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序(節錄)
做學術工作總會碰到奇特的「書緣」,譬如終身難忘的「友緣」。這種書和朋友不必多,但得到了就一輩子受用。本書以《傳播縱橫:歷史脈絡與全球視野》為名,是受到了米爾斯《社會學的想像力》(Mills, 1959)的啟發。早年求學時期,邂逅了米爾斯,讓我明白了自己想做怎樣的學者,從而建立學術風格與研究旨趣。米爾斯強調,要不斷聯繫個人關懷與公共議題,而且任何重大問題都必須放在歷史(時間)的視野和全球(空間)的架構中考察。他還細緻地刻畫了學者的生活方式、治學的態度,以及開拓想像力的各種方法,最終目的就是要達到學術研究的藝術境界。當時我正在摸索學術門徑,米爾斯不啻提供了一個指南針:原來學術與生命是不應該割裂的,而是彼此活在一個同心圓內,由內向外擴張,連成一脈,個人的心路歷程不斷與社會結構有機互動。
現代學術以問題為中心,縱橫自如,超越學科窄框,卻又論理嚴謹,證據豐富。我曾自許要發展深刻的問題意識,從遠處大處著眼,並發展各種組成的環節與細節,以期以小見大,並願意承擔社會倫理與學術責任。我的學術生涯一直是在國際傳播的領域摸索,以脫胎自博士論文的專著《媒介帝國主義再商榷》(Lee, 1980)發其端,參與了當時備受矚目的「國際資訊與傳播新秩序」辯論。其後三十多年,我的研究分為兩個支流:一是國際媒介對於世界重大事件的新聞建構,以《全球媒介奇觀》(Lee, Chan, Pan, and So, 2002)及一系列單篇論文為代表;二是轉型社會(尤其是中華圈)的媒介與權力結構之間如何互動,以及政治經濟脈絡如何形塑媒介的結構與文化(Lee, 1990, 1994, 2000, 2003; Chan and Lee, 1991),其中若干論文曾擇要改寫為中文,並收錄於《超越西方霸權:傳媒與文化中國的現代性》(李金銓,2004)。近十幾年來,我特別關注國際傳播的知識論和方法論,旨在探討如何從在地經驗彰顯和接通全球視野,一方面具有民族文化的特色,一方面又能提升到普遍性的理論,庶幾與西方學界平等對話(Lee, 2015)。此外,我也對新聞史─特別是民國報刊─發生興趣(李金銓,2008,2013)。
教研生涯四十年,好像剛開始就要結束了。陶淵明在臨命之前,猶且引用《左傳》的話慨歎「人生實難」。像我這樣無足輕重的小人物,在退休前夕更體會到「學問實難」的道理,縱使窮盡畢生之力,欲獲得點滴寸進,也未必有太大的把握。回顧這一段既漫長卻又短暫的歲月,不禁欣喜愧怍交集;欣喜的是一輩子能做自己愛做的事,愧怍的是學海無涯,而生命與才情有限。這四十年,大概有一半時間在美國的明尼蘇達大學,一半時間在香港,因為工作環境的需要,我使用英文寫論文的機會竟比中文多得多。本書收錄的論文,包括國際傳播與新聞史兩個領域,都是過去十年內陸續發表的。在編輯的過程中,想到莊子說的「偃鼠飲河,不過滿腹」,不禁唏噓、悚然而汗顏。
在香港城市大學,我有幸參與了媒體與傳播系和傳播研究中心的創立。2005年開始,無心插柳柳成蔭,又創立了「中國大陸青年新聞傳播學者到訪項目」,至今已有兩百多位學者參加,遍布大江南北各重要高校。他們是當前中國傳播研究的中堅隊伍,有的已成長為學界翹楚。我從《論語》的「友多聞」取義,名曰「多聞雅集」,象徵由「博學多聞」的「新聞人」所成立的朋友圈,彼此互稱「多友」。多友們熔友誼和學術為一爐,已蔚然形成一所風格獨特的「無形學府」(invisible college)。本書書稿承多友張彥武先生鼓勵;李紅濤博士在挪威訪學期間,撥冗閱讀書稿,指出若干錯誤,並改定通用譯名;宋韻雅博士協助文檔轉換,在此一併致謝。
2016年下半年健康突然不合作,生了一場大病。全靠嘉琪無私無怨、無微不至的照顧,正慢慢度過一個一個難關。她原在明大是出色的專業心理醫師,只因遷就我「不安分」的選擇,屢次舉家遷徙於太平洋兩岸之間。與她結褵為終身伴侶,是我畢生最大的福分。在這裡,我也想表達對遠居美國的子女居安、居明,媳佩英,以及孫女以文、以元、以立的思念。我謹以謙卑而感恩的心,把這本書獻給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