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中的人性

導讀―政治學是一門古老的學科，也是科學
再版序
序
內容提要
導言

第一部分 問題的狀況
第一章 政治中的衝動和本能
第二章 政治實體
第三章 政治中的非理性推理
第四章 政治推理的材料
第五章 政治推理的方法

第二部分 進步的希望
第一章 政治道德
第二章 代議政體
第三章 關於官員的思考
第四章 國家和人類

 

序

格雷厄姆．華勒斯

　　我向幾位好心閱讀本書校樣，並給我提出勘誤和意見的朋友表示謝意。其中我特別要提到約翰．亞當斯教授、J. H. 米爾黑德教授、A. 沃爾夫博士以及W. H. 溫奇、悉尼．韋伯、L. 皮爾索爾．史密斯和A. E. 齊默恩等先生。正是因為他們，我要補充說明，書中他們有些他們的見解仍予以保留，對於這些見解，他們會希望刪減或以另一種方式表達。

　　我已盡力在註解中標明著作曾被我引用的諸位作者。但在這裡我要對威廉．詹姆斯的《心理學原理》特別表示感謝。多年前，此書曾使我冀望從心理學的角度來思考我作為政治家與教師的工作。

　　經常有人要求我推薦一份關於政治心理學的書目。我認為，在該門科學的現階段，政治家根據其切身經驗閱讀那些不專門涉足政治的心理學論文獲得的好處，要勝於從閱讀實用政治心理學文獻。然而，非政治家的讀者將發現已故G. 塔德先生的著作，尤其是《輿論和民眾》和《模仿的規則》兩書以及一九○八年七月號《社會學評論》所載W. 特羅特先生〈群居本能〉一文中引用的書詳盡論述了一些要點。芝加哥的簡．亞當斯小姐在《民主和社會倫理》中以獨特和引人注目的觀點研究了城市中低收入戶的政治心理學。

導讀

台灣大學政治系教授   陳思賢

政治學是一門古老的學科，也是科學

　　西方政治學的歷史悠久，至少可從古希臘雅典時期算起，例如柏拉圖與亞理斯多德都有對於何謂理想城邦政治的系統性思考。古典時期之後，經過漫長的中世紀以迄於近代，政治學的研究一直都是在規範性的層面上進行著，理論家們解釋國家的起源、本質等問題，並構思如何可以打造一個理想社會。但是十九世紀社會學與經濟學的發展，使得「有關於社會的理論」（social theory）發展出不同的面貌，再也不是在抽象的原則或是概念上打轉，而是把具體的經驗事實作為研究的對象與形成理論的材料。這種「實證」傾向，再加上生物學與心理學等「自然科學」或是「準自然科學」在方法論上的啟發，有著古老傳統的social theory於是變成了 social sciences。政治學的研究也就是在這樣的一股浪潮下開始翻轉成為「準科學」，它變成一種「行為科學」（behavioral science），著重於「經驗研究」與「實證性研究」，於是乎，最後在二十世紀中葉前後就誕生了所謂的「政治科學」（political science）。

　　關於政治學研究途徑上的這種重要轉變，在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的那些年，是個關鍵時刻。因為西方有一些學者，分別在哲學、心理學與教育學等領域對於人類行為的研究作出了突破性的進展，他們發現人類的行為是可以類型化與運用某些模式來解釋的，關鍵是我們要有足夠的個案數目與統計資訊，當我們形成若干假設後，就可以透過實驗去測試它們以便形成理論。以這個立場出發的社會心理學與行為科學等知識進入政治學研究後，政治學就產生了「行為主義革命」，意欲透過對於現象的「客觀」記錄、觀察與解釋，去瞭解人類的政治行為與政治。出版於一九○八年，華勒斯（Graham Wallas）的《政治中的人性》就是這股「行為主義革命」的先聲。

　　華勒斯是活躍於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英國的一位社會心理學家、左翼運動者與教育學者，一生致力於社會與教育改革，所著的書也大半與此相關，《政治中的人性》是他五十歲壯年時期的作品。在這本書中他要表達的只有一個主旨：政治學研究的方式應該改變，我們應該要科學地、如實地研究人性，以及這人性下所發出的行為；研究人性及人的行為需要實際的資料，因此要用量化研究取代過去質性的研究。所以本書反對我們對於人性作任何先驗的預設，不管是理性主義式（rationalist）的或是功效主義式（utilitarian）的。華勒斯認為人在從事政治行為時不一定都是理性的，也不一定都一昧追求「效用」（utility）的最大化。人會受到一些非理性因素的影響，例如衝動、感情、偏見、傳統、習慣或是意外事件等。政治學的研究，因此首先要追究出「實然」，而非受某些「應然」拘限了我們對現象的認定。

　　本書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是關於政治研究方法的改變：「現代心理學向我們提供比傳統政治學更真實與複雜的人性觀」；且「量化研究的出現，更能說明問題與準確地解答問題」。第二部分則是說明這種研究方法所帶來的新政治學知識，如何可以改善政治現狀：「這些正開始改變政治學的新傾向，在何種程度上也能作為一種新的政治力量被人們所感知。」

