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思想與習近平主義：改革開放論＆冷戰三段論（精裝）

【序】
黨和國家都是為人民服務的工具── 胡德平

【自序緣】
領袖雄才偉略，社會離心離德

壹、胡耀邦思想綱要──「全面改革開放」
一、胡耀邦思想──改革開放原始程式碼
二、胡耀邦思想──全面改革開放總綱
三、胡耀邦思想──偉大復興中國夢之政治指南
四、胡耀邦──首倡「和平發展」與「改革開放」第一人
五、胡耀邦──人道、民本、良知第一人
六、胡耀邦──解放農民階級第一人
七、全民所有即全民所無
八、葉劍英與反對封建主義
九、特色社會主義或封建資本主義
十、耀邦之殤──「人本主義」的輓歌

貳、習近平主義──「憲政」文明新時代
一、習近平主義=憲政法治文明
二、習近平新時代與科學三民主義
三、中國夢──民主憲政、光復中華
四、民富國強，國富民弱
五、內憲外戰，文治武功
六、反腐──政治、社會、科教、文化、宗教
七、國家憲法裁判政治歷史──土改-高饒-反右-文革-林彪-六四
八、國魂祠、榮軍部、懲奸局
九、清亡真相──恃強拒憲
十、習近平、川普、普丁

參、意識形態冷戰三段論
一、自由必勝，專制必敗
二、冷戰三段論──暨意識形態與價值觀三主義
三、社會三民主義或三民社會主義
四、貿易戰──原因、謊言、底牌、解藥、演義
五、中美賽馬──封建資本主義與自由社會主義
六、美國制中──「禁共令」及三計三策九略
七、中國王牌或死棋
八、謹防新台獨──邦聯美日暨美日志願軍
九、波浪揭示中美國勢調整
十、中美俄「恩仇」簡史
十一、領袖屬性、宗教道德、民族類型
十二、冷戰的終結──光速/量子武器

【跋疏】
自由平等新中國
【附】 耀邦不朽，永遠懷念
【附1】人民與國家，誰共誰的產──胡德平
【附2】中美貿易博弈是苦果，還是甜果──胡德平
【附3】由貿易戰想到耀邦與科技發展的幾個小故事──胡德平
【附4】心在人民，利歸天下──胡德平
【附5】全民所有，全民共用──胡德平
【附6】警惕打著共用的旗號搞新的公私合營──胡德平
【附7】80年代西藏幹部內調政策背景──閔遠
【附8】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切權力屬於人民──陳劍
【附9】中共建政前觀點言論精選
【附10】紀念劉和珍君──魯迅
（注：附1—8文章源自胡耀邦史料資訊網：www.hybsl.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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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黨和國家都是為人民服務的工具

胡德平

　　小甯：

　　知你近況，心中一塊石頭落地。

　　你說爺爺始終認為黨和國家都是為人民服務的工具。對此我表示同意並深以為然，我黨改革開放的核心宗旨就是人民利益高於一切，自始至終應該堅持改革為民、開放為國。所以，黨和人民之間並不是領導和被領導的關係，而是授權和服務的關係。權力服務人民，而非駕馭人民，為人民服務，而非為領導服務，自然也就應該是順理成章的常識了。

　　改革開放和民主法治一樣，不是恩賜，而是責任、義務和使命，更是我黨的莊嚴承諾。

　　現將之前我的一篇發言稿傳給你作為參考。
　　我黨的核心利益，就是人民的自由和幸福，除此無它。

　　專制獨裁屬於封建主義，而非社會主義。社會主義，應當比資本主義更自由、更民主、更平等、更法治、更人性、更文明。這也是我黨的一貫宗旨與主張，從始至終不會發生改變。

　　文革結束以後，全黨全國人民都在思考今後建設社會主義之路究竟應該如何起步？那就是共產黨做為一個執政黨，能否在深刻總結以往歷史的經驗教訓的基礎上，開創一條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建設之路。這條路的最大變化就是要徹底解放思想，採用一種全新的形式，走上一條不同於以往的改革之路，以新的體制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其核心部分就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而黨只是領導、執行這一歷史任務的政治工具。這種關係絕對不能顛倒。

