「限制權力」的意識,也沒有「個體權利」的位置。所以潛意識裡,我一直認為國史讀得越多,腦子壞得越快,就像一桶牛奶裡含有三聚氰胺,喝得越多中毒就越深。逃避讀國史,部分是出於精神上的自我保護。但讀刀爾登的文字,我卻沒有戒備之心。在我有限的閱讀體驗裡,這是難得的不含三聚氰胺的中國歷史。豈止無毒無害,裡面還加了大量的礦物質和維生素。與網上很多資深的「三七」粉絲不同(刀爾登原來的網名叫「三七二十八」),我並不知道刀爾登在網上早已享有盛名,更不知道他象徵著某種隱祕的閱讀品味。我孤陋寡聞,知道刀爾登不過一年左右,還是蹲在廁所裡讀《新世紀》的專欄偶然撞上的,撞上之後立刻決定不上廁所了,開始搜尋他更多的作品。
在我眼裡,學歷史的人,專業學者也好,發燒友也好,學「進去」的多,學「出來」的少,刀爾登卻是少有的學進去又學出來的人。學進去的人多半喜愛鑽研史料,泥牛入海一去不返,尤其熱衷於和其他學進去的人PK誰掌握的史料更偏僻細緻,鄭和下西洋的船艦到底長、寬多少米,《呂氏春秋》裡第十行第三個詞到底是什麼意思,哪些古代詩人使用過「自由」這個字眼……學歷史學到這個分兒上當然不易,但對於我們這些歷史知識少得可憐的人,讀這樣的歷史基本上和圍觀雜技表演沒什麼區別,看的就是個驚險。不過,技術精湛固然令人歎為觀止,但要說那樣的雜技表演對於我們理解歷史乃至理解我們自己有什麼用處,好像也說不上來。而刀爾登能鑽進浩渺的史料,又從裡面鑽出來,用反思的眼光去看待歷史的波濤洶湧。
所謂反思的眼光,就是從那種「見王朝而不見國,見國而不見民,見民而不見人」的忠奸觀抽離出來,重新詮釋中國歷史中被顛倒的國家與社會的關係、集體與個體的關系、道德與制度的關係。講東林黨之痛恨阮大鋮,刀爾登說中國歷史上這種長盛不衰的「捉壞蛋運動」,原因並不是什麼「君子小人無兩立之理」,而是缺乏制度想像力的儒士們要為政治失敗尋找替罪羊。講孟子的民意即天意,他提醒讀者,「別忘了,孟子書中的民,只能集體地做兩件事,一個是等,『若大旱之望雲霓』;一個是列隊歡迎,『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說到皇朝綿延不絕的統治基礎,他指向東漢以來地主階層的儒化,「土財主派兒子去念書做官,白胖胖的一個孩子出去,回來已變成儒士。」講傳統政治中「教化」之功效,他拿歷代農民起義軍的殘暴程度相比,「諷刺的是,古代中國,一直以教化人民為任,何以越教越壞呢?」講知識分子們的亡國之恨,又說:「在平民看來,順康年間,除了頭頂上多根辮子,生活和從前,也沒很大的不同,風俗依舊,人倫依舊,豆腐也還是原來的味道。」這樣的「修正主義」歷史,在我這個無可救藥的個人本位主義者看來,才不至於讀壞了腸胃。
當然刀爾登的文章好讀,不單是因為道理澄明,還因為文字筋道。正如一件好衣服既要款式好,也要面料舒服,好的文章既要有道理,也要文字美。優美的文字有音樂感,刀爾登的文字就有這種難得的音樂感:有節奏,不徐不疾,完全沒有時下「憤青」的燥熱感,更沒有當今文人們紛紛引以為豪的市井氣,好像他所置身的環境對他的文風與思維方式毫無影響,似乎他不是「紅旗下的蛋」。前一段,刀爾登剛出了一本又古怪又雅致的小說,叫《七日談》。讀完之後,我覺得這書完全不像這個時代、這個國家的人寫的,倒像是一個活了一千年又在沙漠裡修行了一千年的老頭突然開口說的話。大約歷史讀多了,人的自我評價和自我要求的尺度就不再是當下。「此時此地」對於他,無非是遊蕩於古今中外的旅途中暫時寄存自己的櫃檯而已。
據說刀爾登當年北大畢業後,主動放棄了在北京工作的機會,回到石家莊。在石家莊工作數年後,又放棄了體制和單位。如今雖然以寫文為生,但似乎也不混任何「文人圈子」,自己跟朋友喝酒下棋。有人說他是「隱士」,我卻不覺得他有要成為一個「隱士」的刻意,也沒有「隱士」們那種自我陶醉的表情,無非是找一個舒服的姿勢活著而已。一個人從很年輕的時候就知道自己「不想要什麼」,這種能力很是讓我嫉妒,但我同時也高興他找到了自己的「合理生活」。大約只有「合理生活」的人才能寫出這麼從容的文章,自己愉快,也讓我這樣的讀者愉快,那種走在一個初夏的黃昏,微風迎面吹來,空氣中有暗香浮動的愉快。
二○一一年十一月於北京
※劉瑜,北京清華大學政治系副教授,中國知名作家,著有《民主的細節》、《送你一顆子彈》等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