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蟲

◇什麼是人蟲？◇

◇推薦序　通往真相的虛構◇

【上篇：虛構的女人】
一部現實之外的手稿
〈那個人〉

【中篇：活著的女人】
一場現實中的人與事

【下篇：死去的女人】
現實與文本的交叉點

後記：我們都是人蟲
 

推薦序

通往真相的虛構

　　一

　　閱讀這部小說有點難度。幻與真，虛與實，真與假，過去與未來，錯亂的時間飄忽不定……。作者到底講什麼呢？變幻不定的新奇景象及情節吸引你，也帶領你，漫遊一重重奇異的迷幻，最後呈現出完整的故事。哦，原來是這樣。閱讀它是個智力的挑戰，它誘使你讀下去，破解這個迷案。就像打遊戲，它的難度誘使玩家非要贏不可。

　　進入後現代，信息傳播日新月異，新技術新創造層出不窮，人的智識空前提高。這對小說創作是大挑戰，小說還能不能寫？怎麼寫？如果寫，作者、作品也就需要有比讀者更高的智識，更廣闊的想像，更豐富的創造力。這是這部小說撲朔迷離的原因。

　　作者隱於鬧市，這讓他成為清醒的觀察者，犀利的批判者。看似娓娓而談，實則刀光劍影，作者在不動聲色中，將「當今中國」這個光怪陸離的怪物解體。讀者或許會讚揚作者是高手，驚歎他的智慧。但是這份智慧乃來於他的絕望；可以說那是置身世外，「立地成佛」的智慧。

　　二

　　該書第一部分是一篇小說「手稿」，講一個「女孩」逃離社會，去尋找她的「伊甸園」，後因其無法清除自身的文化烙印，失敗而返。描寫了人性在極端「個人」與「集體」中的狀態，相當於成年人的童話。是超驗的存在；第二部分，對應的是歷史與現實之間的交叉點，「我」在一次旅行中遇到了一位「小姐」，聽說了「人蟲」的故事，它串連起了虛構與現實──人蟲是什麼？誰是人蟲？是誰製造了人蟲？是現實的經歷；第三部分，在疑問中一步一步接近真相──「我」發現那位「小姐」就是「人蟲」，「女孩」、「小姐」、「人蟲」原為同一人。「我」想要再次找到她，瞭解故事的原委，但他們再次相見後，她即遭遇了不幸，發現「人蟲」的線索至此中斷。是經驗的此在。

　　有關「人蟲」，小說裡提供的信息很少，只能從某些簡短的對話中猜測到：芳鄰自幼被某首富關在一個封閉的空間，該首富按自己的喜好將其製作成「人蟲」。之後，便將她「拋入」這個社會。落地社會，她遇到了一個純藝術家，事情似乎不錯。兩個「乾淨」的人偶合到了一起，麻煩連連。為了生存，他們必須改變自己，最終二人都成為自己最瞧不上的那種人。這是這個國家的「成就」。

　　三

　　這是個殘酷而恐怖的故事。但在這個故事中，有個優美的「伊甸園」內核──大海邊那對純真的女孩、男孩。「她在這個地方住下。他在這個屋子住下。每天她都要到沙灘邊緣耕作播種，每天他都要到海潮退下的地方揀拾貝殼。」、「太陽看到了另外一個世界，一個潔淨得無法藏匿欲望的世界。太陽展開了眉頭。空間更加清澈，透明得像一面能夠照見自己的鏡子。」

　　在這個殘酷、恐怖的故事中，這枚珍貴的內核，始終與體相隨，閃出善良、貞愛、美麗。「她的美是孤獨的，因為她永遠只是一個人站在街的盡頭，望著太陽升起的地方，看著剛剛從海水中沐浴過的太陽，濕淋淋地，含羞帶霧地升起。」、「此刻她明白：孤獨不只是藏在一個人的身體裡，而也存在於人的同一處境中」、「回憶使他想起了她──『媽媽』──那張如母親般慈愛、如妻子般溫情的臉……」。在這個故事中，芳鄰就是這個內核的延伸。作品中，作者的悲哀、鄙視、譏諷、犀利的批判，乃至絕望都來於這個光亮的內核。