　　首先，十一屆三中全會之所以能夠成功召開，那是因為會議之前有了一次打碎人們思想枷鎖的全民大討論，同時也開始打碎了人們身上的組織枷鎖。共產黨執政前為人民服務是指為整體的勞苦大眾，為被壓迫階級服務。執政後為人民服務的思想和工作則要具體化，表現在對每個具體人的服務上面。而改革開放之初，也始終把思想解放、人的解放放在經濟體制改革的首要位置之上。這個時候的「為人民服務」就可以具體解釋為：「以人為本，民生為重」，或者「依法保護人民每個人的人身權、財產權和人格權」。這是與指導西方主流文明的洛克思想關於「人生而具有追求生存、自由、財產與幸福的天賦人權」異曲同工的。

　　你的信中也著重提到十六屆三中全會說到的「以人為本」的重要思想，以及之後還承認了「人權」的普遍意義和普適重要性，並將之與耀邦同志日常言行中的人道主義和民本思想相互貫穿與聯繫起來。可見，正確的東西總是經受得起時間和歷史考驗的。

　　錦濤同志和家寶同志任上取消了農業稅和收容制度等，都是為人民服務的最好體現。

　　近平同志在關係扶貧和法治的兩個重大問題上曾經講到：脫貧工作不能讓任何一個人掉隊；我們是法治國家，要讓每一司法案件體現社會的公平和正義。《共產黨宣言》有言：未來社會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共產黨從革命黨轉變為執政黨之後，就應當有這種執政理念的自覺導向。

　　全民脫貧，既是為全體人民服務，也是還老區人民長期以來支援我黨革命事業的債。

　　你看自從近平同志擔任領導核心以來，覆蓋全國各地的有多少經年累月得不到平反糾正的冤假錯案，有些更是被冤枉二、三十年影響整個家庭一生一世的人命大案，終於紛紛得到了「遲到的正義」。最近，民營企業家中因產權糾紛而被錯判誤判的代表性案件，也得到了依法重審和果斷糾正，這對我黨領導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無疑是正本清源、安定大局、凝聚人心、團結一致的正確舉措和全面指引。

　　從現在基層回饋回來的情況看，官場風氣和社會面貌都得到了極大扭轉，可謂煥然一新。

　　還有軍隊和武警的改革，那是十分體現過人膽識和非凡擔當的重要考驗。你看現在的軍風警風得到很大改觀，而且統一指揮之後，某些地方政府動輒濫用國家機器為侵害百姓利益的違法行為「保駕護航」，從而導致黨民矛盾激化甚至惡化的嚴重事件將得到有效控制或避免。此外，軍隊系統退出一切經濟領域，才能全心全意為人民保家衛國。

　　當然，也並不是說一切就都十全十美了，有些方面還存在亟待補課的迫切問題。比如黨內民主或立法、行政機構的國民民主孰先孰後的問題，比如加快健全法制建設，進一步明確消除阻礙城鄉平等的所有壁壘，促進非政府組織發展，培育基層自治和公民社會的問題等。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我看至少到目前為止，很多檢驗的結果都是很好的。

　　再看我們的改革為什麼要改變計畫經濟的模式。計畫經濟一個最明顯的弊端就是「逆天而行」，即不瞭解人，或說違背人與生俱來不可更改的天性。我黨執政以後，勞苦大眾翻了身，他們每個人的經濟、政治、文化需求是什嗎？如果對此瞭解不深，一味照抄蘇聯計畫經濟的模式，大包大攬人們的日常需求，認為政府萬能，或者意識形態萬能，可以扮演家長制的角色，不經意地脫離了人民群眾，自己逐漸變成官僚機構，就可能重蹈「蘇東變色」的覆轍。而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則是可以反映人們，也即涵蓋所有個體需求和預期的最真實、最全面而又變化最快的場所。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符合人性「順天而為」，便於客觀反映整體也反映個體的需求。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渡過了私人產品短缺時代，又面臨著公共產品短缺的困境。而公共產品長期短缺，勢必影響國家的長治久安，加大維穩成本。市場經濟起到了解放生產力並豐富物質文明的進步作用，同時也為更進一步建設美好的社會主義文明準備或創造了客觀條件，那就是社會主義還要在市場經濟中更加完善地提供並解決公共產品或社會保障的問題。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既然有「社會主義」的名義和內容，那麼就更加應該重視社會公共產品或全民福利問題，這也是普遍關係到每一個人切身利益的大問題。可是，我國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方向已經26年了，整整一代人的時間過去了，特殊利益集團阻礙社會公共利益的話語權竟還可以通天，妄圖影響中南海的決策，對此切不可小覷。這個問題若不加以重視和解決，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就不可能在人民心中牢牢扎根。

