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汝霖回憶錄（新注本）

【導讀】曹汝霖和其回憶錄／蔡登山
【前言】
【日譯本序言】
【陳序】
【李北濤序】
【李猷序】

一、幼年景象老去未忘懷
二、完姻後適值戊戌變法
三、遊學漢皋拳匪鬧北京
四、鬻附郭田赴日本留學
五、蔡鈞升官吳氏被放逐
六、學校畢業見習裁判所
七、同范靜生商辦速成班
八、日本明治時代之一瞥
九、聯軍和成老臣薨於京
十、日俄戰爭引起親日感
十一、畢業回國派商部行走
十二、北京市政今昔之改觀
十三、殿試中式引見授主事
十四、東三省會議調充隨員
十五、會議完畢奏調外務部
十六、兩宮回鑾慈禧行新政
十七、修訂官制袁宮保晉京
十八、袁兼外尚革新外務部
十九、初次召見奏陳立憲事
二十、地方自治先設諮議局
二十一、預備國會設立資政院
二十二、兩宮賓天僅相隔一日
二十三、嗣君登極一語竟成讖
二十四、隨倫貝子赴日本答禮
二十五、設郵傳部籌贖回路權
二十六、遭彈劾想起端方革職
二十七、罷免袁世凱鑄成大錯
二十八、調查東三省條陳十事
二十九、開跳舞會酬治疫會員
三　十、補左侍郎使法未成行
三十一、武昌起義星火竟燎原
三十二、起用項城為總理大臣
三十三、唐紹儀奉旨南下講和
三十四、受優待條件清帝遜位
三十五、民國改元北京起兵變
三十六、業律師領第一號證書
三十七、選舉總統公民團起鬨
三十八、出任外次加儀同特任
三十九、修新華宮竪子出風頭
四　十、承認民國各使遞國書
四十一、政事堂成立釐定官制
四十二、日使面遞廿一條覺書
四十三、外交大樓中日開會議
四十四、召大會討論最後通牒
四十五、總統感國恥氣忿發憤
四十六、清華大學周寄梅奠基
四十七、帝制運動先設籌安會
四十八、我父花甲項城贈綏金
四十九、借謝壽進最後之勸告
五　十、逢場作戲貽終身之憾
五十一、撞車受傷住醫院治療
五十二、項城禁賭一場沒結果
五十三、濫捕亂黨乘機進忠告
五十四、保舉顧少川閒話使才
五十五、設中央醫院又修湯山
五十六、英使勸進誤盡了項城
五十七、蔡松坡入滇聲討帝制
五十八、取消帝制項城薨於位
五十九、黃陂繼總統張勳復辟
六　十、馬廠誓師合肥討復辟
六十一、合肥組閣徵余長交通
六十二、兼長財部西原談借款
六十三、馮河間阻撓合肥征南
六十四、奉軍入關張作霖干政
六十五、新國會舉東海為總統
六十六、青島撤兵換文之經過
六十七、巴黎和會失敗拒簽約
六十八、五四運動終身受寃誣
六十九、漫談財交任內兩三事
七　十、舊居被燬北京蓋新宅
七十一、交通銀行鬧擠兌風潮
七十二、梁士詒組閣曇花一現
七十三、皖直開戰北洋始解體
七十四、靳雲鵬設計謀毒同僚
七十五、直奉火拼竟殃及池魚
七十六、痛遭大故一怒散兩姬
七十七、徐蔚如講經達銓辦報