　　與《聖經》的伊甸園不同，大海邊的「伊甸園」沒有上帝。芳鄰是為了抵抗虛偽的社會，逃到海邊，在那裡與一個小男孩偶遇，建立了「伊甸園」──「一個沒有人傷害人的地方」。創造女孩的是特定「文化」，而創造男孩的則是自然──自然生命。這構成「伊甸園」的內在矛盾：如果遵循自然生命驅動，「文明」的界定最終將被沖毀，他與她會成為獸的關係；如果遵循「文明」界定，那麼她和他的自然生命關係即被間隔，二人即不能親密無間地生活。於是「伊甸園」告終。作者感歎，「在世界的每個角落，文化的桎梏，道德的桎梏，總是在追捕它的逃犯」。人不能自然地生活在一起，必需經「文明」界定；但「文明」界定則是對人自然生命的限制與異化。這是人類文明不可克服的悖論。

　　海邊「伊甸園」解體後，女孩、男孩按「文化」與「自然本能」，背向回歸社會。什麼是當今的社會呢？即作者所說「由利益鏈條構成的世界」，「在每一個鏈條的背後都隱藏著一個獲益者，而付出者得到的僅僅是活下去。」在利益社會中，人或者成為利益之徒，或者被消滅。男孩──自然生命，按照叢林原則成長起來，他「抓住兩個字──狠、奸；放棄四個字──良知、誠實」，而成為「狼」，但他最終迷失於重重疊疊的厚黑陷阱。女孩──善良、美麗的芳鄰持守「文明」，但是為了丈夫、孩子，卻淪為妓女，並最終遭殘殺。在這個故事中，「文明」及天真的自然生命，最終都被殘酷的利益社會所吞噬。

　　四

　　一般而言，文明國家，其文明秩序與教育同構，教育之目的就是將孩子──自然生命，培養為文明人，將其送入社會。而當代中國則不然。一九四九年後，毛奪得國家政權，以國家暴力全面澈底地摧毀中國既有文明，從精神、思想、道德、文化，乃至語言文字，建立毛版「一九八四」。毛後，「黨」一方面延續「一九八四」，另一方面又利益薰心，實行權貴經濟，上行下效，於是「狠、奸」、「厚黑」成為全民哲學。在中國，天真的自然生命會變為「狼」，「文明人」或者被改造為厚黑，或者被消滅。

　　「女孩」和「男孩」走回社會，他們回到中國的「一九八四」。什麼是中國的「一九八四」？在「中國」的大門口有塊巨石，上面刻著五個大字「看，這個人民」。作者辛辣地用了「個」這個量詞，顯示該國家之荒誕。作為極權國家，「人民」是「黨」的法寶，其一切暴行──訛詐、掠奪、屠戮、戰爭，都以「人民」的名義進行。但什麼是人民？誰是人民？「人民以國家為單位時──它存在著；人民具體到個人時──它消失了」。男孩的「一九八四」啟蒙者，那個出賣芳鄰戴變色眼鏡的女同桌，教育他：「在這裡，只有兩種人：人民或敵人。」、「人民是一個模型，只有符合這個模型才能成為人民」，而「這個模型就是我定的！」當她引誘男孩性交後，說「你現在是人民中的一員了。」

　　在這個「人民」的國家，每個人都戴著變色眼鏡，都將門關得緊緊的。大家共在一個大陷阱中，彼此監視，彼此告密，彼此互挖小陷阱，但大家又都是「同志」──窺測的同志、告密的同志、互相出賣、挖陷阱的同志。作者說「同志是所有落入同一個陷阱裡的人稱指代詞」，「同志的同志是掉在一個大陷阱裡又落進了一個小陷阱裡的人；同志的同志的同志是落入了小陷阱又墜入了一個更小的陷阱裡的人……以此類推……外延不斷收縮，最後只剩下一個孤獨可憐、被所有人拋棄的個體。」

　　瘦子老師，給「眼鏡女」挖陷阱，讓他監視芳鄰，收集她的材料，向他彙報；但「眼鏡女」卻又暗下給瘦子老師挖了陷阱，收集他的材料，向上級彙報，於是瘦子老師「被一棍子打翻在地」。瘦子老師奸了「眼鏡女」，眼鏡女奸了男孩；男孩受瘦子老師的挑唆，收集了「眼鏡女」的欲望，「抖落在大街小巷」使之成為街談巷議的素材，於是她也「被一棍子打翻在地」。「陷阱只是一個入口處，陷阱底下網狀地交織著地道，地道與各個陷阱相連，這就等於陷阱藏在陷阱之中。」這正是「領袖」所期望的，否則怎麼統治這麼一個龐大的國家？就是要讓「人民」都成為同志，彼此互鬥、互挖陷阱。這是更深一層的中國式的「一九八四」。