　　最後再看我國的基本經濟制度。基本經濟制度的廣闊空間，我認為就是農村四個輪子一起轉，國家、集體、個人一起上。無此哪有個體經濟、民營企業呢？這是一切前社會主義國家所沒有的，他們的垮臺不是私有企業氾濫成災，恐怕還是國有企業一統天下，壟斷經營，產生了特殊利益階層和地下的黑色經濟。這一腐敗現象在我國已經出現並日趨嚴重，不得不格外警惕。

　　下面再談談由以前的共產主義理想，到現在的共用經濟實踐。

　　全民資源全民共用，地盡其利、物盡其用應該是改革開放最核心的思想。

　　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全社會的生產資源是國家的，也就是全民的。「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非常正確，市場主體本身應該是平等的，一視同仁的，市場的主體是誰呢？主體既有國有獨資公司、國有控股公司、上市公司，還有一般的股份公司、有限責任公司、個體工商戶，其中民營性質的公司不少，還有承包農業用地的幾億農民。改革開放都使這些市場主體獲得了共用國家資源的權利。難道共用就是刮「共產風」嗎？共用的條件是什嗎？其條件就是節約資源成本，資源效益的使用有競爭力，對社會和國家的貢獻率高於一般水準。除去極個別的國家特許經營的企業外，這是市場主體共用資源先後秩序最重要的標準。我認為如果這麼做了，才能在經濟領域中消滅一切歧視政策，打破意識形態方面的沉屙痼疾，也可以為銀行一視同仁的貸款物件解困。這不是什麼新話，而是有了黨的決議，為何總不見立竿見影、勢如破竹的效果？黨的十八大報告當中提出：「保證多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平等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

　　我國經濟上出現了「共用經濟」的業態，我國農業生產責任制的改革，就是一種中國式的共用經濟的改革，保持集體土地的所有權不變，其使用、經營、流轉的權利，放手交給村民農戶，也可以通過流轉，流轉給務農的天南海北的陌生人使用，也不需要互聯網平臺的技術支撐。如此成功的經驗，是否可以在保障全民、集體資源所有權的前提下，把其使用權交給最有效益的經濟單位使用，但其所有者權益產生的紅利不應流失，應歸全民、集體所擁有共用。我國農村土地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起初是為解決農業問題的，但以後派生出來的社隊企業，民有企業、小城鎮的發展和新建，以商品糧代替統購糧，莫不發源於此。

　　之所以如此，就是上面說的，各種生產要素競相迸發的結果。我國的改革實踐發展到今天，已提出符合國情共用經濟的新型模式。有些老同志議論馬克思揚棄私有制的學術問題，我們理應爽快接受實踐經驗昇華的新觀念，為什麼總是圍繞著老問題糾纏不清呢？

　　近日發生的滴滴順風車的人命案件，毫無疑問今後要加強監管，裝置必要的電控安全設備，但切不可因噎廢食，否定了整個共用經濟。在今年第四期《中國民商》上，我說了這樣一種觀點，我們固然要警惕「共用經濟」的野蠻生長，但媒體的野蠻報導也應警惕：「據有關部門統計，2017年我國共用經濟的交易額已達49205億元，比上一年增長47.2%，今後若干年還會以30%的速度發展。我認為這一數字是被大大誇大了，那是把許多『互聯網+』的經濟形態也算進去了的結果。這種籠統的計算未必科學。」第五期的《中國民商》刊登了一篇宋清輝的文章，其中就談到了不少「偽共用大行其道」的現象。

　　共用經濟是新一代共產黨人最應關注的一個經濟問題。今後，改革開放能否取得長足突破性的進步，關鍵還在於對我黨意識形態的新的認識，在於共用經濟在改革開放過程中的地位。現在已不是「階級鬥爭為綱」的時代了，我說的「綱舉目張」，首先還是我黨在意識形態中，對破除陳舊障礙的力度上，這種障礙早已被新的社會主義改革實踐所挑戰。我國要建設中國特色的新社會主義，下面一句就是中國特色的新社會主義只有在實踐中才能建成。市場經濟中，黨的領導不可動搖，黨中央要動員全國資源，市場要合理配置全民資源，各種所有制要充分利用相應資源，我國改革開放的前途仍大有可為。