七十八、靳雲鵬忘恩不顧師門
七十九、暗殺之風蔓延到天津
八　十、徐東海下野曹錕賄選
八十一、邂逅女學生竟成眷屬
八十二、三角聯盟奉直又啟釁
八十三、馮玉祥回京逼宮盜寶
八十四、還鄉葬父合肥任執政
八十五、合肥囑赴奉邀張作霖
八十六、在病中聞徐又錚被戕
八十七、老母古稀靜真生一女
八十八、子女出洋談婚姻問題
八十九、馮玉祥陰謀逼段下野
九　十、張作霖開府稱大元帥
九十一、張作霖殉國於皇姑屯
九十二、張學良懷疑殺楊宇霆
九十三、北伐告成東北亦易幟
九十四、九一八事變震動全國
九十五、吉田茂請合肥商停戰
九十六、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
九十七、日軍設立冀東偽政權
九十八、遜帝出關成立滿洲國
九十九、西安事變種下了禍根
一〇〇、禳災弭兵建金剛法會
一〇一、合肥南下受蔣公禮遇
一〇二、侍母到杭建水陸道場
一〇三、廬山應召蔣先生邀請
一〇四、合肥留遺囑逝世滬濱
一〇五、老母八旬我又得一女
一〇六、七七事變平津遂易手
一〇七、十九軍抗日戰爭開始
一〇八、南京失守德使出調停
一〇九、天津日憲兵橫行無忌
一一〇、抱不平遭日憲兵疑忌
一一一、堅辭華北偽政府主席
一一二、與王叔魯病牀一席話
一一三、華北臨時偽政府成立
一一四、就公司董事長的開始
一一五、堅辭聯準銀行董事長
一一六、貝島會社收買正豐礦
一一七、明治礦業開發磁縣礦
一一八、汪組偽政府竟稱還都
一一九、遊青島訪老友章仲和
一二〇、徐東海高齡病逝津門
一二一、吳佩孚設宴硬拉交情
一二二、王揖唐繼任偽委員長
一二三、松岡洋右急功反誤國
一二四、日襲珍珠港掀起大戰
一二五、收容協和醫生之經過
一二六、四十七年夫妻竟永訣
一二七、王克敏再起實行統制
一二八、雷電一霎慈母痛歸天
一二九、王蔭泰任末代委員長
一三〇、釋放教授岡村踐諾言
一三一、雅爾達協定中俄詭計
一三二、波茨坦宣言日本乞降
一三三、太和殿受降盛極一時
一三四、勝利後平津形形色色
一三五、肅奸工作北方亦開始
一三六、蔣先生關垂戴笠道歉
一三七、老友受累達銓盡友誼
一三八、摒擋還鄉葬先母亡室
一三九、追述匯業倒閉之經過
一四〇、父老相勸還鄉度晚年
一四一、徐蚌會戰國軍受重創
一四二、和談不成金融總崩潰
一四三、共軍渡長江直下上海
一四四、慶稀告奮勇陪我遠行
一四五、中共通緝窮途走香港
一四六、避居日本感舊雨溫情
一四七、日暮窮途友情之可貴
一四八、留日時間種種之接觸
一四九、日本五十年之今昔觀
一五〇、盟軍佔領日本之聞見
一五一、故人云亡四女亦病故
一五二、臥病東京慶頤成婚禮
一五三、留日八年別時多感慨
一五四、來新大陸就養女兒家
一五五、米特蘭市巡遊之所見
一五六、遊覽都市泱泱大國風
一五七、故舊凋零我亦攖小極