　　無論這個國家怎樣玩權術，但最終「領袖」、「黨」的統治所依仗的是血腥暴力。作者象徵性地記述「紅色的落地窗簾，紅色的家具，紅色的地毯，紅色的鋪蓋，紅色的牆紙。他感覺落入了血的海洋中，一陣陣血從四周向他湧來，……那個女人過來扶住他，解釋說『我們的現在是用血換來的。紅色象徵著生命離去，而我則踏著屍體向前進。』」

　　中國的「一九八四」遠比奧威爾的《一九八四》、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黑暗、恐怖、敗壞、殘暴得多。

　　五

　　毛死後，共產魔咒破產。一場政變，「黨」宣布：放棄革命，財富是新時代的新「真理」。路線變了，「一九八四」有了新編，但「黨」仍然是「老大哥」。紅色權貴原本就是流氓無產者，終於見到了財富，紅了眼，要翻倍地撈。「眼鏡女」曾教育男孩「共產，就是將所有的物資集中起來；主義，就是由我們統一分配。」從「黨」的各元老家族，到部長、地方大員，其二代三代，乃至村長、支書，他們拚命將國產民產「分派」給自己。此《一九八四》新編，是人類從未經歷過的，奧威爾遠遠落伍。

　　「黨」豎起腐敗大旗，全黨、全國、全社會、全民奮勇前進，大則盜國，小則圈地，或占、或貪、或搶、或腐、或坑、或騙，假將軍、假銀行、假科技、假大學、假奶粉、假疫苗……，最不濟的，小民還能撈地溝油、做假雞蛋。中國，仁義道德早已剿滅。「老大哥」打頭，全民造假、「狠、奸」，互蒙、互坑、互騙。整個中國成為一個龐大黑社會，善良、正直成為被消滅的對象，惡人飛黃騰達，好人難活。以往人們對極權的認識，多在其黑暗、殘暴；而極權統治最深遠的禍害，則是對文明的澈底摧毀，讓社會爛掉，全民黑化、流氓化。他們澈底毀掉了中華民族。於此，國人遠遠沒有認清。

　　自歐洲文藝復興、文學、藝術即是人類人文精神的旗手、先鋒。但是在中國「一九八四」新編中，藝術墮落為「下半身」、排泄物。當代中國藝術大師、前中央美術學院副院長徐冰，曾創作一著名作品《文化動物》，將一對豬，刮淨鬃毛，母豬全身寫滿漢字，公豬全身寫滿英文，讓其交配。這是「新中國」新時期的一個代表作。

　　「一九八四」新編中，「黨」──「老大哥」一方面仍然壟斷話語權力，嚴控思想文化，將敢講真話的人或困死，或投入監獄；另一方面在鐵牆上開個洞，既透點外面的光亮，又給「文人」、「藝術家」一個出路，只要從這裡爬出去，即可名滿天下，榮華富貴，還可以入夥做官，攀上「老大哥」。

　　這部作品中有個情節，縣文聯主席邀請作家「本本」吃飯，「本本」則順便叫上了草根作家「我」。主席說：「不談政治。文學應該遠離政治，回到文學上來吧。……你認為適應現在的文學文本是什麼呢？」本本接過話說：「這還用問，當然是下半身寫作嘍。」我說「在民主國家，作家的寫作方向除了性之外，還有一條路可走──就是發現社會的問題，這種寫作才是對社會有貢獻的。」主席說：「我就是想寫什麼就寫什麼，而這些文字想要出版也是沒的問題的。我反而覺得審查的目的是為了讓作品內容有更大的提升。」

　　對這個時代，作者憤慨地譴責，「那是一個最壞的時代」；「這是一個精神比矮的時代／比一比／誰更矮／跪下，並盡可能地匍匐下身子／像狗一樣／還可以／更矮／烏龜、老鼠、蟑螂、螻蟻、蛀蟲……／只有這樣才可以在那些存在於現實裡的孔洞及縫隙中鑽營」；「這個時代唯一的出路就是墮落」，「越墮落越快樂」，越成功。