　　還可以進一步講，人民和國家的關係，不能人為對立，或者本末倒置。人民既然是國家的主人，就應該理所當然地公平享受國民待遇。人民利益和國家利益是一致的，甚至還要高於國家，怎麼反而可以被排斥在諸多一般性經濟領域之外呢？

　　記得汪洋同志曾經說過一段十分中肯而精彩的名言，大概意思是：追求幸福，是人民的權利；造福人民，是黨和政府的責任。要破除人民幸福是黨和政府恩賜的錯誤認識。要做為人民服務的「人官」，而不是被百姓痛恨的「狗官」。

　　中國知識分子中迷戀做官的太多，而官員中立志做事的太少。這樣就必然造成唯上不唯民的奴性文化傳統與社會擔當缺失。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期待更多像胡適、魯迅、鄧稼先這樣的民族脊樑，以及如張聞天、周總理、葉帥、彭老總等憂國憂民的優秀精英。

　　除了「誰不改革誰下臺」，我看還應該加上「誰不為人民服務誰下臺」。
　　國家屬於且只能屬於人民，黨和國家自然都應該是為人民服務的工具。

　　或許，這就是孟子所說的：「民為重，社稷次之，君為輕。」
　　事業需要思想的指引和提升，思想需要事業的檢驗與修正。

　　我為什麼一直主張大力發展並保護民營企業或私營經濟呢？

　　首先，源自耀邦同志在中共9大召開前夕直言上書毛澤東主席的一封長信，其中關於「全民所有」實際即「全民所無」這個在當時不僅驚世駭俗，而且簡直大逆不道，拂逆龍鱗，隨時可能禍福難測的觀點。

　　在當時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正在轟轟烈烈如火如荼席捲全國的艱難甚至恐怖的背景之下，在劉鄧路線遭受全面批判並徹底打倒之際，在當年自身屢受迫害、屢經批鬥而幸得葉帥專機西安援救方得脫離險境的情形之下，仍要始終保持一顆冷靜而獨立的清醒頭腦，並且敢於在自身難保的驚濤駭浪之中直言犯諫，充當第一個在理論層面思考並公然指出公有制的矛盾謬誤與私有制的合情合理，如果耀邦同志的心裡沒有始終裝著人民、裝著國家、裝著對黨的忠誠和崇高信仰，沒有把人民和國家利益至高無上的堅定信念，一直做為一個共產黨人的最大責任和最高使命，的的確確應該是很難以想像的。

　　從歷史經驗教訓看，無論是從過去的蘇聯直至現在的朝鮮，生產資料的統一「公有」制度，伴隨著無窮無盡的階級鬥爭與內部革命，始終帶來的不是剝奪人民最基本權利而像哈耶克所說的「走向奴役之路」，就是民貧國衰的「人禍」，其危害程度之烈，往往遠遠超過「天災」。這些都是不可否認的客觀事實，做為「實事求是」的共產黨人，我們要對歷史和人民負責，不應該對此視而不見而重蹈覆轍。

　　其次，無論是中國古代墨子的「兼相愛，交相利」，還是近代西方先賢亞當．斯密的《國富論》與《道德情操論》，都無不客觀而真切地闡明了這樣一個顯而易見的簡單道理，那就是自利或自私不僅僅是無法忽視或違逆的人類與生俱來的自然天性，而且在宗教精神和文明律法的前提下，還可以是促進社會發展和文明進步的原因及動力。這既是「主觀為自己，客觀為別人」，同時也是「互利互惠、和諧發展、共存共榮」的國際準則。

　　其實，集體就是擴大化的個體。國族、黨團與個人的自利或自私本是異曲同工的。

　　如果從達爾文生物進化的角度理解，一旦缺少了趨利避害或自利自私的稟賦，無論個體或集體之間的競爭、進化恐怕都會停滯不前，甚至到最後連繁衍或生存都會成為問題與危機。

　　推而廣之，既然《憲法》已經正式規定保護公民個人合法財產，亦即認同並主張「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而且改革開放之後，當年幾乎所有民族資本家在「社會主義經濟改造運動」中被實際變相「剝奪」的私有財產，很多都得到了政策落實給予一定退賠，那麼做為工人階級最可靠堅強同盟軍且占中國社會最廣大多數的農民階級自古以來所合法擁有，同屬「神聖不可侵犯私有財產」的土地，難道不也應該或者完全可以研究考慮「物歸原主」，即將之歸還其歷史主人──「農民」所合法擁有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