【跋語】

導讀

曹汝霖和其回憶錄

蔡登山

　　曹汝霖（1877－1966）字潤田，生於上海。祖父、父輩兩代均在洋務企業江南製造局任職。曹汝霖十八歲時，以第五名的成績考中秀才，後入漢陽鐵路學堂就讀。一九○一年赴日本留學，先後就讀於早稻田專門學校、東京法學院（中央大學前身）。一九○二年清政府派載振出使日本，曹汝霖以留學生代表身份與之結識。一九○四年曹汝霖學成畢業後，應載振之邀，回國後供職於載振擔任尚書的商部商務司，後被調入外務部。一九一三年被袁世凱指派為第一屆參議院議員。同年八月任外交部次長。一九一六年四月任交通總長，後兼署外交總長，並任交通銀行總理。一九一七年一月通過西原龜三向日本興業等銀行借款五百萬日元，是「西原借款」之一。七月任段祺瑞內閣交通總長。一九一八年三月兼任財政總長，又向日本大宗借款，充作軍餉。一九一八年秋，不惜喪失山東鐵路主權，向日本再次借款。一九一九年初任錢能訓內閣交通總長。其仕途之順遂，鮮少人能及之。

　　今年是「五四」運動一百週年，回看百年前也就是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火燒趙家樓，痛打章宗祥」的口號是如此地激昂響亮，似乎離我們不遠。其所謂趙家樓，是指位於北京長安街東端之北的趙家樓胡同，也就是曹汝霖的宅第所在地。「五四」運動前，曹汝霖曾集交通總長、財政總長、交通銀行總理等數職於一身，是北洋政府權重一時的政客。一九一九年的巴黎和會上，由於部分列強與日本事前簽署了密約，協約國公然將戰敗國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轉讓給日本，激起中國人民的強烈不滿，從而引發了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五四」運動。

　　五月四日當天下午，北大及北京其他各校大學生齊集天安門後，即出發往東交民巷，推派代表向美國公使館致送請願書。原訂再往日本使館，但被勸阻。各校學生義憤填膺，決定即往趙家樓曹汝霖住宅抗議。當時曹汝霖正在公府參加徐世昌總統歡迎章宗祥回國宴會，陸宗輿也在座，餐畢，陸宗輿先回家。此時學生示威消息傳來，曹、章馬上趕回曹宅，由旁門進入，學生們衝進來時，曹汝霖藏進兩間臥室夾層的箱子間，而章宗祥由僕人引入地下鍋爐旁，但據曹氏僕人目睹：曹聽到叫罵聲後，溜出小後門直奔廚房，換上廚役的衣帽，又出東小門逃往東交民巷法國醫院。而學生旋自汽車房取出汽油數桶，在客廳書房放火燃燒。章宗祥聽到上面起火，即自地下鍋爐房跑出，向後門奔走，即被學生當做曹汝霖而圍打，此即火燒趙家樓事件。當時，交通總長曹汝霖因負責把部分權益讓予日本，與貨幣局總裁陸宗輿及駐日公使章宗祥並稱為「三大賣國賊」。因為當天有一些學生被抓，事件演變成大規模的罷課、罷工及罷市。而且風潮不斷擴大，上海等大城市也跟著罷課、罷工及罷市。六月十一日，總統徐世昌頒令罷免曹、陸、章三人職務。

　　「五四」運動給曹汝霖帶來的直接後果就是他從此脫離政界，另一個更深刻的影響就是「賣國賊」之名永遠地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曹汝霖說：「此事對我一生名譽，關係太大」，又說：「不意國府編輯教科書又將此事列入教科書，加以渲染，遂使全國學子，知有五四運動之事，即知有不佞之名，不佞之謗滿天下，實拜國定教科書之賜也。」即使到了晚年他寫回憶錄時，仍有憤憤不平之意：「此事距今四十餘年，回想起來，於己於人，亦有好處。雖然於不明不白之中，犧牲了我們三人，卻喚起了多數人的愛國心，總算得到代價。」

　　曹汝霖在回憶錄的自序裡，說：「自服官外部，職務所繫，與日本接觸特多。終清之世，中日交涉皆以和平解決，由是反對者疑我遷就日人，以仇視日人者轉而忌嫉於我，加我以親日之名。及入民國，日本態度趨於強硬，乘歐戰方酣，逞其野心，出兵佔領青島，猶以為未足，又提二十一條。余與陸子興（徵祥）外長，權衡利害，折衝樽俎，雖未全部承認，終屈於日本之最後通牒。國人既懷恨日本，遂益遷怒於親日之人。甚至張冠李戴，謂二十一條由我簽字；其後巴黎和會失敗，亦歸咎於我；於是群起而攻，掀起五四風潮，指我為賣國賊，大有不共戴天之概。然而事實經過，何嘗如此！清夜捫心，俯仰無媿。徒以三人成虎，世不加察，以致惡性宣傳，儼如鐵案，甚矣，積非成是之可懼也！」

　　關於一九一五年一月十八日，日本駐華公使日置益覲見中華民國的大總統袁世凱，遞交了二十一條要求的文件，在曹汝霖的筆下，袁世凱對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條」有清醒認識：「意在控制我國，不可輕視」，至於如何與日本交涉談判，哪一條可以退，哪一條決不含糊，袁世凱「逐條用朱筆批示，極其詳細」，在談判中，「我與陸子興總長，殫精竭慮，謀定後動。總統又隨時指示，余每晨入府報告，七時到府，總統已在公事廳等著同進早餐，報告昨日會議情形，討論下次應付方針，有時議畢又入府請示……」最終，幸賴我「府院一體，上下一心」，「日本所提之二十一條，議結者不滿十條；而第五項辱國條件，終於拒絕而撤回。會議結果，雖不能自滿，然我與陸總長已盡最大的努力矣」。