　　在本書第一章的最開始，華勒斯就開宗明義地宣稱：「任何人想要重新檢查人性的作用當作本身政治思想的根據，必須先克服自身誇大人類理智的傾向。」所以在第一部分中，華勒斯企圖發現我們各種「政治衝動與作為」（political impulses）的起因，與有效進行「政治思考」（political reasoning）的方式，他認為當我們在這些方面的知識愈豐富時，就愈能改善政治行為與政治制度。「衝動」就是我們從成長過程中被模塑或展現出的「本能」（instinct），這些「本能」未必皆是理性的，未必是深思熟慮的結果；它們是「從遺傳得來的機體，使我們傾向於以某種方式對某些刺激作出反應」，「這種衝動與任何預先對目的和手段的考慮毫無關係」，因此才被稱為是「衝動」、「本能」。因此，華勒斯提醒我們務必注意這個重要的事實：「大多數人的大多數政治見解並非受經驗檢驗的推理結果，而是習慣所確定的無意識或半意識推理的結果。」而政治學作為一門學科的宗旨，就在於最後能「喚醒」大家的「理性」，希望確保人類終究逐步朝向「發展」與「進步」的目標前進。

　　因此，社會心理學與政治心理學，乃是瞭解人類行為的重要依據。「我們必須找到盡可能多的適當的與可測量的人性因素，同時必須努力使它們全都在政治推理中發揮作用。」我們應該採用生物學家的方式（也就是研究大量樣本中的共同特徵），蒐集下列三大類資訊：關於人的類型；這些類型的發展與變異情況；環境對人的性格、政治衝動與行為的影響。政治心理學的研究就是要蒐集這三方面的實證資料，讓我們更清楚地知道人類在從事「政治行為」時的各類事實。

　　我們在有了這些觀察資料後，就要運用「定量方法」（quantitative method）來「累積更多和更精確的詳細政治事實」，「所累積的詳細事實要用於政治推理，就必須從定量角度加以使用。」華勒斯的結論就是：我們從事政治思維時，必須從以往所習於的「質的論證形式」轉變到「量的論證形式」。但是他提醒我們，量的思維並不一定、甚至並不籠統地意味著按照統計數字來思考。數字並不是唯一的、總是代表各種量的事實的準確方法。「例如：一張相片有時可能比一行數字更接近量的真實，更容易記住，更有利於論證和驗證。」也就是說，我們在進行政治推理時，要不斷地提供鮮明的「事實」與「證據」，而不是像早先的人一般，很容易流於依賴先驗、主觀的價值信念或判斷。

　　在本書第二部分中，華勒斯作出了有趣的陳述，就是告訴我們這種新的政治學知識可以如何有助於實際的政治發展。他分成四個方面來談，分別是政治道德、代議政體、文官制度與世界和平等。關於政治道德，他認為下一代的公民精神與愛國情操是可以透過教育而培訓出來的，我們只要找到適當的人與用對的方法，就可以把這些價值成功地散布於兒童的腦海中，就像當初的「科學」這種東西普遍被大家承認與接受一般。

　　至於代議政體與民主，華勒斯強調新的政治知識必然可以為我們的政治體制帶來好的變化，而正確的思考方法更可以為民主制度的基本宗旨──人民的同意（consent）──打下穩固的基礎。成功的民主是寄託於公民們「代代自覺地進行有組織的思考」，而在實踐上，各項制度的設計者「必須具備尋求真理的精神，既要評估每個公民的政治力量在一定時期內能被道德和教育的變化增強到什麼程度，也要評估在民主結構中維持、擴大或發明那些能防止對公民過高要求的辦法的可能性。」換句話說，政治科學與行為研究的知識確實是可以支撐民主這種政治理想的實踐。

　　關於文官制度的問題，華勒斯更是明確地指出，它是輔助民主成功的不可或缺一環。文官制度的改革，從甄拔到訓練與課責，都需要一套「行為科學的準則」，而不能受到往昔那種人情主義與拉幫結派的裙帶利益關係來操控。這點在百年後的今天是特別明顯的事實，因為當今行政學內人事行政這個領域早就充滿了各種行為科學與管理科學的知識，在在都是為了要打造一個良好的文官體系，用以服務民主政治下整個國家的各類施政。他特別誇讚，在一八七○年，全英國的文官系統開始實施公開招考遴選，也根據績效評比決定升遷獎懲，是一個里程碑，後來也被各國所仿效。

　　本書最後談到的行為科學對於世界和平展望的貢獻，其理想性的確令人動容。作者坦誠地批判了社會達爾文主義與白種人帝國主義，認為這些都來自於「自我主義的感情」與理性被狹隘的想法──例如「白種人的負擔」──所禁錮。他舉例道，「在古代世界，希臘文化傳布最迅速的時期是在希臘帝國覆滅之後；當代日本作為一個獨立國家接受西方文化，要比作為俄國或法國的屬國更容易；印度今天向日本學習的可能性恐怕大於向英國學習。」在此點上，他的追求「種族平等、世界和平」的結論誠令人印象深刻：「固然一直有人批評『世界一家』是空幻不實際的理想，但是只要意識到人類的一個共同目標，或甚至承認這樣一個共同目標是可能的，世界政治的面貌將立即改變。」

　　其實我們覺得本書最難能可貴的地方在於，早在一九○八年時華勒斯就準確地預測了未來世界政治與政治學發展的方向。人類終將持續地圖謀以「理性」引領政治學與政治：在前者，「政治科學」變成政治學的最通用名稱，而「理性選擇」、「數量方法」，與「賽局理論」往往成為政治系學生的必修課程；關於後者，冷戰的化解、軍備限制與裁武、區域安全組織與國際和平機制的紛紛建立，都指向了人類企圖想要擺脫過去用「情感」與「本能」來從事政治的傾向，盡可能用踏實理性的「科學方法」來實現「發展」與「和平」。於今回顧起來，不論東方或西方，政治學一直是人類有著最古老歷史的知識之一，而二十世紀初時華勒斯先生《政治中的人性》這本書，它的歷史地位卻常被無意地忽略了。理由何在？很可以瞭解，因為它是一個方向與方法論上的呼籲與預測，而不是實際「政治科學」上著名的研究案例 ，因此桂冠由後者戴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