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語言的連續性
我原來給自己訂的寫書計畫題目叫做《重建與演變—歷史語言學的理論與實踐》，我的目的是：一方面總結十九世紀西方歷史語言學的發展過程及其經驗教訓，另一方面檢討二十世紀比較法在中國的演練。改為今名，那是因為漢語史問題經緯萬端，提起一線不能不涉及相關的面，於是隨著日月的推展，卷帙越寫越多，成為現在的模樣。雖然涉及面很廣，但是主軸只有一個，那就是歷史語言學的天職：語言的連續性。
語言連續性是漢語史的未竟之業，其核心就是語音規律。關於這一點，我們只要看一下印歐語發展的足跡就可以獲取深刻的印象。十九世紀印歐語研究的結晶包括：梵語的顎音定律和魯奇規律（即捲舌化規律），希臘語的愛歐塔化運動和異化現象，拉丁語的絲音羅化規律，義大利語的邊音伊化，法語的巴曲定律，英語的元音大轉移，日耳曼語的伊音變和格林定律、羅特納定律、維爾納定律，以及跨越印度──伊朗語、斯拉夫語和日耳曼語的歐音阿化。這些語音規律刻劃了歷史語言學研究的里程，每個發現代表一次重大進展，見證歷史比較法的威力。如果把這些語音規律從歷史語言學的教程移除，那就像是一個人只剩軀殼而沒有靈魂，因為語音規律的建立是歷史語言學這門學科的科學成就。
從西方回看東方，經過一百年中西共襄盛舉的經營，漢語語音史到底有什麼可以稱述的語音定律？這一點，只要看一下漢語史研究奠基人前後兩次的談論就不難明白，這是他留給後人的未竟之業。1915年，高本漢在中國音韻學研究的緒論說：
中國語言學現在還不過剛在起頭的時候，這是必須承認的。在這一方面， 我願意對於這個新科學的建樹有所貢獻，我就想開始：
1.把中國古音擬測出來，作為現代漢語方言研究的起點，這一層是很有必要的；
2.把中國方言的語音做一個完全描寫的說明，做過這層之後然後可以；
3.用音韻學的研究指明現代方言是怎樣從古音演變出來的。
這個早年的宏願到了晚年仍然留下一大片空白。1954年，高本漢在做一生研究總結的時候說：
從上古漢語如何過渡到中古漢語，從中古漢語如何演變成現代漢語方言，我只是略微觸及而未做全面的描寫。
高本漢窮一生之力也沒有完成早年描繪的藍圖，用梅耶的話來說，那是因為高本漢所做是兩個歷史階段的擬測，未竟之業是語言的連續性。誠所謂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
從二十世紀中葉至今，七十年過去了，為什麼直到現在還遲遲未能見到漢語史的語言的連續性? 原因多端，要克服的障礙一言難盡。我認為最大的障礙來自幾個思想上的門檻，只要跨越這些門檻，語音規律自然浮現而語言的連續性也就變得不是那麼遙不可及。
第一，打破古代文獻的迷思。語言連續性的探求是要用比較法去重建共同來源，讓古代文獻發潛德之幽光，讓現代方言材料虎虎生風；所得結果既要能夠解釋文獻材料，也要能夠解釋現代方言。二十世紀學者在這方面的一個迷思是，文獻既然出自古代，它所代表的也一定比現代漢語方言還要古老。這樣簡單的道理誰都懂得，有必要說嗎? 迷思就在這裡。實際的情況是，古代文獻有保守之處，但是也有創新的地方；方言也同樣保守與創新兼具。比較法就是在這種語言發展不平衡的地方大有用武之地。如果簡單地假設古代的文獻一定比現代漢語方言保守，那不但無視於語言發展不平衡的事實，也是比較法學者自廢武功的行徑。
第二，建立現代方言的對應。漢語史重建發軔之時，印歐語重建已經完成，西方的語音變化條例尤其是條件音變唾手可得，也的確給漢語史學者不少啟發。但是，除了日耳曼語的伊音變等少數條例之外，其餘很少被用來探討漢語史的語音變化。如果問為什麼? 一個不假思索的答案就脫口而出，因為漢語是漢語，而印歐語不是漢語。其實，得不出漢語史的語音規律不在是否有現成的規律可以參考，而在於是否從漢語內部建立了足夠的方言對應關係。本來重建就是從方言的對應關係開始的，由近及遠一步步往上推求，重建工程竣工，演變規律自然浮現。作為單音節語言的代表，漢語有自身的語音變化特點，闡明其中的規律是漢語史學者最有趣的挑戰。
檢討漢語史研究的基本假設很早就已開始，但是早年的提法只是簡短的評論，還不足以作為科學研究的依據。從1960年代以來，漢語史學者開始認真的解析文獻材料，其中最值得矚目的是北大周祖謨教授所寫的關於〈切韻的性質及其音系基礎〉一文，這篇文章由高本漢的學生前諾貝爾獎委員會主席馬悅然教授譯成英文介紹給西方學者，在學界引發不同的迴響。個人的看法是：這篇論文考證紮實、敘述詳瞻，對歷史語言學的方法論而言，它代表新的、正確的基本假設的起點，有必要透過方言去加以深入理解。經過長期的反覆比較、求證，我終於證實了一個洞察：如同切韻一樣，現代漢語方言都是從前切韻來的，改變了長期以來切韻生出絕大多數方言的荒謬觀點。
1970年代，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成立中國語言學工作室的時候，一群年輕的中國語言學家聚在一起，開始認真檢討漢語史重建的方法論問題。他們質疑奠基人以文獻串聯為務的有效性，主張漢語史的重建應如印歐語的重建那樣，一個語系一個語系分別進行，比如首先把古閩語、古吳語、古客家話重建起來，然後在其上建立共同漢語。他們的學說被學界稱之為普林斯頓學派。就方法學而言，普林斯頓學派悉依方言重建，不免矯枉過正。文獻固非聖旨，亦非金科玉律，但是它畢竟是古代某一種語音狀態的反映；全然漠視文獻，歷史比較法所得結果必然缺乏時間深度。我們要提醒自己的是，不要完全被文獻所蒙蔽，也不要輕易否定文獻材料的價值。此外，不管途徑如何不同，二十世紀漢語史研究的一個共同傾向是無視於漢語方言發展史的歷史人文活動: 移民運動與文教推廣。如果把歷史人文活動納入，那麼漢語語音發展史研究就不僅限於探討邏輯過程，同時也照顧了歷史過程。
總結言之，漢語史奠基人早年說他的工作只是剛剛起頭，但是他的許多粉絲誤以為登峰造極，無以復加，從而比較法可以束之高閣，方言演變的問題也可以置若罔聞。走筆至此，我不禁想到國際語音學會前會長歐哈勒對生成音系學派的評論，他說那個音系理論對語音行為缺乏解釋的能力，只不過是一種描寫的設計，但是追隨者不明白描寫分類並不同於解釋，以為規律描寫就是解釋──這種情況哪能叫做科學，全然是politics。我們一旦了解漢語方言還有多少問題沒有解決，就不難知道漢語史研究長路漫漫，任重道遠，充滿刺激和挑戰。
是為序！
張光宇 寫於
清華大學語言研究所
201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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