　　然而北京大學張忠紱教授在其《中華民國外交史》卻有不同的看法：「二十一條交涉結束之後，日本雖未能完全如願，一舉而將中國置於日本保護之下，但日本慾望之大部分已獲得滿足。因二十一條交涉所簽訂之條約換文，日本在北滿之地位已增鞏固；德人在山東之勢力範圍已被日本剷除，日本且獲得繼承德人在山東之權利；日人已對外警告：日人認為福建省為日本獨有之勢力範圍；日本且已進行侵入英人在華之勢力範圍；且北京已在日本威脅包圍之下。自商務、軍事、政治各方面言之：華北已在日本勢力籠罩之中。」

　　一九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西原龜三與曹汝霖、陸宗輿達成交通銀行借款五百萬，當時曹汝霖是交通銀行總理，陸宗輿為交通銀行股東會會長，這是所謂「西原借款」的開始。在曹汝霖回憶錄裡，詳細記載了「西原借款」的來龍去脈，以及資金的用途走向。他說：「余攝財政十個月，經手借款為一億零五百萬日元。此外參戰借款等，均為陸軍靳雲鵬經手，與財政部無關，余亦未嘗顧問。而我經手借款之中，除了二千五百萬日元為交通銀行所借，二千萬日元為東海所用，財政部實用者只有六千萬日元，合之銀元尚不足五千萬元。而余在任，官員無欠薪，軍警無欠餉，學校經費月必照發，出使經費月必照匯，即清室優待費用四百萬元從未積欠，至交卸時，庫存尚有三百萬元，此皆財政部有帳可稽……」「自知才疏任重，遭謗招怨……後由財部庫藏司出納主任周叔廉君輯有西原借款收支小冊子，分門別類，按月日登記，一目了然，閱之自可明瞭西原借款之用途矣。」

　　張忠紱教授對於「西原借款」論斷云：「日本在此時期中之對華借款本為有計畫之經濟侵略：其目的甚為遠大，故其借款條件不必盡苛。中國國務總理段祺瑞內而受親日派之包圍，外而惑於日本之甘詞重幣，只圖暫時財政之充裕，並維持本黨之地位，不惜飲鴆止渴，贈送國權，使日本假借款以侵略中國之計畫大部得以實現。除吉長、四鄭、吉會以及滿蒙四路均被抵押外，並將無線電臺，全國之有線電信事業，吉黑兩省之金礦及森林，濟順、高徐二鐵路均讓與日本。此外中國復向日本舉借大宗之軍械及參戰借款，以供內爭之用，尤為國人所詬病。」而其中在章宗祥對山東二鐵路借款換文中，有「欣然同意」之語，（雖然章宗祥自辯「不過外交文書上之套語」）是巴黎和會討論山東問題，中國失敗的主因，也是「五四」運動的導火線。

　　抗日戰爭時期，曹汝霖曾公開表示要以「晚節挽回前譽之失」，不與日本人合作，拒絕擔任偽政府主席一職，後被動掛上偽華北臨時政府最高顧問、華北政務委員會諮詢委員等虛銜，但並未給日本人出力，算是保持了晚節。曹汝霖一再強調，他之親日，親的是日本友善之人民，而非橫行無忌之軍國主義。全面抗戰一觸即發之際，曹汝霖受邀赴廬山面見蔣介石，對與如何與日本作戰、注意事項等等都有所進言，頗為蔣介石所贊同，應該是進一步增強了蔣介石的持久抗戰決心。當有人問他為何轉換觀念，他說「我主張親日，不是親帝國主義者的日本。現在他們侵略我國，與我為敵，怎能再講親善？」曾任日本首相的吉田茂在《曹汝霖回憶錄》日譯本序言中也曾指出，「但他的親日，絕非是盲目的，而是基於一種堅強的信念，認為中日兩國，如果不能合作，便不能希望有真正的東亞和平。」