　　梅子和鬱是情人，藝術學院的學生，求知，進取，朝氣蓬勃。但為了出名，梅子用自己的身體收集十三了個男人的精液，代表耶穌的十三個門徒。將它們放在精緻的骨灰盒裡，然後找來一大幫人，搞個公開儀式，埋在校園內橄欖樹下。題目是「末日審判」。而且那十三個男人也都來參加了這個壯烈的儀式。梅子成功了，「一炮走紅，成為藝術圈子中的焦點人物」，還去了威尼斯，參加國際藝術節。藝術啊藝術，墮落得「低過了地平線，彷彿已經進入了地獄，觸摸到閻王爺冰冷的額頭。」

　　鬱憤憤不平，搞了個真壯烈的行為藝術。他背上一袋穀子，跑到北京天安門廣場，將金燦燦的穀子撒在廣場上，說中國是農民大國，在天安門廣場上曬穀子可以體現農民的中心地位。那是一九八九學生灑過熱血的廣場。結果，穀子沒撒完，他就被武警抓了起來，送進監獄。鬱終於明白：好的藝術都要觸及政治，而「政治這東西是不能去碰的」。他要向梅子學習，澈底改變自己的藝術道路，「由上半身的思想轉向下半身的欲望」。

　　六

　　十一月五日，都江堰中興鎮老橋橋頭髮生了一起令人心寒的事件：一名弱女子深夜遭遇歹徒追殺，發出撕心裂肺的呼救，整條大街的居民聽到了呼救，卻無人開門制止；唯一還開著門的店主居然馬上拉下了捲簾門！這名女子最後在絕望中被暴徒毆打致死……

　　看似這是起搶劫謀殺案，但在「後記」中，作者透露「首富滅口家庭教師，是為了掩蓋他們的罪惡；有關部門滅口芳鄰，則是為了掩飾這個社會的惡症。」

　　《人蟲》這部作品的故事荒誕不羈，但於當今中國卻真真切切。作者說「在接觸不到事實的真相時，虛構就是通往真相的唯一路徑。」很少有人懂得，在沒有言論自由的國家，虛構之文學往往比紀實報導更真實。──有人譏諷說「中國官方的新聞除了名字是真實的之外，其他都是虛假的；獨立作家的小說則除了名字是假的之外，其餘都是真實的。」世間的事情往往不能照實說，即使在自由的美國，說是真實報導，實際已有了事前的選擇，或許多的隱瞞。人越不能說真話，虛構即越有意思與意義。作為小說家，當今中國是天堂，世界上哪裡還能找到如此豐富奇異荒誕、無窮無盡的故事呢？當然，這是就個人寫作，而非就出版而言。寫作的意義與言論自由成反比，越不自由，寫作便越有價值和意義。道理很簡單，因為在暗中，人們才更需要看清周圍。不錯，文學是虛構，而重要的是，其是怎樣的虛構，它通向哪裡？特別是，在全民造假的中國，它是否通向真相？

　　嚴峻的事實是，如果中國作家決意走向「真相」，他就會成為這個國家的敵人，因為國家要「掩蓋」、「滅口」。因此，作家選擇通向真相，就是不識時務，自取「滅亡」，或囚於大牢，或逃亡，或困死，總之讓你永生永世不得出聲。這是「一九八四」存在之保障。

　　汪建輝先生是獨立作家，傑出的小說家，自絕於體制，儘管他寫了幾十年的小說，但至今在中國默默無聞，作品始終不能在大陸出版。但這是他的榮譽，一份比諾獎更高的榮譽。他犧牲一生的名利，而履行作家的真責任與使命。中國仍有這樣的作家、詩人，這是中國文學的希望。他們是中國文學的脊樑！至於汪先生小說的成就，我這裡借個參照吧，中國有兩位作家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而汪先生的小說成就實高於他們。讀者不妨可以讀讀汪先生的另一部長篇小說《中國地圖》。

　　汪先生告知我，《人蟲》將是他最後一部長篇小說，老了，寫不動了。「這個世界也就這樣了。我們本想努力讓它變得更好，卻發現它越來越壞。越努力，它壞得越快。而如果不努力，至少自己的生活不會變得更壞。在這個國家如果沒有能力使壞人變好，那就只有等到它在壞人的手上爛掉。」他是真正絕望了。我聞之默然神傷。他寫了一生，每部作品均秉心而寫，嘔心瀝血，而國內少有人讀到。我盼望讀到《人蟲》之後的第二部、第三部長篇……，但是我開不了口。我祝願他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