　　曹汝霖晚年應香港陳孝威將軍之請，於一九六○年九月六日至一九六三年五月十六日在香港《天文臺報》連載《一生之回憶》。後續有補充，交《春秋》雜誌刊載，前後歷六年始殺青，於一九六六年一月結集出書，都三十萬言。其中談到廿一條的簽訂，其過程至為詳盡。而根據史料當時陸徵祥實已退居總統府外交最高顧問，因此身當其衝者原為外交總長孫寶琦與次長曹汝霖。然因孫寶琦在日置義公使面遞條約時，即大發議論，袁世凱斥為荒唐粗率，不足當此重任，乃「臨陣換將」發表陸徵祥接任外交總長。當中日雙方在外交大樓開議時，陸徵祥頗能以堅忍之精神、迂迴之戰略，逐條辯護，據理力爭。自二月二日正式開始談判，至四月二十六日，日本提出最後修正案止，歷時八十四天，正式會議二十五次，會外折衝不下二十餘次。四月底，談判完全陷入僵局，日本再次調動軍隊，向中國發出最後通牒。袁世凱缺乏談判籌碼，只能一面拖延，一面讓其秘書顧維鈞將條款內容對外披露，希望獲得國際輿論支持，以抵抗日方壓力。但當時歐戰正酣，友邦亦無法分心東顧，國際援助無望，內審國勢又無力捍衛主權，於是只得委曲求全。至五月九日，在日本提出最後通牒脅迫之下，袁世凱及北洋政府乃被迫接受了二十一條要求當中的大部分條款，史稱「五九國恥」。觀之，五月九日下午，在通牒到期前五小時，陸徵祥親送覆文至日本駐華公使館，五月廿五日，陸徵祥親筆簽署條約，在在都見於外交檔案以及新聞報導，委實也輪不上一個次長與外國簽約。難怪曹汝霖在回憶錄前言中埋怨「張冠李戴，謂廿一條由我簽字」，其忿忿不平可以想見。

　　二十一條簽字後，陸徵祥即坦言「我簽字即是簽了我的死案，三、五年後，一輩青年不明今日苦衷，只說陸徵祥簽了喪權失地的條約，我們要吃他的肉。」學者陳恭祿說：「就國際形勢而言，中日強弱懸殊，和、戰均不利中國，銜其輕重利害，決定大計，終乃迫而忍辱簽訂條約，何可厚非？」名報人王芸生也評價說：「綜觀二十一條交涉之始末經過，今以事後之明論之，中國方面可謂錯誤甚少。若袁世凱之果決，陸徵祥之磋磨，曹汝霖、陸宗輿之機變，蔡廷幹、顧維鈞等之活動，皆前此歷次對外交涉所少見者。」可說是持平之論。

　　學者胡志偉在談及此回憶錄說：「曹汝霖執筆寫這本回憶錄時已八四高齡，記憶力衰退，而且身處美國小城，搜羅中國近代史資料不易，筆端舛錯在所難免。另外全書最大的缺點是，所有人名幾乎全用表字而非名字。讀者諸君閱到仲和、叔魯、達銓、鄰葛、伯唐、慕韓等等，誰能明白是指章宗祥、王克敏、吳鼎昌、楊宇霆、汪大變、孫寶琦等大官呢？」因此我就這些字號盡其所能的註解出來，如顧少川（維鈞）、伍梯雲（朝樞）、伍秩庸（廷芳）、吳止欺（振麟）、周緝之（學熙）、李贊侯（思浩）、張季直（謇）、曾雲沛（毓雋）、章仲和（宗祥）、張堅白（鳴岐）、羅叔蘊（振玉）、鄭蘇戡（孝胥）、殷亦農（汝耕）、章行嚴（士釗）、陳雪暄（調元）、顏駿人（惠慶）、鄭士琦（汝成）、傅清節（良佐）、段香巖（芝貴）、王叔魯（克敏）、倪丹忱（嗣沖）、張岱杉（弧）、蔡耀堂（廷幹）、陳公俠（儀）、陳二庵（宧）等等成千上百的名號，一一註出，可免讀者翻檢之勞。另外有些段落非常長，不易閱讀，我也重新加以分段。

　　當曹汝霖在晚年的夕陽歲月裡，在異國他鄉，回想自己的一生，他留下的回憶，無疑就有了一種親證歷史、還原事情本來面目的樸素價值。當我們隨著他的娓娓道來，從正史看野史，再從野史反證正史，不能不因歷史的撲朔迷離而低首徘徊，悵歎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